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与建构：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审思

■姜文振

在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体系性的知识,具有确定的情境性和建构性。通过反思以西方文论范式为重要理论资源的中国现代文论，考察世纪之交文论建构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知识型分化及转换状况，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仅仅存在于它与文学“现实”的互相映照与互相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由古代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语境，以及各种文论范式所由生成的知识型基底和具体情境，方可深刻把握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特质，获得阐释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理论合法性。

文学理论是作为一种体系性的知识而存在的。但是，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都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人们常常并未深究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从百余年来基于现代知识型的中国文论知识生产来说，人们在讨论文学问题或文学理论问题时，很少从知识学的层面明确界定什么是“文学知识”或“文学理论”。但这种知识学层面的审视，对于文学理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对“知识”概念的理解主要还是西方传统知识论的理解方式，将文学理论“知识”理解为对文学现象或文学现实的一种“反映”，强调文学的本质、规律、特征等都客观存在于文学现象之中，认为要确保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就应客观反映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现象，通过归纳、概括、总结，从现象中“抽象”出文学的本质、特征、规律，并将其系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①

从根本上说，这种理解方式体现的乃是一种现代性的知识论认知模式，表明现当代文论在基本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上受到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深刻影响。相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这种“知识”的把握方式意味着自近代以来中国文论在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方面所发生的深刻转型。正是这种转型，导引着中国文论知识型的现代生成与内在转换。而这种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因其影响之深刻而延续百余年，使得中国文论在其现代发展中虽然经历了多轮次的范式转移与纠缠——功利、审美、启蒙、革命——但其内在的理路却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当后现代的理论思潮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并重塑文论研究者研究文学基本问题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时，“文学知识”或“文学理论知识”开始突破基于传统认识论的现代知识型传统，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本质主义逐渐失去了其达成理论共识的可能性，“文学知识”或“文学理论”开始呈现其向后现代转换的理论趋势，“文学知识”或“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性、多元性、历史性、地方性、相对性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关系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亦逐渐放弃了其曾经抱有的各种理论雄心，而趋向于对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的更为具体的考察、研究与阐释，从而经历了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文论知识型/范式的转移历程。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关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诸多困惑与争议。而这些困惑与争议之发生，与对“知识”一词的理解密切相关。

中英文各类词典对“知识”一词的解释都是立足于西方传统知识学对知识的理解之上的。②实际上，词典关于“知识”的这种界定对我们理解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来说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它所强调的“认识”“反映”等意义无助于理解文学理论相对独特的知识学属性。但是，在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中，当人们从知识学层面上去把握作为知识系统的“文学理论”概念时，却常常以此作为定义“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的基础，即强调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或一种人的活动之存在的客观性及其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客观性，由此强调文学理论的“反映”“认识”及其“意识形态”属性，并从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强调“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即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文学的创作、欣赏并为文学活动及“文艺界的斗争”提供理论支持③。早期的系统性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例如各种文学理论教材在谈及文学理论的属性及功用时，大抵如此表述。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主要文学理论教材，如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与蔡仪的《文学概论》，其主导思路基本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尽管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在对文学理论的基本属性的知识学定位上仍然延续着几十年来的一贯思路，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中已经逐渐开始突破陈见，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之下，人们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的认识与理解才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在西方知识学史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宗教神学，从笛卡尔、休谟到康德，从实证主义者孔德到20世纪逻辑主义者，人们曾经对“知识”作了各种各样的定义、解释和分类，都试图寻找到关于“知识”的终极意义。这表明：“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知识论之为知识论，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寻求一种科学知识观、知识标准及其根据和理由，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总是试图发现和确立超历史的科学知识观、知识标准及其根据和理由，所以，绝对主义内在地塑造和规定着知识论传统。”［1］(P221)但是，关于“知识”的界定广泛存在的共时与历时的差异和分歧，又实际上意味着关于“知识”的“绝对主义”的终极界定是不可能的。

20世纪后半叶，西方传统知识学在后现代语境中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和冲击。在后现代的视野中，任何知识都不再具有所谓的客观性，一切知识都是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的。传统认识论/知识论中那种由没有任何前提的主体直观、理性地反映客观世界以生成知识的反映过程只是一种理论的想象。现实中的实际认识过程即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既是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对话，也是主体之间的一种相互理解与对话合作④。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任何知识都是“情境化”了的，“情境”是知识之形成及可理解性的一个基本前提，而生成于情境之中的知识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部性和不确定性。正如有学者所说：“知识既不是对世界的‘镜式’反映，也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与‘揭示’，知识成为人们理解事物及其自身关系的一种策略，并且，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各种科学制度体系的建立，它最终会化身为社会规范的间接组成单元。”［2］

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哲学层面反思知识的生成及特性，但其关于“知识”特性的共时性结论实际上主要是在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的知识社会学（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探讨中逐渐生成的。知识社会学主要从社会学层面考察“知识”问题，“不仅事关人类社会的‘知识’在经验上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而且事关一切‘知识’在成为‘现实’时所经历的社会过程”［3］(P5)。后现代所揭示的知识的情境性，亦即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的建构性的一种哲学化的表达。

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术语，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是它最早的命名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关于意识与存在的关系的论述、尼采的反唯心论哲学和“视角主义”的知识观、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理论等被认为是西方现代知识社会学直接的思想源头。在经典的知识社会学视域中，人们所有思考活动都是受社会存在决定的，或者至少是相互决定的。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4］(P9-10)正如曼海姆所说：“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5］(P264)

20世纪后期，以伯格、卢克曼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的“互构论”不仅强调知识的建构特质，更强调知识对象本身的建构特性。以大卫·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观强调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中不仅始终存在各种社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往往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6］(P7)，因而一切知识不仅具有形式上的相对性，而且具有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相对性。而更为晚近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科学知识的知识生产进行了更具实证和微观特质的深刻探索，注重从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与行为去追踪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更为确切地剖析了科学知识与各种社会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科学知识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以实证的、类似于“田野调查”的方式考察科学实验室中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以观察归纳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从而更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建构特性，“相对主义的知识观” 也由此拥有了来自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共同的理论支撑。

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不仅为我们探究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学科众多知识的本质及知识生产问题提供了丰富多维的立体观照视野，也为我们探寻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中的知识型生成转换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吸纳后现代知识观，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方法，深入考察、分析、阐释中国文论现代发展历程中的知识型生成及转换所可能关涉到的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可以使我们在对于文论知识型及范式问题的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中获得更为充分的话语分析与表达空间。

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知识学路径的转换与西方文论的引入及吸收借鉴有着密切关联。考察与辨析西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传统，可以为我们审视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状况提供有益的启示，并由此获得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更加深入的理解。

余虹曾著文描述了西方文学理论与西方知识学并非同步的三条“各行其道”“不可一体化”的理论思路，即“神学路径”“人学路径”和“语言学路径”。［7］在余虹看来，这三条路径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根本差异与争吵”，因为它们都生成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各自有着其特定的人类生存基础、哲学基础和文学活动基础。从人类知识演进的历史来看，这三条路径虽有交叉，但其生成显然有其历时性的演进秩序。如果从知识学的层面来看，这一历程亦有其复杂然而坚实的知识学依据。

西方文学知识传统中的所谓“神学路径”，实际上指的是文学知识的古典形态，是古代世界的整体精神气息与知识形态的一种具体呈现，它“指的是被古代世界的基本信仰及其人/神关系所规导的知识理路”，其历史性路向包括“基督教神学美学路向”和“哲学美学路向”。［7］在这样的文学之思中，文学世界被理解为不同于世俗的功利世界的一种神圣的精神世界。显然，此种思路的文学理论的知识探讨将其终极目标指向形而上的本体或曰“真理”，它虽然建立在“主客二分”的神学与哲学思辨的基础上，但处于“主客二分”之“主”位的人其实是处于某种从属位置的，他的“主观”被认定必然服从于“客观”，他所具有的“知识”本身源自对呈现于“现象”之中的“真理”的把握与言说。

所谓文学之思的“人学路径”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在马克思和尼采那里趋于完成，其标志性事件是导致“人/神二元世界解体”的“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文学之思的出发点是作为生命现象存在的人，文学现象被解读为生命与权力意志的一种表达。而在马克思那里，人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存在，在现实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会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因此，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存在的人的一切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产品，都须在这种向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还原中进行分析和解释。文学作为人的精神活动产品自然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现象，只有在包括阶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其最终的说明——这一文学知识的基本思路后来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更充分而具有权威性的阐释，也因此对苏联和中国的现代文论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延伸至后来的“文化研究”与“理论”之中。余虹认为：“将文学看作权力意志现象的尼采思路与将文学看作意识形态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思路在‘文化研究’中结合在一起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是人学路径的极端延伸。”［7］在“文化研究”中，以“理论”的面目出现的文学—文化知识形态实现了对现代性的“人学”中心的文学知识形态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于理论知识的内容与呈现形式的各个方面，族裔、性别、媒介、历史、生态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为“理论”四处出击、攻城略地的问题域，一体化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也被指向宏观与微观政治、各种显在或隐含的权力关系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的跨学科研究所取代。

19世纪以来，以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为导引，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一向被视作工具和附属物、没有独立生命的“语言”成为哲学研究必须首先直面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历来与哲学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之思也由是生成了时代性的“语言学路径”，以建立文学科学为研究目的的文学研究范式，在19世纪以来的科学主义和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共同推动之下逐渐成为文学知识生产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探讨的主导性知识型/范式。尽管“神学”之思仍然让人魂牵梦绕，尽管“人学”之思仍然葆有其难以祛除的理论魅力，但以自然科学研究为根基的科学主义所催生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制构建，使得以语言学转向为前提的形式主义文论体系性表达成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主流，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以更为广泛的语言、文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轮番登场，语言之思取代了形上之思，严谨规范、讲求实证的科学方法力图取代那种以逻辑为中心的演绎与归纳，“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亦摆脱了“文学现象”的模糊表述而定位于特定的语言结构——正是这种特定的语言结构使文学成其为文学、使文本具有文学性。这样的知识型的转换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移，标志着在其理论视野中，文学只不过是语言自身的结构游戏，“具有独立生命的语言的复活导致了人的死亡、物的死亡并进一步肯定了神的死亡”［7］。在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那里，语言学的致思路径使得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由指向非功利性的自主性转变为指向语言结构内部的自主性。尽管在后起的文化研究“理论”探索中，这种“语言学路径”实现了与“人学路径”的交织甚至融合，但立足于语言结构分析的理论研究与思维范式，却成为后起的“理论”热潮得以深度展开的基本前提。

如果我们联系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状况，可以看到，以西方文论为重要理论参照和知识来源的现代中国文论关于文学的知识学探讨，实际上兼容了上述三种入思方式和基本路径。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文论由传统的偏重于文学的体验性、精神性与价值性的文学阐释范式转向包含了对文学的真理性、科学性探求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转向意味着由传统的综合性、整体感悟性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转向西方式的“主客二分”。从唯物论哲学的层面揭示文学的反映特质的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论知识建构，内在地隐含着西方式“神学路径”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入思方式，这种入思方式又与以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学说为基础的文学知识建构的“人学路径”相融合，打破了西方知识学“神学”与“人学”知识路径的二元对立，从而形成了既立足于“人学”（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人”有不同的把握和说明）、又具有形而上理论气质的文论知识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语言”为根基的“语言学路径”文学之思在我国文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在尚未完全展开以改写业已形成的现代性的反映论——“人学”文论之时，即遭遇了后现代思潮广泛介入、文学生态急剧改变、大众文化迅速崛起的现实境遇。于是，以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及各种“后学”为理论基础的“文化研究”及“理论”更进一步融会了上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入思路径，从而呈现出更为繁复多元、难以定于一端并做出清晰的知识学属性描述的文学理论知识状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在对百余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检视、总结、反思、批判中开始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期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寻求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更为合理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构建。陶东风、余虹、金元浦、王一川、周宪、朱国华、张荣翼、李西建、冯黎明、邢建昌等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广泛吸纳马克思主义以及韦伯、舍勒、曼海姆、库恩、福柯、布尔迪厄等西方学者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对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进行深入探究，“建构”“反思”“知识型”“范式”“知识分子”“场域”“权力”等概念成为从知识社会学层面观照、阐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常见关键词。例如，在陶东风那里，来自福柯的“事件化方法”和布尔迪厄的“反思性方法”为其“摆脱非历史的（de-historized）、非语境化的（de-contextualized）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8］(P18)，倡导反本质主义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在李西建那里，马克斯·舍勒关于知识的社会学本性、知识与社会的互动的论述，福柯所阐释的“知识型”理论，成为其探讨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的重要理论资源。［9］(P1-4)邢建昌认为，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任何一种知识或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情境、文化精神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等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以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近30年来的发展演变纳入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模式之中，如此，可以看到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特定时代的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的召唤”，而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了特定时代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的塑造”。［10］显然，邢建昌在相关研究中更多地受到马克思、曼海姆等学者关于思想（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的深刻论述的影响。

可以说，尽管不同学者在吸纳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文学理论知识领域各层面的理论探讨时，他们所取法的对象、采用的理论方法互有不同，但综合来看，这些论者在具体问题的研讨中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建构性知识观讨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与学科属性问题，为我们进行中国文论现代发展的反思研究提供了多向度的重要理论支持，使得那些曾经被认为自然而然、理所当然、逻辑自洽、毋庸置疑的许多文学理论命题、判断、概念、方法被放置在知识社会学的显微镜下，其真理性、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必然性等自我设置或自我证明的理论特性，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日益显露出建构性、历史性、地方性、主观性、局限性、相对性、或然性。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获得关于“文学知识”或作为知识系统的文学理论的特征与属性更具历史性的理解和把握。

从知识学的层面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特征的描述或界定存在差异、分歧。基于对“知识”“知识学”的不同理解，基于不同的哲学、美学基础和不同的文论传统与价值认同，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与入思方式、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乃至体制性要求，形成了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的不同描述。

例如：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强调“文学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原来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因而文学理论具有科学性。［11］(P1)童庆炳《文学概论》主张文学理论“具有实践性和阶级性的鲜明特点”［12］(P4)。刘叔成《文艺学概论》认为“作为文学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客观性与主观性”“普遍性与特殊性”。［13］(P1-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真理性”“综合性”的特征，“我们的文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理论，它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具有实践性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体现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所包含的“阶级性”。［14］(P7-8)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一版）对于文学艺术与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本质主义、自主性、历史性、民族性/地方性等问题进行了辨析，认为“历史化与地方化”是“文艺学知识的重建思路”。［15］(P3-2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主张文学理论“鲜明的实践性”和“科学性”。［16］(P4)杨守森、周波《文学理论实用教程》既强调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门类相同的“科学性”，又强调它具有学科的“特殊性”。［17］(P2)张荣翼、李松《文学概论》认为文学理论主要有三个特点：“跨学科性”“反思性”“历史性”［18］(P2-3)，他们在《文学研究的知识论依据》中则强调“文学理论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及“文学研究知识的价值属性”［19］(P9)。邢建昌则从“知识学”的角度将文学理论知识描述为“非实证性的知识”“可以明言的知识”“阐释的知识”“寄生性的知识”。［20］

上面我们以简单罗列的方式，按时间顺序选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时段人们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看到，这些观点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阵营”），即基于传统认识论的文学理论知识属性论和基于知识社会学的文学理论知识属性论。前者强调文学理论所具有或应具有的“科学性”“实践性”“客观性”“普遍性”“阶级性”等，以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规律为理论目标；
后者则认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应是“历史性”“地方性”“非实证性”“跨学科性”“寄生性”“阐释性”乃至“主观性”“相对性”等，突出强调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特质。

这种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之体认的理论分野，实际上体现着现代性的中国文论知识构建，在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呈现出以“反思”为特质的新的知识型分化与转换的趋势。在这一知识型的分化与转换之中，形成了世纪之交具有元理论意义之分别的现代性知识型与后现代知识型，文学理论现代性维度上的一体化与总体性状态，分化为分别以现代性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为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论构建。

后现代知识型文论构建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鲜明的“后学”特质的反本质主义文论反思范式。反本质主义文论反思范式强调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建构特性，主张实现一种知识型的根本转换，以后现代的非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建构路径去追问“本质”如何可能、以何种状态存在以及由此关涉到的文学与审美实践问题，由此否定本质主义的理论独断及其思维方式的僵化、封闭。在反本质主义看来，本质主义的文论虽然有时也宣称理论具有历史性、实践性，但在实际的理论阐释中又往往抛开理论的历史与实践维度而趋向于一种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文论虽然常常强调文艺理论“以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是“长期以来人类文艺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其知识体系的形成往往来自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哲学的理论演绎，所谓“古今中外的文学经验”不过是其验证这种理论演绎之正确性的案例库，理论研究者总可以从中挑选出足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实例。⑤那么，哪些例子能进入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成为“例证”？它们一定是在特定筛选标准（前理解）的前提下被精心选择和组织而成的，以便使得所有的例证成为一个互相联系、补充、支持的“证据链”。这样，就营造了一种“理论来自实践，又为实践所验证”的理论假象，而我们则常常宣称：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从丰富的文学实践中抽象出来，同时又为文学实践所验证了的，因而即使它不能被称为真理，也至少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于是，理论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因此，尽管这种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寻求“客观存在于文学现象中”的“本质”和“规律”的“客观反映”而形成“科学”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但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而言，它实际上有其根深蒂固、难以否认的理论建构特性。

因此，尽管在上述前一种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的理解方式中，亦有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主观性”“特殊性”的描述，但如果作一比较分析，则可发现，即使两种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的描述都在讲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其“历史性”的解读也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前者主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讲“历史性”，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理性主义的大历史观，强调的是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规律”；
而后者则更强调从事件化、情境化的视角去研究历史中的具体存在，它不是以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件”个案去印证大历史观的正确性从而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述，而是瞩目于“事件”个案自身所由生成的丰富复杂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关联，从而拒绝了那种关于“普遍的人类学特征”“历史永恒性”之类的神话，拒绝了文学理论知识依傍于体系性思辨哲学所形成的那种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想象。关注“主观性”“特殊性”的描述亦复如是，即两种理解方式徒有表面上的相似，却完全不具备共同的哲学、历史学基础和知识学前提。当然，虽然两者关于“历时性”“主观性”“特殊性”的理解并不相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某种情境中，两种描述方式会有其起码表面上的重合或一致，或许就此可以获得一种“理论的安全感”——在反本质主义的文论反思范式兴起之后，这种对于“理论的安全感”的执着愈发强烈——知识的历史意味实际上正在于此。

后现代知识观与知识社会学对文学理论研究影响深远。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无论人们基于何种知识学前提，“建构”一词都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当然，在实际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建构中，文论界仍存在着不可小觑的理论分野。这一理论分野也使得当代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中仍普遍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性”与“人文性”、理论之“必然”与理论之“应然”等之间的话语紧张，共时态地存在着本有历时性落差的知识型/范式之差异甚至对立。这种“紧张”“差异”甚至“对立”状态，正是当下文论话语多元共生的具体情境和重要的社会现实根源。

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表明，文学理论作为体系性的文学知识系统，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生成和建构的，具有鲜明的情境性（历史生成性）与建构性。如果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意图或目的的角度观之，则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的生成、范式转移与知识体系构建常常并非源自“为理论而理论”的纯粹学术目的的吁请与召唤，其目的或“初心”都并非如古希腊哲学家对“善”“美”“诗”的那种智性哲学的探讨，而是将其知识建构的目的指向了文学理论知识之外。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基于对现代性的体验、理解与表达的时代性变迁，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建构都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的内在引导作用，发挥着其致力于现代文化秩序建构的重要职责，文学理论知识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现实”的建构之中，从而使得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呈现出其在真理向度上的有效性和相对性。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存在那种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的关于文学的“真理”，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仅仅存在于它与文学“现实”的互相映照与互相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

当前，从事文学理论学术研究的人文知识分子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和知识学的动态转向中。面对不断变化着的“文学的现实”，各种关于未来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预测、构想或设计持续不断，但知识学学理层面的多向考察和认识理解告诉我们：离开中国文化百余年来由古代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语境，离开各种文论范式所由生成的知识型基底和具体情境，我们将无从把握中国文论知识型的历史转换和基于知识型之话语关联所发生的文论范式转移，亦无从深刻把握中国文论知识生产的建构特质，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解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本质主义理论独断和绝对真理观的话语霸权，无法从方法论层面获得阐释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理论效力。

注释：

①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开篇说：“文学的基本原理，顾名思义，讲的是文学现象中原来就客观存在着的一些基本道理。换句话说，它是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中阐明文学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的一门科学。”“文学的基本原理，不是任何天才、学者凭空发明和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之中概括出来的。没有文学的实践，也就没有文学的原理。所谓文学实践，主要是指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实践，以及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兴衰演变的客观实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学理论教材，除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及南帆、刘小新、练暑生的《文学理论》等部分论著外，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与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相较并无实质性变化。

②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知识”的解释：“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
学术、文化或学问。”《大辞海·哲学卷》中“知识”的定义：“（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依反映领域，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哲学则是这两类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从总体上说，人的一切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都是后天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反映。社会实践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检验知识的标准。”（夏征农等主编《大辞海·哲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知识”的定义：“知识knowledge，人类认识成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科学研究、生产实践中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其中可靠的成分即为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③从根本上说，当文学的本质被界定为“意识形态”时，其理论思路即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形成的，它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对于文学的“能动性”社会功能的确认。因此，此种思路并非哲学层面对于本质的形而上探求，而只是对于文学在社会现实的关系层面的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把握。问题在于，这种从“关系”层面把握的性质（“关系质”）往往在理论表达中被上升为“真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词语（概念）就此戴上了哲学的面具，关于“真理”的自我定位想象使得那种给予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被视作一种绝对化的“公理”。

④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强调，只有通过对话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而真理的概念也正是由共识所构成的。真正的共识之产生，要求参与对话交往与讨论的人们完全摆脱各种内外制约。即便如此，人的价值观、情感态度及既往的生活经历等都会在对话交往中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共识的达成。

⑤在董学文、张永刚看来:“多年的理论实践表明，在文学原理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取一些个别事实和随意挑选与组织某些实例来证明某一观点更站不住脚的了。罗列一些别人的见解，然后再配合着罗列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例子，表面看达到了某种说明的目的，但这种不甚费力的办法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功能着实是有限的。弄得不好，很容易为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留下藏身之地，把本来是动态的东西描绘成静态的东西，把本来是相对的东西解释成绝对的东西，把本来是局部的东西证明成全体的东西。”（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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