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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者庆祝建国60周年征文:五张北京地图]建国60周年征文

    时间:2020-02-13 07:40:52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闲暇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去处就是潘家园市场,那里的旧书摊几乎每次都能带给我惊喜。逢有至友到蜗居侃山,品茗之余,总会拿出收藏的几幅北京老地图显摆。于是,接下来自然是引得大家伙的眼球全聚焦在大小不一的地图之中,寻觅着过去的住处,慨叹着北京的巨变。

     一、前清老地图渗透出的旧京画卷

      按年头计算,手边最久远的一幅北京老地图出自前清时代,上面实实在在标注的只有现在二环路以内的地界。虽然没有行政区的划分,但在这张老地图上,北京的四九城却是细致得令人不无慨叹。“大圈圈、小圈圈,里面套着个皇圈圈,中间包着个紫圈圈”,这就是自打600多年前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迁都北上几百年都没有改变过的北京城区格局。
      因为着重表现的就是北京城区,因此南至外城北至内城以外的部分在这幅地图上是一点也找不到,一条代表着城垣和城楼的绿色线条与另一条代表着城壕的棕色线条相衬着构成了地图东南西北的终端。尽管帽子城的轮廓清晰地印在地图上,但在清代人眼里,只有大城的九门以里才是真正的北京城,而晚于大城100多年修筑的外罗城之内则已经被老北京们称之为“城外”。宽厚方正的紫禁城标线,清晰完整的皇城界端,横平竖直的内城街道,红绿相间的大小“圈圈”,再加上色如碧水的前后三海与条条环城水道和朱红色的宫殿标识……以现代人的角度看,这张前清老北京地图更似一幅色彩鲜明的历史古画,展开的画卷中,扑面而来的是古朴、素雅;
    从粗细线条里,渗透出令人回味的旧京风情。
      相对于久居北京的明代工匠后裔与清代八旗子孙来说,我家属于外来人口,前清的时候北京城里还没有我家长辈的一席之地。不过,也正是由于似我父辈般的大量外来人口尚未进入京城,那时的北京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和人口繁衍,但却并没有人满为患,也没有因需要改善居住环境而起楼建厦。因此,那时候的北京,紫禁城中的太和殿依旧如同500多年前修建时的初衷一样,是都城中最高大最雄伟的地标性建筑。可以想象,那时候,无论站在北京的哪个方位,都可以毫无遮拦地远眺到这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那情形肯定如同今天站在雅典的任何一隅就可以看到已经衰败的卫城一样。
      然而,中国人不是希腊人。大概是地理位置离得太远了,因此中国人的想法也特别缺乏希腊味。这种地域与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后裔若干年后对待城市建设的态度也迥然有别———希腊人忠实捍卫了雅典卫城的至尊地位,因此2000多年来卫城还一直是雅典中的“顶端城市”。而中国人则在1907年宽容大度地允许法国人在长安街盖起了第一座商业性洋楼北京饭店,从此紫禁城中太和殿的至高位置一落千丈。

    二、新中国第一张地图记录的四合院风情

      与前清的老地图相比,手中的第二张北京地图要晚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的时光可以让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驱散了军阀混战的烟霾,赶走了日本入侵者的幽影,迎来一片洒满朝阳的新天地。因此,这第二张地图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绘制的第一张北京地图,它标志着20世纪的北京在前50年的渐变,也预示着50年后北京城的地覆天翻。
      在这张地图上,帽子城形态依然是北京城区的主体,但是内城东、西、北三墙之外两里之处亦都被标注在地图上。与前清老地图大为不同的是,这张地图已经全然失去了画卷的风格,深深浅浅的绿色和淡粉、明黄成为不同区域划分的标志。那时候,北京还没有最早的城四区之说,整个内城加外城共划分成“内七外八”15个行政区,其中内城东部为单数区域,西部为双数区域,但不知何故,一直位于内城之中的皇城却被划为内六区。
      从地图上看,虽则50年过去皇城里的街巷依旧没多大改变,但实际上,与前清时代的最大不同是,此时的皇城内已经住进了不少寻常百姓人家。于是,在皇城东北的一片黄色区域中,我很容易地找到了自己学会走路就踏踩过无数次的那条老街———黄化门街。据史料所载,明清时,在景山后面路东有一座黄瓦门,入内即是皇宫的主要后勤机构所在地,位于街两旁的织染局、帘子库、司礼监都是皇家细软收藏之所,而街南面的吉安所则是当年宫中嫔妃停灵的地方。黄瓦门的名字叫了几百年,大约到了清朝光绪时候走了音被称为黄化门,这条街也被叫做大黄化门街。1947年,已经没有了黄瓦门遗痕的这条百米皇城内街被正式定名为黄化门街,从此这名称就一直沿用下来。
      我家是从父辈起才开始落户北京的,时间大约是新中国礼炮鸣响的前一年。听母亲后来讲,当时我父母带着两个大些的哥哥从东北南下,原本是要回到父亲原先教书的复旦大学就职,但就在转道北平之时,因为平津战役的爆发耽误下来。当时父亲的一个挚友把自己位于黄化门大街内锥把胡同的一座宅院借他暂居,而父母亲也因为心里惦着要细细游览一番这座三朝古都,遂决定过完寒假再继续南下。但是后来,随着北京的和平解放,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先是父亲另一位任大学校长的好友力挽他留在北京任教,继而是已经统领大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首脑机关迁往北京。当时已经年过不惑的父亲居然仅仅因为“这里离毛主席更近”这个近乎天真的理由而欣然辞去了复旦大学的要职,从此一家人在北京久居下来。就在这座50年前还壁垒森严的皇城里,我的第三个哥哥及我和小弟相继落生,四合院、胡同及尚未完全遗失的淳朴北京风情伴我步入了人生的第一段旅程。
      从历史上看,除了那些宫役后代,皇城内入住百姓的时间并不很长,因此我的父辈算得上是第一代入住皇城的寻常百姓。直到北京解放,整个黄化门地区的大小院落也不足百个,居民大约有七八百户。我家所住的锥把胡同是黄化门街内一条极具特色的胡同,由于南宽北窄很像过去纳鞋用的锥子把,遂被以象形冠名为锥把胡同。实际上,从“锥把”的北端向西一直与帘子库相连这一段也都属于这条胡同,而在真正的长长“锥把”中,只在路西有两座院子,其静谧为邻近几条胡同之冠。
      多少年之后我才晓得,曾经的家当属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设在院子东南角的蛮子门,20多平方的高台阶大门廊,灰砖青瓦的房子下面都有相当高的一层地基,倒座房对面与东西厢房的南山墙平行处建有一道一米六七高的院墙,上面用瓦片和碎砖拼成好看的镌空图案,当中开有装饰考究的月洞门。进入月洞门就是四合院的核心部分,三开间正房前面的廊子有两三米深,廊下红漆抱柱足有大海碗口粗,廊前虚檐雕花描金,廊壁绘制五彩山水,一望而知房子最早的主人应当是个品位不俗的儒雅之士。正房两侧,另有两个配有彩绘木门的小跨院,东院里仅有一间耳房,而西院里则是两间与正房相通的大卧室,院里有独立的西式卫生间,还有两间面积不小的厨房。最早的时候,是我家独住这院子,解放后,因为房子的主人下落不明,我父亲便把这院子交给房管局托管,让出了许多空闲的房子,自家后来只占据了西跨院和外面的一间正房。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规规整整的四合院多如牛毛,因此身居其中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住在北京经典房舍中的那种骄傲。但是地理条件的便利,使我的童年时代刻满了在皇圈圈内生活和在皇家园林嬉戏的烙印。那时候,孩子们进景山不花分文,因此可以一天三趟地往那里跑,少年宫、图书馆、游戏场、山丘、五峰亭、大槐树以及逢周末必演的露天电影,当年对住在咫尺之遥孩子们的吸引决不啻于今天的网吧和电脑游戏。再稍远一点,北海及故宫都是经常光顾之地,那时夏天里因为怕毒日头,居然有过“奢侈”得到神武门洞里跳皮筋的经历。要说遗憾当然也有,没有见过地安门便是一例,这座皇城北门是前清时代皇城与内城相邻的六座城门中最后消逝的一个,它被拆掉时是我刚刚出生那年。
      值得庆幸的是,地安门的拆除并没有影响到住在四合院里的人们,因为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在院子里前接小屋后破门,有点地方就搭小厨房的情形在北京城并不普遍,像我家住的那个四合院,虽然里面也有六七户人家,但仅是在房檐下放置个小炉子煮饭,其余厨具都一概收入自家屋内。方砖路、花池子、大枣树和林阴下的家家门前的矮脚小饭桌构成了四合院中多少年不变的齐整与和谐。
      四合院根本性的变化始于1966年之后,随着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荡,先是倒座房前漂亮的花墙被拆除。紧接着,以我家为首的两户住房宽裕人家被勒令腾房,院子里住户与人口顿时大增。随着打隔墙、开门等等一系列土木工程,四合院正在渐渐向大杂院蜕变。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歧视与嘈杂,1967年初冬,我家搬离住了近20年的锥把胡同。印象中,当时的院落、胡同与黄化门街虽有杂乱迹象,但从根本上却无很大改变。
      再次走进锥把胡同是在38年之后,而眼见的景象却令人慨叹。那日,我心血来潮拉着先生一起去探访皇城里的旧居,没想到,走来走去却找不到锥把胡同的南口。后来,还是问了两三次,大着胆子推开楼脚下的一扇栅门,进去方在布满电线的红砖墙上见到锥把胡同的标志,但此刻的红牌牌上却有着醒目的“不通行”三个大字。带着诧异往里走,才发现由于后面的河北省办事处圈地盘,这条有古老特色胡同已经被断成两截。因为不用再顾忌通行之需,胡同的北半端和靠东一面墙下各家占地为营的小窝棚已经连成一片,仅留有一条细细的夹道惨淡地吸吮着越过栅门射来的一线阳光。及至走进当年的四合院,居然如同进了焦庄户的地道,家家户户圈地私建的小房子早已把先前偌大一个院子变得破败压抑。童年时熟悉的一切全都不复存在,唯有那株皮裂枝秃的老枣树能唤起记忆深处许多欢乐或伤悲的往事。
      从院里出来的时候,先前住在门房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已经认不出38年前从这院里搬走的小姑娘,他把我们当成来寻访四合院的旅游者,指着漆皮剥落的木门兴致勃勃地介绍:“当年这院子可气派了,房脊上都是雕花砖饰,大门上全是一水的黄铜饰件,抱石鼓门墩那叫精细……”说到这里,老人用手指摸索着缺了门环、兽钹和包叶的破旧木门不无遗憾地摇着头:“现在全没了,你们看不到了,当年呀,这院子在黄化门街都数得着。”望着眼前贫民窟一般的破败四合院,我无法强迫自己听完他令人心酸的絮叨,默默地推开了那扇象征着胡同入口的栅门。门外,几辆三轮车停在路边,操着外地口音的三轮车夫正口若悬河地扯着这胡同曾经的与众不同,引得坐在车上的老外个个张大眼睛透过栅门的缝隙向里张望。
      和那张1950年的老地图一样,我的出生地锥把胡同已经变得令人陌生。

    三、带有“秘密”徽记的地图抹不去“10 年”烙印

      从1950年算起,当悠悠岁月又度过16年之后,一场令中国人多少年之后深感懊悔的“大革命”在华夏大地爆发了。这场“革命”整整持续了10年,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家庭陷入动荡与变迁。
      或许,时光的流逝会使人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但是对于一座古城来说,因为政治运动而造成的物质性破坏却终究难以恢复原样。在我手中,一幅1976年的北京市地图真实地记录下在失去理智的年代里,北京由于政治风暴的侵袭而发生的地域性变化。
      这是一本上面标注“秘密”的北京市地图册,出版时间是1976年12月。虽然已经有正式文件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和前10年间所有的出版物一样,地图册的扉页上依旧是红色大号字的毛主席语录,所选的两条都与备战相关。这份地图犹如北京的一个平面模型,不仅清晰勾勒出北京的地势与水系,而且最大化地标明了城区郊县所属的胡同村庄。和先前与后来的地图相比,这份北京地图的最大特色在于已经完全没有了帽子城遗痕,一大片表示市区的橙红色正在不管不顾地自由发展。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比起刚解放时候的北京,26年中市区几乎扩展了一倍———北面最远处到了马甸,西边到了万寿路,东边直达十里堡,南面也冲出外城到了木樨园一带。此时,虽然从市区所辖地域已经隐约看到现在三环路的雏形,却绝对找不到现代人熟悉的重现帽子城影像的二环路。只有静下心来,才能从城北、城东与城南的狭窄护城河道搜寻到一点点古老京城的遗痕。
      就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我家搬迁两次,正是这两次迁居,使我加深了对北京的理解,亲身感受到发展中北京的第一个里程碑式变化。
      第一次搬家的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于母亲用皇城里面积较大的房子辗转换了西直门内两间小东屋的良苦用心还不能十分理解。但是,这次搬家使我们拥有了一个大得让人不敢相信的院子,于是乎,在每日养鸡收蛋和春播秋种的快乐中,我们渐渐习惯了没有厨房、卫生间和上下水的生活,日复一日地与内城边边儿的劳苦大众缩短着距离。
      我家新迁的院子是西直门一带有名的羊奶场,原来也属私产。“文化大革命”时羊奶场黄了,房子也被公家收走,但旧日主人一家还占着三间正房。这院子大得令人惊喜,除了三间正房和两间厢房外,院子里前前后后的地方足有小一千平方米。有人算计过,仅前院盖上十来间房子还宽宽绰绰,要是算上后院,少说也能再起十七八间大北房。所幸的是,当时的房管局没这笔盖房资金,因此院子就一直空落下来,直到几年后拆迁,这院里还是只有两户人家。
      后来才知道,母亲当初以大换小搬过来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院子的旧主人是父亲的东北老乡,而且同样在“文革”中挨过点小批斗,不会像那些整天红箍不离臂的积极分子一般没事找事,因此日子过得能相对平静些;
    二是这院子大,除了门前的一架大葡萄和两株枣树外,还可以养鸡种菜。如此一来可以节省些过日子的开销,二来也可以保证孩子们的营养。那时候,父亲已经含冤去世,家里失去经济来源,病病殃殃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主要靠着在部队工作的姨家救济,因此能省上一分一毛对我们都有很大意义。
      接下来的日子果然如母亲所料,同院的东北大娘不仅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肠儿,而且爱说爱笑还总喜欢与母亲叙旧拉家常。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大娘每晚吃完饭必拿点针线活到我家坐上一两个钟点,对此她自嘲地称之为“上班”。正是因为有这位大娘的陪伴,那几年饱受心理创伤的母亲才平添了许多快乐。自从搬进之后,院子南端的一大片地就为我家所用,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种瓜种豆,还种了许多玉米和向日葵,旮旯的一块搭成鸡舍,最多的时候曾经养过20多只鸡。正是因为住进了城根下的这个大院子,那些年,我家的饭桌上才能平日有蛋,年节有鸡,偶有客人来访也可以拿出点当时很稀罕的瓜子招待人家。
      住在城根儿的几年对于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即在闲暇时同街坊的孩子们一起到城墙上去玩,这使我有幸成为登上北京老城墙的最后一代。登城墙通常是在夏日三伏天,因为城墙上面风大又有着垛口的荫翳,因此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只靠一把大蒲扇驱暑的岁月里,那里就成了胡同里半大男孩子们最理想的纳凉地点。可怜的是,那时候左邻右舍几个院子里只有我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所以我也就经常自然而然地跟在一群男小子后面登城墙。登城墙先要走到西直门城楼的南边,然后从马道上一鼓作气跑到城墙顶上,因为这种马道斜度比较大,一步步走上去反而比跑要费劲儿得多。别看城墙高六七米,但实际上并不可怕,墙上的“路”远比顺城街里的细小胡同显得宽敞,一米多高的女儿墙也完全可以保障安全。登上城墙,男孩子们通常会玩一些弹球、拍三角或者跳小绳的老游戏,我大多数时间都是抱着一本小说倚墙而坐,而后一读几个小时方才解气。间或,书读完了便和那些玩烦了的男孩子一起,居高临下从城墙上指指点点寻找各家的院落,窥视着院子里那些晃来晃去的熟悉身影……
      可惜的是,没过多久,北京城的大喇叭里到处响起“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垒城墙的明代老砖成了人们修防空洞的最好材料。于是大队人马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对着老城墙挥锹抡镐,我们一天天眼见着一段段高大的城墙被夷为平地。又过了些日子,西直门城楼也遭拆除,而且在拆箭楼的过程中发现了元代的老瓮城。记得那些日子,胡同里的老老小小吃了晚饭都要相约着去西直门转转,嘴边挂着的也都是关于老瓮城是留是拆的小道消息。遗憾的是,多少人的呼叫也没能留下具有相当价值的两代西直门老城楼。大约是在1969年春天,北京西边的老城墙都被夷为平地,只留下“城里”“城外”这样的词还挂在老街坊们的嘴上。
      但是,拆除了城墙并不意味着平静。没过多少日子,推土机、大吊车轰轰隆隆地占据了原来老城墙的领地,各式建筑器材在胡同周围堆得满满当当,北京开始沿着内城老城墙的旧址修地铁了。与近在咫尺的地铁工地相伴了三年。1972年冬天,为了给地铁的车公庄站腾地方,我家在拆迁中又一次搬家———这次是从平房中搬到了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六层楼,虽然没有暖气和煤气更没有电梯,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北京,那已经是比简易楼好得多的真正单元楼房了。
      从“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北京似乎是在顺其自然中缓慢地发展。低矮的火柴盒式楼房、破旧的平房和满大街随眼可见的违章建筑,以及1976年夏天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地震棚成为这一时期的城市特征。而从当时的北京地图上,亦能看出在那个年代北京城区的又一特色———城中村的存在。
      翻开这本泛黄的地图册,一块块标志着农村的青灰色夹杂在橙红色的城区之间,数不清的庄、村、乡、营、居、沟、坑、坟等等带有浓郁乡土特色的地名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城中心区的版图上。虽然,1976年版的北京地图早已完全褪尽画卷色彩,但这份老地图却不失为北京发展进程中城市吞并农村的历史写真。

    四、“90”后的地图昭示着眼皮子下的翻天覆地变化

      经历了10年动乱之后,北京的决策者开始静心思索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随即,前三门在建的高层住宅楼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时离不开的主题。如同当年人们潮涌般去看西直门城楼子的元代瓮城一样,闲暇的时候逛前三门看高楼成为北京人走向时尚的一个生活内容。“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北京市规划的第一个新型社区———劲松小区初步落成,我家成为搬到这里的第一批居民。
      劲松的前身是老北京外城东面的一片村庄,虽然社区里街宽路净设施齐备,但最初搬过去时交通并不方便。那时候,且不说东三环路没有一点踪影,就连往西通往光明楼的大桥也没修好,出行的人们不得不走上很远的一段路才能搭上公共汽车,时值上大学的我从那根架在护城河上的工字形铸铁临时通道上不知走过多少遍。
      然而,交通的不便远远抵不上人们对于居住舒适的向往,劲松那些宽敞通透又带有双气的新楼房对于多少年住在缺厨少厕平房里的北京人家太有吸引力了,何况邻街那些带电梯的高层住宅造型远比前三门的老高层要漂亮得多。于是,没等社区通车,劲松的入住率已经不低,再加上城东南是北京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从津冀方向过来的小生意人大都在南边尚未拆迁的村庄里租房扎寨,没多少日子,劲松就变得沸腾起来。那时候,这个最新潮的新型居住社区与最杂乱的旧日乡村部落构成了北京东南角最典型的城乡接合交汇点。每到周日,自发形成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更是吸引着北京城里酷爱淘宝与看热闹的各色人群。
      在劲松小区一住数年,不留情的岁月驱赶着一拨拨少男少女进入了谈婚论嫁年代,家里的人口开始成倍增长,以往曾经为之兴奋的宽敞房间变得窄小紧巴。那几年,我曾为了自己的小家不得不在离劲松不远的一个老乡家租房住了一段时间。待到住进单位分的福利房又是几年以后,这一次,我从已经初具规模的东三环内搬到了尚未竣工的北三环边,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总高20层的“高楼大厦”。
      毕竟年代跨越了一轮生肖,无论从造型上还是质量上,我家搬进的高层比以前曾羡慕过的前三门和劲松的高层住宅楼都要强许多,房间透亮厨卫适用自不必说,单是那宽敞的楼道就足可以摆下几桌酒席,即使刮风下雨,孩子们也不乏玩耍娱乐的地方。更让人欢喜的是,从我家的阳台南望,不但可将高大威武的德胜门箭楼尽收眼底,而且能够指点钟鼓二楼,眺望北海白塔,历数景山五亭。在节日的夜晚,楼里的邻居们喜欢带着望远镜结伴登上楼顶,从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中,欣赏着天安门与人民大会堂的轮廓,辨识着东部的国贸大厦与西部的高高电视塔……
      就在这幢高高的楼上,我们看着原来的泥泞小道“长成”为宽阔的笔挺马路;
    目睹了北三环北太平庄桥的诞生与通往京昌高速路匝桥的腾空问世;
    看着眼前的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直至最后视线被一幢比一幢高的现代化大厦阻断。从此站在阳台上见不到北海的白塔、景山的五亭和近在咫尺的德胜门,只望见阳光下一片闪烁着倒影的五彩大厦。
      从劲松小区的建成到北三环路边高楼大厦的林立,22年的时间,北京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20世纪末,再翻看北京的版图已经令人顿生感慨。在我手头有两份20 世纪90年代的北京地图,前一份,三环路未全部完工,四环路也不过是用规划待建的点线给予标识。那时候,亚运村就算是北京城最北部的城区,虽然有着“91”亚运会带来的一点商气,但也不无静寂与冷清。我过去工作的报社位于北二环路边上,曾经就以这里太远为由拒绝迁址,结果没过几年一干人便都后悔不已。
      相比起来,手里的另一份90年代末的北京地图较前者变化之大令人慨叹,仅仅相距不过七八年的时间,随着三环路的全线贯通、四环路的部分通车和五环路的整体规划,北京已经拓展了一圈一圈又一圈。昔日的帽子城在这块版图上成为一块极富特色的标志线,城区的范围涵盖了东至定福庄、西至苹果园、南至新发地、北至规划中的五环路这样一个方圆约百公里的硕大面积。比之50年前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接手的那个方圆只有26公里的明清古都城,北京正以翻两番的宏伟规划向外发展。

    五、21世纪的地图中蕴藏着全世界的焦点

      21世纪之初的北京,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讲注定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2001年7月13日,随着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声宣告,北京成为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那一刻,北京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那一夜,北京灯火长明欢声雷动。那天之后,北京的发展之快为世界瞩目,用“日新月异”这样的成语似乎都不能完全概括这座令我熟悉又常常令我陌生的城市。
      就在那个令无数北京人记忆犹新的7月13日之后不久,我家在城北奥运村地区买下自己的新宅。那年月,新家所在地的名称还叫白庙村,是属于朝阳区洼里乡的一个村子,在当时的北京市城区地图上仅仅是邻近北边沿的一个小小记号。而且我相信,若不是当时的地图上要标出已经规划的五环路,白庙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根本就不会出现在2001年的北京市地图上。
      但是,自从2001年7月13日起,白庙村的名气就变得响亮起来,它和洼里乡其他一些幸运的村落一样,成为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建设的预留地。随后,这里有了一个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新名字———北京奥运村。
      2002年深秋,我家迁居,成为入住奥运村地区的最早一批市民。从搬到新家的那天起,我们就日复一日地注视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目睹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奥运村、森林公园等一处处新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的诞生。时至今日,每每和朋友聊天回忆起当年吊车林立的壮观与建筑工地的灯火,以及出差几天就认不得自家门口道路模样的趣事,感慨、叹服、骄傲与自豪依旧会从心中油然生起。
      六年时间,拓宽的道路、时尚的建筑,加之绿树成阴、花开四季,我家附近的容貌已经堪与当年出国旅游时最羡慕的德国风情小城媲美。如今,这片集现代科技成果与自然风光为一体的新城区不仅成为北京发展与建筑的一个新里程碑,而且成为最受世人瞩目的城市体育风光胜地。
      白庙村已经成为一页翻过的历史,白庙村的名字也仅仅在2007年的北京市地图上最后一次闪现。随着2008年的到来,“村儿”与“村”的概念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转换———那块白底蓝字的“白庙村”标牌儿已被彻底拔去,取而代之的,是“奥运村”三个红色的大字在阳光下和月夜中闪闪发光。
      住在奥运村地区,与那片真正意义上的奥运村为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番难忘的经历。这一年8月,随着各国运动员的入住,从奥运村的排排楼房里伸展出五彩缤纷的各国旗帜。那阵子,走出小区最为常见常闻的是各种肤色的人流和各种语言的对话,就连小区里平日门庭冷落的超市也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穿着不同服饰的各国志愿者。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倚在自家的窗台前就能看到从鸟巢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燃放的五彩焰火;
    只要有网球、曲棍球等项比赛,走出家门就能听到一浪压过一浪的加油呐喊……在家门口相遇奥运会的感觉确实妙不可言,我相信,这辈子也就能赶上一回。
      随着奥运会的开幕,北京的地图又出现了变化。那天出门买了一份2008年8月新发行的北京城市地图,陡然发现这座都市中心区的东部已涵盖到通州,西部到了石景山区的金顶街,南部则一直延伸到大兴的小白楼,北部更为当仁不让地把昌平的回龙观和天通苑两大社区统统归为城市一隅。正是由于北京城的飞速发展,我家所住的奥运村地区成为新北京城市地图中一块最大的绿色亮点。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张和老地图同样大小的新版图中,不仅我家门口的条条街道被清晰标出,就连我们住的小区也赫然跃入图中……
      看着这张代表着一个都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新画卷,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对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怀有深深感情的一个北京市民,还有什么比身临其境目睹着北京在发展中跻身为世界最著名都市之列更为欢愉的事情呢?从这张最新的北京城市地图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交通四通八达与地铁的快速增长,不但使得通州、房山、昌平、大兴这些曾经的远郊区现在都成了北京人乐于接受的新居住地,甚至连出了北京地界的燕郊、涿州也变得和北京城亲近起来;
    一条高速铁路愣是把100多公里外的天津卫变成了北京的东跨院,坐上城际快车,用不了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到天津食品街大快朵颐……
      
      地图无语。但是倘若将数十幅带有年轮印痕的老地图与五彩斑斓的新地图摆在一起的时候,无数历史与现实的故事又会透过那些或者泛黄或者发亮的图像抑制不住地倾泻出来。居所无常。但是如果把一生中住过的居所用记忆牵串起来,借助这片短暂固定的小天地也会挖掘到人类最自然的渴望。
      时间穿梭于地图与居所之间,于是令我们感悟到变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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