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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

    时间:2023-04-07 17:05:06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孙久文,王 邹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瞄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5 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了16 个战略,其中与区域发展直接相关的就占4 个。可以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空间路径就是各区域的高质量发展。面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区域发展需要在理论层面刷新认知、革新方法,在实践层面厘清重点、系统突破。未来,空间分野的深度矛盾将愈发制约全域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我们开辟新思路,提出新举措,强化弱项,发扬优势,以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带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理论以揭示现代经济社会演进的空间规律为使命应运而生。作为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空间载体,各区域单元也是评判和展现国家综合发展状况的基本主体。

    (一)区域面貌集中体现了社会现代化水平

    区域经济理论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既关注单个区域的成长历程,也关心多个区域的交流关系。从研究视角来看,区域科学重视地区内纵向的变化和地区间横向的比较,涉及自然环境、产业布局、人口分布、制度构建等方方面面,这与现代化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和动态性不谋而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高度繁荣的总体局面,必然是实践上不断总结调整、认识上不断更新进步的长期过程。若将国家视为由不同尺度区域有机组合成的一个大的区域,则能够借助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刻画这一复杂空间系统的动态嬗变。

    在现代城市雏形的推动下,德国经济学家杜能于19世纪20年代创立的农业区位论,引发了关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空间选址原则的讨论。同时期,马克思开创性地把空间属性视为商品使用价值必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位置改变了,从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因为这个使用价值的位置改变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加了”[1](P444-445)。马克思的论述把商品生产与空间位移联系了起来,空间实质上不再是游离于社会生产的独立存在,而是被赋予了经济属性[2]。据此,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来分析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例如,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论述,有助于在新发展格局下加快完善现代市场秩序,加速提升要素有效配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等市场参与者,嵌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闭环系统,与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和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达成一致:四个环节贯穿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里,串联起微观主体和中观产业;
    各环节最终统一于宏观空间,包括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的市场(图1)。

    图1 空间视角下的“四环节”“双循环”与“三维度”

    各个尺度下区域面貌的综合发展态势,是有力判断是否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象佐证。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达成,我国板块、城乡、省市等区域的人民生活和治理能力均在纵向上取得了极大改善,也需要注意在横向上存在不可忽视的分化态势。

    (二)区域环境深刻塑造了经济体发展韧性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新的动荡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加强调风险防范和发展安全。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全球局势波诡云谲,单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全球化浪潮等不良浪潮卷土重来,叠加当下蔓延世界的公共卫生危机,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韧性。从前我们关心如何“跑得快”,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的不稳定性和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当下应回答好怎么“走得远”“走得稳”的问题。

    经济韧性这一概念由Reggiani 等学者首次从生态学领域引入经济学中,衡量的是经济体抵御负向冲击,恢复甚至突破原有发展状态的能力[3]。从经济韧性的视角去评判一个地区的综合面貌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的当下愈发成为热点话题。在超预期的疫情冲击下,面对国内需求萎缩和国际贸易锐减双重压力,我国在2020 年守住了正增长底线;
    四大板块2021 年GDP 增速呈现“V 字型”回升,不同经济体量的地区皆表现出强劲恢复态势,东部地区经济总量突破60 万亿元大关,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速超过13%(图2)。这充分展现了各区域厚实的发展基础和强大的经济韧性,各大区域的底盘稳固保障了我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图2 四大板块名义GDP及名义GDP增速(2019—2021年)

    我国强大的经济韧性来源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以及多层次的自然地理和区域经济环境。据此,完全可以利用丰富的地区梯度差,根据区域分工安排对冲风险冲击,平滑转型路径。例如,曾用于解释东亚各经济体实现赶超发展的国家间“雁阵模型”,完全能够在中国国内完成接续[4]——中、西部地区按照比较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吸纳农业转出人口;
    东部地区完成“腾笼换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其间,既保证了各类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的高效布局,又能够尽量避免结构急剧转型留下的后遗症。

    (三)区域实力高度决定了国家发展潜力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格局的持续优化。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克服只追求国家经济总量的单一提升,忽视国内地区的结构差异的不良倾向。从西方部分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仅关心总量增长和主要利益群体,将全国视为各个区域单元的机械加总,势必会加速共同意识的分崩离析,最终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潜力。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曾经的增量时代一去不返,开启了存量优化和增量挖掘并存的新局面,需要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从区域发展不平衡到空间优化,从分配失衡向共同富裕的转变。

    根据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区域在现代化征程中将经历幼年、年轻、成熟、老年四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面临的突出矛盾不尽相同:幼年区域尚未越过现代化门槛,综合发展水平偏低,以“穷”为主要表现的落后病突出;
    年轻区域处于现代化的起飞期,增长势头强劲,不存在典型病症;
    成熟区域接近现代化的上限阈值,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以“堵”为主要表现的膨胀病凸显;
    老年区域是在现代化浪潮中丧失竞争优势的区域,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以“老”为主要表现的萧条病最为典型[5-6]。因此,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随着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方面,传统优势地区将继续引领全国发展,但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约束下,其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可推广将成为一大难题;
    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的短板效应将更加突出,但若转型或挖掘得当,在后发优势下其又会具备更高的跃迁潜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取得历史性跨越,国内生产总值(GDP)从53.9 万亿元增长至114.4 万亿元,占全球体量的18.5%,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GDP从39 800 元增长到81 000 元。从空间动力上溯源,这背后可归因于城镇化的深度推进、城市土地禀赋的进一步释放、优质要素在地域间的优化配置、区域增长极集聚效应的加速迸发等方面。随着传统动能优势达到顶点,未来如何打破一些不合时宜的路径依赖,发掘新的区域发展模式,是亟待思考的关键命题。

    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其中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相对照地,针对区域发展理论设计,中国既不是教条式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完全照搬西化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动态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当下,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参照,改进思路,解放思想,以一套科学的理论系统和可行的方法路径指导区域发展。

    (一)比较优势,因地制宜

    区域分工和产业协同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指出“分工既包括部门、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分工,也包括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7](P392)。要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基于主体功能区推动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突破现有地方行政边界,以“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视野,在可持续原则下充分利用好各区位价值。2011 年6 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明确了“优化结构、保护自然、集约开发、协调开发、陆海统筹”五大国土空间开发原则,并划分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四类国土空间。“十四五”规划又将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纳入统一框架,进一步从优势禀赋的角度细化某片区域的开发定位。从各区比较优势来看,城市化地区的基本功能是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目前,我国共划定了19个城市群,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部皆有分布,初步形成了“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表1)。农产品主产区基本功能是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任务是保护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主要范围在东北、中部的平原地区,也覆盖了西部的河谷及绿洲地区。生态功能区的基本定位是环境治理与综合保护,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分布范围较为广泛,重点包括一些生态环境基础本就薄弱的区域。

    表1 中国19个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和战略定位

    续表1

    (二)共同富裕,以人为本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始终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当前,制约共同富裕的主要空间因素在于城乡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把“三农”问题摆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重点部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重大方略,改革向纵深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以重塑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城乡现代化为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振兴,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畅想而奋斗。自2013 年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央迅速搭建起一套脱贫攻坚工作机制。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党和人民创造出又一个全球攻克贫困史上的奇迹。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高速增长,2021年分别达到47 412元和18 931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势头更快,按泰尔指数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十年间保持平稳收窄(图3)。

    图3 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泰尔指数(1978—2021年)

    在夯实既往基础和拓宽政策空间过程中,国家农村发展战略提升至乡村振兴的站位高度。乡村振兴战略在历史逻辑上实现了接续升华,是在充分吸收前代中国共产党人农村发展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共同富裕和“三农”现代化理念而形成的新农村发展战略思想;
    在发展维度上实现了广域协调,不仅是单纯割裂地看待各个增量的进步,而且强调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
    在城乡视角上实现了有机统一,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并不是个矛盾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共同推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

    (三)区域协调,系统观念

    以系统观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面临着起步阶段和禀赋迥异的地区差异,且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区域的改革演变随着关联效应、知识溢出等渠道,其影响往往会放大到整个空间,需要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指导实践、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主要遵循“分散布局,平衡发展”,内地工业得到了极大支持,欠发达地区打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良好基础。改革开放后确立了“重点突破,效率优先”的原则,资源开始向东部沿海倾斜,集中力量培育区域增长极的策略,极大拉动了全国经济腾飞,同时区域差距也在客观拉大。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综合谋划,协调发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应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力争实现社会全局的福利最优。“区域协调发展”这一价值取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提升至统领性的区域发展战略地位,正是深刻呼应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017 年,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三大目标公布——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都与民生大计息息相关,这反映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2019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再次强调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新型城镇化战略纳入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中,连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一并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导向下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引。

    (四)创新驱动,内生增长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党的十八大至今,国际国内的大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创新成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创新的性质和范畴也在发生改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各类型、各级别的区域创新平台的队伍数量、空间范围和经济体量都显著扩张,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高新区)发挥了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先锋作用。国家高新区是设立在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地区的国家级科技工业园区,常又被称为“创新特区”。国家高新区主要依托智力型生产要素,借助开放环境和优惠政策吸引内外优质资源,将科学技术创新转换为现实生产力。

    国家高新区紧紧围绕“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一宗旨,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核心,在支撑经济发展、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成功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8]。目前,以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成为国家高新区的重点支柱型产业。2020年,169家国家高新区中高技术产业的企业达90 129 家,占高新区企业总数的54.5%;
    从业人员在高新区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突破40%;
    全年高技术产业创造的营业收入、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和净利润在高新区相应总体经济指标的比重均超过30%,其中,出口总额占高新区企业比重达64.4%,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中国技术推向世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表2)。

    表2 国家高新区高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2020年)

    (五)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关键、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国家和区域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黄河流域是党和国家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优秀空间样板。黄河流域承载着我国约25%的人口,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成为制约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短板。随着水土涵养、植树造林等环境保护事业向纵深推进,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摆脱了断流危机;
    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植被覆盖率恢复至60%以上。2021年10月发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指导原则,划定了流域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红线[9]。今后的工作要进一步深化如何协调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把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产业改造和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从理论层面系统谋划,还需要反复实践,久久为功。过去,在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指引下,党和国家在区域层面的重点工作是脱贫攻坚,针对贫困地区设计了一揽子行之有效、精准施策的扶贫方案。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收官,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工作将步入深水区,需要比照中国式现代化更高要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愿景,在城市化、区域增长和协调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优化等方面展开全面突破。瞄准国家整体侧的现代化强国目标,区域发展侧的重点任务体系逻辑如图4所示:新型城镇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指导空间工作的总领线索,更加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安排构成了区域发展任务的框架支撑。

    图4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区域发展的重点任务体系逻辑

    (一)以新型城镇化带动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关键依托。从前我国城市集群划分多以行政区划为标准,当下和未来将更加注重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快优化“城市群+都市圈”的多支点网络化城市空间格局。城市群是突破了行政边界的藩篱而形成的自组织复杂系统,因城市间产业关联配套、市场一体化等经济联系而诞生,推动着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的高效配置,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和空间均等化。为此,要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第二,重视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层次多元、嵌套互补的城市综合体系,即国家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含区的其他城市—县城。县城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一方面,县外农民工回流态势在近年来不断加强,外出流动人口“离土不离县”的模式更加活跃;
    另一方面,农民到县城购房,往县城定居的现象更加多见,县城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吸纳作用愈发凸显。加强县城建设便利了农村居民实现就近城市化,丰富了县域产业形态和就业机会,有利于弥合城乡收入和发展差距,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作出扎实贡献。

    第三,深入推进以人为本、为民而建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仍超过了18%,做好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居民的安居工作将是未来重点任务之一。这一工作应分阶段、分城市而异: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关键是挖掘、夯实地方产业基础和就业支撑,做到进一步吸引得来流入人口。对于已经容纳了一定规模人口的城市,应该做好城市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把外来移民真正留得住。对于超大、特大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痼疾愈发凸显,城市韧性在重大内外部突发风险打击下暴露不足,需要以城市更新工程为契机,推动城市公用设施改造升级,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增量提质,打造人民宜居、技术驱动的现代化都市。

    (二)正确认识并深入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表征势必是全域广泛、全面多维的现代化,蕴含的内在要求是各区域间不能在经济社会、政治治理、精神文化等综合发展水平上暴露出过大差距。我国当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地域发展分化问题长期存在,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和平稳有序,始终是未来区域工作的主要线索,也是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空间上最艰巨的任务。

    一方面,要平衡发展和协调的关系。对于区域分化和协调发展需要有一个客观、全面和理性的认知。不可否认,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差距是必然的,且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若空间差距是温和的,则能够在地方锦标赛的“赛马”机制下,发挥鞭策落后者、警示领跑者的良好催化剂效果。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区域间差距可以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为合理的经济规模和要素体量,但不应该在基本公共服务、地方制度环境、区域治理能力等保障生产生活顺畅运行的方面存在显著落差。中国式现代化不单限于物质生活的丰裕,也在于制度体系和“软性”实力的强大;
    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向下分解就是区域的综合治理水平。

    为此,需要以“通过优势集中走向平衡”的战略思维为指导,助力优质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百强县等优势区域集中,释放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形成“先富带后富”的涓滴效应。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组合政策工具等效能,推动地区间差距保持在健康平稳区间,在优化地方治理体系、改善本地人居环境、挖掘当地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对欠发达地区予以资源倾斜。最后在秉承各地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分工格局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的均衡协调。

    另一方面,特殊类型地区仍是制约提升现代化水平的短板弱项。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的区域协调工作将转向激励特殊类型地区后起追赶。以革命老区、边境地区为代表的特殊类型地区具有发展滞后的普遍性,同时欠发达背后的根源因素又存在一定特殊性,在支持政策设计上需要有的放矢,分类设计。一是统筹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二是推进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和生态脆弱地区保护修复。三是推动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和转型创新试验区建设,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程。四是推进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五是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大力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完善沿边城镇体系,支持边境口岸建设,加快抵边村镇和抵边通道建设,推动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加大对重点边境地区发展精准支持力度。

    (三)重视并优化区域发展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

    平稳高效推进现代化目标导向下的区域发展工作,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制度政策的保驾护航。制度体系的提质增效可以拆解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安排两个方面,涉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激励目标的协调统一。

    重视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设计。推进区域分工协作和利益分享的一大现实困难在于地方内生动力不足,因而需要顶层设计的协调和推进。目前,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任务主要落脚在京津冀地区。随着中期目标基本实现,京津冀地区在制度层面的框架体系基本搭建完毕,产业、交通和生态保护三大领域取得了率先突破,但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亟待化解,京津冀的主要交互模式需要从“北京单向输出”转为“三地分工协同”[10]。从体制机制壁垒的角度来看,阻碍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方面是区域间事权范畴和治理能力的差异,此时“超地方”的中央力量就是关键所在,例如,可以牵头建立起跨行政单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定期交流互动机制。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引入市场化的力量,在合作内容和利益分享的设计上更多兼顾弱势地区,调动更广泛的协同活力。最终,推动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合作机制。

    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安排。过去部分的区域政策存在规划过于泛化、内容互相重叠、政府干预过重等不良倾向,带来了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未来,需要增强区域政策体系的精准性、指向性和政策中性,传统“大水漫灌”式的政策刺激模式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基于地方独特问题和优势,并强化与财政、产业、税收等关联体系协同配套的区域政策才能更加行之有效。加强区域规划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规划前要做好充分调研和严密论证,打下推进政策的充实基础也留足调整空间;
    规划后要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坚定做下去,克服资金周转、政府换届等因素带来的政策波动与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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