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工作保障与工作强度对农民工务工满意度影响

李现康 梁洪松 侯学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西方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民进城的根本原因是城乡的收入差距，但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前并未出现过大面积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流动的限制逐步打破，我国逐步进入市场化的状态，农村的生活成本较之前也明显上升，单纯的务农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进一步消费与发展，因而出现大面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根据2022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9251万人，相较于2021年增加691万人。在当前农民工数量如此庞大的形势下，农民工的工作相关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满意度［1］。进入21世纪的1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政策越来越完善，“新农合” “养老保险”等保障政策的日益进步。同时，在国家大力推行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大多可以实现降低生活成本，就近在当地实现就业。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用人需求迅速扩大，但是同时伴随大量60后、70后的农民工年龄增长，其已无法满足行业的用工需求，而80后的年轻农民工又因为这些行业的工作保障和加班等问题而不愿进入［2］，导致一些行业及单位出现用工荒、用工难的现象。研究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提升其工作满意度，保障合法权益对于留住农民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4］［5］，当前对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主要从工作－家庭关系［6］、就业流动［7］、工作环境［8］、工作安全感［9］、工作压力［10］等方面开展。

目前对于农民工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较为缺乏，同时正处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交替之际，老一代农民工尚未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新一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基于此，本文从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出发研究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行研究。能为农民工就业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与农民工选择是否在就业单位长期工作直接相关的就是农民工对这份工作的满意度，在不缺乏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决定了农民工是否选择该就业单位就业。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的学者对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角度和标准，程名望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与交通、医疗息息相关［11］；
李超和郗希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正向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的影响有所下降［12］；
孙瑜等人从代际差异视角对农民工的工作关系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工作关系满意度存在较大差异，“人际关系”“组织关系”“个人成长”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作稳定性和保障”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高于新一代农民工［13］；
王金水和方长春研究发现工资收入和加班行为对当前中国新一代年轻劳动者工作满意度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2］；
王春超和廖丽萍研究发现就业流动会负向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7］；
谭银清等研究发现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经历、价值诉求和生活态度［14］；
郭圣乾和唐雪的研究从工作压力和工作动机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工作压力大会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10］。丁从明等研究发现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有效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15］；
姚植夫和张译文研究发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的是工作状况，心理因素和个体禀赋也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着影响［16］。

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农民工务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是在现有研究中较少涉及到以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为出发点进行研究，也未将工作保障、工作强度进行合理划分。在现实生活中，因个体差异导致的心里感觉各有不同，是否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对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各种因素中也有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在意的方面，新一代农民工是否依旧在意？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是否愿意以高强度的工作来换取更高的收入？已有研究中有涉及工作压力视角进行研究农民工工作满意度［10］，但是农工工作压力来源众多，容易遗漏的方面较多，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本研究从与农民工本身实际最切合的角度出发，采用逐项回归的方式研究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代际差异下农民工的工作满意的影响效果。以期补充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根据伍向文和沈薇对托达罗模型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的修正［17］，农民工进城务工在进城务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生活成本，这些生活成本在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中也要进行核减，而减去这部分生活成本带来的就是农民工对进城务工和在家务农的一个收入预期差距的缩小，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工进城务工存在的共同生活成本是餐食和住宿。于潇和陈世坤在研究城乡劳动力工作满意度时，就从公平感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表明公平感达到阈值后也会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18］。根据亚当斯 （ADAMS J S，1965）的公平理论［19］，在同等就业环境下，农民工会对自己的收入和他人的收入进行比较，这个比较不仅包括绝对报酬的比较，还有相对报酬的比较，这种比较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公平感及满意度，参照相对报酬的模型

公式中的OP表示的是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
IP表示的是对自己所做投入的感觉；
OC是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
IC是对他人所投入的感觉。

公式中的OP表示的是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
IP表示的是对自己所做投入的感觉；
OH是对自己过去报酬的感觉；
IH是对自己过去投入的感觉。

当同等工作的农民工在获得的绝对报酬是一样的条件下，但是在相对报酬出现偏颇时，比如在横向比较时，OP/IP＜OC/IC，虽然农民工付出相同的劳动，但是用人单位是否提供餐食和住宿，会导致相对报酬的失衡，农民工就会感到不公平不满意。当进行纵向比较时，一旦OP/IP＜OH/IH，虽然用人单位提供蚕食和住宿，但是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不同，工作强度不同，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不公平，不满意。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1：工作保障会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H2：工作强度会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 （CFPS）”。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2020年的调查数据，选取了其中的个人层面调查数据库，将其中的空缺值和不适用变量值进行剔除，保留了符合研究目的的18—65岁的农村劳动力数据，最终获取有效样本5291个。在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划分过程中，本文依照参考了陈辉和熊春文［20］、王兴周［21］、邢慧敏和张航［22］的研究，将 1980 年作为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划分界限，把1980年以前的农民工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之后的农民工定位为新一代农民工。从样本特征来看，有50.75%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从新一代和老一代的签订合同情况对比中可以看出，新一代农民工中有57.79%的人签订了劳动合同，老一代农民工中有37.92%的人签订了劳动合同，新一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提供餐食和住宿的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占比分别是27.52%和19.73%，新一代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中提供餐食和住宿的农民工分别占比28.83%和21.55%，也是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从事工作中提供餐食和住宿的农民工的比例的。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意识增强了，并且对工作保障的要求提升。

表1：不同农民工的工作保障情况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从不需要加班的农民工有636人，仅仅占总人数的12.02%，每周都需要加班的占比高达68.68%。从代际差异来看，每周都需要加班的老一代农民工有74.77%，新一代农民工有65.34%；
从不需要加班的老一代农民工有10.45%，新一代农民工有12.88%；
以上的数据均说明了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强度要高于新一代农民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一代农民工对于就业的工作要求更高，更加注重个人的权益保障和生活质量。

表2：不同农民工工作压力情况

（二）变量选择与说明

根据以往的理论研究基础，本文分别选取了工作保障、工作强度、个人特征三个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其中。然后就三个一级变量分别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且符合农民工切身相关的二级变量。

在个人特征方面，选取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党员、婚姻状态来进行分析；
在工作保障方面主要选取了签订合同、住宿、餐食进行分析；
在工作强度方面主要选取了周末加班情况来进行分析 （具体表述说明见表3）。对于工作保障的二级变量选取，主要从农民工的务工生活成本出发进行考虑的，农民工务工所得减去生活成本是其净收入，农民工进城务工要想使得净收入最多，就要生活成本降到最低，而如果用人单位可以将农民工的生活成本降到最低，会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餐食和住宿作为农民工生活成本中占比最大的两项支出，同时也是用人单位可以解决的生活支出，因此将其纳入进工作保障，是否签订合同关乎到工资收入是否有保障，劳动纠纷是否可以有效避免。对于工作强度是以农民工除正常工作时间外是否存在加班来进行衡量［23］［24］，在正常工作时间外进行工作无疑增加了农民工的压力。

表3：模型变量说明

工作保障 提供餐食 是＝1；
否＝0 0.275 0.447 0 1提供住宿 是＝1；
否＝0 0.197 0.398 0 1工作强度 周末加班 1＝从不需要；
2＝每月不到一次；
3＝每月一次；
4＝每月几次；
5＝每周都需要 4.237 1.361 1 5个人特征性别 男＝1；
女＝0 0.596 0.491 0 1受教育程度 1＝文盲/半文盲2＝小学；
3＝初中4＝高中；
5＝大学 3.361 1.173 1 5党员 是＝1；
否＝0 0.073 0.26 0 1年龄 36.921 11.151 18 65婚姻状态 1＝已婚；
0＝未婚/同居 离婚/丧偶 0.737 0.44 0 1

（一）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选择了多元回归模型对工作满意度进行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核心解释变量是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基准的回归模型如下：

yi＝β1＋β2xi2＋…＋βkxik＋εi

其中yi表示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β1表示的是回归截距，βk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xik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k个因素，εi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结果分析

1、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分析

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了逐项回归的方式，分别对工作保障，工作强度进行回归，最后加入控制变量进行总体回归。首先，本研究就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采用逐项回归的方式进行了三个模型的实证研究 （表4），模型1主要讨论了工作保障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签订合同、餐食、住宿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均有显著性影响，住宿和签订合同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餐食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供住宿的农民工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供餐食的农民工对工作满意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低于签订劳动合同和提供住宿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而言，自己本身的各项劳动权益就有了保障，对于一些从事高危作业的农民工而言，签订合同以后，如果出现了工作上的意外，责任界定以及个人损失有了保障，同时对于工资的发放也有了保障；
提供餐食和住宿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工的在外务工社会成本，对于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而言，租房和一日三餐是他们最大的开销，用人单位解决了他们的住宿和一日三餐就会极大程度上降低他们的务工成本，增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表4：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回归结果

其次，模型2讨论了工作强度对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周末加班对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且系数为负，周末加班的频率越高，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越低。周末加班无疑增加了农民工的负担，给农民工的生活造成了压力，身体增加了负担，导致农民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随之下降。从而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最后，模型3在两者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个人特征，签订合同，餐食、住宿、周末加班依旧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与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此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控制变量中，性别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女性农民工在工作中的满意度要高于男性农民工，因为男性农民工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的顶梁柱，要承担家庭的发展，而女性在社会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不少用人单位对于女性从业者带有有色眼镜，尤其是农村女性更加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农村女性农民工就业机会就会少很多，因此对于工作满意度会更容易满足。党员和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党员和年龄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因为党员身份的农民工在思想素质和觉悟上要高于非党员，所以工作满意度会高于非党员身份的人，年龄也是一个很显著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是靠力气的低技术含量的工作，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素质在降低，能找到就业机会的概率也在下降，对工作的要求也就在下降，同时年龄越大，越追求稳定，对于工作也越来越容易满足。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于工作满意度越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在就业上有更多选择，比学历低的农民工有更多的优质工作机会，因而更容易选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在工作满意度上也就优于学历低的农民工。婚姻状态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2、代际差异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本文的两种假设的异质性，验证基于代际差异下工作保障和工作压力可能对于新老两代的农民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研究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表5）。模型4、模型5和模型7、模型8分别就工作保障和工作压力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作保障和工作压力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略有差异。

表5：代际差异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回归结果

注：表格中未加括号的是变量系数，其中***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 p＜0.1；
括号内的是t值。

从工作保障来看，模型4和模型7的结果表明，签订合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没有影响，而对新一代农民工影响显著，其结果是在1%的水平上的正向显著，新一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意识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从餐食和住宿来看，餐食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在5%的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新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从住宿来看，住宿对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要高于新一代农民工。

从工作强度来看，模型5和模型8结果表明，周末加班对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都在1%的水平上具有负向显著效果，这说明周末加班越多，无论新一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都会感到不满意，加班越多，满意度越低。说明了农民工注重个人的良性发展。

模型6和模型9是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7、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个人特征之后的结果，模型6和模型9的结果表明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结果具有稳健性。从个人特征的加入结果来看，性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党员和年龄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影响；
受教育程度对新一代农民工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婚姻状态对新老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都没有影响。

（一）结论

本文依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 （CFPS）”2020年调查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对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显著。其中工作保障对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强度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二，代际差异下，工作保障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签订合同对于新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显著，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餐食和住宿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显著，住宿对新一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显著，餐食对于新一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第三，代际差异下，工作强度对于新老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四，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变量以后，发现个人差异的影响对于新老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新一代农民工的个体差异会更大，个体差异性强，老一代农民工具有群体性效果，个体特征会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较为明显。老一代的农民工更加注重自己外出务工的社会生活成本，但是劳动保障意识较差。而新一代农民工却是明显的具有个体性差异，说明新一代农民工更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劳动保障意识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同时在就业择业上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观念。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

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要保障他们的基本需求，降低他们进城的务工成本；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租住在城中村，或者居住在自己搭建的简易帐篷中，生活环境脏乱差，在餐食方面由于工作时间紧张，无法及时进行就餐，而提供员工食堂，或者进行餐食补贴，则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这种窘迫。对于外来务工者，尽量解决住宿问题，或者提供住宿补贴，修建员工宿舍，提供廉租房等，以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生活问题。上述措施作为一种工作保障，能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新一代农民工正在占据越来越多的劳动市场，他们的思想和要求与老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应注意给予他们个人发挥的空间，同时加强技能培训，发展职业教育，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不再局限于劳动型的就业，更多转向人与机器的配合，因此对招募的劳动力进行合理的技能培训是必然之举，以便在用人单位进行产业升级转产之际可以迅速匹配合理的劳动力。

合理安排劳动时间。大多数农民工的学历不高，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重劳力工作，体力消耗大，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过强的劳动强度都将对农民工的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合理安排劳动时间能确保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增强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政府要出面完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监督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近年出现的劳动纠纷大多是因为农民工未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导致了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工出现安全事故而互相推诿责任的事件出现，因此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不仅要加强农民工个人的劳动保护意识，还要督促和监督用人单位同农民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以此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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