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罗 静

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发现问题然后回答问题，作为正在构建中的中国边疆学也不例外。中国边疆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回答什么问题”是中国边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立足于学术之林的根本。回顾民国时期出现的边政学引起的“边疆热”，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到边疆去”是当时的社会热潮，众多学科投身到边疆研究热潮中，社会学是其中之一。社会学是为解决19 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①刘安：《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学术交流》2010 年第11 期。，清末民初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社会学家投身边疆研究的目的是希望用现代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解答边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学家们参与到民族识别工作中。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家投入到边区建设的调研中。纵观过去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学家们对边疆的研究，无不是在以对边疆的田野调查为国家边疆政策的制定贡献学术力量。社会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但是社会学研究边疆的基本关怀是一致的，社会学经世致用和问道于野的学术品格认为，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只有从中国边疆的田野中生产出来，来自中国边疆田野的经验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本文梳理了近代以来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历程和经典案例，力图从中窥视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末至民国的百余年间，随着中国的国家形态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中国边疆研究也从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转向现代专门化的学术研究。

（一）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起点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型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家形态的转变，中国边疆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术研究层面伴随而来的是边疆研究的学科流变。近代以来，兴起过三次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 世纪中叶到末期，以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为代表；
第二次发生在20 世纪20—40 年代，中国学人提出了“边政学”；
第三次是20 世纪80 年代至今，其标志是学人们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①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中国边疆研究转型便是从20 世纪30 年代，即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时期开始。

中国边疆研究转型正值中华民国时期，其一方面沿袭和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边疆认知②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边疆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包括了历史、地理、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含义。，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对边界主权的主张，时人所言：“中国的边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接壤的区域；
一则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发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文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③黄奋生：《泛论边疆教育》，《西北通讯》1947 年第3 期，转引自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2 期。由以上对边疆的定义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已经开始走出了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步。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打出来”的，即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瓜分国家的现实危机，边疆成为国家存亡的重要阵地，于是在20 世纪30—40 年代，中国学人提出了边政学的构想，希望以学术保卫国家。社会学家吴文藻1942 年在《边政公论》上发表了《边政学发凡》一文，阐述了边政学学科构建的想法。他认为：“在理论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关系最深者，首推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
其次，则为经济学、法学，及教育学，又其次，则为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国防的科学。欲使边政学的观点正确，方法精密，题材丰富，内容充实，就必须从这种种学科，随时吸收其精华。非如此不足以建立边政学的学术基础。”④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 年第1 期。吴文藻作为社会学家，他对边政学的认识是一家之言，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逐渐突破传统史学窠臼、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⑤段金生：《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1 期。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呈现出“研究历史的从历史的角度，学地理的用地理的知识，研究民族学的可以从民族学的理论来研究，搞人类学的可以用人类学的概念来研究”⑥王利平等：《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一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年第12 期。。

民国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逐步转变为专门化的学术研究，边疆研究的范式亦随之改变。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注重的是从文本中寻求知识，讲求思想源渊，在此学术脉络关照下，学问的深浅主要是看对概念的锤炼功夫，学问追求的是能否从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发现新的微言大义，从而建立新的知识话语和观念符号，而社会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等则属于形而下的末流，不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社会学诞生在西方，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传统方法加入新的范式。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中寻找学问的学科，是以经验世界为观察对象，以获得有关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知识为基本目标，并努力使国家政策和治理制度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专门学科。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学者们发现原来解释具体社会现象、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是学问，学问也是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⑦李培林：《中国早期现代化：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1 期。在新的研究范式下，学者们对中国边疆的兴趣也开始走向边疆田野，并力图在形而下的边疆泥土中获得边疆社会的基本知识，继而在边疆发现问题和寻求答案。

总体而言，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型不仅仅是研究学科的多样化，其背后的学术研究体制及组织形态等方面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民国的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以后，中国边疆研究进入了专门化的学术发展轨道，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一切都构成了今天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基础。

（二）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多学科融合

中国边疆充满异质性和复杂性，这样的现实也说明了对于中国边疆的研究不是任何一个学科可以独立承担的，中国边疆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之初便是多学科融合进行。今天在谈及社会学研究边疆的理路时，如果将人类学和民族学剔除在外，则很难窥其全貌。人类学和民族学尽管在学科划分上与社会学分属不同学科，但是自它们由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存在诸多重合，很多时候难以厘清其中学科的分野，这也算是中国边疆研究中一个独特的学术传统。

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自20 世纪30 年代传入中国，主要是由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在广西和云南做的一系列少数民族社会调研开始，费氏将美国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方法与英国人类学中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富有想象力地在中国民族边疆研究问题上结合起来①田耕：《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序言：人文与生态”。，从而开创了人类学历史上新的篇章，也开创了社会人类学这一新的学术流派。费孝通曾经发展出民族社会学，专门针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社会调查。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和定义都还存在不少争论。不管如何定义，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的方法原则跟普通社会学无异。因此，细究起来中国的民族研究也是社会学参与中国边疆研究最早的渊源。

费孝通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还是民族学家，费氏的学术身份也充分说明了这三个学科在中国的学术来源是相同的。费氏在《学历自述》中说：“我一向认为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亦即我国的民族学）是不应当分的，它们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在国外之所以分成两门学科，实在是出于它们的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我们中国没有分科的必要。在我个人来说，我所想进行的民族研究也就是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的研究。”②费孝通：《费孝通学历简述》，《文献》1981 年第3 期。1981年底，费孝通在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密不可分的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民族学主要是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所以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在学术上分科上说可是合而为一的。”③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就此意义而言，这两门学科“合而为一”地有机结合，既是中国国情和多民族“族情”实际需要的必然结果，也是广大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客观需要。④吕青：《试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2 期。用费孝通的话来说，那就是都是“面向中国人民的生活”⑤费孝通：《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费孝通全集》（第9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5 页。。

中国边疆研究中历史最悠久的学科是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是以历史文本为研究对象，与来自现实的经验材料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哪怕是以现实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历史的关照，因为离开了中国历史逻辑关照下的中国边疆研究也就失去了解释力和现实生命力。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吴文藻，他在引进西方社会学后就一直主张社会学的中国化，对于中国边疆研究中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他认为：“根据实地观察的社会学研究法与根据文献档案的历史研究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是一个时间上的研究。因为可由观察得到的一切社会现象，总是历史上演变而来的结果。例如我们研究眼前中国某一区内的亲族制度，我们绝不能忽略了这制度在过去数千年来发展的大势，也不能漠视这制度在社区内有关历史地理背景的题材。又如欲实地考察民风礼俗之时，我们必须参考一切有关礼仪习俗的历史文件，以资比较。所以我们认为历史的与功能的两种研究，应该相辅而行。”⑥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六上瑶山》，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 年，第140 页。吴氏的这一观点在长期从事边疆社会研究的费孝通先生那里也得到支持，费氏认为：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家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研究是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①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年。费孝通先生在20 世纪30 年代于广西从事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时便认为：“边境社区的研究材料本身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极重要的材料。现在遗留在边境上的非汉族团，他们的文化结构并不是和我们汉族本部文化毫不相关的。他们不但保存着我们历史的人民和文化，而且，即在目前，在族团的接触中相互发生极深刻的影响。这里供给着不单是民族学的材料，亦是社会史的一个门径。至于这些材料对于实际边疆问题的重要性，更不待我们申说了。”②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费孝通：《六上瑶山》，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 年，第130 页。费孝通的这段论述说明，民族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的研究，在这里已经开始结合了。③罗东山：《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课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4 期。

纵观西方学术史，其实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来很密切，早期的经典社会学家都十分重视社会现象的历时性，但是二战后主流社会学对脱离经验研究的宏观洞察进行了批判④社会学这一研究转向主要发生在二战后的世界重建时期，社会学家们面临新世界的局促，对历史经验所能提供的帮助感到失望。，历史研究中所谓宏观的历时性研究受到社会学研究的排斥，以至于社会学后来发展的理论流派偏重于静态社会结构的剖析，比如“结构功能主义只强调系统分析和静态分析，微观社会学派则强调情境分析和语义分析，它们都把社会结构和文化规则当作‘既定的’现实，即使有变化，也仅仅是结构的分化和情境（或语境）的差异。它们都忽视了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特征的变化”⑤林彬：《论社会学发展方法的发展趋势》，《社会学研究》1992 年第3 期。，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历时性。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历史观念在近代社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历史观的改变，当代的历史学家们也认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决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⑥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 年第3 期。。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是从普罗大众的生活变迁视角来反映历史发展进程的。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一方面自来研究边疆复杂的现实生活，从边疆缤纷复杂的经验世界中提炼理论；
另一方面自来在边疆重新找回历史，并在边疆研究中超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立，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新的张力，在超越历史和结构的基础上来构建关于中国边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从民国时期的学科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社会学与中国边疆研究的结合，是在各自的困惑中展开的。在当时，无论是作为一个尚在寻求自身发展方向的新兴学科的社会学，还是在内外交困中寻求突围的中国边疆研究，都面临着未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就此意义而言，社会学从事中国边疆研究充满想象空间和无限可能性，也承载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内在困难。⑦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 年第2 期。

社会学初传入中国有两种译名。有学者考察认为康有为早在1891 年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授“群学”，此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直使用“群学”一词。严复1903 年翻译的《群学肄言》⑧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是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1873 年所著《社会学原理》中的序言《社会学研究》，全书分16 章：砭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情瞀、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在这本书中，斯宾塞用进化论的观点阐释了社会的构成与变动。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原强》一文中说，“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社会学一词最初出现在1896 年谭嗣同所著《仁学》一书中，章太炎于1902 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著作，便命名为《社会学》。此后，“社会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社会学传入中国伊始就开始研究中国边疆，社会学的研究体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

（一）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初心

首先，社会学研究边疆的初衷是以学术爱国。民国是中国的国家形态转型之际，社会学家们研究边疆的初始想法是对中国边疆非汉族群体的社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对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实证基础。20 世纪30 年代进行社会学田野调研是因为“非汉族团的调查和研究对于我们国家前途的重要性”①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六上瑶山》，第134 页。。1936 年，吴文藻在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序言中写到：民国虽已成立25 年，而离“民族国家”建设完成之期尚远，“到边疆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困难的一点，即是我们根本不明了非汉族团的生活实况。在没有相当了解以前，侈言“到边疆去”“同化政策”，乃至“特种民族教育政策”，都是不切实际之谈。②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六上瑶山》，第142—143 页。

此外，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学家们力图对当时边疆热潮中涌现出来的众多质量不高的报道加以扭转。当时“许多关于边疆的丛书与刊物，如果我们下番功夫审查它的内容，大都是人云亦云，辗转抄袭……我们看了这种丛书和刊物只承认它只能唤起一般民众注意边疆，而不能把它作为研究边事的材料”③陈祥麟：《研究边事的基本问题》，《边事研究》1934 年创刊号。。于是一些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组成一个团队，于1942 年创办了《边疆研究通讯》，该刊物中所列的名誉及通讯撰述人包括黄奋生、凌纯声、马长寿、芮逸夫、李安宅、吕叔湘、吴文藻、孙本文、任乃强、丁骕、陶云逵、胡焕庸、白寿彝、李景汉、李方桂等著名学者④《本刊名誉及通讯撰述人芳名》，《边疆研究通讯》1942 年第1 卷第1 号、第2 号。，其中大部分为社会学家，他们决心“一方面撰述通俗之文字，以引起一般人的兴趣，一方面发表学术的研究，以奠定民族学之基础”⑤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边政公论》1942 年第1 卷第5、6 期合刊。。

其次，民国时期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具有鲜明的保群保族、富国强国的实用目的⑥李培林：《中国早期现代化：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社会学创立时对于社会秩序和进步的追求决定了其社会改良的企图。抗日战争打响后，中国的政界与学界对国家主权的关注与日俱增，社会学研究边疆亦是抱定了要服务中国社会的宗旨，从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上讲，社会学能否服务于中国社会是社会学在中国立足的根本。20 世纪30 年代，费孝通等社会学人便以“认识并改造社会”“关注民生问题”作为学术取向，认为社会学“如能适应国家及社会实际的急需，常能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所以实用性的研究是科学所不可忽视的”⑦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六上瑶山》，第142 页。。

（二）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方法论与方法

社会学发端之后近200 年的历程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他们一起主导着社会学的进展。方法论并无高下对错之分，其差异的背后是认识社会的哲学思想的不同。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涂尔干，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定义了社会研究方法论的细则：“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⑧参见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日渐式微，其中的原因在于实证主义传统为代表的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不能对20 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做出有效解释。⑨林彬：《论社会学发展方法的发展趋势》。

“反实证主义”传统，亦称为“反自然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现象学”传统等，是社会学另外一个重要传统。⑩方琳莉：《经典社会学中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柳州师专学报》2013 年第4 期。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社会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可以从外部来观察人的生活，但只有从内部才能够理解它”⑪参见[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在滕尼斯之后，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的精神传统，他认为社会归根到底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社会的本质不是实体，而是一种过程，是组成社会的个人之间的某种互动的过程。⑫方琳莉：《经典社会学中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社会学在不同的方法论主导下生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社会学研究世界的方法是各流派普遍使用的。社会学的田野研究要求研究者进入边疆社会中，把边疆经验世界转换成一系列概念化表达，具体研究方法包括个案研究、个人经验、内省、生活史、访谈、器物、文化文本及其产品、观察文本、历史文本、互动文本和视觉文本等①Denzin,Norman K.,Yvonna S.Lincoln,"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in N.K.Denzin and Y.S.Lincoln,eds.,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housand Oaks,Calif.: Sage Publications.，概念化表达的呈现形式可以是田野笔记、对话、照片、录音、便笺等。最近十几年的技术进步，使得大量的文字材料转化为数字，从而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定量研究。随着边疆社会的发展，边疆社会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因此社会学研究的素材也变得日益庞杂。所有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以文本的形式加以存储，而且新型的多媒体介质，如图像、声音和视频作为原始的分析素材，也日益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新宠。

社会学研究边疆的具体方法从收集一手资料的角度来看，包括了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历史文献法、影视人类学法和定量研究法。

参与观察法。参与观察法是指研究者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在没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观察研究对象日常生活过程的方法，是社会学调查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在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之前，没有真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参与观察”，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革命性地开创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新局面，后代的学者认为在他之前的人类学是“沙发中的人类学” 。马林诺夫斯基强调深入、长期地同被观察者住在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是他的学术主张使参与观察成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在初步兰群岛(Trabriand Islands)前后三次调查，一共用了六年时间之久,做到了完全的参与观察。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是参与观察法的代表作，该书的副标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在序言中特别说明书中的材料都是“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得来的,包括“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该书中记述的就是他于1842—1843 年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针织厂、铁器厂中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参加宪章运动,从交谈中收集到的有关资料。

访谈法。访谈法是一种最古老、最普遍的收集资料的方法。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家喻户晓，他亲自主持的《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中国基层社会调查就是通过访谈法进行的，这些调研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制定正确的革命道路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进行调查研究的榜样。在没有现代统计技术的年代，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大量运用了观察法和访谈法，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可见方法并没有“先进”与否，只有“合适”与否。

历史文献法。利用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是中国人文科学的传统，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而且是连贯不断文字记载的历史。社会学在利用历史资料进行研究时与历史学家不同，社会学把已发表的历史著作作为进一步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在这种研究方式中，历史专著变成了在一个更广阔的理论与比较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原始资料。比较著名的代表作有：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安德森的《从远古到封建制》（1974）和《专制国家的历史沿革》（1974）、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等著作。尽管这种有选择地利用证据和重视描述而不重视命题论述的倾向经常受到学界的批评②沈光明：《社会学家使用的历史学方法》，《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 年第9 期。，但是这种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阐明有关社会发展的更广阔的理论。有意思的是上述这些学者既被认为是社会学家，也被认为是历史学家。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两个学科之间的分野并不在于处理历史资料还是现实材料。

社会学利用历史资料进行研究的第二种方法是把历史资料作为原始资料进行使用。有许多社会学家采用历史学家的方法，从保存下来的文献材料中选择原始的研究资料，但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也面临着如何选择资料、如何判断原始资料的代表性和可信度等问题。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历史文献，既包括官方的记载也包括非官方的记载，最近几十年兴起了一种有价值的方法是口述史，其中比较早期又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汤普森的《爱德华七世时代》（1975）。③沈光明：《社会学家使用的历史学方法》。中国边疆研究也兴起了专门的口述史研究，比如“屯垦口述史”“三线建设口述史”等。口述资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而言，可信度是最低的。但是社会学口述史研究的出发点跟历史学家不同，社会学研究口述史力图整理出背后社会变迁的轨迹，而不是将口述资料作为历史去佐证什么。

影视人类学法。影视人类学最早出现于20 世纪60 年代的西方社会，英文“Visual Anthropology”，又被翻译为视觉人类学，它的产生与发展有赖于影视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定义一直存在着争议，因为这门学科结合了多个领域，其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处在不断变化和修正之中。①魏薇：《论影视人类学的实践在甘肃的重要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 年第8 期。影视人类学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它又与影视学有着一定的关联，因此是一门交叉学科。影视人类学方法可以辅助田野调查顺利完成，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客观真实地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是宝贵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②谢思佳：《影视人类学的方法在民族社会学田野调查中的应用——以拍摄打馕人一天的工作为例》，《新西部（理论版）》2014 年第10 期。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影视人类学通过录像手段将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文风俗真实客观地呈现出来，作品的受众不仅仅限于学术圈，比之文本书写有大众化传播的优势。对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事业来说，由国家科研机构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国家的少数民族事务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和重要的智力支持，在田野调查中拍摄的民族志影片，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声，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完成的最好的学术成果，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③郝时远：《“中国田野”中的人类学与民族学》，《民族研究》2009 年第5 期。

定量研究方法（抽样调查法）。二战以后社会学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芝加哥学派对美国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同时计算机的大规模应用开启了定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大行其道。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④参见[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年。，而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十项社会调查中就有九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⑤高树桥：《论统计分析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4 期。。在20 世纪80 年代，西方“社会学的数学化过程是一种科学趋势。社会学家如不懂数学和数理统计方法，已经无法进行研究”⑥高树桥：《论统计分析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定量研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国学者在20 世纪80 年代运用抽样调查在边疆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总地来说，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时，难免陷入表面性及机械性的泥潭，因此仅仅是社会学诸种调查研究方法之一，在大型的社会调查研究项目的调研实践中，还必须借助于访谈法、文献调查法、观察法等不同方法，⑦张宛丽：《十年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1989 年第4 期。否定和夸大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以《中国社会学年鉴》所纪录的《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的西藏调查为例，一次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的全过程包括：第一，利用全自治区的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资料，以取得一个宏观但比较粗略的印象；
第二，采用社会学抽样调查的办法，在3 个地区的400 多个乡中抽50 个乡进行入户调查，问卷内容是根据研究专题设计，超出政府统计的范围；
第三，采用人类学的社区调查方法，选择典型社区进行长期蹲点调查，以详细了解社区成员的生产、生活和相互关系，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感觉来把握研究对象。从以上三个层面所得到的知识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⑧参见马戎：《专题研究进展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

（三）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经典案例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进行了大量的边疆研究，这些研究都成为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经典案例，从中亦能看到各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及社会学对边疆的研究结论推动了边疆治理政策的改进。

首先，抗日战争后，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转移到“大后方”云南、四川等地。这些地区都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这一时期有不少社会学家趁机在当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如吴泽霖先生开展的贵州苗族研究，杨成志先生在滇中和滇东开展的彝族研究，江应樑先生和李景汉先生对傣族的研究，柯象峰先生对西康社会的调查等。⑨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78 页。在大后方主要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农村和工厂调查，由华西大学进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先后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禄、谷苞、李有义、胡庆钧等十余人参加调查研究。⑩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4 期。田汝康对“芒市边民”的研究、林耀华对“凉山夷家”的研究、许烺光对大理“两镇”的研究等，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都有十分直接的关联。①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第74—75 页。他们通过对云南农村和工厂的调查研究，有一系列著作问世：《禄村农田》（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张之毅）、《玉村农业与商业》（张之毅）、《昆厂劳工》（史国禄）、《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内地女工的研究》（田汝康）、《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蒋旨昂）。另外在西北地区，还有李安宅先生对拉卜楞寺的著名调查。这些学者都有留学欧美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功底深厚，相互之间交流密切。②马戎：《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6 年第4 期。他们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当时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中国学派”③段塔丽：《20 世纪早期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思想战线》2017 年第1 期。，他们的工作也为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即组织学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摸清家底”的社会调查，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加入到这项工作中。他们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或比较接近，一部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滞后，如藏族、傣族等还保留着农奴制度，凉山彝族还保留着奴隶制度；
几个人口较少民族还处于原始公社末期或存有原始公社的残余。正是在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基础上，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全貌得以呈现，而且对于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④刘大年：《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历史研究》1962 年第2 期。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在国家“七五”计划（1986—1990 年）期间，费先生主持了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边区开发和少数民族发展》，费氏指出：“1984 年开始做出我研究工作重点的转移：从沿海转边区到内地，从东南移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民族地区。”⑤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1 期。后来费氏在中国广大边疆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考察，费氏将这些调查报告结集成册，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一书，其中包括《赤峰篇》《包头篇》《甘南行》《临夏行》《话说呼伦贝尔》《阿拉善之行》等一系列边疆调研文章，讨论了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⑥马戎：《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

总而言之，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秉持经世致用和问道于野的两个基本关怀，致力于从边疆社会内部探索边疆社会，因为社会学者相信边疆社会内部具有自己的驱动力和内在方向感，国家的边疆治理需要实事求是地了解边疆的社情、民情，而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理论则需要对中国边疆的现实具有解释力。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目的是对中国边疆的历史和治理边疆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解释体系和知识体系。2022 年4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⑦谢伏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日报》2022 年5 月17 日。那么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022 年1 月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到：“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⑧《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人民日报》2022 年1 月12 日。回答“四问”同样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命题。

中国边疆学如何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建设中国边疆的认识和经验系统，形成对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知识体系。因此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两个立足：一是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
二是立足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学理论。

社会学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①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思想战线》2004 年第5 期。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社会学的“科学”性格最集中的体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如前文所述，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被大量应用于民族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里经常会存在一个学科的误解，即很多人认为只要掌握了社会学的方法，就是掌握了打开神秘社会大门的钥匙。如果真是这样，那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就大大简化了。实际上社会学方法是研究工具，最终要为研究目的而服务。社会学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是依附于研究问题的，没有高级的方法，只有合适的方法，即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问题而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而研究问题表达的是时代之声，时代不同则研究问题不同。因此把握时代问题才是社会学参与到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方向。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要立足于中国边疆，要着眼于国家安定统一。近百年来社会学对中国边疆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费孝通先生认为：“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只能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的调查。”②马戎：《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 1989—1993》，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第233 页。对边疆田野的深入研究不是社会学的学科专属，调查研究也是“共产党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和构建边疆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中国边疆的调查就是要发现边疆的问题、解决边疆的问题，然后形成边疆理论再来指导边疆治理的实践。“问题是时代之声”，问题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必须节点，问题反映实践的要求，理论就是对问题的解答。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最为深厚的源泉来自边疆田野和国家治理边疆的实践，因此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边疆实际，才能解决边疆问题；
必须深挖边疆经验，才能发展中国边疆学理论。只有从边疆的田野中生产出来的理论，才是中国边疆学的自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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