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奇迹”的马克思劳动理论解读

邢继伟,杨利英,孙梦思

(1.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2.安阳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安阳 455099)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数十万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历时十年在太行山腰修建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是新中国的一大奇迹。本文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角度对红旗渠“奇迹”进行深入解读，揭示了红旗渠成功修建的原因，形成了红旗渠是林县人民自由劳动产物的新论断。在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和红旗渠成功修建原因的深思中，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新要求，探讨了自由劳动的生成路径。

马克思劳动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中均有系统阐述。在马克思劳动理论中，劳动作为人的本质而加以肯定和赞美，而异化劳动给工人带来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而被深刻批判，这为自由劳动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劳动概念的发展及三重规定

劳动作为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核心概念，频繁见诸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之中，要科学运用马克思劳动理论指导现实，首先要系统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阐述。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重新阐释立足于对西方思想史中劳动概念的扬弃，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异化劳动原因的思考。

在人类社会最初形成的漫长阶段，劳动因谋生需要在自由自主意识的指导下呈现出集体性自由存在，发展到阶级社会，劳动呈现异化状态。在奴隶社会，人们对劳动的认识和理解是通过劳动中奴隶主同奴隶之间的关系和对待奴隶的态度展现出来。古希腊，从事繁重劳动的奴隶同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一样被视为工具性存在，而非为人的存在。所以，这一时期的劳动呈现出低级重复、被奴役、遭歧视等非人性的特点，劳动仅仅被视为维持日常生活和延续生命的动物性活动。在封建社会，劳动同样是被鄙视、遭厌恶的对象，劳动的存在完全是消极意义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角度，仅视劳动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和本质，“劳动和资本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积蓄的劳动’”[1]，而工人只不过操控机器创造财富工具的附庸，形象地说工人就是机器上的“零件”，呈现见物不见人，甚至敌视劳动者的错误认识，将劳动同劳动者割裂。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劳动的理解是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对劳动本质的揭示是模糊的。

马克思在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理论高地和道义至高点上，科学揭示了劳动概念的基本内涵。

(1)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他强调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在类成员之间和人类同自然界之间，通过劳动的形式实现着不同于动物片面地生产自己所需的物质交换，而是不受“直接需要”的影响进行着“全面的真正的生产”(自由意识主导)的“物质变换”。动物的活动是其本能的需求和表现，而人的劳动是自由意识主导下的活动，因此人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劳动的初级阶段将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以类的形式存在、延续，开启改造世界、改变自我、创造历史。

(2)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价值规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3]778人在劳动中消耗体力和脑力，能动地改造主客观世界。马克思强调“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3]72，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家将劳动与工人割裂，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的错误认识，实现了劳动与人类本质关系的复归。

(3)劳动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全面发展……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这说明劳动绝不是仅仅为解决人们吃、穿、住、用等基本生存需要的类存在，还有更高的目标设定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自由劳动。自由劳动不只强调生存的需要，更凸显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由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自由劳动、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才能得以对象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关系的积极扬弃，重塑反映“类本质”的平等、友善、团结的劳动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类关系，体现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价值存在，保证人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平等、友善、团结、和谐的劳动关系，彰显了人的类本质，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二)自由劳动内涵的四重规定

马克思自由劳动理论是立足于其对劳动概念的界定和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非正义、非人性、不道德等现实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自由劳动以人的类生活为实践对象，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友善、自愿、和谐的交往关系为前提，生产类生活所需要的生存、生活资料。人们以自由劳动为依托，逐步摆脱异化劳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

(1)自由劳动是表征类本质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真正自由的劳动“不仅仅”是满足吃、穿、住、用等谋生手段，而是只有在自由劳动中才能证明人是类的存在物。无论是人类社会最初状态的劳动还是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甚或自由劳动，首先要解决的是人谋生的问题，可谓是劳动的根本属性。而作为扬弃、超越异化劳动形成的自由劳动，不是纯粹谋生的劳动，强调人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自由、平等、和谐的交往行为或关系，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为目的，是表征人类本质存在的根本标识，实现了生存活动与生活活动的统一。

(2)自由劳动是自由、自主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3]71在原始社会，为了生存，人们通过简单协作的方式从事生产，劳动呈现集体自由劳动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奴隶、农奴、工人因不占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背自由意愿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劳动报酬，沦为雇佣劳动。所以只有在“求生”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劳动才能彻底摆脱被迫性，为实现人的自由劳动提供基本前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异化劳动趋于消失，不仅为劳动者自由劳动提供制度前提，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基本生存保证，为自由劳动提供了可能。

(3)自由劳动是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劳动指在劳动中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创造力投射到劳动对象中。如人具备怎样的技能，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劳动产品；
人具有怎样的审美能力，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审美对象。即“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163。对象化劳动是对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的直接体现，在对象化劳动中劳动者能得到强烈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4)自由劳动是平等、团结、和谐的类关系存在的劳动。因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遂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加之对劳动概念的重新揭示和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推导出自由劳动的第四重规定，即劳动中平等、友善、和谐等非剥削关系的存在。非剥削关系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团结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所以，自由劳动是主体与客观世界普遍交往中形成的平等、互助、和谐的非剥削关系的劳动。

理论的生命在于分析、指导实践。“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5]通过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重新分析、解读，为剖析、解读历史和现实提供了理论前提。红旗渠作为中国人民集体劳动的产物，修建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何以可能？与马克思劳动理论之间是否存有理论关联？

周恩来曾自豪地对外国友人说红旗渠是新中国的一大奇迹，这一评价奠定了红旗渠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中的高阶位次，更是对林县人民集体劳动的高度肯定和赞扬。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极端困难、施工环境极端艰险、施工周期十分漫长的不利条件下，林县人民是凭借怎样的劳动，数十年如一日地劈山凿洞、修槽渡沟、无畏牺牲创造了这一人间奇迹？马克思劳动理论为揭示奇迹何以可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红旗渠不仅仅是谋生的物质存在，更是永恒的精神“山碑”

据《林县志》记载，“从明正统元年(1436年)至1985年的550年间”，林县发生严重旱灾达“50余次”[6]，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十室九空、悬釜待炊，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状。一部林县志满卷荒旱史。数百年来，缺水是制约林县人民生存生活和林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谋生意义上讲，红旗渠不仅彻底改变了林县人民数百年来惜水如命的生活境况，推动了林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林县人民在建设红旗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永恒精神山碑——红旗渠精神。所以，红旗渠不仅是解决林县人民缺水之困的物质存在物，更是激励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存在物。新时代，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旗渠精神是激励共产党人无畏艰险、永葆初心使命的精神动力，是激励鼓舞全国人民接续奋斗、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红旗渠是自主性劳动的产物

红旗渠工程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极端困难的历史时期，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设备奇缺、经验缺乏等多重挑战困扰着林县人民，加之太行山腰施工环境极为艰险，工程修建面临严峻考验。即便如此，林县人民修渠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没有受到丝毫动摇。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林县水源奇缺的历史难题，为了让子孙后代免遭缺水之困，数十万林县人民抱定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红旗渠工程建设中。1960年2月10日《引漳入林动员令》发出后，“顿时，全县沸腾起来……争当出征第一名”[7]35，到渠首截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打头阵，500名强壮劳力一齐上，争先恐后地投入渠首截流战”[7]47，再到“百日休整”期间，300名青年仍旧坚持青年洞的挖凿。这生动体现了广大修渠民众积极参与、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鲜明彰显了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敢于斗争的顽强精神，深刻诠释了修渠人民公而忘私、无畏牺牲的不朽精神。所以，红旗渠是林县人民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的自主性劳动的产物。

(三)红旗渠是林县人民劳动对象化的产物

劳动对象化是自由劳动的必然规定，而劳动者对自身历史使命感的觉悟程度和劳动价值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劳动对象化的重要原因。红旗渠的成功修建是林县人民渠通水至的历史使命感和崇高劳动价值的充分彰显。长期缺水致使林县人民惜水如命，地方疾病和传染病肆虐，甚至百姓外逃他乡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加之1959年的全国性大旱使林县人民再次陷入缺水的历史困境。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极大地激发了林县人民修渠的决心和勇气，在施工过程中人们甘愿睡山洞、吃野草、从事随时会危及生命的凌空除险工作；
仪器紧缺就土法施工，没有石灰自己烧，炸药短缺自己造，尽管在修渠过程中林县人民遇到重重艰难险阻，但人们感受到的是幸福、是希望、是自我价值的肯定。因此，强烈历史使命感是林县人民克服系列复杂困难、成功地将漳河水引进林县的不竭精神动力。红旗渠是改变世代林县人民历史命运的生命之渠，是造福林县子孙后代的希望之渠，是林县人民对象化劳动的结晶。

(四)红旗渠是团结、协作、和谐劳动关系的产物

红旗渠是人与人团结、协作的产物。在劳动中人们之间的团结协作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领导班子的团结。作为红旗渠工程的总设计师，杨贵同志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遇事同商量的工作作风，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领导力、战斗力的领导班子。二是党群干群关系的团结。在修渠过程中党员干部始终同修渠民工保持鱼水关系，同甘共苦、团结一心，在工作坚持“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遇事同商量)、“六定”(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劳力、定工具、定工段)工作制度，有力地团结、调动、激发了修渠民工的磅礴力量、工作热情和创新智慧。红旗渠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自然界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全部物质生活、生产需要，这要求人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去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条件。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8]红旗渠依照人民的意愿，“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以，红旗渠不仅满足了人们更好生存的需要，而且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团结、协作、和谐的劳动关系(交往行为)，实现了生存活动与生活活动的有机统一，是团结、协作、和谐劳动关系的产物。

通过对红旗渠的马克思劳动理论解读，形成了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物质劳动成果和精神劳动成果相统一的产物，是自主性劳动的产物，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是团结、协作、和谐劳动关系的产物的新认识。依照马克思自由劳动概念的四重规定，得出红旗渠是林县人民自由劳动结晶的新结论。同时，形成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对自由劳动生成逻辑的新思考。

劳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是实现个人价值、服务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可能会遇到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但劳动者自由劳动能力的充分发挥是有效克服矛盾、困难的根本依靠力量。结合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指导和红旗渠成功修建原因的思考，为自由劳动生成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支撑。

(一)历史逻辑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善于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5]2。无论是宏观的“四史”还是微观地方史志，青年人都要系统深入学习、感悟，从中汲取历史担当和政治自觉，具体到工作中表现为对劳动认知和劳动觉悟的提升。因为劳动觉悟和劳动价值认知是人自由劳动的直接彰显，能够在劳动中发挥巨大精神引领作用，促进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的充分发挥。数百年来林县人民来同荒旱作顽强斗争的坚毅，对现实极端穷困生活的不屈，对未来“渠道绕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美好生活期盼激发了林县人民的劳动认知和劳动觉悟。林县人民自愿苦战太行山十年，而无怨无悔，甘于奉献一切乃至生命，只为彻底解决林县缺水的历史初心，这亦是生成林县人民自由劳动的根本历史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立足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要深化对“四史”的系统深入学习，明晰历史使命提升政治自觉。无论身处何种领域，从事何种职业，要对职业发展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目标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更要具备历史视野，明辨身处何位、去向何方，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劳动觉悟和劳动价值认知，在劳动中更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彰显自由劳动的价值存在。

(二)理论逻辑

自由劳动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根本要旨，马克思虽未直接系统阐释其理论内涵，但相关理论要点散见于经典文本之中，为自由劳动的生成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新提出了“类特性”的概念，并将其概括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162，这一重要概念不仅回答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且科学揭示了自由劳动的第一构成要点，即在自由意识主导下的自由自主劳动。建设红旗渠是林县人民根据自身需要，为彻底改善恶劣的生存环境、解决缺水难题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自由自主的生产实践劳动。十年的劳动过程，林县人民始终自愿自主地手持钢钎、肩扛铁锤、手推独轮车，按照意愿、审美、价值标准去对象化客观世界，浩浩荡荡地投入到改造自然的伟大生产实践中，这是对“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的生动彰显和有力诠释。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人们所从事自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里，马克思谈及的自由劳动内在地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维持生命延续的基本生存需要；
其二，彰显人的本质存在的生活需要。这实质上揭示了自由劳动的第二个构成要点，即实现人生存需要与生活需要相统一的劳动。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资金匮乏、技术短缺、设备落后的重重困难，党带领林县人民精诚团结迎难而上，无畏艰难险阻铸就了劈开太行山、引水入林县的伟大创举。这不仅体现了林县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更多彰显的是林县人民运用原始生产工具改造自然，向自然攫取生活资料以维护个体和种族生存发展的崇高理想和创造力量。因此，红旗渠工程是林县人民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能动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它实现了林县人民生存需要与生活需要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

(三)实践逻辑

马克思对自由劳动内涵四重规定的揭示为自由劳动实践逻辑的生成提供路径参考：

(1)自由劳动是表征类本质的劳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劳动就是劳动者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或两者兼具的付出为中介，来实现、调节、控制人与外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它在强调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更注重对人生活需要的满足。从生存意义上讲，红旗渠工程彻底解决了数百年来林县人民缺水的历史性难题，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从追求美好生活的角度上讲，它实现了“渠道绕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美好生活需要，故而红旗渠工程是表征类本质的劳动。

(2)自由劳动是自由自主的劳动。自由劳动在本质上区别于阶级社会的剥削劳动，更凸显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劳动者自由意识支配的劳动。红旗渠工程从动员令发出到顺利开启，再到曲折推进，直至工程的竣工都充分彰显了林县百姓的主观意识和创造力，是林县人民不等、不靠、不向国家要、一切皆靠自己造的自由自主劳动的体现。

(3)自由劳动是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劳动是劳动者劳动能力(体力、脑力)对象化的过程,而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强弱是制约劳动对象化的关键因素。在红旗渠修建的过程中，林县人民凭借擅长建筑、烧制石灰、制造炸药等劳动技能，才得以克服设备短缺、资金缺乏等多重挑战。红旗渠记录着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生产劳动实践艰辛历史的同时，更多地承载着林县人民敢于改造自然的磅礴伟力和勇于创新的智慧、雄心。

(4)自由劳动是平等、团结、和谐的类关系存在的劳动。这种类关系是强调的是劳动主体之间以及其与客观世界的平等、团结、和谐状态，亦是自由劳动的内在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红旗渠工程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类关系的存在，同时亦是对林县人民在劳动中形成的平等、团结劳动关系的讴歌。

历史赋予劳动者伟大而艰巨的使命，时代召唤劳动者接续谱写崭新华章。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时，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历史节点，新时代的劳动者要以自由劳动为价值引领，用信念唱响号召，用奋斗铸就梦想，用奉献书写答卷，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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