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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发展史 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思想

    时间:2020-11-19 12:13:00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生平及政治思想 (二)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武汉大学2002研;
    华中科技大2003研;
    天津师大2006研)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主要谈中学为体,宗旨是“正人心”;
    外篇务通,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张之洞系统论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幻灯片3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所谓“中学”, 张之洞认为主要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这些学问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和基础,应当放在首位。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通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无害”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所谓“西学”, 张之洞将其归纳为“西政”、“西艺”和西史等方面,其具体内容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
    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中体西用”思想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

    l 评价:
    l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调和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文化观、教育观, l 主旨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政治上的反动性显而 l 易见。但其打开了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变为现 l 实,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 l 1、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教育的开展,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l 2、使教育领域充分地引进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及制度、措施,对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既有思想层面的启发,又有实践层面的推动;

    l 3、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逐步改变了封建士大夫对于新式教育的看法,为新式教育的推广扫清了障碍;

    4、中体西用思想固守中学为体,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信条的支配,延缓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进程。

    2、重视教育,兴办学堂,培养人才  张之洞认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59页)。他考察西方各国强盛的原因,也得出结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  3、改书院为学堂,推行新学制,废科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书清廷,提出改经心、两湖书院为学堂。书院改为学堂后,除经史外,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涉及天文、地理、测量、化学、博物学、算学、格致、制造等门类。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这是他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张之洞也功不可没。张之洞也认识到:“科举文字,每多剽窃;
    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
    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
    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学堂虽好,然“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学堂不兴,“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 (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60-63页)。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蔡元培的生平及哲学思想 蔡元培(1868—1940),自幼聪颖好读书,17岁中秀才,18—20岁曾在家乡做过塾师,其间博览群书,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后连中举人、进士。1892年,以新科进士身份,参加朝考,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对清政府深感失望,遂辞官回归故里从事教育。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应聘为南洋公学之特班总教习,宣传革新,提倡民权,鼓励学生自由读书。1902年4月,与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07年,蔡元培赴德,先在柏林学习德语,次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了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应国内电召回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制,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并于同年9月赴德留学,1913年9月,又前往法国从事学术研究,考察法国教育。1915年6月,与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在法国创办勤工俭学会。1916年底,蔡元培回国,于次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监察院院长等职务。1928年8月,辞去其他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1、“五育”并重,“养成人的共和健全之人格” 蔡元培在民国元年,就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目标。为了实现对国民进行完全人格的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他提出了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的教育方针,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他对上述五育作了详尽的论述 2、“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原则 民国元年7月,他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封建旧教育以成人之自存成见强加于儿童,不顾儿童自身的特点,阻碍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
    民国之新教育,则立于儿童之地位,按照儿童的兴趣和特点,使儿童自然地自由地发展. 民国七年(1918年),他又作了《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演说,指出:教育要深知“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进而提出教育“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
    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思想 在担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因此,提出了对于学说,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4、教育独立的主张 早在1922年,他就提倡“教育独立”,主张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使教育保有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认为,若把教育权交给政党,在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
    若把教育权交给教会,宗教是保守的,宗教教义和规定会限制科学的发展。因此,他主张教育应超然于党派和教会之外。

    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异常丰富,以上所谈的四点,并不能涵盖其全部。例如,他对平民教育的重视和提倡,对读书做官发财的封建旧习的批判,以及成立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以民主治校的思想等等,同样都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闪光点。总之,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许多方面,不但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的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陶行知(1891-1946年),1906年入耶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在这里,陶行知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学的教育。1908年进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半年后,因不满学校歧视不信教的学生而愤然退学。1910年,陶行知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由于信奉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而改名陶知行。1914年秋,他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此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和孟禄,研究教育,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7年秋,他在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后,怀着“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回国。

    回国后,陶行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担任教育学教员,后为教授。次年又担任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1921年9月,南高师并入东南大学,他继续担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冬,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担任了该社的主任干事,1923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地提倡和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他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师范学校。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查封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受到通缉而被迫逃亡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国内,在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他认为“工学团”是中华民族的救命圈,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933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普及教育促成会”,并在1934年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阐述其生活教育思想和普及教育的主张。

    1938年夏,陶行知回到国内,10月到重庆,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同年12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1939年7月,他又在重庆创办了蜚声中外的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专业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陶行知又适时提倡“民主教育”运动,批评国民党推行封建法西斯教育,提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四大教育方针。1946年7月25日,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年仅55岁。

    (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普及民众教育的思想 普及民众教育,是陶行知一生中都在孜孜以求的理想。早在1914年南京求学期间,陶行知就在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强调指出,“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就是要给程度实有不足的众庶,“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国家之主人翁之资格焉”。在《平民教育概论》中,他认为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在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中,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的东西,能够为我们今天普及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其一、他非常关注女子教育和老人教育问题,并想出了用“小先生制”的办法来解决。

    其二、陶行知非常重视向劳动人民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其三、陶行知非常重视教育机会的均等。

    此外,陶行知将普及教育与控制人口增长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有意义的。

    2、关于师范教育改造的思想 其一、关于师范教育改造必要性的认识。师范教育在陶行知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师范教育实乃“国家所托命”,它“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 他说“有生活力的国民,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
    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 。

    其二、关于师范教育改造方向的认识。

    陶行知就在一次关于师范教育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师范多设在城市,因之乡村受益少。因乡下学生入师范后,都不愿在乡下做事而愿在城市做事”,而“中国的农民占85%,设立师范学校,宜顾全农家子弟”。因此,他认为,应当将好多师范学校设在小镇上(陶行知:《对于师范教育的意见》)。

    1926年1月,他发表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一文,指出:“中国的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里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是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新教育评论》1卷6期1926年1月)。

    其三、关于艺友制师范教育。

    陶行知认为,现行师范教育将学理和实习分为二事,“简直是以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所出人才和普通中学没有什么分别,也由于感觉各行各业 实行艺徒制之实效,于是提出了艺友制师范教育的方式。他指出,艺是艺术或手艺,友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教师的生活或职业也是一种艺术或手艺,学做教师有两种途径:从师或访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他认为“凡学校有一艺之长的教师便可招收艺友”( 陶行知:《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

    3、生活教育理论 1)“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极力反对传统教育,认为其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教育与生活分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
    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教育是生活的影子(《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页、715页)。“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 (《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7页、638页)。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人为地造了一道高墙,以至于“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学校与社会隔绝;
    改良主义的教育固然已经觉得学校是离不开社会的,提出了“学校社会化”、“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把社会的东西,诸如公安局、卫生局等,拣选几样,缩小一下,请到学校里来,但这样的学校不过象是一个大鸟笼,鸟笼再大,即使再塞一些树枝,它也决不是鸟世界,同样,学校即使是包罗万象,它与社会依旧是隔膜的(《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532,594,246页)。在他看来,“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247页)。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
    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
    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第126页)。“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
    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在这个定义下,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的严格的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倒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转引自黄书光著《中国教育哲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四卷第403页)。

    陶行知 “解放儿童创造力”的思想 一要解放儿童的头脑,使其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等“裹头布”的层层的包缠中解放出来;

    二要解放儿童的双手,家长、保育员、教师应当允许小孩有动手的机会,不要动手就打手心,那样会摧残儿童的创造力,说不定就把中国的“爱迪生”给枪毙了;

    三要解放儿童的嘴,小孩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因为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小孩子只有得到了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四要解放儿童的空间,要让儿童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接触大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的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只有象这样解放了空间,才能收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内在的创造力;

    五要解放儿童的时间,学校和家长不要把儿童的时间排的太紧,要把儿童从赶月考、赶学期考、赶会考、赶毕业考等众多的赶考中解放出来,多留一些时间让儿童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

    四、黄炎培的教育思想 (一)黄炎培的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后改号韧之、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黄炎培出生于一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充任督抚幕僚,长年在外,幼年由母亲教他念书认字,后入南汇县外祖父家的家塾读书,深受儒家“泛爱众而亲仁”、“亲亲而仁民”思想的影响。20岁时任塾师。1899年,应松江府试,以第一名考取秀才。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师从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深受其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在南洋公学期间,曾于1902年秋应江南乡试,考中举人。1903年,南洋公学学潮后,返回故里,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即川沙小学堂。教学之余,他经常以演讲的形式,痛陈国家民族的危机,揭露清廷的腐败。因此,1903年6月23日,被南汇知县以“革命党”的罪名抓捕入狱,后逃到日本。

    1914年2月,为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黄炎培辞去江苏教育司长职务。此后,以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上海《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先后赴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等省考察教育。1915年4月,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在美国考察职业教育。之后,他又到日本、菲律宾等地考察,更加坚定了提倡职业教育的决心。1916年9月,主持成立了江苏省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任办事部主任。“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12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被推为召集人,积极为国内和平民主奔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1、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 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在发布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上述思想得到了明确体现:“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需也;
    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当然,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918年5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对职业教育的目的,作了归纳:为个人谋生之预备;
    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
    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二十年代后,他又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治思想的跃进,他又把职业教育的目标同社会改造的任务联系起来,例如,1939年5月,他在一次会上说:“职业教育的目的何在呢?”往远处说,是在实现一个民生幸福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确切达到了“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要使社会上没有无业者,也没有不乐业者,职业教育,本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任务,才算是真正完成”。

    2、对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的认识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在他看来,社会化和科学化是职业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办学方针。

    所谓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用黄炎培的话来说就是:“职业教育宜以经济为中心”,“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黄炎培 《断肠集》)。1925年以后,他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须同时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他说:职业教育机关“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怎么?就是——社会化”。(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 所谓科学化,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他把办理职业教育的工作归纳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物质方面,如农业、工业、商业、家事等各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编写、教学训练原则的确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都力求因地因时制宜,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一类是人事方面,采用科学管理方法组织职业教育机构的自身建设。黄炎培试图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职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指出要“因职业的各各不同,与人的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各不同,替它分别种类,谁则宜某种,谁则不宜某种”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3、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黄炎培认真总结了清末以来开办实业学堂的经验教训,指出所谓实业学堂或学校的功课设置,其重理论而轻实习,“所谓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 (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从而导致学生富于欲望而贫于能力。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 (黄炎培:《河车记》)。并认为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4、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思想 黄炎培非常重视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概念,从内涵上讲,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二者缺一不可。离开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真义。

    黄炎培所说的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其基本内容是“敬业乐群”。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对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精神” (潘文安:《最近之中华职业学校》,转引自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8页)。黄炎培反复告诫青年学生:“诸君须知,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至若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彼不务应用而专读书,无有是处”,“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黄炎培《职业教育之礁》),中华职业学校还将“敬业乐群”作为学校校训。后来将“敬业乐群”具体化,内容有:认识职业之真义在服务社会;
    养成责任心;
    养成勤劳习惯;
    养成互助合作精神;
    养成对所从事职业之乐趣,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扩大和政治思想的转变,黄炎培不断地赋予职业道德教育以新的内容。1933年,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号召学生:“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公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国家社会效用” (黄炎培:《职业教育该怎么办》),所谓“人格好”,他解释为:“须有高尚纯洁之人格,须有博爱互助之精神,须有侠义勇敢之气概,须有刻苦耐劳之习惯。而更须以坚强贞固的节操战胜千难百险的环境。……将吾整个生命,完全献给我国家民族生存工作上”( 黄炎培《吾人在非常时期将以何者为最大贡献乎》)。

    思考题:
    1、评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2、论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3、试比较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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