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情怀·底线——评刘川鄂和他的学术研究

程小强

1980 年代以来，随着胡适、周作人、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一大批“失踪”已久的作家研究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审美性时代随即逐步开启，与新时期一起到来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个案研究累积基础上，必然得有一位优秀学人对之梳理、总结，并将相关话题深入下去进而给未来的研究留下深刻丰富的启示，刘川鄂敏锐于时代学术热点，遇名师而积极挺立于学术重镇武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就是这一求索的杰作。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在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空间日益开阔，也急需一批出色的学者积极加盟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刘川鄂适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学养高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现象及重要作家作品频频予以评判，其中多有惊人判断与肯綮之论，叠加多年来不断对刚刚发生的文学大事件力图给予警示与启迪已经成为他的批评习惯。在刘川鄂学术研究中的三分天下居其一的湖北文学研究中，既可以看到基于文学传统与知识分子精神的针砭时弊文，处处真话令读众大有酣畅淋漓、拍案叫绝之快，又在对湖北当代诗歌研究中让我们看到他对一个尚不那么出色的作家群的鼓励、奖掖，其心胸阔达与奖掖弱者的良善为文之道引人瞩目。至于刘川鄂最负盛名的张爱玲研究就真实地再现了一位优秀学者骨子里的执着，他在近四十年之久对一个作家的持续关注与精神探寻，编辑张爱玲文集，写作张爱玲的多部传记，多次在高校以张爱玲为题开坛授讲，参与多场《张爱玲传》新书推介活动，只此一份学术心气足可示范后来者执着于学术的情怀，《张爱玲传》的数次改写在一般意义上的补充资料外，贯穿其中的是刘川鄂对张爱玲作为现代中国自由精神与人格审美理想的高度认同甚至执迷。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一著见证了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作为刘川鄂的学术起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是人类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与世界文学主流对接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以来逐步觉醒过程中的硕果之一。具体而言，在20 世纪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范畴内，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之外便是自由主义文化与文学思潮在风雨中前行的孤独身影，无论现代革命战争的炮火抑或超越文明边界的疯癫何其惨烈，启蒙往往遭遇挫折，而人类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从来没有中断过，陈思和关于“潜在写作”的发现即指向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一种与现代生命融为一体的自由声音的迷恋。作为学术研究，自由主义在中国兴起于晚清民初，和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关乎国祚命运大事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革命话语、抒情声音往往缠绕，真正厘清自由主义文学的渊源与走势是纯然的学术难题。这样的话题尤其在1980 年代以来近现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资料发掘与部分重要作家研究推进尚未完成的情境下，刘川鄂迎难而上选择这样一个带有冒险性的学术论题，进而以气势恢宏、要言不烦、论断精审的成果示人，即就今日读来，大部分学术论断仍精彩纷呈。《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对严复、梁启超、夏曾佑、刘鹗、王国维、孙中山等这些即使在今日自由主义已成为文学通识，相关研究已是蔚为大观之际，一般研究者仍对其表现出几乎绝对的逃避与陌生，如是将相关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与自由主义思想做出辩证、客观的分析更属学术难题。刘川鄂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兴起的考察出发，在面对历史伟人与思想巨子之际能清醒又准确地还原历史丰富性，如面对梁启超、孙中山将倡导自由作为其政治事功的工具时，他指出这一借用“更深地伤害了文学的自由、自由的文学”①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第44 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近二三十年来，在大历史的视野下与浓重的帝王史观影响下的当下思想文化界对孙中山先生关于再造共和功绩的无条件膜拜，当这类膜拜忽略了历史与人性的丰富性，更对革命的残酷性缺少真实认知后也就充满了浪漫想象，刘川鄂的判断无疑再次重申了20 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历史行进中最缺乏、最脆弱的正是如何对个体自由的启蒙与保障，进而从文学与人性的视角对包括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本质有着诸多中肯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作为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择善切入，刘川鄂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既呼应了现代中国以来自由主义文学的人学与文学贡献，也精准把握住了198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主潮并积极参与之。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最具时代性和民族家国特质的是启蒙话语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崛起，那么自由主义则见证了现代中国人性解放的深度和辐射面，重申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中迥异于启蒙的时代性、批判性之外的超越性、审美性文学力量。在这个框架下，刘川鄂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瞿秋白、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巴金、曹禺、朱光潜、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理念及创作实绩给予辩证分析，从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语境下考察他们在历史行进与文学发展中基于自身体验的自由主义探索及文学性、审美性贡献。这些认知顺应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整体上人文主义的前进方向，指出现代中国时期自由主义对启蒙视野、革命话语、左翼力量等重要思潮的呼应、鼓吹、建设及离合关系，显示了自由主义对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和人学命题思考的卓越贡献。其中有些判断至今读来仍具振聋发聩之功，如历来针对“陈胡”之别，在更多的时候几乎就是一笔糊涂账，多数学人说不清，多数读者一头雾水，这都使“陈胡”之别变成不是疑案的疑案：“所有文学史家包括胡适自己都注意到文学革命发难者的‘陈胡’二人的不同态度，人们盛赞陈独秀的勇气而指斥胡适的温和。其实他俩的差异不仅是个性性质上的，更是思想方法上的。此前的陈独秀就有多次投身直接的政治斗争的经历，尽管他已有了伦理道德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的意识，但他哪里按捺得住他的政治热肠，不久就又忙于政治斗争了，他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胡适始终是一介书生，他比陈独秀更执着于这‘最后之觉悟’。”①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第78、97 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此番见解要言不烦、直击悬疑。又如针对周作人的妥协——投降主义，他没有像数位同代学人一般给予过度化妆与补妆：“而且，在黑暗高压之下，坚持积极进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很容易碰壁，而一碰壁就容易走向消极，容易以古代的名士、隐士自居，求一种消极的自由。周作人也不例外，他的‘闭户读书论’、‘乱世苟活论’在20 年代末提出，表面上看，仍然把个体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但已有了以避归隐的旧文人方式来寻个体自由的味道，‘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事’，这是屈从于现实的无可奈何……”②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第78、97 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对周作人研究而言，承认其妥协投降尽管与自由主义思维方式不合，但文学研究不是无条件、无底线的补妆和化妆，刘川鄂的辩证分析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对历史而言都是负责任的。诸如此类判断不胜枚举。

自由主义成为刘川鄂的学术起点还有两重意义：一是他借自由主义的学术起点有机地融入了1980 年代以来的新学术轨道。1980 年代以来，作为新的批评空间的世界文学、方法论热、审美性、文学性、哲学热等新理论新方法论热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转向，1985 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稍后王富仁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陈思和与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论争等文学大事件促使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空前转折。自由主义文学研究在80 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成为学术热点，刘川鄂的自由主义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跟风与添砖加瓦，而是对时代新问题的创造性建设。这是他作为一位优秀学者的良好治学状态，即关注热点而不盲目跟风、参与时代思想文化建设而不作泛泛陈述、注重学术培育与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能力培植。二是一般学者治学，博士论文作为学术起点的大有人在，借博士论文延伸出学术兴趣甚至延续十数年也着实不乏，而将之当作一生研究兴趣则凤毛麟角了。可以说，自由主义奠定了刘川鄂一生治学的理念之基，即如《鲁迅的超越性：在左联与自由主义文学派别之间》一文关于鲁迅精神中“个性与个人主义”“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以及鲁迅论自由、人民本位主义的推崇，《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考》一文焦虑彼时已处世纪之交而“五四以来提倡的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等现代观念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人的现代化仍是艰难任务”③刘川鄂：《从现代到当代》，第225、25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刘川鄂在一系列论文中接续对自由主义话题的思考，包括他写作的大量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文章，均可看到他对自由主义长期以来的身体力行鼓吹，如在《 “池莉热”反思》一文中批评池莉创作缺乏现代自由精神之弊：“在池莉的作品中，‘人文精神’处于一种弱化的状况。‘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张扬的现代性——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价值在池莉的作品中是非常薄弱的。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是环境的奴隶，要么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人性的飞扬。诚然，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的被动性甚至依附性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作者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这就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④刘川鄂：《从现代到当代》，第225、25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在《创作自由：文学制度的指归》《从“自由人”到“官人”——作家身份与可持续写作》从正反两方面指出创作自由甚至心灵自由应该成为作家创作的基本状态，字里行间力透纸背着对自由的呼唤：“作家的创作，是非外力强制的自由选择的劳动，是作家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审美创造的冲动，这是文艺创作与其他任何物质精神劳动所不同之处。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人们之所以爱好和欣赏文学艺术，出自无直接的满足物质功利目的的精神需要，出自对美和自由的向往与追求”①刘川鄂：《从现代到当代》，第307、30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优秀文艺作品的超越时空的永恒性，既因为它是自由创造的，亦因为它表现了人性的自由品格，还因为它本身就创造了人自由的方式，使人在未必自由的现实中表达和体悟自由之美。或者说，在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中只有艺术相对而言是最自由的。”②刘川鄂：《从现代到当代》，第307、30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这些言论成为一个时代学者的良知及人格宣言，进而内化为基本的生命意识：“自由……这是我38 年里最美的梦！因为这个梦，我的一生是充实的。只要还有这个梦的温存，我不会在乎任何世俗的好处！”③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后记》，第255 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或地域文学研究是一个成熟的学科方向，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学者，必然在地并且对地域文学与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刘川鄂的文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对湖北文学做出的或宏观或个案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历险：“一个文学评论家有时似乎也有义务关注本省的文学创作，但经常让人尴尬的是，由于面对的文学文本的先天或后天的不足，使得评论家很难言说，又因为都是熟人，甚至朋友，更是言说起来极为艰难。由于下笔的犹豫、摇摆，评论文章也就很难写好。”④杨光祖：《坚持审美判断的批评——论刘川鄂的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11 期。这些源于人情面子的压力确乎为学术本身难以承受，刘川鄂则很好地克服了这一现实难题，他的这类研究成果给当年尚是中文系大学生的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还记得2004 年夏天，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彼时课堂内外热议一本名为《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年版）的著作，十位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一代青年学人对当代文坛所做出的判断让彼时的课堂教学和一般文学史的泛泛史论黯然无色，联系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水准的不断提升以及话语结构方式的整体转折，十博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老八股批评调的冲击，对1990 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的任性率真批评文风的继承，都成为笔者求学生涯中最令人振奋的阅读盛事之一，一个个争相阅读的夜晚总有那么多新奇与拍案叫绝的思想火光在跳跃。在这些文字中，刘川鄂的学术个性因池莉研究被记住了。在《论池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文中，他指出池莉对知识分子污名化的不足：“池莉的缺失也是明显的。就像是当代很多农村题材的小说，站在农民价值立场上来批判知识分子一样，她从市民立场出发，对知识分子作世俗化评价。站在较低文化立场，去评价具有较高文化内涵的群体，视角太低，不仅看不清知识分子的全貌和主体，连其性格缺陷也不可能真正看清写透。”⑤李建军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第340 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刘川鄂对池莉的研究大约来自池莉在荆楚大地的写作与生活事实，客观上再现了一位负责任的学者对地域文学与文化现象的负责任思考，自由主义的审美选择与人文精神涵养也促使刘川鄂对这种无限诋毁知识分子形象的写作发出抗争。这些思考是持久而强烈的，如专著《小市民 名作家——池莉论》及一部分析出并收录在个人论文集中的论文：《 “池莉热”反思》《唠叨风格与恶俗趣味——池莉市民题材小说的审美特征》《令人咋舌的〈惊世之作〉》《 〈口红〉：从电影到小说》《池莉、张爱玲散文之比较》《池莉作品中的硬伤》《两个女名人和同一个构思——范春歌、池莉西藏作品之比较》，这些思考具备全面性、系统性及辩证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同处荆楚大地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刘川鄂没有因为池莉的文名与人名而自断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判断力及作为翅膀的文学批评锋芒，没有当代文坛久已流行的圈子化批评、人情面子批评积习，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乌烟瘴气、指鹿为马的不负责任吹捧。这些再次强化了刘川鄂对自由主义近乎信仰般的信任，这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而刘川鄂的池莉研究必然深刻地启示了当下的批评观与文学观：“我对池莉的批评是有自己的价值尺度的。那就是人性的含量和审美含量。我认为她的小说，不能够丰富读者对人性的理解，不能唤起人们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不能给读者高层次的审美愉悦。这样的观点，是建立在我对她的全部作品的阅读分析和对已有的100 余篇研究专论的辨析借鉴基础上的。有的放矢，没有对其人格的半句贬损、对其作品的空谈棒杀。如果一个中国作家的创作能够丰富我对人性的理解，能够给我以美的震颤，我就会感服他。如果除了故事还是故事，除了细节还是细节，除了传奇还是传奇，我的阅读兴趣就会低得多。报纸上有太多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大众通俗报刊上无奇不有，我并不想多知道一个故事，任何小说家写的再惊奇的故事都不会感动我。”①刘川鄂：《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第238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笔者高度认同刘川鄂批评池莉创作不足的论断。2019 年的出版界隆重推出了池莉的新作《大树小虫》，笔者在研究生的再三推荐下对之认真阅读过，而体验之差竟源于同时期阅读的作家何大草的长篇小说《忧伤的乳房》所传达人生体验的深切与感觉的新奇，《大树小虫》的叙事格调在新写实之外几无贡献，平民生活之平变成了创作上的平淡无奇与眼界之平，实在是一个作家自创作起点即开始的悲剧。刘川鄂的这些批评观念与作为批评家所持守的文学性、审美性立场及自由判断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补的钙，这些应该引起后来者足够的警醒，只可惜后来者指鹿为马依然故旧。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随着民国“怀旧热”的兴起不断走向高潮，既而随着2009 年以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张爱玲全集”“张爱玲外集”的连续出版，包括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整理、编校与授权出版的张爱玲遗文，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在量上不断增加，这些都一再助推张爱玲研究热再次走向高涨，这当然也是刘川鄂能够在近十年来继续增补《张爱玲传》的基本契机。与之相对，张爱玲研究的方法、结论多样化非大多数现代作家研究可比，如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以出色的文献考据功夫见长，且大小论文数量巨多，遗憾在于缺乏大的史论文，且对张爱玲无条件赞誉过多，解志熙只一篇长文《乱世才女和她的乱世男女传奇——张爱玲沦陷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明确指认张爱玲的妥协——投降主义，也捎带成为张爱玲研究专家，张均著有《张爱玲十五讲》与影响颇大的《张爱玲传》，两本著作因各有侧重而可彼此参照阅读，作家陶方宣著有《张爱玲的摩登时代》来专门描述张爱玲文学内外的摩登生活，许子东的多部论著贡献在于对张爱玲小说、散文的文本细读，笔者也曾阅读过一位青年学者赵秀敏的小题大做专著《张爱玲电影剧本研究》，等等。刘川鄂的《张爱玲传》积极与传主发生精神对话，故而对张爱玲的人生多有形象贴切又多悲悯情怀的同情理解，对该著的评价已有唐小林与宋家宏二位先生为文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宋家宏先生多年前即已出版张爱玲研究论著，本身就是张爱玲研究专家，这些中肯合理的评价笔者全部认同。要多说一点的是，刘川鄂的张爱玲研究在与同代学人比较中获得优势，如上述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大都以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或著作见长，不算刘川鄂青年时期以阿川的笔名选编的张爱玲作品集，他的张爱玲研究恰是以三十多年来的五部长短不一的张爱玲传记作为研究成果，相较于传记写作而言，搜检他的张爱玲研究学术论文，其数量少且话题相对狭窄而多少令人意外，直到读了他集十数年心力不断耕耘的张爱玲传记写作，才发现刘川鄂在张爱玲研究上的论文写作与传记写作走过了一条恰似桃花源式由外窄狭而内阔达的探寻路径。对于刘川鄂来说，传记成为其张爱玲研究的重要阵地，并形成了以专业学术研究如出色的文本细读能力代入传记写作的新的研究范式与传记写作新范式。这点从他最新增补出版的皇皇45 万言的《张爱玲传》中不难看出，如章的排布以张爱玲的全部创作为主线，节的设置以“张言”串起具体行动线索，如此设置既新奇自然、可靠可信又极具阅读吸引力，又如将作家个体心灵史、家国战乱史、民族灾痛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思想兴起与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史在一部著作中高度糅合，多面出彩的背后最终使刘川鄂抵达了张爱玲人与文研究的新高度，一部《张爱玲传》写出了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与文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见出现代中国以来家国历史行进的步伐。至于立足文本细读与张爱玲人生体验辩证考察基础上的学术判断则新见迭出，如关于张爱玲的名言“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的理解：“这是一个敏锐独到的人生见解。它不同于平面地从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观察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光，而是文学家们特有的人性的视角。”①刘川鄂：《张爱玲传》，第61、495 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或如对《色·戒》的评价：“ 《色·戒》在特异的状态下探寻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除了作者关注人性的自觉意识及长期的琢磨之外，也与她在这篇作品中调动多样艺术手法为之服务相关。不露痕迹的细节铺垫、精微的心理刻画、高潮中的‘反高潮’写法，都相当成功。尤为出色的是‘反高潮’手法。”②刘川鄂：《张爱玲传》，第61、495 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此类精彩判断在《张爱玲传》中俯拾即是，这些文字绝不是一般写传记者使用的散文笔法，也远远不是新概念作文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人的故作苍凉、玩酷式的抒情，而是刘川鄂基于多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审美性立场对一个极具个性张力的传奇作家的“心灵的探寻”，更是他以出色学者的学养对中国现代文学重要问题做出的大裁断。

2020 年是张爱玲诞辰百年，刘川鄂的《张爱玲传》于当年推出极具纪念意义，这部传记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追忆缅怀层面，而是直抵张爱玲人与文的精神肌理，是对张爱玲与20 世纪百年文人精神史的探寻，其中涉及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人生、道德责任、审美理想、自由气度的见解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再联系到即就今日而言，张爱玲评价史上的多个难题从未得到认真梳理，研究共识远未形成，历史上人为制造的研究混乱尚未解决而新的混乱在不断生成，制造张爱玲神话的研究冲动仍在持续，一些重大问题剪不断理还乱而无法甚至不愿澄清，如将张爱玲与鲁迅做比较是多年来张爱玲研究界的执念而鲜有反思，关于张爱玲1943—1944年沦陷时期文学的部分评价尤其混乱，关于“张胡恋”的评价问题上的“与文学无关论”“视而不见论”其实都有些不负责任，关于《异乡记》大揭“乡土黑幕”与不拿浙江底层乡民当人看的言论及分析，关于张爱玲1955 年赴美之后所创自传体三部曲《易经》《雷峰塔》《小团圆》的相互重复指向其晚期写作的以文学的笔法叙写人生的特点，关于张爱玲电影剧本创作的辩证评价问题，过于夸大张爱玲与庄信正、夏志清通信的研究价值等问题。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对上述问题几乎均有所回应并试图予以解决，也多有肯綮之论，而部分尚未完成的课题当有待后来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开拓创新了。

川鄂先生担任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多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前次卸任院长大任，适逢张爱玲遗文仍不断被整理出版，依先生学术心气之大与对张爱玲执迷之深，我们即可一起期待下部《张爱玲传》的最最新的修订版面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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