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价值之维①

张星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避免当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的局限性，维贝克、布瑞、布里戈尔等西方学者明确提出技术哲学的价值论转向，试图在打开技术黑箱的同时为技术人工物注入规范性元素，从而使技术更好地发展并实现其服务于社会的根本任务。事实上，技术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论题，关于技术及其应用是否负载价值的理论思考则直接关涉对技术本质论、技术伦理观、技术发展模式等问题的回答。正因如此，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断言：“未来的技术哲学研究，将更注重对技术应用过程意义与价值的考察。”(1)Carl Mitcham, Note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Meta-Technology,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ol.1, No.1-2(1995),pp.13-17.倘若回溯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抑或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都不约而同地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追问现代技术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诉求，他们不仅揭示了现代技术逐渐沦为社会控制形式的发展悖论，而且试图从不同视角探寻蕴含其中的“求真”精神和价值理性的“求善”精神之间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直接论及技术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但是其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所展开的批判折射着深切的人文关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技术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有异曲同工之处。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致力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他们绝不是躲在书斋里对技术进行理性批判和价值重估，而是始终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统治的现实语境拷问技术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通过把这一问题从封闭的技术系统拓展至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他们指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是负载着伦理价值的非中立性存在，即：现代技术与其说是作为生产力要素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吞噬人的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来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2页。。

现代性问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检视技术合理性的逻辑起点，故而在讨论他们是如何界定现代技术及其伦理价值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简要说明。众所周知，“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纷争的问题域，自康德开启现代性的序幕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介入了这一问题。美国的卡林内斯库通过对现代性的词源学考证发现这一术语至少从17世纪就开始在英语世界逐渐流行，吉登斯在社会学视域下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德国的哈贝马斯从哲学视角出发指出现代性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和社会模式，法国的福柯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对时代进行“批判性质询”的精神气质。(4)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究其实质，现代性作为西方社会走向世俗化与合理化过程的显著特征，是以现代化运动为现实根据、以启蒙理性为核心观念、以资本全球化为发展趋势而重构的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崭新世界秩序。尽管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破除了人的蒙昧状态并促使中世纪的“神学社会”转型为现代的“世俗社会”，但是启蒙理性在主体的觉解过程中逐渐确立了理性的权威地位，而理性的病变又致使现代社会陷入环境污染、核灾难、精神空虚等“多重隐忧”之中。因此，现代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从尼采到鲍德里亚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如尼采对理性的价值重估、胡塞尔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解构，但因他们的反省大多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而导致他们“重写现代性”的希望最终落空。

虽然马克思并未明确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6)马克思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使用了“现代性”一词，即：“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这表明他把现代性界定为与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圣性相区别的世俗性原则，而这种“世俗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但是他基于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而展开的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无不蕴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所以许多当代西方学者把马克思视为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先驱者。美国学者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改变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7)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基础上的“商品—货币—资本”运动的产物，资本逻辑之所以构成现代社会高效运转的“中轴系统”，是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动着以生产性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大规模使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拓展了资本的增殖空间，至此资本逻辑裹挟着技术合理性完成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由于马克思把现代性理论的阐发锚定在资本主义总体性批判的理论框架中，所以他超越了主体形而上学从抽象的思辨哲学视野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做法。换言之，他通过对现代性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不仅看到了资本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世界范围的扩张促使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从而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创造出超越以往所有时代的社会财富，而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自我增殖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为前提条件的，而追求利润无限增长的资本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产品相对过剩、人的高度物化、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等异化现象。正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内在地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只有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走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虚假意识形态对人和自然的宰制所引发的生存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传统，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问题引向了社会微观领域。他们以人的生存困境为切入点对物化意识、工具理性、文化工业、生态危机、大众心理、日常生活等一系列新异化现象展开全面批判，使现代性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铺展过程中显现了辩证性、现实性、多元化的思想特质。从历史维度看，20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相继失败、德国纳粹主义的蛮横残暴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启蒙现代性事业的破产，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被湮没在现代社会的高度一体化过程中，这就使得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和新的解放道路的探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主题。他们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根源于启蒙的逻辑，在启蒙与资本的共谋下确立起来的工具理性霸权使价值理性遭到严重贬抑，相伴而生的是作为主导性原则的工具理性对主体性的颠覆、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自由承诺的背叛。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详细考察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利用合理化的工具系统和操作程序来实现物化统治的，他指出启蒙理性在对效率的片面追求中抑制甚至取消了目的合理性，并通过科学化、专业化、合理化的商品生产把流动的时间固定在精准测量和统一划定的空间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也在“时间空间化”进程中被还原为可量化的、客体化的、程式化的物性存在，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种“永恒”或“终结”的存在。由此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技意识形态使人们迷恋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沉溺于疯狂消费的快感，至此现代性的解放承诺也就化为泡影了。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不像浪漫主义那样躲进原始自然的怀抱，也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从根本上否定启蒙的积极意义，而是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语境对现代性问题予以总体性批判，提出“我们不应该把现代性及其规划当作失败的事业来抛弃，我们应该从那些力图否定现代性的偏激方案的失误中吸取教训”(9)尤尔根·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同时在“重建乌托邦”的精神引领下提出挽救现代性危机的不同方案，如阿多诺的“非同一性”、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高兹的“生态理性”等范畴，都在不同意义上释放了被束缚的理性潜能。

伴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发展，科学技术与现代性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也越来越显著，前者作为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构造着社会权力关系结构，后者作为理解科学技术的整体文化背景推动着科技的发展。(10)张成岗：《文明演进中的技术、社会与现代性重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4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派迁往美国后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他们将理论目光聚焦在技术理性及其社会后果的相关问题上，甚至用技术理性批判替代资本主义批判，从而实现了从资本逻辑批判到工具理性批判的范式转轨。不过他们也并不打算像当代西方技术哲学家那样专注于打开技术的“黑箱”，而是将技术批判的矛头直指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控制，把现代技术视为一种具有价值倾向的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强调技术实践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追求。归结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赞同技术的“价值负荷论”而反对“价值中立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使用是其自然属性(即效用和功能)得以展现的关键，科学和技术的高度一体化实则意味着技术理性已然背弃了它的解放承诺而蜕变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他们围绕着技术合理性问题展开的社会批判就是为了澄清现代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主张用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弥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鸿沟，由此重塑现代性的价值内核、恢复技术的人文主义向度、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

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主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实证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摆出一副“拒斥形而上学”而“唯尊科学”的理论姿态，主张一切有意义的知识都必须以感性经验为基础，运用经验主义和数理逻辑的方法改造传统形而上学体系。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实证哲学固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这种把社会科学论域的问题都统统还原或简化为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问题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而且迎合了当代资本主义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现实需要，至此“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方面，是资产阶级统一的世界观”(11)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既然如此，那么实证主义作为工具理性滥觞的哲学基础也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无情批判，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即人的解放旨趣。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缺陷日益突显并招致诸多批评，既有来自科学哲学内部的自省，又有来自诠释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外部的攻击，其中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对“两个教条”(12)这是奎因在1950年发表题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一文中提出的，他指出逻辑经验主义含有两个教条，即分析—综合教条和还原论教条。按照奎因的说法就是，“一个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是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详见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的批判是对逻辑经验主义最根本、最尖锐和最内行的批判(13)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5页。，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倾向于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批判实证哲学及其社会功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实证主义”一词相当于“科学主义”的广义概念，它不仅包括旧的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而且涵盖了与它有亲缘关系的操作主义、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日常语言哲学等。就此而言，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整个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因为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的理论典范和最佳诠释，这集中体现在霍克海默、波洛克、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与胡克、迈耶尔、纽拉特等科学哲学家就认识论问题所展开的三次论战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出于其政治意识而非理论自觉，因为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实证化解读，以唤醒主体的革命意识。

第一，驳斥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及其对价值问题的驱逐。实证主义通常把可证实性、可证伪性、可观察性视为科学划界的标准，据此对科学认识活动中所采取的“步骤”或“立场”予以裁决——只有可被经验证实或符合逻辑推论的命题才是客观真实的，否则就是空洞无意义的虚假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理论成为具有唯一合法性地位的真理性认识，正如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所言，人类只有超越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阶段而进入到科学或实证的阶段才能达到思想上的完全成熟。这恰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的首要目标，因为实证主义者所崇尚的自然科学方法割裂了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排除了认识活动中主观的或价值的因素。(14)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总体性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而实证主义的方法则呈现出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非总体性”特征，并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加以利用使社会问题被还原成“纯科学”问题，同时撤销了拷问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固有矛盾的必要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又反过来促成了实证主义观念的大行其道。由此观之，卢卡奇的实证主义批判不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现实层面展开的“双重批判”。他的致思理路被后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如霍克海默在《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的战斗檄文中严厉斥责了实证主义为保证科学的严密性而把价值因素排除在外的做法，认为经验科学所谓的“中立性”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概括而言，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以驳斥事实的中立性原则，即：(1)感觉经验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而是为理论或知识所中介，“经验，‘给予的东西’都不是某种直接的、为一切人共有的和独立于理论的东西，而是由这些句子存在于其中的整个知识构架作为中介传递过来的东西，即使这个构架指称的实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15)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165页。，这种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命题如出一辙；
(2)感觉经验作为实践的产物必然印刻着社会历史的痕迹，“事实在被觉察到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科学、商业以及政治中的惯例的严格规整”(16)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人们也在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中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的总体把握和批判能力；
(3)感觉经验作为知识的基础绝不能等同于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因为人的感觉或知觉是有条件的、相对性的、可改变的“材料”，甚至有时候会自相矛盾，而且问题的解决还要诉诸理论。阿多诺同样认为实证主义者把经验事实视为真理标准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经验材料实际上是经过概念或思想过滤而非绝对客观的东西，另一方面事实判断蕴含的真理性认识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而非中立性的叙事方式，强调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相互关联性。

第二，反对实证主义的肯定性思维及其在思想领域对批判意识的消除。作为治疗性哲学的实证主义致力于根除传统形而上学高悬于现实生活的玄学病症，但却因局限于经验事实和拒绝逻辑思辨而牺牲了“形而上”的超越本性，这就使理论研究不再关注社会现实而是陷入现象世界之中，那些纠缠于事物细枝末节的论证表明实证论者不假思索地为事实辩护的态度。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肯定社会现实、扼杀反叛意识以及阻止革命发生的单向度哲学。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把实证主义作为传统理论的典型形态予以批判，因为“实证主义离开理论去考察对象，必定歪曲理论对象，陷入无为主义和顺世哲学”(17)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17页。。阿多诺支持了这一论点，把实证论者对科学的崇尚、对艺术的无知、对想象力的蔑视归结于“资产阶级精神退化的症状”，指认实证主义因追求确定性的知识而无视阶级差别的做法已然构成了维护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则是以分析哲学为批判对象，更为集中地抨击了实证主义的肯定性思维方式及其消极社会后果。在他看来，倘若用语言分析哲学所热衷的语义分析来解读“实证主义”(positivism)，就会发现其词根本身含有“肯定的”(positive)意思，与之相对的“否定性”因素则因超出了可证实的经验范畴而被斥责为脱离实际的玄思、虚幻的想象甚至是奇谈怪论。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语言哲学家的理论质询，他明确指出实证主义在事实描述或形式逻辑的精确性观念驱使下排除了一切不确定的、混乱的以及矛盾的思想成分，尽管“在精确性和明晰性方法上可能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对哲学思想和批判思想具有破坏性的作用”。(18)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41页。究其根本，实证主义模糊了日常语言与理想语言(也作哲学语言、专业术语)的差异性——前者在语言与行为之间建立了直接而显著的因果联系，后者则把语言从它的生成语境中剥离出来而使其免于思想的污染。此时语言只是作为一种操作性指令的理想语言，它表面上“公正无私”，实则引导大众对现有社会采取一种回避、默许或纵容的态度。然而，分析哲学致力于把多向度的日常语言转译为单向度的科学语言，不仅使哲学在放弃形而上学的沉思之时丧失了其批判现实的“责任感”，而且也使人们在温和亲切的“语言伪装”中欣然地接受了技术性元语言的指令，由此搭建起一个排除了外在干扰的、没有反对意见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从而扼杀了人们的否定性思维和批判性精神，以至于任何越轨性的思想和行为都难以付诸实践。

第三，批判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科学化及其在政治领域对权威性的强化。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呈现实证主义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高度理性化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规范化和建制化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实证主义对科学普适性和权威性的信仰使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范本”。实证论者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强行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
把错综复杂的社会事实简单地理解为客观的自然现象；
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贬斥为受制于自然法则的工具性存在，其社会后果就是实证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成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原本执着于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不是被置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之下，就是被其拒之门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向在政治方面发挥着“去政治化”的社会功能，借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把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转化为中立性的科学事实，并在“科学精神”的名义下麻痹和过滤了思想的批判性、超越性与反叛性的向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遗余力地反对实证主义无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异质性并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指出现代社会的科学化和工具化使主体在普遍客体化的技术过程中“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从而“消除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最终达成消除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现状的目标。(19)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第23页。马尔库塞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实证哲学的政治意义在于捍卫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社会秩序，因为它因忙于浅表的社会现象而使其背后的阶级差别和剥削本质被掩埋起来，如此一来，不仅“奠定了反对理性主义否定倾向的社会理论的基本结构”(20)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革命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而且通过对主体革命精神乃至社会反对意见的消解来达成对人和自然的总体控制。哈贝马斯原则上同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反实证主义的理论立场，但他并不局限于一般地批判实证哲学及其社会实践，而是从认识与兴趣的关系问题出发驳斥实证主义用知识学取代认识论的偏狭，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构一个以解放的旨趣为理论预设的“批判的科学哲学”。在他看来，经验—分析、历史—诠释和批判倾向的科学进路分别整合了技术的、实践的和解放的认知旨趣(21)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类的旨趣：一个普遍的视角》，《世界哲学》2015年第2期。，经验科学绝非知识的唯一可能形式。人的解放旨趣或主观成分在批判的社会科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哈贝马斯对自我反思和交往理性寄予厚望而使其陷入主观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窠臼。

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技术理解为负载着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对象性活动，强调技术实践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和通达世界的中间环节，不仅能动地生产着整个自然界而且还生产着人自身(指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由此可见，技术活动的合理性是在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得到确证(22)关于“价值”概念的界定，目前学界的流行观点是把价值视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的关系范畴，客体对主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称为“正价值”，反之则称为“负价值”。然而，这种仅强调物对人的效用价值的定义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他认为“一般价值”概念指的是以物对人的自然价值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中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构成了作为社会关系价值的主要内容。参见李德顺：实践唯物主义与价值问题，《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郝晓光：《从否证到创新》，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鲁品越：再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之重建，《教学与研究》2017第2期。，二者的内在统一则指向它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之应然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秉承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反思现代技术的意识形态本性，通过诘问实证主义而把技术(理性)滥用的哲学基础连根拔起，尤为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而贬抑其自然价值，力图在对现代技术实然状态的深层批判中激发人们挣脱现代性牢笼的革命热情。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技术的政治意向性在于对反抗意识的消解和现存秩序的维护，他们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批判揭示了它的政治价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表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取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当工作时长的增加受到身体、伦理等因素的限制时，在生产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就成了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有效方法。基于这样的认识，卢卡奇指出劳动过程的抽象化使人的“质的特性”逐渐被形式合理性所湮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沦为隶属于现代工业体系的一个局部化的、孤立化的、同质化的零部件，而且理性的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也随之“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23)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0页。。马尔库塞赞同卢卡奇的看法，他进一步把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根源归结为技术合理性，认为现代技术一方面利用其广告效应制造层出不穷的“虚假需求”以使人们沉湎于消费快感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其同一性逻辑和肯定性思维塑造了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体系以使人们不再批判现实和追寻自由，至此社会的否定向度被逐渐消解而统治逻辑被日益强化，于是技术的合理性蜕变为统治的合理性。就此而言，他对技术中立性的观念持反对意见，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统治形式，技术控制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24)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页。。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在对一切现存事物的大拒绝中走向一种非压抑文明(即“爱欲解放”)，是因为作为“新感性”高级形式的艺术以审美形式打破了封闭的工具系统，使人们免于技术极权主义的迫害。不过哈贝马斯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上与马尔库塞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他认为只有当科学技术超出其边界并以工具—目的理性行为的形式闯入生活世界的领地时它才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他强调科技意识形态与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相比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技术进步的“补偿纲领”成功地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这种非政治化特征使大众普遍奉行“明哲保身主义”，进而增加了他们对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基于此，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症结在于工具系统的无限扩张，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技术与价值的相关性，反对把伦理、道德、政治等因素视为内在于技术性行为的价值成分，主张通过交往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实现技术的民主转化。但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驳斥了技术在政治上的纯洁性和中立性的观点，使当代资本主义奴役和剥削的本性展露无遗，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技术对文化领域的侵袭造成了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单向度化，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批判展现了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文化工业是在技术理性的同一性逻辑支配下把艺术、宗教、哲学、政治与商品经济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它的生成过程与技术有着密切关系。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有意识地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强行拼合在一起的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对大众文化本身来说，文化制造商为了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把艺术作品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商品，如流行音乐、肥皂剧、电影等，因此，原本彰显个性和自由的文艺创作也在标准化的工业生产中失去了超越现实的力量；
对大众文化的接受者来说，民众不仅成了被规定的、没有思想的、千篇一律的样品，而且因在丰富的娱乐活动中得到片刻放松而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单调平庸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表面上是为了满足人的文化需要，实质上却是统治阶级借文化工业对社会大众的行为和思维实行全面禁锢。与阿多诺交往密切的本雅明同意他对文化工业造成经验匮乏的批判，但他仍坚信技术与艺术的真正融合指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并发挥着革命潜能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他极具颠覆性的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之中。在他看来，机械复制技术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展现方式及其社会功能，一方面艺术作品的大批量复制和迅速传播使原作的神圣性和神秘感开始消失，人们在对艺术产品随时随地的“消遣性接受”中遗忘了其膜拜价值；
另一方面复制技术使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变成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这有利于打破精英阶层垄断文化的局面、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加速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此外，列斐伏尔还从日常生活角度考察了现代技术与日常生活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现代技术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放大了的科学实验室——“对自然的技术性控制、技术和累积进程的世界范围化导致了日常生活正日益狭窄化”(25)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95, p.230.。这就意味着原本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日常生活在被高度理性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丧失了人性化特质，只有诉诸以日常生活为平台的总体性革命才能把人们从平庸单调的现代生活中唤醒。换言之，面向日常生活的技术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据此提出了“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26)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 London:The Penguin Press, 1971, p.204.的口号。尽管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面对技术异化人性的生存困境时流露出了悲观的情绪，但是他们从未放弃拯救现代性的希望，他们以科学技术兼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为预设控诉了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同时基于主体性立场提出艺术解放、心理革命、日常生活革命等不同救赎方案，如马尔库塞的技术审美化也隐晦地支持了价值负荷论的观点。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他们通过对西方绿色思潮生态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分析阐释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以制度批判为前提对现代技术展开生态批判的，并由此得出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由此可见，他们认为技术行为非但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中立性存在，反而是在资本的裹挟下枉顾自然的制约和后代的利益而对其进行的横征暴敛，最终导致了森林面积锐减、自然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诸多环境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思想，既注重从哲学层面反思主导技术发展方向的“控制自然”的思想观念，又强调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与资本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及其生态后果，从而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以及造成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已经不是某种象征历史进步的中立性概念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在政治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强化了对自然和人的全面控制。一方面，现代技术通过选择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相一致的方式维系社会发展，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高度一体化趋势使技术体系呈现出高度集中化特征，把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都整合到现有技术体系中并赋予其意识形态性，“这种技术理性再生产奴役，服从技术变成了服从统治，形式的技术的合理性转变为实质的政治的合理性”(27)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0, p.4.；
另一方面，现代技术通过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和安逸的生活环境来掩盖其作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真实身份，这主要是借助大众媒介技术制造“虚假需求”以刺激消费欲望，使人们在过度消费中体验幸福从而把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合理化。(2)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内在动力在于追求高额利润，技术实践所遵循的效用原则而非生态原则在带来资本主义经济“虚假繁荣”的同时也招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技术体系的革新和应用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降低了原材料的成本，但资本的无限扩张在客观上要求消耗掉更多的自然资源，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生态系统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沦为被任意裁剪的对象。(3)在思想方面，随着“控制自然”的观念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价值体系中，人们不再对自然抱持敬畏之心，而是以实用主义态度处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利用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工业体系不断改造和征服自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资源的市场化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正因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极力反对西方绿色思潮抽象的生态价值观，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限制经济发展也不在于拒斥技术进步，而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以建构一个生态和谐与社会正义相统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体而言，一是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结合，使生态运动走向激进的阶级运动；
二是把“全球性视野”与“地方性行动”有机结合，通过建立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保障各国的环境权和发展权；
三是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置于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上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使人们在创造性劳动而不是异化消费中体验到自由和幸福。(28)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4期。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重估技术的价值问题，认为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的共谋是造成现代性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实证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则恰恰构成了工具理性泛滥的思想根源。所以，从总体上批判作为肯定性哲学的实证主义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索技术的价值属性和基本内涵的逻辑前提，也正是在同各种实证主义思潮的激烈论辩中逐渐形成了技术的非中立性及其意识形态化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追问现代技术的价值指向及其社会后果，指出现代技术系统负载着资产阶级全面控制人和自然的政治意向性，这不仅严重背离了“人的解放”和“自然祛魅”的初衷，而且把人类及其技术实践推向了追求“虚假需求”和“娱乐至死”的深渊。尽管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的未来感到悲观，但他们仍然相信通过对技术的改造实现善治的可能性，主张把技术的实然状态与人的自由解放统一起来以赋予其“求真”和“求善”的文化使命。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控诉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后果，从实证主义批判出发戳穿现代技术假借科学中立性之名而形成的伪善面目，这既有助于深刻揭示科学技术的本质规定性，又进一步彰显了科学技术的当代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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