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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时间：2023-01-26 08:35:08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张 驰

    (河南警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强国兴党的根本所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人民幸福安康，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诚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本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根据事物的普遍联系原则，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可能是单线程的、孤立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就引用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句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的民本主义观点，如老子对于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趋势以及应有的标准，提出了“化”“正”“富”“朴”四点要求，并认为要做到这四点，要靠“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1)参见朱谦之：《老子校释·五十七章》，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版，第232页。原文是“我无为，人自化；
    我好静，人自正；
    我无事，人自富；
    我无欲，人自朴。”严可均曰：“人自化”，各本“人”作“而民”，下三句亦然；
    又敦煌本有“我无情而民自清”句，因《老子校释》所据版本为唐景隆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故知唐人避李世民讳，以“民”为“人”也。，还提出了“圣人无心，以百姓为心”[1]。但这些诸子百家的民本思想，都不如作为封建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之大，也因此，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民本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

    儒家鼻祖孔子曾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49“修己以安百姓”[2]160“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91，并在多部著作中提及民本思想，《礼记·哀公问》载孔子云：“古之为政，爱人为大。”[3]960《尚书·泰誓》亦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93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更是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孟子·离娄》中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
    为丛驱爵者，鹯也；
    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2]285-286《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2]375并进一步认为，君主不是天生的，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君主，因此，“汤放桀，武王伐纣”不是以下犯上，而是讨伐民贼。可以说，这在同一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是罕见的，连向来以平等、民主制度起源而自居的希腊诸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中也多有鼓吹奴隶制的成分，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政治学》第一卷中就认为“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5]8“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5]11-12“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是有些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5]13“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的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5]14。可以说在公元前数百年的轴心时代，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世界上少有的先进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6]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这正是儒家所强调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观点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我们一定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必须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此，才能常保中国共产党的生机、活力。正如《尚书·多士》所言，“惟天不畀不明厥德”[4]305，认为“天”不会赐大命于不施德教的人。显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相关内容，不仅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从内在逻辑上与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完全相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株外来的幼苗能够在中国结出累累硕果，必定是因为其深深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正是因为历代党中央领导核心积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时代、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像今天这样蒸蒸日上。

    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儒家提出了许多保障人民权益的主张与方法。在民意的重要性上，提出“惟命不于常”[4]267，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4]334，要想国祚绵延，就要通过民意来修正行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4]277并认为所谓“天意”是通过民意来体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199根据这些论据，儒家认为，不尊重民意、不保障人民权益的政权，一定会灭亡，正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4]105所言；
    而尊重民意、保障人民权益的政权，便能得民心，而得民心者，就可得天下，“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375；
    反之，则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2]285。

    而在如何保障人民权益方面，儒家更是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2]135，孟子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民众富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2]257并进一步给出了富民的具体措施与要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204孟子认为，一切国家治理的根源，都在于保证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得到保证，并进一步提升人民的认识、道德水平，才能真正使国家强大，而执政者才能名副其实，而要提升人民认知水平，则必须进行教育。而教育，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在后世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最常从事的行业，孟子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2]263《礼记·乐记》中说：“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3]729如果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不进行教育，则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
    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2]281

    这一系列逻辑递进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的逻辑推进顺序完全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这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同时也给习近平法治思想奠定了总基调，为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锚定了前进方向。为此，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坚持立法为民;坚持司法为民;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一定要在立法、司法工作中做到维护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权益，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同时，法治的实现也不仅在于“立良法”，更在于人民对法的拥护，要增强全社会对法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要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强化全社会法治意识、筑牢法治思维、推进法治实践、建设法治文化,让法治成为全社会共同价值追求与行为习惯。可以说，在富之、教之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方法与主张吸收继承了儒家的方针与措施，并将其融入了立法、司法的法治建设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立法要坚持以保证人民权益为根本目的的相关观点，以及具体实施措施，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前人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丰富历史文化知识积累与深邃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作为一种产生、发展于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许多阶级社会的特点与局限性。而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来说，有所扬弃地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儒家的始祖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此时正是奴隶社会解体、封建社会发祥的时期，在此时期，孔子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正面，相反，孔子的很多主张带有强烈的旧秩序、旧社会成分。

    先秦之所谓民，尤其是儒家所谓的民，多指有一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中等收入者及以上人群，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奴隶、野人等则不被视为民，孔子本人更是将从事基本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都视为“小人”，进而从中衍生出了中国后来使用数千年的“君子”“小人”两个意象。孔子在其弟子樊须在问农、问圃的问答中，给出了“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回答之后，更是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143孔子认为，只会务农的樊须是个“小人”，作为统治者，只需要“好义”“好信”就可以使百姓务农而国用充足，不需要本人亲自务农。从此段回答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社会的分工，应该是小老百姓行种庄稼蔬菜等耕作之事，而居官为政者则需要学习如何修身立德，重视礼、义、信。只要做好这些，百姓就会主动来归附。《论语·卫灵公》中也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也；
    学也，禄在其中也。”[2]168认为读书更高贵有出息，种田更低贱，没出息，这是一种带有鲜明阶级立场的观点。因此，当时的劳动人民，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甚至讥孔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2]186凡此种种，皆是孔子民本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之体现。

    孟子虽然承认富民，也就是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却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57认为占有一定的“恒产”才能有“恒心”，而没有“恒产”的无产阶级，则“放僻邪侈，无不为已”，直接将所有无产者等同于流氓无产者，显然是一种带有阶级歧视的观点。这在战国中期的历史环境下无疑已是一种非常落后的观点。春秋之前，地广人稀，只要愿意辛苦耕耘，暴霜露、斩荆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总还是能够占有耕地，成为小有产者，而到了战国中期，频繁的战争、土地兼并已经开始使人地矛盾问题变得尖锐，少数被困在中原腹地的诸侯国由于缺少扩张的余地，已经变得人满为患，甚至连昔日地位崇高的周天子的成周之地，也由于人地矛盾问题突出而变得盛产纵横家这类无本而谋万利之徒，连苏秦功成名就之后，都感叹：“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8]强调了自己是因为在洛阳老家没有地产，才不得不出来靠当说客讨生活的境遇。

    除了以上阶级方面的局限性之外，儒家民本思想从治理理念上来说还具有如下局限性：第一，民本主张是恩赐式的。儒家之民本思想是在承认君主至上的前提下，来强调“民”为“邦”本的。儒家学者对民众巨大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民众的反对与暴力是政权覆灭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才提出民本主张，规劝统治者要保障人民的权益。但是，民本主张的执行主体是君主，民本的内容是为民做主，民本的措施是施仁政。民本政治的主动权依然牢牢把握于高高在上的君主手中，是额外的、自上而下的、需要感恩戴德的赏赐，并没有将民意作为最高权威的法理来源，人民并没有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民”虽为“邦”本，但“天意”依然存在，只是大多数时候“天意”要通过“民意”体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而已，“天”依然是意识形态上至高无上的存在，“民意”只是“天意”的工具，“天命有德”“天讨有罪”也只是一种“天意”借助“民意”的显示而已。第二，民本实质依然是官本。历代儒家思想家之所以要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并非是要为民请命，而是为君主统治的“长治久安”“千秋万代”着想，因此才受到具有高超手腕与眼光的一些君主之青睐。在君主的权威和官吏的特权绝对不容许挑战的漫长历史时代里，这种民本思想是没有任何制度和物质保证的， 而既有意识形态作辩护，又有暴力作后盾的君主及其官僚对民众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官本位”才是旧社会的真面目，而“官本主义”也才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隐藏实质。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则完全抛弃、剔除了儒家民本思想中这些阶级的、不平等的、君本位的、狭隘的民本观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9]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充分体现出：由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毛泽东思想等理论一路发展而来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本观点，是一种真正打破了阶级差异、观念，消除了专制权威，并强调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真正的民本主义，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
    是一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社会形态的先进思想，必将有力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基础上，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受到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两者在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在对儒家民本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进行了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演变与改进。要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就应该要明确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关系，并进一步弘扬、传承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以便更好地深化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推动建设中国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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