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录》到官箴书

谢楚君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2.03.011

《薛文清公从政录》（以下简称《从政录》）是明代重要的官箴书，署名明代著名文臣薛瑄，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嘉兴书坊刊印。学界对薛瑄的研究殊为丰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理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成就以及个人生平。刘艳秋、彭忠德和黄咏欢等对《从政录》所体现的薛瑄为政思想进行过论述，但有关该书的成书过程尚不清晰。《从政录》的内容来自薛瑄的另一本理学读书心得之作《读书录》，理学著作《读书录》如何演变成官箴书《从政录》，这一过程还没有被清晰阐释。另一方面，明代官箴文化大兴，与唐宋元时期比较，官箴文献数量骤增，在形式与内容上均更为丰富，且有创新。明代后期，商业出版发达，官箴书成为书坊、书肆青睐的对象。《从政录》由书坊刊印，在市场流通，这一官箴书的出现是如何受到明代后期官箴书发展影响的？本文从书籍史的角度展开对《薛文清公从政录》的研究，考察这一明末重要官箴书的成书过程，展示官箴书的形成与政治事件、市场以及明人对薛瑄的理解等因素的丰富互动关系。

《读书录》《读书续录》是薛瑄理学思想的代表作。薛瑄提到自己读书“至心有所开处，随即录之，盖以备不思而还塞也”，“积二十余年，乃成一集，名曰《读书录》。”《读书录》采用语录形式，记录薛瑄阅读原始儒家经典、程朱理学著作之心得，共11卷，约成书于宣德七年（1432）。《读书续录》格式和主题与《读书录》相同：“研究天人之奥，阐发性命之微，著为《读书续录》”，共12卷，约成书于天顺三年（1459），是薛瑄晚年读书所积累的札记与心得。

无论是薛瑄自己的描述，还是从时人的评价来看，《读书录》均是读书札记，是理学之作。阎禹锡作为薛瑄门人，在薛瑄辞世不久，仿《近思录》这一理学入门之作的格式编排《读书录》，并明确指出《读书录》“皆发明性理之旨”;门人王盛也认为薛瑄的《读书录》“发挥性理之渊源，辨异端，扶正学，以阐明前圣之道于后世。”明人杨鹤作《薛瑄年谱》，提到薛瑄“日夕精研理学，寤寐圣贤，手录《性理大全》，潜心玩诵，夜分乃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灯记之;或通宵不寐，味而乐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积为《读书录》”。雒遵评价《读书》二录“不尚繁文，惟存实理。发四书之奥旨，闻六经之微辞，体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明末黄宗羲也认为，薛瑄“所著《读书录》，大概为《太极图说》《西铭》《正蒙》之义疏”。

在从《读书录》这一理学读书心得之作到《从政录》这一官箴书的发展过程中，嘉靖年间胡缵宗整理刊行《薛文清公从政名言》是殊为关键的一步。嘉靖十四年（1535），胡缵宗在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任上刊刻《薛文清公从政名言》（以下简称《从政名言》），首次将薛瑄有关从政的名言从《读书录》中单独辑出、分类、刊行。现存《从政名言》有隆庆四年（1570）李恳刊刻的《畜德十书》本，崇祯十六年（1643）薛瑄后人薛继岩等重刻本。后者内容更为全面。崇祯十六年本《从政名言》共分3卷，295则。这295则内容均辑自《读书录》，格式上也沿袭《读书录》条例札记的编纂体例，但是条目顺序的编排与《读书录》有异。

胡缵宗为《从政名言》作序，指出“顷见古今论为政者，若吕氏之《官箴》、胡氏之《绪论》，非不当于事理。至敬轩之语，不独本于王道，而实切于日用，固今时居官者之药石也”，说明胡缵宗在编辑之时即将《从政名言》与吕本中的《官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进行比较，认为《从政名言》是为官者之药石。换言之，在胡缵宗看来，《从政名言》已是可以与吕氏《官箴》、胡氏《绪论》相提并论的官箴书。而且，《从政名言》更为高明，因为这一官箴，本于王道，“实切于日用。”

值得指出的是，胡缵宗编辑的《从政名言》作为薛瑄署名的官箴書，与薛瑄在世时撰写的其他官箴书并无关联。宣德四年（1429），薛瑄在沅州以御史出监湖广银场时，曾著有《御史箴集解》，推张养浩《御史箴》为“宪臣之药石也”，赞誉此文言简、理备、词直、义切，“内自台署，外及臬司，以至宪臣之家，靡不列之于屏于几，以比韦弦之戒”，自己初任御史之职，便“恒诵是《箴》，以攻其过”，“求其意反诸身心而自省。”在正统六年（1441）任大理寺左少卿之时，薛瑄曾作“《大理寺箴》以自警”。《大理寺箴》采用四言句式的文体，解读并规范大理寺之职责，要求大理寺官员保持“警肃”，“勿徇货利，勿任憎欲。勿偏纵释，勿好刻酷”，如此当使“民服”而“定国”，最终达到“惟刑弼教”的目的。《从政名言》作为官箴，在格式和内容均与上述薛瑄的官箴有别。

此外，正德十六年（1521），胡缵宗编辑刊印《从政名言》之前，任安庆府知府时已经刊刻《读书录要语》。《读书录要语》分上、中、下3卷，共278则，内容均出自《读书录》。胡缵宗明确说，《从政名言》与《读书录要语》并行，共同彰显薛瑄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儒家立世宗旨：“内圣外王”。胡缵宗指出，“学非圣，非学也;政非王，非政也”，并说明“学不自孔子非圣也，政不自周公非王也”，从而确立了内圣、外王的两个最高标准。在胡缵宗看来，薛瑄的《薛敬轩集》是其学与政的体现，其学是“由程、朱而孔子者也”，其政是“由司马而周公者也”，并视薛瑄为“国朝硕儒”、“名臣”，即对薛瑄在儒学层面的贡献与为政方面的能力同时予以肯定。为此，胡缵宗刻《读书录要语》“以与学圣者共”，又录《为政名言》“以与学王者共”。

《从政名言》彰显基于“内圣”的“外王”，这一中心十分突出。比如其中对圣人之治颇为推崇：“圣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举。”圣人以仁心行仁政，以“心”为其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王道不过如此。”《从政名言》辑录居官七要，亦推“正以处心”为居官首要，强调为官者自身需先“正心”，其后才是“廉以律己”，以“忠”、“恭”、“信”、“宽”、“敬”事君事长、待人接物、临民处事。所谓外王，即行王道、实仁政，“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而实行王道、仁政的表现是树立“民为邦本”的思想意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故要爱民、亲民，“视民如伤”，要重民、保民，“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

嘉靖年间，胡缵宗从薛瑄《读书录》分别辑出《读书录要语》与《从政名言》以强调薛瑄“内圣外王”的主张与实践，强调其为学与为政两个方面的成就，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孤例。嘉靖末年，谷中虚在浙江任职期间，也曾经刊刻《薛文清公要语》。谷中虚《要语》也是辑录薛瑄《读书录》的内容，分内、外篇。谷中虚在序言中明确提及：“盖内篇所以修己立德，外篇所以应事处物”。则可以看到，这一“内、外篇”的区分与胡缵宗以“内圣外王”为格局将薛瑄《读书录》内容分类编辑具有类似性。事实上，谷中虚《薛文清公要语》中的《外篇》确实与胡缵宗《为政名言》在内容上颇多重合：外篇306则，其中139则出现在胡缵宗所辑《从政名言》中。

以上胡缵宗、谷中虚等人的努力与这些学者对薛瑄的推崇，在思想与为政理念上与薛瑄的契合有关。以“内圣”为本的“外王”显然也是胡缵宗本人的最高政治理念。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对以上理念有充分的表达。但《从政名言》这一官箴书的编辑与刊行则主要以薛瑄从祀这一事件为重要历史背景。

薛瑄去世之后，便有“建请从祀者”。成化元年（1465）十二月，国子监助教李伸上疏，认为薛瑄“潜心体道，笃志力行，所著《读书录》《河汾集》诸书，足以发明往圣，垂惠后学”，建议将薛瑄与元儒刘因一并从祀孔庙。而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等则明确反对薛瑄从祀。刘定之认为薛瑄“直躬纂古，谈道淑徒，进无附丽，退不慕恋，勤学好问，可谓文矣;归洁其身，可谓清矣”，即刘定之认为薛瑄得“文清”之美谥足矣，“然论其于道，所得以于朱子诸徒相比，并若黄榦、辅广之亲承微言，金履祥、许谦之推衍诸说，尚未知可伯仲其间否也。”则在刘定之看来，薛瑄在道统以及著述立言方面仍有不足。

从成化到隆庆五年（1571），有关薛瑄是否应该从祀孔庙的讨论一直持续。反对从祀的一方坚持的主要是以上刘定之的观点和理由。比如弘治年间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再次请求薛瑄从祀，礼部援引刘定之的观点予以拒绝。嘉靖十九年（1540）有关薛瑄从祀的讨论中，赞善兼检讨郭希颜以瑄“无著述功，议不必祀”。

针对反对从祀者的理由，支持薛瑄从祀的官员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支持从祀者极力强调薛瑄的著述之功。比如嘉靖元年（1522），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许赞上《崇真儒以隆圣治疏》，专门强调薛瑄的著述之功。与此同时，薛瑄的支持者也通过刊刻薛瑄的著述以丰富其立言方面的成就。弘治九年（1496）十二月，刑科给事中杨廉上疏，指出“《读书录》见者甚少”，恳请“有司取其板本于国子监，俾陆馆诸生皆得摹印观览”，并“以印本发下福建书坊”刊刻，“翻刻市鬻，务使天下之士皆得见之……则人皆知本朝亦有为此学者”。许赞指出此举或有助于薛瑄的从祀，“又安知不有因是书之传，建白于圣天子，以成先帝崇儒重道之意者哉。”在嘉靖十九年（1540）有关薛瑄从祀的讨论，主张支持从祀的张邦奇在任湖广提学使之时，也曾刊刻《读书录要语》，发至府州县儒学，令诸生各抄一本，并予以考察，“如无此书及不能通其大意者，决罚不恕，有能奋志笃行者，指名开报，以凭优奖施行。”陈棐参与《读书录》多个版本的刊刻，显然也与他支持薛瑄从祀有关：“适廷臣议公从祀孔庙未定，予奋然上疏，表明公之理学，请建祀树坊于邑。”

从正德后期开始，支持薛瑄从祀的主将李濂、陆深等人对立言这一单一的从祀标准提出了异议，主张将立功纳入标准。与立言强调著述相对应，立功强调实践，其中最主要的显然是政绩。比如李濂指出著述有明道之功，固宜祀，但“实践有体道之功”，亦宜祀;而“薛公允有体道之实行，恶可以其著述之寡而少之哉”。同样，

陆深也提出“祭祀之义，本以报功，而孔庙祀典实为传道”，而圣人之道远矣，大矣，“今六经所载皆圣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经之道蕴之身心，是曰立德;发挥六经之理，见之政治，是曰立功;讲明六经之文，形于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极也，功以抚世也，言以垂训也，凡有一于此，皆应法施于民之义，故祭则福焉，类则歆焉，灵则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庙祠祀之所缘起，非徒以弥文为也”。即陆深在奏疏中不仅反对以立言为唯一的从祀标准，而且对立功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其中“发挥六经之理，见之政治”，强调的正是为官的政绩。

隆庆年间，辛未科进士张元忭、赵用贤等上疏请求薛瑄从祀，采用的正是李濂、陆深等提出的新的从祀标准：张元忭对立言这一标准提出质疑，并以薛瑄“历宦四朝，夷险之操持无间”，是“圣世之真儒”为理由支持薛瑄从祀;赵用贤对薛瑄不畏强权的为官政绩予以肯定，指出薛瑄“抗节于王振，其操可谓严矣;辨冤获咎，逆师保而不悔;惩奸伸法，虽豪右之罔赦，其志可谓定矣”。对薛瑄在立言之外的立功予以了充分的展示，以支持薛瑄从祀。隆庆五年（1571），礼部题准廷议薛瑄从祀一事。禮部尚书潘晟会同吏部尚书杨博以及六部、都察院等其他官员廷议，并将廷议结果上奏。奏疏中，潘晟从学问、行履、著述、大节等方面对薛瑄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强调薛瑄在“立言”方面的成就，称薛瑄所著书“十余万言，不为不多，诚未可以是而少之”;同时强调薛瑄为官之功绩：“立朝行己之际，不折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法于贵近，不摄志于临刑”，强调其立功方面的事实，是李濂、陆深等人所提出的新的从祀标准的落实。

隆庆五年九月，穆宗下诏在孔子庙廷中配祀已故礼部侍郎薛瑄。薛瑄成为明代儒士配祀文庙之第一人。正如许齐雄等提及的，薛瑄从祀礼部题准廷议薛瑄从祀一事。礼部尚书潘晟会同吏部尚书杨博以及六部、都察院等其他官员廷议，并将廷议结果上奏。奏疏中，潘晟从学问、行履、著述、大节等方面对薛瑄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强调薛瑄在“立言”方面的成就，称薛瑄所著书“十余万言，不为不多，诚未可以是而少之”;同时强调薛瑄为官之功绩：“立朝行己之际，不折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法于贵近，不摄志于临刑”，强调其立功方面的事实，是李濂、陆深等人所提出的新的从祀标准的落实。

隆庆五年九月，穆宗下诏在孔子庙廷中配祀已故礼部侍郎薛瑄。薛瑄成为明代儒士配祀文庙之第一人。正如许齐雄等提及的，薛瑄从祀的成功有多重原因，其中，薛瑄的推崇者对从祀标准的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

薛瑄从祀的讨论与立功标准的提出，构成胡缵宗编辑、刊印《从政名言》这一官箴书的社会历史背景。胡缵宗对薛瑄从祀一事态度积极而鲜明。在其著作《愿学编》中，胡缵宗指出“国朝理学之传，其唯薛子”，并称“薛子为必可祀”。胡缵宗对薛瑄著述不丰的指控予以回应，指出颜回、程颢著述亦不多，但“颜子之学之粹，程子之学之纯，皆去圣人不远”，且二人在道统上“得孔门之传而皆从祀”。与之相比，薛瑄“持敬复性”的思想亦是“孔门之教”，“以居敬穷理法程子，以复性师孟子”，《读书录》更是“原于性，本于圣，固多名言，且俱从践履中来”，且“多所发明，亦著述也”，因此薛瑄也当“列之孔庙”。与李濂、陆深的观点相呼应，胡缵宗也明确质疑以立言作为从祀的唯一标准：“圣人之所以圣，岂专于立言”。

事实上，胡缵宗与陆深、李濂关系密切，彼此多有诗文唱和。李濂曾为《从政名言》作跋，则李濂不仅了解胡缵宗编辑刊印《从政名言》，而且予以支持。在跋中，李濂指出学与政是统一的，“体之为学术，用之为政事”，读书穷理、须宽见德之后“验诸身心，体而行之”，并肯定薛瑄作为御史、大理寺卿、内阁辅臣的政绩，“皆卓有声望，称名臣”。换言之，在李濂看来，《从政名言》便是薛瑄“用之为政事”的体现，是薛瑄为政的落实。这与陆深“发挥六经之理，见之政治”的立功从祀标准有共通之处，也与胡缵宗在《从政名言》卷首的序言相呼应。

同样，谷中虚编辑《薛文清要语》也与薛瑄从祀存在关联。谷中虚与胡松有密切交往，胡松曾为谷中虚《薛文清要语》作序，且是薛瑄从祀的积极推动者。在序言中，胡松明确回应了对薛瑄著述不丰的指控：“又或少其鲜所撰著，此尤浅之乎语先生矣。嗟乎！古圣哲由轩农而降至七十二子之徒，彼有撰著”，并对以立言为标准而反对薛瑄从祀的观点进行驳斥，认为“传圣人之道者在心，不在言;为百世之师者在风，不在书”，而薛瑄足以为百世之师，传圣人之道，不必以“区区乎著述之为务”。

从以上讨论来看，嘉靖年间胡缵宗以“内圣外王”为格局，刊行《读书录要语》与《从政名言》，与薛瑄从祀一事存在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是与“立言、立功”这样的新从祀标准的提出互为呼应：《读书录要语》彰显的是薛瑄在“立言”方面的成就，而《从政名言》凸显的则是薛瑄在“立功”方面的成就。也就是说，薛瑄从祀与立功标准的提出，为《薛文清公从政名言》从薛瑄《读书录》中脱胎而出提供了特殊的政治背景;而《从政名言》这一官箴书的编纂与刊刻也因从祀而具有了独特的政治内涵。

薛瑄从祀孔庙后，声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著作在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编辑刊刻。比如万历二年（1574）、万历七年（1579），赵贤分别在楚中、青州刊刻《读书录》，侯鹤龄、李涞也在万历年间重刊了《读书录》。薛瑄后人薛士弘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行《薛文清公从政名言》《薛文清公策问》《理学粹言》等，并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重刊《薛瑄文集》。崔尔进则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重刊《薛瑄全集》。

以此为背景，万历四十三年，《薛文清公从政录》在浙江嘉兴刊印。《从政录》收录薛瑄有关从政的言论，共计1卷98则。其中有92则见于胡缵宗《从政名言》。比较来看，《从政录》与《从政名言》的内容虽然都源自《读书录》，但是《从政录》的内容可能是直接从《从政名言》选摘而来，而不是直接出自《读书录》。比如《从政录》第96则内容如下：“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此条记载与《读书录》略有差异。嘉靖四年（1525）张珩本《读书录》中所载：“为治舍王道，即是伯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嘉靖三十四年（1555）沈维藩本、万历七年（1579）王圻本、4万历二十四年（1596）李涞本《读书录》所载均与嘉靖四年张珩本一致，采用“伯道之卑陋”。而在隆庆四年、崇祯十六年版的《从政名言》中却是采用“霸道之卑陋”，与《从政录》96则内容相一致。此外，《从政录》第79、80、81三则分别位于《读书续录》卷四、《读书续录》卷一、《读书续录》卷一，在《读书录》中第79则与80、81则相距甚远，而此三则在《从政名言》中则均位于卷三，且前后相连，顺序与《从政录》一致。清初万斯同著《明史》，提到《从政录》时，称“一名《从政名言》”，甚至将两者认定为一书。也可以证明两书在格式和内容上的重合度较高。

但是《从政录》篇幅更为短小，内容只及《从政名言》的三分之一。在相关主题下，《从政录》在内容上也更为精简。比如谈及为臣之道，《从政录》仅以丙吉、张世安为例表达为臣者需谨慎周密，而《从政名言》强调谨慎周密的同时，指出为臣者当恪尽其守、竭忠尽诚，从多方面展现为臣之道;关于与吏卒辈的相处，《从政名言》用了两则语录来强调为官者除公事外不可与吏卒辈交流，而《从政录》则只辑录了其中一则语录。

《从政录》署名薛瑄撰，李日华、沈孚先校，收录于《宝颜堂秘笈》广集，又名《陈眉公家藏广秘笈》。《宝颜堂秘笈》虽然以陈继儒的名义刊刻，但实际上由沈孚先、沈德先兄弟主持。沈孚先，字白生，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应天府教授、北京国子监助教、工部主事等职。沈德先，字天生，万历三十七年（1609）举人官上海教谕、国子监学录、刑部主事等职。沈氏兄弟开设了书坊尚白斋、亦政堂，以刊刻《宝颜堂秘笈》系列而闻名。

《宝颜堂秘笈》编纂者关注到了薛瑄从祀一事。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修《嘉兴府志》，其中有明确的“又增薛瑄從祀”的记载。府学生员黄承昊是这一《嘉兴府志》的校正人员，同时他也是《宝颜堂秘笈广集》的编纂者之一。

浙江官员对薛瑄的推崇这一传统则可能对沈氏兄弟编纂《薛文清公从政录》有重要影响。萧世贤在嘉靖二年（1523）至七年（1528）任嘉兴府知府，府志称其“古之良大夫”，入嘉兴名宦祠。萧世贤对薛瑄《读书录》颇有研究，在其擢升嘉兴府知府之时，曾携胡缵宗所刻《读书录要语》“一册来秀，以示诸生”，18并在嘉靖三年（1524）重刊《读书录要语》。而胡缵宗本人也在嘉靖七年（1528）至十年（1531）间任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上述谷中虚《薛文清公要语》也于嘉靖四十年（1561）刊刻于浙江，彼时胡松任浙江右布政使，谷中虚任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并在之后任浙江按察使、巡抚等职。谷中虚《薛文清公要语》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四十五年盛赉汝刻本，徐栻曾为此版《薛文清公要语》作序。徐栻于万历四年（1576）任浙江巡抚。此外，万历三十二年，任浙江右布政使的范涞重刊谷中虚《薛文清公要语》。范涞在序中提到《薛文清先生要语》是巡抚尹应元嘱其重刊，尹应元刊刻此书则是希冀其治下官员以此书触目警心，进而“嘉惠苍黎，与古守令相辉映”。以上浙江官员对薛瑄的推崇及对其作品的刊刻，不仅提高了薛瑄在浙江地区的声名，也直接推动了其作品在当地的流传。沈氏与上述官员关系密切。比如上述萧世贤辞世后，“其门下士沈铨与陈宪辈，相与汇次为是编，以致师效之勤，刻之嘉兴，以传其诗”，并请陆深作序，完成《梅林诗集》。其中沈铨即沈德先、沈孚先兄弟的曾叔祖父，即沈氏兄弟曾祖父沈鍨之弟。

沈氏兄弟的官员身份可能也使得他们对官箴书有特殊的关注。在沈氏兄弟主持编纂的《宝颜堂秘笈》中除了《从政录》以外，还收录了其他的官箴书，如《宝颜堂秘笈·续集》中收录《朱文公政训》《真西山政训》等。沈孚先提出，如能以“林君复《省心》、敖清《慎言》用自绾摄，以魏鹤山《杂抄》、陆文定《髦余》悟言，批卷随证，以紫阳、西山两《政训》出治临民，以高文忠《伏戎纪事》外驭夷狄，亦庶几乎读有用书”。此言或可表明沈氏兄弟编纂刊刻《从政录》，与其官员的身份，与其对于出治临民、经世致用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沈氏兄弟作为书坊中人，对于编纂薛瑄署名的官箴书自然也有市场的考量。晚明，官箴书的数量骤增，且成为书坊和书肆青睐的对象。书坊在官箴书的刊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金陵书坊为例，该书坊在万历年间便已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出版和交易中心之一，作为晚明官员重要读物的《官常政要》在万历十二年（1584）便是由金陵书坊王慎吾刊刻，收入《蒋公政训》《初仕录》《新官到任仪注》《新官轨范》《居官格言》等官箴书，之后，《官常政要》在崇祯年间亦由金陵书坊多次重刊。可见官箴书在市场之受欢迎。沈氏兄弟对《从政录》的编辑刊印，应该也与官箴书的这一发展特征有关。《从政录》在内容上的简练、便捷也与其商业性和实用性的特点是相关联的。

《从政录》刊行以后流传广泛。《澹生堂藏书目》《千顷堂书目》《万卷堂书目》等俱有收录，同治《苏州府志》也有《从政录》一书的记载。从明清文人的记录来看，《从政录》影响颇深远。刘埥以荐举入仕，于雍正六年（1728）任县令一职，在其赴职之前，曾向友人索书“且乞真实语，欲以为楷模”，其友人便“取《薛文清公从政录》，并先君往日之所以教我者各书”给之，刘埥则“常奉此为准绳”。作为官箴书的《从政录》，对于新入仕途的官员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时人甚至有“从政新编手亲识，刀笔簿书俗吏谙”这样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政录》虽在晚明刊行，但是与同时期的官箴书比较，特色也很明显。有明一代的官箴书，前后不僅数量不同，内容和特点也有差异。大致，明代早期的官箴书对宋、元官箴书的特点有较多继承，内容多道德劝诫，注重道德修养。嘉靖之后，官箴书在内容上更注重为政经验，更多融入公牍、律文等知识，更注重实用性。明代晚期的官箴书，比如《居官水镜》《实政录》《大明律例临民宝镜》收入了更多公牍、律法知识，更具可操作性。《从政录》的内容则仍强调官员个人的修身正己，对官员在“忠”、“信”、“廉”、“慎”、“诚”等道德修养层面提出期待。晚明官箴书《从政录》的这一特点与其演变过程是息息相关的。

《读书录》作为薛瑄的代表作，记录其躬行心得之书。不论是薛瑄本人的描述，还是从其门人以及明代学者的评价来看，《读书录》均是一部理学之作，是薛瑄在读书时“心有所开”的读书札记。薛瑄门人阎禹锡、侯鹤龄等按照《近思录》体例刊刻《读书录》，更为具体地表达了《读书录》作为理学之作的特点。

嘉靖年间，胡缵宗首次以“内圣外王”为宗旨，从《读书录》中分别辑录出《读书录要语》与《从政名言》。前者强调薛瑄的为学，既是薛瑄“内圣”的体现，也为后学日用修行提供指导;后者强调薛瑄的为政，既是薛瑄“外王”的反映，也为初入仕途的官员提供了从政的指导。胡缵宗明确地将《从政名言》与吕本中的《官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相提并论。这一官箴的编辑刊印，以薛瑄从祀孔庙这一历史事件为重要背景。为了推动薛瑄从祀，薛瑄的推崇者刊刻薛瑄著作，以彰显其立言之成就;李濂、陆深等人更是强调了从祀标准中的立功部分，倡言将“六经”落实到政治中，强调政绩是从祀的重要标准。《从政名言》作为阐述薛瑄政治经验的官箴书，正是与立功这一从祀新标准相呼应。换言之，《读书录》到《薛文清公从政名言》的编辑与刊刻是以薛瑄从祀的推动为背景的。

万历四十三年，《从政录》在嘉兴刊刻。这一坊刻本的官箴书内容主要来自《从政名言》，但是与后者比较，更具有精炼简短、便携实用等特点。如果说《从政名言》是为薛瑄从祀推波助澜，以彰显薛瑄的政绩为目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政录》的刊刻则借助薛瑄从祀这一事实，实现了市场获利，具有商业性;同时也为初入仕途的官员提供指导，因而具有实用性。

薛瑄在永乐后期进入仕途，经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诸朝，其本人多有政绩，抗节于王振，为民沉冤昭雪、惩奸伸法。2在宣宗亲撰《御制官箴》的背景之下，薛瑄本人对官箴亦多有关注。但是《从政名言》和《从政录》与薛瑄本人在官箴方面的作为并无直接关联。《从政录》这一官箴书，其内容虽然出自薛瑄的《读书录》，但与《读书录》的旨趣大相径庭。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政录》并不完全是薛瑄本人的官箴之作，其代表的主要是明人对薛瑄的理解，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因素下，被制造出来的薛瑄的官箴书。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1日]

（责任编辑：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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