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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问题研究

    时间:2023-01-29 11:10:08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张 颖,冯 晓 峰

    (延安大学政管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陕西 延安 716000)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发展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正是因为发展,因为进步才使得人类从茹毛饮血,过渡到使用火、使用生产工具,并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才走上了文明之路。

    近代以来,随着两次工业革命,人类科技取得了巨大突破,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进入现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当代新科技将人们带入智能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等更广泛的领域,有的甚至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精神世界被洗礼般改变,似乎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自由梦想近在咫尺。这种科学技术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是亘古未有的,其本身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1]。人们张开双手热情拥抱,沉浸在一片欢呼、雀跃中。

    如今,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便利,人工智能作为人有意识的活动产物,是人劳动的外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角度分析了异化劳动理论,随着劳动异化的发展,技术异化也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进入当今智能时代,异化的表现形式也更加先进,即人工智能异化。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异化是科技异化问题的最突出表现。当然,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的伟大进步意义。因为人工智能不但使人能够从全部或部分繁琐的体力及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而且也能够改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进步。尽管如此,由于人工智能本身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及社会因素使然,人工智能异化问题也越来越突显了,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更加深入、全面分析人工智能异化问题的根源,从而找到防止和克服的有效应对措施,趋利避害,尽量发挥其优势。

    “异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原意是让渡、疏远、脱离等。最早在神学中使用,用来表示信徒疏远上帝[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指出“主体活动的结果转变成了与主体相异化的力量,并开始反过来控制和压抑主体本身”[3],这是马克思对“异化”的特定哲学内涵的定义。在《精神现象学》一文中黑格尔注意到异化状态的存在并且论述了“异化”的形式和本质性因素;
    异化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绝对精神自我展开中必然的过程和阶段。费尔巴哈结合了异化与人的自我表达,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宗教的本质是人“异化了的自我”。

    当今,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确实能够取代人类做很多事情,以至于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其异化现象大多表现在智能软件的普遍应用、图像语言识别和处理以及专业应用系统等。从宏观上看,人工智能时代泛指现代高精尖科技的集合体,包含传感器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设计制造、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纤通信等等,方方面面的生产、设计、制造过程中均有人工智能设备的影子。因此,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异化会导致人逐渐丧失主体地位,失去控制科技主体能力等问题将会成为人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示我们,“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对于人工智能异化的认识不应该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必须透过人工智能异化的表象深刻把握其本质,才能获得对其本质的正确认识。

    (一)人与人劳动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基于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提出了劳动异化,指出劳动者辛苦劳动出来的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是被资本家占有,这样一来使得劳动者痛苦不堪。他们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为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这一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并不喜欢的劳动;
    也有劳动环境的恶劣、劳动强度过大等诸多因素。

    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者这种痛苦,使得劳动者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一些繁琐,重复性的以及高强度、环境恶劣的劳动可以让智能设备取代,工人也不再靠出卖自己的体力,而是通过遥控自动机器去完成原来复杂危险的工作,而人工智能设备恰恰可以代替人类完成这些枯燥乏味的工作。

    因此,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有助于缓解资本家和劳动者尖锐的矛盾,起码从过去赤裸裸的剥削演化为相对隐蔽的剥削。这样一来,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处于一种相对缓和的关系。资本家不得已改善劳动者的环境,不得不降低劳动时间,间接地改善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

    (二)人与自身活动本身的异化

    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的角度认为,“异化劳动使自己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使得类同人相异化;
    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4],“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5]。然而,人工智能不仅仅给人类带来生产、生活方式;
    甚至是思维方式、观念的改变,而且也在逐渐地丰富着人们的内涵和存在方式[6]。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思想,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在一定程度上均能够得以施展,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曾经的那种奴役状态被扭转。人工智能在活动中的广泛使用,使得劳动者能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一些应用场景中,劳动者只需要通过智能语音系统告诉其指令。相对过去的劳动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人自身的精神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肉体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加轻松地工作,甚至可以自由发挥。

    (三)人与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艰辛劳作出来的劳动产品成为一种不属于自己的存在物,并且与自己对立。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人成为劳动对象的奴隶,即劳动者亲手创造出了与自己的意志相违背的对象世界,一个被异化的世界,结果就是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内心精神越空虚,他拥有的就越少,他被压榨得就越无情残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人们不断地从高强度、高危险的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而那些有安全隐患的重复性工作由人工智能代替,逐渐使人们的身体有了更好保护”[7]。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技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智能时代的出现,文明的进步,劳动者劳动本身的意义不仅仅是维持生存,还需要实现个人自我价值以及造福人类的价值。“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对于激发大学生创新热情、开阔创新眼界、提升创造能力、促进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6]近年来人工智能在保障人类健康方面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特别是智能耳蜗,可以帮助听觉受损者恢复听力,甚至有一些智能脑机器设备,帮助瘫痪者康复。我们从劳动产品本身来看,人工智能不仅不会使人与产品异化加剧,相反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生活水平。

    因此,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使得人与产品的异化得到了和解,甚至一些劳动产品具备了利他利己的特性。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力发展和飞速普及,人们对它的依赖程度渐渐加深,人工智能几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交流、生产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前我们熟知的网络信息、无线通信工程、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以其独特的优势使人们真正意义上实现高效、便利、快捷的生活、工作方式。但是由于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存在矛盾,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例外,它一方面为人提供便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大脑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审美、消费观念物化,甚至是伦理道德滑坡等一系列新的特征表现。

    (一)弱化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人类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而且伴随人类的实践过程逐渐发展进化、不断增强。然而,由于人工智能给人带来更加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惰性使然,人们很少使用或者能不用就不用这种能力。大多时候,我们习惯于拿起手机搜索网络新闻以及未知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不加思考地相信或依赖。以至于网络暴力横行,虚假消息有了生存的空间,这样一来,人们本该具有的思维能力就会慢慢退化,甚至消失殆尽。因为人们已经沉迷于智能技术带来的欢乐中,忘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思考能力和想象、创造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实践是人特有的社会属性,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创造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创造力作为人类特有的基本能力,与想象力和认知能力一样,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的大量普及使绝大多数人懒得去思考和想象,而是直接获取工具所带来的物质、精神享受,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程度弱化。

    (二)主体的价值和认知能力异化

    人工智能的大量普及和广泛使用,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娱乐提供了更多方便的同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娱乐结缘,呈现出空前全面的泛娱乐化现象。娱乐化媒体让全社会沉溺于一种无脑的娱乐风暴中,各种琳琅满目的网络“博主”给人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享受,你醉、我醉、人人皆醉,忘记一切忧愁和痛苦,使个人和群体只关注眼前的享乐,满足离奇与感官刺激。这种廉价占用人们自由空间,降低大众品味和修养,以及过分庸俗化的娱乐倾向和特征,甚至是倡导享乐主义,盲目的跟风消费主义观念,使人们丧失了全面认知现实环境的能力,最终导致认知危机和价值取向的扭曲。长此以往,人们越来越少追求精神信仰,而盲目对权利、金钱物质信仰的崇拜,就像尼尔·波兹曼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了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当然,这种贴近性的表象也加强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热情。

    (三)社会交往的主体性异化

    交往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社会行为,体现人的社会关系。人类从出现起便有了交往实践活动,因此,人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交往,交往推动人类向前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普遍使用,一方面方便人们的日常交往、交流和信息沟通,丰富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打破传统的时间、空间、地域等条件的限制,使人们可以在网络社会中充分实现更加自由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它给人们的自主学习、知识交流、网上办公、家庭办公提供了便捷,使人的身心得到充分舒解,视野极大拓展,人的能力全面得到提高,从而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

    然而,人与人的交流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本应是全方位的、面对面的交流,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是主体意识立体地表达;
    如今的微信、QQ等一系列的智能软件代替了人与人的实质性交流,借助于现代工具的交流往往不能全方位立体地表达个人意识,同时现代工具的使用导致主体逐渐脱离了现实,往往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不知所措,不会与人打交道,以至于出现了城市中宅男、宅女、甚至有社交焦虑症的人。这种新型的交流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交往惰性,造成了与身边父母、亲朋好友的疏远,最终会出现社会交往的异化 。当然,人工智能作为比社交软件更为先进的高级技术,似乎增加了我们日常交流的广度,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流的深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一种将工具本身当成人的理性,将手段视作目的的狭隘的、膨胀的工具理性。”[8]正如人类社会是螺旋样向前发展的,人工智能也是不断迭更和进步的。“而人工智能与人相比,在众多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因而其发展要比人的发展快得多,它对人类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9]我们需要辩证、科学地看待人工智能所伴生的异化问题,正确处理异化问题,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有利的方面。

    人工智能这一新兴尖端技术的繁荣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被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证明。一方面人工智能使人的脑力和体力得到极大解放,而且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极大的可能,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与保障若不能与智能时代同进,则有可能使人工智能给人类发展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就需要社会管理者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一)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原则

    人工智能只是人的对象性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人的客观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应当明确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人工智能只是客体。始终不忘人的主体性地位,谨防主体地位被蚕食,形成理性的对人工智能的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追捧。因此,人类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动摇。换而言之,人的一切生产生活实践活动要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的,不断改善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

    (二)建立人工智能人道主义伦理规范

    2018年,一对双胞胎姐妹在中国诞生,这对双胞胎的基因被科学家编辑修改,使得她们出生后对艾滋病天然抵抗,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儿童。这则新闻一出,引爆世界舆论,世界科学家纷纷批判这种践踏人伦的卑劣科技活动,并重申科学研究和科学探索的人道主义宗旨。因此,建立人工智能人道主义伦理规范是防止人工智能异化的基本社会道德保障。

    1.人道主义伦理制度是设计、开发、使用人工智能根本基础

    人类社会在经历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后,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各个领域都得到了蓬勃发展。科学家们经过不断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周而复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使得科学技术、人工智能得以不断更新换代,迭代前进。然而对于技术是否被滥用却成为了社会学家、社会管理者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制定严格的伦理制度,使得新技术不至于被用于破坏社会。人工智能目前尚不能把握人的复杂心理变化,以及每个个体情感表达的不同方式等,对于特定环境下的一些特殊情况尚且不能灵活处理,一旦出现错误,极有可能给社会或家庭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有必要对人工智能从设计、开发、使用进行全方位的定位和规范。

    2.人道主义伦理制度帮助人们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各行业从业者应该自觉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并且切实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性,个体很难在长期孤独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应以自身责任为己任,为社会、为人类进步做出努力。而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的积累并不是个人的价值的全部,自觉抵制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三)完善相关的监管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这种跃进式的进步,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亘古未有的,它使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望且行且近。“作为高级技术革命的主要形式,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全新方式,在时间上相继,在空间上并持”[7]。

    对于这样的场景,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方向,采取合理的监管措施。一方面,严格监管人工智能机器算法的源代码。当前大多高端智能设备,依赖于计算机语言,公开源代码可以有效防止设计者恶意或无意识下做出不利于人类的事情。其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恶意制造或使用人工智能设备,给社会规则、人伦道德等造成影响的,追究其相关责任。

    如此一来,可保障人工智能始终朝着人类所期望的方面健康发展。

    (四) 不断优化社会分配制度

    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使用,使得一个生产车间只需要少数的人,因此挑战了一部分人劳动的权利。这样一来,一些岗位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低,导致一些结构性失业。

    为了防止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解决。一方面,人们要及时接受新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特别是拓展知识领域,提高某些人工智能参与度有限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需要社会治理者优化分配制度,使得分配制度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未来收入分配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将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并创造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积极维护劳动收入占主体地位,并进行有效调节,保障二次分配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充分的公平性。政府要对收入分配起到良好的调控作用,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配合多种分配方式的分配制度体系;
    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缩小收入差距,保障人们不会因引入人工智能而造成失业,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

    同时,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开发和创造,从而提供更多岗位。人工智能在研发和制造过程需要新的材料、能源等,从而产生新的产业并带动其产业链条上众多的行业发展。

    因此,人工智能虽然在一些领域减少了大量劳动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收入,引导新的产业发展,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调整社会分配制度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势不可挡走进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与福祉。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去做一些劳动,让人们有更多自由时间和机会去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被大量运用于生产、生活,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不利于人全面发展的异化因素,为人们有尊严的劳动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极大可能。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冲击;
    但是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对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催化剂作用,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发展进入到更高的阶段,使人们从中得到更多的发展权利,这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它、拥抱它。毕竟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科学技术,是服务于人的新技术。我们只要坚持以人为主、不断地完善法律法规、不断地优化分配制度,防范其负面效应,扬长避短,从而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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