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酒税史料略考及其得失评析

姚轩鸽

（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海南 三亚 572002）

酒税作为古今中外王朝或政府对酒消费品所征收的一个税种，和一切赋税一样，其优劣得失，都与国运兴衰和王朝更替，特别是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紧密相关。亚当斯指出：“国家的繁荣与衰落经常有税收因素，这一点我们在整个历史中可以经常看到”[1]8。同样酒税的开征与禁止以及征收之多少，向谁征，在哪里征，如何奖惩等理由或许形形色色，但其伦理根据却具有基础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等特征，居于赋税理财的核心位置。本文不揣冒昧，尝试通过对中外酒税史实的伦理回望与考析，以期能为当代中国酒税及其赋税治理体系的优化，汲取理性的智识，避免重蹈历史上酒税教训的覆辙。

（一）中国酒税史实概述

酒这种消费品之所以能介入人类生活，并被古今中外的消费者所痴迷和沉醉，或是因为它不仅具有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生存效应，也具有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文化效应等。关于酒最早产生于何时的问题，中外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放弃过探求，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获得精确的史料支持，并形成定论与共识。就本文的探讨目的与重点而言，酒税究竟诞生于何年何月何日并不是特别重要，可留给税史专家们去考证。如同日本税史专家朝仓弘教所言，为了解世界关税历史，知道某个史料是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间在何处“就已经足够了”[2]57。据史料记载，中国开始制酒应该始于大禹时代。《吕氏春秋》：“仪狄作醉”；
《战国策》：“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而且酒既肩负“合欢成礼，祭祀宴宾，皆所必需”的政治职责，也具有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等多重功用。诸如“何以解优，唯有杜康”的心理功能；
“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交流功能，以及“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艺术”功能等。事实上，“酒作为日常重要饮品，历来在社会习俗和消费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3]133。逻辑上，有酒便会有王朝或政府对酒的管理——酒政，也会有酒税。因此，中国酒税应始于西周时期无疑。因为“酒政，是国家对酒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使用而制定实施的制度政策的总和”[4]823。史载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关市税。尽管就关市税的理解上存在不同观点，因为“‘关市税’的确切含义并不明确，是指单一的一种赋税较‘关市税’，还是指两种不同的税，即关税和市场税呢？尽管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是指两种不同的赋税”[2]66。但这也说明，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酒税。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酒税始于战国时期，其依据是《商君书·垦令篇》的文字记载，即“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具朴”[5]。但当时中国的关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较于中东和欧洲小得多而已[2]68。因此，不论关市税是指单一税，还是两种税，即关税和市场税？从那时起，酒显而易见已经作为一种贸易商品开始交易和消费，既有酒政的史实支持，又有关税贸易的史料佐证，凭此或可判定中国酒税诞生于西周时期，即“西周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是，国内不少专家认为，中国酒税始于西汉武帝时的行“榷酒酤”，即由朝廷经营，昭帝时才改专卖为征税，即主张“汉代说”。《烟酒税史》就认为：“夫榷酤昉自汉代，烟税始于盛清，在昔国家仅视为无足轻重之数。未尝设有专官。今则为国税入大宗。岁额数以千万计”[6]1。学者翁礼华也持同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汉武帝天汉三年实行酒专卖，官酿官销，“不存在征酒税问题”。直至汉昭帝时，即于始元六年(前81年)才罢榷酤，实行酒税制等。或者认为，继西周创立酒政之后，直至唐宋才在借鉴前朝酒政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成熟，才为“酒税最终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奠定了基础，直至宋代，才“建立了一个更为稳定健全的酒政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7]72。因此认为，中国酒税应该始于宋代，即主张“宋代说”。学者李华瑞就持此论[8]1。因为“前此(指汉武帝天汉三年前)有无酒税，未见明文；
惟在市区内营业者，既须纳市租，则在市内酩酒者纳税无疑”[9]。

此后历朝历代，大多根据当时的国运与情势，有征收也有禁止，税负有高也有低，征税方式或宽严不一等。即或“榷酤”或开征“酒税”，或禁酒停征酒税；
或遇灾荒，则以榷酤取代税酒制等。比如咸亨元年七月，唐高宗也因谷贵“断酤酒”[10]6042。乾元元年二月，“闻京城之中，酒价尤贵，但以曲蘖之费，有损国储，游惰之徒，益资废业，其京城内酤酒，即宜禁断，麦熟之后，任依常式”[11]482。唐代宗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12]1381。此后，税酒户制一直持续到大历十四年。德宗建中年间，则因朝廷出兵平乱，导致国库空虚，朝廷在建中三年下令“天下悉令官酿”[13]2130，即把酒的专卖权收归国有。当然，历史上酒税的开停与榷酤形式有时也会交错并行，主要是因为酒政不完备或监管混乱等原因。比如东汉时期，国家只在灾荒缺粮时才偶行禁酒，“对酒不收专税，只收市税”[7]72。唐穆宗长庆元年出现的榷酒钱与官酤并行就是一例。对此《全唐文》有记载：“榷酒钱有已分配百姓处又置酒店官酤，并诸色榷率，切宜禁断”①。太和五年，江西洪州也发生过榷酒钱与税酒户重叠的事情[14]6043。即认为中国酒税直到晚清，才实现了从以禁为主，走向以税为主的重大转折，开始顺应现代国家形成的潮流②。

简而言之，中国历代王朝，关于酒税理财，或因财政需求，或因灾疫所迫，或因战乱窘迫等因素而有所权变，或者开停酒税，或者官营、民营，或者采取不同的征税管理方式等。唯一不变的是，酒税权始终由皇帝一人独掌，官吏们只是负责具体征收入库而已。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毋庸讳言，中国古代酒税因之天然带有主观随意性、相对性与特殊性等特征。就是因为，酒税及其赋税权力既缺乏合法性，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背离赋税理财的终极目的，从而对百姓利益构成大面积侵害，因此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二）国外酒税史实述略

相对国内酒税史料而言，国外酒税史料比较少，本节主要受益于日本关税史学者朝仓弘教的《世界海关和关税史》。据考证，国外酒税最早始于古埃及新国王时期（即公元前609年至公元前594年）。据尼克国王的墓志铭记载，当时征收的关税（包括酒税），主要是对葡萄酒和啤酒征收消费税，税率10%[2]15。而且在托勒密王朝时代定居于埃及的希腊人，刚刚建立起葡萄园就开始酿酒，埃及国王则毫不犹豫地“开始征收葡萄园税和酿酒税，以及巧立名目对葡萄酒征收各种税。”当然由于税赋繁重，曾导致国内葡萄酒的价格大幅上升。但埃及国王为了保护酿酒商的利益，也对受到补贴或者保护的进口葡萄税征收重税。或许这是“保护性税收”开征的较早记录，开始注意酒税调节产业平衡发展功能的发挥。即征收进出口酒税，为了保护埃及国内的葡萄酒产业，保证酒税税源。另有史料记载，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46年），就已征收葡萄酒销售税，而且是“古希腊非常重要的税收”，主要征收方式是包税制。但在罗马时代（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对葡萄酒税的征收则采用从量税方式，即对每坛（大约19升）征收固定的关税。但关税的征收方式，则开始由包税制转变为由政府官员直接征收。而这一转变，“对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财政体系产生相当影响。”且当时海关葡萄酒税征收的具体标准是“每骆驼驭每趟1个迪纳里厄斯的”[2]36。

直至到了中世纪的欧洲，酒税征收已经自成体系。因为那时已经“具有按桶、饼，即按计量单位征税，对酒店里酒的销售征税。”而且和其他时间、空间的酒税一样，欧洲酒税征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的消费，以后有转变为现金交易的方式。”而英国最早开征的酒税，应是11世纪的比林斯格特通行税，即对酒征收货物税。在正常情况下，当货船上共有不多于20桶酒、但至少20桶酒时，可从每10桶酒中拿走1桶酒作为关税；
当货船上多于20桶酒时，则在桅杆前后各拿1桶酒；
对于只载有10桶以下酒的货船则实行免税。

近代以来，各个国家几乎都在征收酒税。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对酒消费品实行从量征收，并另有税率。比如对其它过境的商品，一律按照每磅1先令或者货物的5%征税。法国则在大约1360年，就因为要向英国支付300万埃居的赎金，便根据布雷蒂尼协定，对酒等商品征税。而且1369年，就对所有沿卢瓦尔河上下游运输的货物，包括酒征税。事实上，现代国家如美、日、德、澳大利亚等都在征收酒税，差别仅在于各自的制度背景不同，主要是酒税权的合法性及其监督的有效性不同，以及征税方式的文明位阶之高低不同而已。

（一）酒税之善

不论中外，自从酒税开征以来，酒税能为国民需要的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筹备资金，以便政府生产和供给一定的公共产品，满足全社会和每个国民、每个纳税者的利益或福祉总量，从而成全酒税及其赋税的善。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酒税也会肩负起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诸如筹集资金，生产和供给保障社会生活与生产基本秩序的“税富一致、税福一致、税道一致、税识一致”等制度类公共产品，或者提供救灾预灾，保障人际安全等公共产品。具体说，酒税功德，或者说酒税之善如下：

第一，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保障经济、文化生活正常运转的公共产品，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在《烟酒税史》看来，酒税“经制国用，视乎税收。烟酒二者，列为专税。消费普及编氓，品质属于奢侈。揆诸利用厚生之旨”[12]9。比如宋天汉三年(前98年)之所以开征酒税，便是为了摆脱军费匮乏的困境。中国历朝历代酒税的开征或停征，仅仅只有数量和方式的差异，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始终不变的目的，都是酒税的聚财敛财功能。而且，这是各个王朝都特别重视的理财核心问题。当然，和其它赋税一样，既是酒税的功德所依，也是王朝兴衰更替的主因之一。据吕夏卿《唐书直笔》卷四所载，唐时酒类专卖收入为138万余缗，酒课收入占货币总收入的15%[15]4490-4491。学者周辉认为，当时“田亩种秫，三之一供酿财曲蘖，犹不充用”[16]47。足见酒税在宋朝财政收入中的重要作用③。事实上，酒税收入对宋朝政府的养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7]32。史载岳飞手下军官李启，就“有心计，能斡旋财赋，惟著布衣草鞋，雨中自执盖步砌，佐飞军用甚多”[18]。

就中国历代王朝酒税的基本特征而言，差异仅在于，“在不同时期酒税占帝国收入的比重有增有减。”比如在帝国前中期，多因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有余粮可用来酿酒，国家也鼓励，同时减免酒税；
但在帝国中后期，由于国力的衰弱，财政收入拮据，为了维持王朝统治便开征酒税，或者增加赋税，以便增加财政收入[19]133。事实上，即使到了民国时期，酒税及其赋税的基本功能还在于财政收入。以1943年为例，“酒税占烟酒税收入的59.71%”。就当下中国而言，酒税收入在政府收入中仍然占据重要比重。比如白酒仍延续在生产（进口）环节征税的政策，税率为20%加0.5元/500克(或者500毫升，企业所得税(25%)等。

在国外，通过酒税及其赋税聚财，也是历代王朝和政府的首要目的。比如1894年以前，俄国就通过“国家垄断、包税制和消费税”攫取酒税收入。而这项收入在俄国财政收入中，酒税收入历来至关重要[20]126。又以法国酒税为例，1995年间接税的总收入为2 000亿法郎，其中酒类间接税收入就占其国家总收入的7.47%[21]。其实在当代，酒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中的聚财地位，也很少被忽视，都在开征酒税。

毋庸讳言，酒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与功德是超时空的，因之任何社会和政府都不可或缺和无视。当然也有论者认为，中国历代朝廷开征税酒而抛弃榷酒，是因为榷酒的管理成本很高，或者虽榷而私酿难止。特别是因为，据宋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九《潭州奏复税酒状》所言，酒税可以使“官无尺薪斗米之费，而坐获利入，民无逮捕抑配之扰，而得饮醇美”。即酒税既可以保证官家有额外收入可供其继续奢侈性消费，同时又无亏本的风险，而且可以减少榷酒对百姓的骚扰，化解王朝倾覆的危机与风险。

第二，促进酿酒行业内外产业经济发展的平衡。即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势，通过酒税征收，促进或者抑制酒业内外经济的发展态势，力争平等和谐的发展。具体说，国家可通过酒税的开征或停征，以及酒政的官办与民营等手段，调节酒业行内行外的发展态势，促进不同酒税主体之间利益交换的公正，平衡社会秩序各要素。比如宋代酒政的稳定与健全，便促进了酒业及其它产业经济的发展。据学者李华瑞研究，北宋初年的酒税收入最低，在总收入中占比不足10%。但经北宋仁宗庆朝历年努力才达到高峰，即酒税收入共计1 710余万贯，占总收入的38.9%左右。此后虽有下降，但酒税收入仅占“货币总收入的20%左右”[22]192。在学者杨师群看来，就是因为酒业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酒课税利，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23]125。一句话，酒税既是王朝的重要赋税来源，或有功德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当然，元代江浙酒业在地区差异存在的前提下的相对、普遍繁荣，也反映出元朝在该地区赋役剥削的繁重[24]109。

但就酒税对内外产业经济效应重要性的深刻认知，或非曾历任晚晴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的陈炽莫属。陈炽针对当时中国酒业内外发展不公态势，明确主张必须通过酒税政策，调节酒业内外发展不公平、不平衡的问题，呼吁必须对外国商人也征收酒税。具体说，“进口洋酒，仅纳值百抽五之海关正税，及值百抽二·五之子口半税各一道，即可通行内地，沿途官卡，概免税厘，其运销租界商埠者，并子口税亦于免征，税率之轻，实近世各国所罕有”[12]1。而且“况自互市局开舶来烟酒，填塞市场。民性嗜奇。金钱外溢。不独国家财政有关。即论国民经济亦觉剥蚀靡遗。清季库藏匮乏”[12]]9。同时，陈炽通过分析法国酒税之利，主张发展中国本土的葡萄酒业并征酒税，认为这是作为“开拓利源”的一大举措。在他看来，“法国葡萄制酒之利，岁合华银六万万两，居全国出口货物十分之七。而法之国用，全资酒税，岁入约三万万两，亦居全国赋税十分之九。”因此，他援引外国旅游者对中国北方利于种植葡萄的说法大力呼吁，必须发展中国的葡萄酒业。同时认为，就其现实可操作性而言，“外洋酒税甚重，酒价甚昂，酒之销路甚广，能仿造以分其利，固属美举”[25]。就是说，如果大力发展中国葡萄酒业，政府可通过征收葡萄酒税而利国利民。

第三，振济、救灾和防疫。事实上，每当各个王朝遭遇饥荒灾疫时，特别是遭遇饥荒时，大多数朝廷便会通过禁酒节粮，包括“寓禁于征”酒税等举措，及时发挥酒税等赋税振济、救灾和防疫的作用。一方面会通过酒税的特别支出，向受灾地区倾斜，即加大预灾、救灾和防疫等支出力度。另一方面则会通过直接禁酒或减免酒税等措施，特别是减少酿酒，消减粮食消耗，纾解饥荒。比如隋代时一旦遇到饥荒缺粮，也会下禁酒令，对酒不收专税，只收市税[11]72。唐玄宗朝，唐肃宗朝也“以岁饥，禁酤酒，麦熟之后，任依常式”[13]251。元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集贤学士刘敏中在中书省“陈十事”，其一就认为：“灾伤阙食最甚去处，宜与放免酒课，止许穷民小户造酒货卖自养，诸有力之家不得造，违者准私酒法科断。如此即与赈济无异”[26]。在饥荒时，认为朝廷可通过鼓励酒业民营，激活民间的自救力量。就是到了民国时期，一旦遇到饥荒，政府也注意运用酒税工具纾解[27]3。问题在于，饥荒时的酒税政策，大多缺乏统一法令，因此要求“禁酒之权应收归中央，不得由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28]36。就是在中原解放区，酒税的征收也不是简单划一，而是依据各地区条件征收，对于灾荒区仅征收30%。

第四，通过为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与一切赋税一样，酒税的本质就在于为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筹集资金。因此，酒税的普遍功德自然在于，有助为每个国民或者百姓生产和供给所需求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从而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固然，不同朝廷和政府所提供之公共产品的类型，及其数量之多寡与质量之高低存在差异。因此，酒税功德同样有不同种类和层次。

从中国酒税的起源看，酒税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类公共产品筹集资金，比如为战争类公共产品的开支。当然，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举例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酒税可谓居功至伟。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掌控的税源受限，烟酒税收入在货物统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29]249-250。又据财政部统计，酒税的作用更不可忽视，即酒税在烟酒税中的占比多超过50%，且有超过2/3者(1946年)[30]68。再以抗战时的四川酒税为例同样，酒税对抗战社会经济的贡献非常大，以1943年为例，酒税占全国收入的6.55%[30]97-98。

当然，酒税还有其他功能，比如政治、道德、文化等。比如外国学者学者В．诺罗夫就认为，酒税有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的功能，但财政部在设计酒销售垄断方案时，认为酒“增强民众健康是虚，让国库拿到更多收入是实。垄断实践常常完全将净化民风抛向一边”。

（二）酒税之恶

酒税之恶毋庸讳言。一方面是因为赋税乃是必要之恶的本性，即酒税天然带有恶性。因为酒税是对国民财富自由的一种剥夺与侵害，只是由于酒税及其赋税的结果可能给国民带来“善”，所以酒税也是一种“必要的恶”——善。另一方面是因为，酒税能否结成善果，既取决于征收的正当性与征收方式的文明等要素，也取决于用税的合意性与用税方式的文明等要素。因此，有良知的中外学者总在追问：为何要对酒类消费品征税？

事实上，与征收其他税种一样，“政府希望开源增收来维持其运转”，也“可能希望人们减少对某种产品的消费，故设法使其变得更加昂贵。”或是因为“过度饮酒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如醉酒驾驶、家庭及其他暴力事件、健康问题和生产率的降低等”[31]85。因此，当代自由派学者弗里德曼就一直反对酒垄断，在他看来，“消费税制度根本无力根除酗酒”。中外酒税征收的启示在于，酒税征收正当性越充足，征收方式文明之位阶越高，则酒税的善性就越强，社会功德便越大。相反，酒税征收正当性越欠缺，征收方式文明之位阶越低，则酒税的善性便越弱，其社会功德便越小。酒税之恶与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酒税之恶，是因为酒税正当性不足，背离了酒税征收的终极目的。由于酒税正当性是基于酒税权合法性之大小。因为最高税权，包括酒税权，是指诸如征多少，向谁征，在哪里征等重大涉税事宜的决策权由谁掌握？即是由一人——君主独掌，还是有全体国民共掌？毋庸置疑，酒税权力的合法性大小，取决于被管理者——纳税者的同意及其人数之多少。因此，酒税征收如果缺乏纳税者利益表达机制的支持，也就是未经纳税者同意的程序，其恶性便如定时炸弹。因为酒税权力合法性的大小决定酒税权利与义务交换公正性的大小，决定酒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及其稳定程度。以此观之，1911年以前的中国酒税及其赋税而言，其恶性显而易见。就是因为，历代百姓一直都被君主当作“资本”对待，而不是作为“根本”敬畏。就酒税而言，同样是将百姓当作敛财的对象和根据，而不是服务的对象和主人。

第二，酒税之恶，是因为酒税征税数量的过度与方式的不当所致，加剧了酒税的恶性，侵害庶民的利益和尊严。如酒税是基于汉武帝刘彻迫于战争费用的需要而开征的，但最终酿成大面积民间的灾难也是事实。既有酒税正当性不足的问题（皇帝独断），也有征税过度与征收方式粗暴的原因，致使在聚财敛财导向下的“告缗”等非道德征税方式大肆泛滥。其危害可从汉武帝晚年颁布的《轮台罪己诏》管窥一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32]。直到北宋后期，朝廷才为了增加酒税收入，便鼓励“比较务”与原酒务之间进行竞争。

而酒税之恶性，更多是因为酒税征收过程缺乏监督，缺乏有效性。即由于对酒税权监督制衡乏力，酒税征收机构及其税吏可利用手中的酒税权，对纳税户和庶民进行大面积的利益侵害，从而加剧纳税者的酒税负担，侵害纳税者和庶民的利益及其人格与尊严。一句话，酒税的征收随意性、主观性、不确定性比较大。比如一会儿官办官收，一会儿又民办散办。即就是散办时，也会因为酒课标准和执行的不公平，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据脱因，俞希鲁所撰《至顺镇江志》卷一五：刺守太平记载，镇江酒户，曾因摊派的酒课税额过高，引发“民愈困蹙，弃产业辍衣食以输，甚者或逃亡焉”之恶果。更有甚者，官吏们会合谋联手欺压酒户。具体说，有如下表现：

一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社会背景下，酒税政策经常变动，而且执行的税率标准也会频繁变动。而理由竟然是因为不同地区间的酒价不一，因此很快引发了朝廷及各级官吏们借酒税敛财的冲动。又比如，宋时“旧四川酒课岁为钱一百四十万络，自是遵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33]。即一年左右时间，酒课即剧增至五倍。而夔州路，原来只有场店100余处，一年之内，也一下子增添至600余处[34]。逻辑上，税吏们为了完成财政收入任务，如果酒户限内纳税不足，就给随意定罪，甚至“虚指债务，妄起讼端，郡县急于官课，更不问有无通欠，遂使平人承认，械颈受墨，道路相望，因系坐狱，殊无虚日”[35]3533。甚至，即使发现了问题，甚至“怨誉四起，言者乞罢四川榷盐、榷酷，以安远民。”官吏们也不会认错改错，比如宋时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便以“酒课已为军食所仰”而不愿更改。更有甚者如南宋初期，因为战局险恶、财政拮据，军费开支捉襟见肘，竟然鼓励和容忍，“八仙过海”敛财之能。

从表中可以看出,治疗组显效20例,有效12例,总有效率94.11%,对照组显效14例,有效12例,总有效率76.47%,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二是由于朝廷各级官吏征收压力的松紧不同，对具体酒税的自由裁量尺度把握各异，加剧了酒税之恶。比如元代酒课繁苛，就是因为对外大肆扩张，财政开支空前巨大。元人刘诜因此作万户酒歌正史：“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吹秫江东烟。务中税增价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36]。当然，官吏们的敛财积极性，主要是因为朝廷有鼓励酒务增收课利的奖赏办法——元丰赏格法，旨在从酒税增收中抽一定比率，直接奖励酒税官吏，具体规定：“酒务监官，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二厘，酒务专匠，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一厘”[37]。因此官吏们便为了获得奖赏，采用提高征税机构税入、多设征税点等方式促使酒税的增长，加剧酒税之恶。而这种鼓励征收机关多征税收的举措，国外也有，就是现代国家和政府同样也有⑦。当然为了杜绝此种现象，一些朝廷和政府也颁布过一些法令进行监督和杜绝，比如规定征税机构要将税目、税率张榜公布：“常税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颁行天下”[38]。问题是，由于酒税权缺乏根本性的有效监督⑧。结果，有些酒税征收者，便竭力搜刮，不惜竭泽而渔。

三是针对不同的酒税缴纳者，对酒税政策的执行方式不同，也会加剧酒税之恶，表现在标准不一，对有权有势者是一个标准，对无权无势者又是另一个要求。如在农村征收酒税，竟以地亩多寡征收酒课，而且“酒课额有定，而民之贫富无常，贫或数赢，富或数缩，侯（江西靖安县尹胡愿——引者）为均派，随粮数之多寡定课数，贫民大便”[39]。宁宗时黄池镇的官吏，酒课“日才一二百千，商旅如云，何患难办？乃于官课之外，又多造白酒小酒，勒令行老，排担抑依，立定额数，不容少亏，所得之钱，不知何用？”[40]难怪宋元时马端临认为，“酒政之为民害至此极矣，不可不稍宽也”[41]。

第三，酒税之恶，是因为“用之于民”税款数量不足或存在结构性不合理，以及用税方式的不公平而加剧。即因为用税环节的问题，背离了酒税征收的终极目的，从而加剧了酒税之恶。既不能造福于庶民，反倒侵害和打扰百姓的正常生活，百姓的基本生活秩序遭遇系统性风险冲击，直至官逼民反。比如基于军赋而征收的酒税，就很容易异化为各级官吏横征暴敛的借口，并将所征收上来的酒税移作他用，不是被官吏们挥霍浪费，就是中包各级胥吏的私囊，完全背离征税和用税的初衷。或正因如此，理性的朝廷，为了家天下的江山永固，通常也会下诏纠弊，减少酒税总额，防止管理腐败寻租。比如南宋淳熙三年诏，“四川酒课折估困弊，可减额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余缗”。南宋中期，“今四川酒课累减之余，犹为络钱四百一于余万”。因此直到南宋后期，还在不断减免四川酒课[42]。

中国如此，国外酒税也是如此。或者充实国库，增收公共资金，生产和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繁荣，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利益或福祉总量；
或者引发社会危机，致使酒税成为破坏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导火索。目前国外不少国家，酒税还是重要财政收入来源，而且具有相对完备和优良的酒税征收体系。比在西班牙就根据欧盟消费税法的规定，酒税属于从量税，高度酒的税率一般按照酒精度设置。同时则在于发挥酒税调节经济，促进国民健康等功能，比如挪威人均饮酒量为6升，低于世界平均值，就是因为在其政府看来，酒价是影响酒消费水平和相关疾病的关键因素，因此便运用酒税来干预价格，通过酒税减少相关伤害实施公共健康策略。

当然，酒税更多明显之恶在于，因为酒税征收缺乏正当性以及不公而引发纳税者抗议活动，甚至成为内乱、内战的导火索。中外因税收问题引发的系统性社会动乱，甚至王朝更替以及大规模战争的事例很多。比如宋时庆元府(浙江宁波市)翁山酒务下辖子坊十五所，宋理宗时官监酒务废罢后由民户买扑，即嘉熙四年(1240)“改坊为万户，任从民间酝造，却将额钱摊抑一县有物力之家”，致使有物力之家（乡村主户和城市坊郭户），因税负分配不公，“民被其害”而“词讼纷纷”，此后便有了“坊场改万户，贫富齐受苦”的谣言[33]391。或正因如此，美国税史学者亚当斯才一再告诫世人，重大历史事件，“其根源都是税收”。比如1635年，法国君主试图在波尔多（Bordeaux）开征葡萄酒税时，愤怒的纳税人怒吼道：“征税官去死吧！杀死征税官”[1]227。同时，酒税也导致1851年法国外省的反波拿巴起义。再比如美国1791年3月通过的《国产酒税法案》，就因为规定每加仑以国内原料酿造的酒征税9～25美分，以国外原料酿造的酒要征税11～30美分，从而引发大面积的抗税事件。

酒税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就其表象而言，差别仅在于开征时间的早晚，税率有高有低，征收方式繁简，文明位阶高低等。但税收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即就其“目的利己、手段利他，结果为善”而言，酒税同样具有“必要的恶”之性质。因为赋税是对国民财富自由的一种消减或侵害，征税是一种手段害。或如亚当斯所言，因为“税收是强制性勒索”[1]456。但就征税终极目的在于给国民生产和供给“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利益或福祉总量看，酒税作为一个税种，也应该具备善之德性。问题是，由于酒税征收的现实情境之复杂性，以及具体征收实践的可操作性等因素，酒税既可能为善，展示其“必要的恶”之善性，也可能为恶，展示其“必要的恶”之恶性。因此，从伦理视域回望中外酒税历史的天空，既有阴晴圆缺、波诡云谲的焦虑时日，也有云淡风轻、万里晴空的惬意岁月。

①“榷酒钱有已分配百姓处又置酒店官酤，并诸色榷率，切宜禁断。”见董诰等著《全唐文》（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页。

②见任红压《晚清四川酒税的创征——以〈南部档案〉为主的考察》，载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③李华瑞认为,北宋庆历年间，全国的酒税收入曾经高达1 700万贯，熙宁后则维持在1 300万贯左右，南宋绍兴有1 400万贯。北宋熙宁时，东京、杭州和成都府一年的酒课，就达35万贯以上。李华瑞《南宋的酒库与军费》，载于《人文杂志》，2016年第3期，第80页。

④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三编》，下册：第八篇“货物税”第十五章“国产烟酒类税”，1948年，第68页。

⑤“至外洋食物，照约免征，即以洋酒一宗，每岁入口，已及千万，宜于十年换约，删去此条。洋货之入华者，设法以收利权；
土货之出洋者，减税以轻成本，此将来之商务不可不开也。”转引自杨自鹏《访欧归来话酒税之二——法国的酒类税收制度》，载于《中国酒》，1997年第4期。

⑥弗里德曼在其出版的《欧洲公报》上，他就一再抱怨，实行消费税之后反导致酗酒泛滥，民众酗酒愈演愈烈。因此主张有节制地提高消费税，以避免私酿酒；
可适当提高专卖税；
也应为地方自治机构和城市提供一部分收入。见弗里德曼《俄国酒垄断》，第127页。

⑦比如美国，也曾“为了强制执行这一税收（指开征威士忌酒税——笔者注），组建了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前身。全国被分成十四个地区，同时有十四个地区主管。每一位主管可以得到他所在地区所征税款的1%；
每一位税务官员可以得到他所征税款的4%。剩下的95%交给国库。这种征管制度将消费税变成了一种税收承包制度——它将征税官员置于纳税人的对立面。对于税务官员而言，他们所征收的税款越多，个人所获得的利润越多。”见查尔斯•亚当斯著，翟继光译《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2页。

⑧“其间课利虽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缘上件给钱充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苏轼《东坡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八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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