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伦理意蕴*

黄菲菲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使用“物质变换”（德文为“stoffwechsel”）①德文“stoffwechsel”一词也被译为“新陈代谢”“物质代谢”等，“新陈代谢”的译法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循环关系间的整体性，关注的是生态系统整体物质变换断裂的问题；
“物质代谢”的译法是基于对人类自身代谢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排放问题的关注。一词，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是人类向自然索取生存所需之物又是向自然释放能量的双向互动关系，应将生产和消费所排放出的废弃物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后果也考虑在劳动之内[1]，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界中物质循环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与道德自觉性。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超越了生物学视域下自然存在物的能量代谢，以人化自然为生态伦理的逻辑起点，以生态劳动为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的中介，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保护超越了功利，是趋向于生态自由的最高道德价值追求，对于新时代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物质变换”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被多次使用，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范畴。“物质变换”原本是生物学上的概念，是“生命活动过程中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除废料的过程”[2]。马克思创造性地将其应用于社会学领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物质变换的基础上，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循环代谢以劳动为实践途径，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与自然界发生能量转化，即自然界提供原材料，人类通过劳动的方式将其加工成商品，以实现物质的不断再利用。正是在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自然成为人类改造的客观对象的前提下，自然才能与人类之间构建起伦理道德关系。生态伦理只有在人与自然间存在伦理学意义上的关系时才得以成立。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是人类主观赋予自然的道德价值机制，使人与自然间的生态伦理关系的形成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环境向人同化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得以构成的前提与基础，即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伦理逻辑起点。

（一）从“自在自然”到“人化自然”

“自在自然”也被称为非人化的自然，是指未经人类实践改造过的原始自然环境。“自在自然”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来说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离开了自然环境，人类将无法存活。“自在自然”先于人类存在，人类从属于自在自然，“人类连同它的肉、血、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560。自然相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外部优先地位，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自然环境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所有活动所需的物质都来源于自然，人类是在自然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所有的物质关系都是基于自然的存在，人类绝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

“人化自然”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的伦理关系得以构建的起点，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人的本质力量诉诸自然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无论是人的肉体还是精神世界都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人是从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不仅是由自然孕育产生，先有自然，后产生人，而且人类的生存欲望必须依赖于自然资源才能得到满足，人类的肉体与精神的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环境。

在人类还未诞生之时，自然就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客观存在物，与人类之间并没有构建起某种社会关系，当然就更谈不上存在伦理关系了。而“人化自然”是在人的实践中被打上了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自然，人化自然被赋予了社会意义与价值，成为人类劳动中的一环，自然向人同化，自然具有了人的目的性，人类社会的伦理因素逐渐向自然渗透，构成了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伦理关系得以形成的基础。正是在人类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间形成了伦理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实践途径则是人类的劳动。

（二）“人化自然”下物质变换的三重维度

人类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将自身的目的与意志赋予自然，自然向人同化，自然成为人类的劳动对象，被人为地置于社会关系之中而逐渐具备了伦理因素。在“人化自然”的背景下，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系统架构，以人的劳动为中介环节、以人的生存为目的的物质交换包含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代谢与社会间的物质交换三个维度。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蕴含的自然科学意义，主要体现在自然界中各种物质的能量转化。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始终是在自然环境中发展的，人类历史也始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外部自然界存在优先地位。马克思认为自然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维系着自然生态系统的能量平衡。如植物、藻类的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有机物，完成代谢反应。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超越了自然科学的价值范畴，体现在自然界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商品之间都存在着物质的交换与循环。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物质变换是以自然被人同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的循环过程。[4]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人类生存所需的能量来源于自然界，劳动在实现能量转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又循环至自然环境中。在这个物质循环代谢的过程中，既包含着自然被人能动地改造的人化的过程，还包含着人类将能量循环产生的废弃物排放至自然环境中的异化过程。[5]马克思将劳动视作实现人与自然间能量代谢循环的必要环节，既包含了人类向自然攫取生存资源的过程，也包含将物质循环所产生的废弃物反馈给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在从外部自然索取生存必需的能量的同时，也产生出大量无法被消解代谢的物质，其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间健康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激增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城市人口对食物需求的增加造成被浪费掉的土地肥力无法回归土地，破坏了土地保持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此外，人类社会中的物质生产与消费过程也存在着物质变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间的交换规律，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流通以金钱为物质交换媒介的虚假性。尽管表面上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但通过剥削劳动者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却被潜藏在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的物质循环中。马克思借此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交换的异化性质及其对人的本质的扭曲，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构成人与自然间物质交换的基础，异化劳动导致了物质交换的断裂，解构了人的本质与自然的统一整体性。同时，物质变换的过程包括人类通过能量循环将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的过程，而当废弃物的数量超过自然新陈代谢的可控范围，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链条就会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缝。这一方面是指人类对自然资源索取的速度超过了自然资源再生的速度，自然资源在可持续性上发生了断裂；
另一方面是指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人口集中在城市，乡村的土地肥力因人口的不断流失而下降，城乡间在空间上产生了物质变换的断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割裂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对自然的“恶”，也是对人类自己的“恶”，生态危机的恶果最终由人类承受便是最有力的证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从现实的劳动出发，构建起生态伦理与人性最高道德价值追求间的关联，蕴含着人与自然互为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意蕴。

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在物质变换中的重要地位，人通过劳动调节、控制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物质变换的实现途径。人为了生存而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产资料，进行维持人类生命体存在所必要的物质循环与交换。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人”和“自然”都不是抽象化的概念，而是基于社会化的个人与人化的自然环境所作出的阐释。“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109人类以生产劳动为中介将自然界的物质能量转移为自身生命体的能量，使自然界在不断的物质循环中具有了社会历史性。

劳动是人类道德形成的基础，是生态伦理合法性的依据。“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人类的劳动为其提供生存的全部物质资料，只有在满足人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条件下才可能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提供了人的物质生活，道德产生于物质基础之上。如果人类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实现，至善的价值追求则是无从谈起的空想。人类的道德伦理体系建立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并且劳动是人类物质生活实现的根本途径，因此生态伦理之所以可能也必然回归劳动本身的道德价值。劳动的道德合理性彰显了人性与自然本性的契合，自然伦理价值的张扬必须由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来实现，而这一实践过程的完成不可避免地需要人性的完善。

生态伦理以劳动为道德的基础，而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界间物质循环的中间环节，是物质变换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物质变换也是生态伦理合法性的依据。自然界以原始样态出现时，并不蕴含道德内涵。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不断地改造着自然界，自然逐渐成为人化的自然。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全部物质材料，然而，在资本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下，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超过了自然的自净能力，生态危机正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导致人类与自然的道德伦理体系崩塌，即自然履行了供养人类的义务却没有享受到人类爱护它的权利。显然，这不符合人类高尚的价值追求，而物质变换实现了人的本真性。人的本质与自然是相统一的整体，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与原始自然不同的第二自然，自然构成了人的无机身体。以物质财富为生产目的的劳动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物化，破坏了自然的张力，夺走了人的无机身体，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丧失。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生产活动是以物质变换的方式生产出整个自然界，“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8]。在物质变换中，自然具有了人性，人也有了自然性，体现的是人的本真价值。人的本真价值正是人类道德的最高追求，物质变换作为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途径本身就是善。毋庸讳言，人与自然界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一种逻辑必然，也是人类道德的应然。劳动作为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环节，它的性质决定了物质变换的性质。因此，劳动也应是既符合人性又符合自然法则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在人与自然间形成一个平衡稳固的统一体。劳动的实践应基于人类对“善”与“美”的内在需要，是对生态自由的最高价值追求。

伦理和道德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至今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是现代人的内在需求而非独立于人之外的某种框架束缚或外在工具。伦理和道德是人生活的内在需要，道德是合乎人性的，也是人性的最高价值追求。生态伦理之所以能够合理化人类的行为，使之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维护人类的利益，是因为其实现了人类生态自由的最高价值追求。传统的道德伦理基于人类的社会关系而建构，即人对除人之外的自在物无须担负起道德责任，这使人难免会陷入利己的、伪道德的人性沼泽之中。人类所遵循的伦理原则不应只适用于人类社会，既然人是道德的，就该对自然存在物也道德。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追求的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交换，并不是基于人类本身的物种利益，而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目的，是基于人类对生态自由的崇高追求。生态自由是人与自然通过合理的物质变换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平衡稳固的统一体而生成的自由，是基于人类“善”与“美”的内在需要。

物质变换是生物界中最基本的能量代谢，人的生命体征的维持依赖于各个器官的能量代谢，生态系统的平衡依赖于动物、植物与微生物形成的物质循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同样也要依赖于物质变换。因此，物质变换既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类追求生态自由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物质变换是自然界与生俱来存在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植物的根茎吸收土地的养分而开花结果，落叶归根后又成为天然养料滋养着土地，如此这样的物质循环在大自然中比比皆是。即使人类文明不存在，自然界仍能在物质交换的规律下正常运行，但人类却无法脱离自然而存活。人类的实践活动使得自然朝着符合人类需求的方向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若能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则是人性“善”的体现。自然与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自然创造了人，人对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这意味着人应在道德层面上尊重自然实然的规律。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美”的来源，遵循物质变换规律不仅属于人类求“善”的过程，更体现着人类对“美”的价值追求。“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9]人类对于美的认识来源于自然界中的万物，人不高于自然万物，人也并非万物的主宰，人在或者不在，万物皆在。人在山清水秀、碧波荡漾的自然环境中享受到的愉悦是超越功利价值的，是纯粹的美的体验。这种美的体验净化着人的心灵，滋养着人的精神世界。不少艺术创作来源于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劳动过程。比如，农民在秋收时节劳作的身姿激发了画家的创作灵感，画家创作出表现劳动人民劳作之美的艺术作品给人以美的视觉体验。再比如，原始人在洞穴岩石上留下的壁画，大多是与其劳动的场景有关，生动地展现了原始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风貌，体现了原始人的审美与精神追求。艺术与人类关于“美”的体验，无一不与物质交换紧密相关，艺术与“美”来源于劳动，来源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简言之，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趋善向美的生态自由的内在需要。

可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回答了生态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即“生态伦理学为何存在”。生态伦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符合生态自由的最高道德价值追求，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理所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无关乎功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然。这有力地反驳了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生态伦理存在的根本价值尺度是为了人类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利益”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伦理的价值尺度定义为人类的利益，把生态伦理视为独立于人类道德价值的外在物，使之脱离人的道德本性，陷入工具主义的沼泽之中。若人类遵循生态伦理、保护环境仅仅是为了人类生存的利益诉求，那么这种外在化的理解则会消解伦理道德使人道德崇高的功能。当然，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也并未将人与自然抽离成孤立的两部分，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然存在物拥有与人同等的道德地位，生态伦理的本体与自然的观点截然不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伦理本体的定义似乎是站在自然万物的角度，但又使生态伦理变成了独立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外在束缚。显然，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生态伦理学核心问题研究的抽象性，论证了物质变换本身的道德价值。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凸显了生态理性的道德原则，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与“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立足于人性的内在需求，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体化的共同体。人在实现生态自由的同时，自然也实现了人道主义，当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生态理性为道德原则进行时，人与自然则成为和谐的统一体，自然界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它使生态循环理念内化于人性，在人性深处构建起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评价准则，这一准则规定着人类实践的方向。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原则就从外在化的、独立于人性与实践活动之外的评价体系，转化为生态伦理的法则。尊重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规律即尊重人类自己的崇高人性，爱护自然即爱护人类自己，让自然自由即人类自己赢得生态自由，人类生态理性成为马克思物质变换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是人类走向自我完善的表现。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蕴含着人与自然间深刻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构成是以“人化自然”为逻辑起点、以劳动为实践途径，劳动的性质又决定了物质变换的性质，因此，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有赖于人类对生态自由的最高价值追求。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问题并未凸显，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它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也是人类追求生态自由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人与自然间存在的物质循环交换决定了人类在攫取自然资源以满足生存需要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维持生态平衡的义务。当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限度，破坏了自然的张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0]。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蕴含的生态伦理进行深入分析，探寻其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所带来的启示，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践行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必然要着眼于劳动，促进劳动的生态化转向，以弥补人与自然在时间、空间上物质的变换断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劳动异化为资本家纯粹追求利益的行为，唯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异化劳动反生态的性质，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自然的解放。同时，生态劳动的实践路径不仅要从方法论的层面思考，还要形成人人都认同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护自然环境，并回馈自然之恩情，是人自我完善、走向崇高、获得生态自由的内在需要，这需要全社会发挥合力，树立生态的理性价值观。总之，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为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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