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变革视阈下的全球正义伦理转型*——兼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蕴

阚道远

内容提要：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在资本主义崛起和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扩张中历史生成，打上了西方话语霸权的烙印，具有无法回避的基因缺陷和时代局限。伴随着世界进入大分化、大调整时期，国际秩序变革为全球正义伦理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现实驱动，塑造一种更具有凝聚力、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全球伦理共识势在必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全球正义伦理原则，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立场，不仅形成了对价值独断和价值霸权的理论批判和伦理升华，而且体现了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义方向和价值追求。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崛起和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扩张，在建立世界秩序和治理机制的同时，亦构建了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正义伦理，进而演化为一整套评判各类文明、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行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体系。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大分化、大调整时期，尤其是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暴露了个别西方国家隔岸观火、以邻为壑的本性，美国炮制的所谓“民主峰会”刻意制造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价值鸿沟”，“俄乌冲突”引发国际舆论分化凸显了全球价值观对立。国际秩序变革促使治理手段转型和治理文化重构，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因其“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自私偏狭立场遭遇道义危机、信任危机和遵从危机。因此，亟待重塑全球正义伦理，呼唤更具有凝聚力、公信力和执行力的价值引领与行动感召。

全球正义伦理作为规范全球社会的合理原则以及支撑这些原则的合理观念，是构建全球秩序和制定全球社会制度所要遵守的首要价值。(1)〔美〕涛慕思·博格：《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刘莘、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8页。而这种“首要价值”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而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特征紧密联系的、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精神结构，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则反映出近代以来主宰全球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体意志和文化共识。

(一)传统全球正义伦理的历史生成与蜕化嬗变

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全球化和人类“一体化”的序幕，也开启了建构全球正义伦理的进程，而这一进程与资本主义兴起和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是紧密相连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全球的互通交流打破了地理隔阂，精神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的文学”成为可能，也使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在交往过程中认识到建立“共同性原则”成为必须。

霍布斯从欧洲诸国战争频繁发生的实践出发，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正义伦理视角。他认为处于战争状态的国际关系并非一种“不正义”的表现，相反，为了保障各国国民的财产安全而使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是一种合理的、必要的方式。(3)〔英〕霍布斯：《利维坦》，刘胜军、胡婷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01页。康德则认为，“各国在彼此的外在关系中来看，天生处在一种非法权的状态中；
这种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即便不是现实的战争，是持久的现实的结仇，这种结仇虽然没有使任何人被他人待以不义，但毕竟自身是极端不义的。”(4)〔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从而否定了主权国家之间战争的“正义性”，要求建立一个基于权利原则的由共和制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建立实践范围内的公共法权，进而避免无政府状态和实现“永久和平”。罗尔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他指出，人类社会最高和最理想的状态是各人民(peoples)“在正义世界里的和平共存”，“正义原则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5)〔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他提出了“万民社会”的概念，这种社会由“合乎情理的自由人民”和“正派的协商等级制人民”构成，其实质是理想化的以政治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国家联盟，而基于民主自由国家建构的万民社会必然是和平社会，“万民法能成就一个现实的乌托邦”(6)〔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陈肖生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96页。。此外，黑格尔、卢梭等人也从各自角度对全球正义伦理进行了论述，反映了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存之道的理论关注。

然而，全球正义伦理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在于其应然的学理建构和宏大叙事，更在于其面对现实问题时的实然态度和价值导向。与理论家们的理想构思和美好设想殊为不同，传统全球正义伦理的数百年价值变迁则呈现出另一幅完全称不上正义的实践面孔。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持着殖民者思维和强盗逻辑，以自由、民主和推进宗教等为幌子在全世界占领殖民地、奴役殖民地人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体系和文化侵略体系。20世纪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矛盾严重激化，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西方殖民体系濒临瓦解，非西方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正义诉求。同时，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机制逐渐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成为全球价值共识，全球正义生态渐趋向好发展。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宣称获得了价值观竞争的“最后胜利”，有效制衡大国霸权的多元价值和正义力量遭到削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通行法则”。21世纪以来，传统全球正义伦理以“普世价值”的新面貌出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价值观输出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多国策动“颜色革命”并挑起一系列局部战争，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二)传统全球正义伦理的基因缺陷与价值局限

传统全球正义伦理是资本主义宰制世界的精神伴生物。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全球正义伦理作为一种世界价值观，取决于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在价值伦理上的体现。在此过程中，所谓的“全球正义伦理”服务于资本的扩张和西方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成为与西方国家坚船利炮、制度输出相并列的“精神武器”。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既难以真实反映西方社会普通民众诉求的价值观，更不能代表全人类利益和精神追求。

传统全球正义伦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呈现。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的正义观向外拓展的结果，并非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汇聚”，亦缺乏全球伦理共识的基础。然而，西方国家以道德上的绝对优先性和权威性的伦理主体思维去建构和传播全球正义伦理，将西方作为价值体系的“中心”，将非西方看作价值渗透的“边缘”；
将西方作为伦理核心的“自我”，将非西方作为文化辐射的“他者”。在一个异质性的全球伦理场域中，依照一种从“自我”出发的思维，其实在逻辑上暗含着话语霸权的非正义性，必然会遭到与“他者”的对立。“西方世界在处理全球事务和人类发展问题时惯常缺乏必要的伦理思维而崇尚一种本体论思维，这种思维“对‘一’的迷恋、对‘概念’的依赖、对‘终极’的诉求、 对‘隐蔽主体’的预设、对‘权力话语’的运用……使得本体思维独断多于宽容、独白多于对话、强力多于平等、控制多于自由、专制多于民主。”(8)田海平：《从本体思维到伦理思维》，《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传统全球正义伦理难以摆脱权力政治的历史魔咒。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信赖国家交往的实力基础，奉行“强权即公理”的一般法则，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一般形态。而全球正义伦理的重要功能在于设置道义、人心和舆论的保护屏障，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和柔性控制，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和国际霸凌行为。然而，传统全球正义伦理的建构权、解释权、话语权均被西方世界掌握，服务于其夺取霸权和维持霸权的政治实践，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输出、文化渗透，使“弱肉强食”行为“正当化”、“合理化”甚至“正义化”。西方国家对全球政治伦理的机会主义解释和实用主义取用，暴露出赤裸裸的权力逻辑和利益驱动，恶化了国际交往生态和全球价值生态，制造了诸多“囚徒困境”。传统全球正义伦理无法根本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底色，也无法避免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权力政治的合法辩护和隐性遮蔽角色。

传统全球正义伦理难以转化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力量。本质而论，倡导全球正义伦理的初衷在于通过秉持国际道义、感化人心向善，将观念力量和精神力量化约为行为力量和物质力量，引导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然而，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对待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时的“双重标准”，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集体失语”，在履行和平与发展伦理责任上的推诿扯皮，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认识到：西方奉行数百年并大肆推销的所谓“全球正义伦理”本质上是“口头主义”的，许诺的人类美好愿景也仅仅是“空中楼阁”，他们既缺乏维护“正义”的真实意愿，更缺乏促进全人类发展的行动能力，使得这套伦理成为难以从“应然”变为“实然”的“虚妄”。传统全球正义伦理无法经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感召力逐渐下降，难免沦为对国际行为规范的空洞道德教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秩序变革到了关键当口。而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因为其基因缺陷和价值蜕变，无法以积极有效的全球共识性理念引领国际秩序变革，反而造成了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和价值观冲突，实现全球正义伦理转型、塑造新型全球伦理共识遂成为当务之急。

(一)非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势不可挡，“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导向亟待调整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逐步实现了对全球的统治和主宰，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和秩序观。亨廷顿指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萨义德也认为，“东方”是欧洲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是一种西方主导的文化霸权的表现，“东方主义”本质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一种文化折射。(10)〔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28页。他们所描述的视角和定位一度成为西方世界自我认知、评判他人和行为互动的基本范式，亦成为普遍的道德优越感的基础和来源。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构作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在国际贸易额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世界经济的重心“自西向东”加快位移，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实力相对下降，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着更为突出的经济增长乏力、政治制度失灵和社会治理危机，其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变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得以持续深入发展。

国际秩序中所蕴含的权力分配和制度安排的转型使得“西方中心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优势不断削弱，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优越感、制度优越感等身份符号遭遇“西方没落”现实的尴尬。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增强了难能可贵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尊，呼唤重塑全球正义伦理和价值体系，要求转变传统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中心-边缘”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导向。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一元化的价值认知体系，预设了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对立和价值差序，形成了“西方优越”、“西方优先”的自私逻辑，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转化为权力运用和制度安排，制造了世界的冲突动荡、贫富分化和发展鸿沟。如今，这套自私逻辑和非正义标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非西方世界也不再扮演“沉默的大多数”，亟待形成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道义标准的新型伦理共识，以奠定全球和谐发展的伦理基石。

(二)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国际变局向纵深发展，呼唤大国履行责任、勇于担当的价值共识

21世纪以来，“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多强并存”的多极世界加速演进，大国之间的博弈更趋复杂和激烈。美国以反恐、人道主义等为名接连发动数场局部战争，转嫁国内危机并引发地区动荡、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力量遭到了削弱，维持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越来越力不从心。欧盟多国经济持续疲软，移民涌入、极端主义崛起等社会问题考验其治理能力，美国对欧盟采取了既利用又防范的策略，欧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依然面临较大挑战。中国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综合国力快速增长，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领导力、影响力在不断增强，这引起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警惕，炮制一系列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围堵。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北约不断东扩挤压其生存空间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忧虑，2022年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使其再次与整个西方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对全球安全形势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大国不仅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基本动力，更是世界变局的引领示范力量。如果大国竞争行为缺乏必要的伦理规范，而仅仅以追逐权力和私利为最终目标，将会难以摆脱“零和博弈”并陷入安全困境，引发战争和世界灾难，酿成大国政治的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对这一状态进行了概括：“只要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没有发生改变，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就不会停息，国家间竞争的‘零和’特征就不会消失，国际政治的悲剧性就不会根本逆转。”(1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扭转困局的根本之道在于大国自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其原则，切实转变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摒弃强权思维和霸凌逻辑，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成为国际法治的倡导者、维护者和践行者，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提供良好的价值导向、制度规范和行为保证。然而，由西方塑造和维系的传统全球正义伦理，建构在权力较量的现实主义和大国博弈的实力政治基础之上，既缺乏能够统御全球互助合作的理想主义价值追求，也难以凝聚起能够促进大国集体行动的价值共识。如若不唤起大国责任与担当的全球正义伦理，深化大国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的共识和规范，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或将给人类拖入新的战争泥潭。

(三)多样文明共生共存的现实，要求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摒弃文化冷战思维和价值观输出行为

文明多样性造就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提供了人类前进的重要动力。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各种文明形态诞生于不同的人类历史条件和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漫长的历史中释放出各自魅力。然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和评判的价值序列中，长期秉持“一神论”的文明观，既存在将自己标准强加给其他文明的冲动和愿望，也不乏文明隔阂、文明优越甚至文明冲突的偏见和论调。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1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第199页。

当然，21世纪的全球正义伦理不赞成“文明冲突论”，更不支持以某个特殊国家、特殊文明信奉的观念来垄断对现代道德和政治价值的解释权。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因此，千差万别的生产力基础和社会条件恰恰为各个文明发展演化提供了独特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也赋予多样文明的存在价值和现实可能。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把“普世价值”作为其立志推广的“绝对真理”，宣布“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是其一项“持久利益”，纠集一些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幌子，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别国文明文化之上，不惜发动战争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制度输出。正如基辛格指出，“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14)〔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7页。

不难看出，西方语境中的“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术话题，而是被西方政治势力利用后赋予特定政治含义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与马克思批判19世纪德国的政治思潮的论断如出一辙——他们“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页。。其实，西方并不关心他们所谓的“文明标准”、“制度模式”是否会在其他国家遭遇“水土不服”，看似带着宗教般的神圣使命感和文明优越感的行为，往往窝藏着巨大的战略利益考量和私欲，引发了不计其数的文明悲剧和精神创伤。

(四)人类面临日益增多的全球共同挑战，合作代替对抗、共赢代替独占成为大势所趋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大幅跃升，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人类比以往更加高效地创造和积累财富。但是也要看到，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尖锐，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地区冲突和动荡频繁发生，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蔓延，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疾病、网络安全等全球性威胁上升。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仍然没有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数字鸿沟和财富差距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泥潭甚至贫困状况恶化。“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0页。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严重弊端进一步凸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持续发酵，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难以避免，以意识形态划线、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在应对全球公共性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时失策失利，暴露了其治理的正当性、权威性、领导力不足等诸多硬伤。尤其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给人类生命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到冲击，全世界却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协调和合力应对。2022年，在北约阵营不断挑唆鼓动和刺激施压下爆发的“俄乌冲突”再度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亦暗藏着风险全球化的隐忧，风险外溢和风险叠加的巨大威力可能蔓延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于大环境而“独善其身”。国家之间对抗冲突的“内耗”模式将加剧全球危机；
各国面对全球共同挑战时的“各自为战”难以根本解决问题；
自私自利、不想付出、只想索取的“搭便车”行为亦难以为继。全球应当进行一场彻底的认知转型、规范转型和行为转型，把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升到全新高度，把“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塑造为伦理共识和行动准则，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具有建设性、凝聚力的价值基础和人心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其后中国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内涵、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宣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我们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1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从伦理原则(Ethical Principles)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人类对“最大的善原则”的追求，坚持代表全球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
对人类相处的“关系原则”进行明确的倡导和安排，促使平等、和平、互助等相处方式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遵循人类发展的“共同体原则”，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主张形成全球紧密连接的关系结构；
积极推动人类“发展原则”落地，营造向上向善向好的全球正义生态，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不断凝聚全球共识和精神力量。总而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亦是国际秩序变革之下全球正义伦理转型的价值呈现，对处于关键十字路口的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时代意蕴和引领意义。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释放弥合价值冲突的全球伦理共识

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尊重和维护平等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凝聚了全球正义的基本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伸张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正义价值观，切实维护每个个体的生命权、健康权、生存权、发展权，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它坚持无差别的平等性和普遍的一致性，同时，明确主张平等不仅仅反映在权利上，还反映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和机会提供上，“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18)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求同存异、多元发展，体现了全球正义的根本要求。“一个声音”、“一种模式”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也不是人类发展的未来方向。只有反对单边主义、霸凌逻辑，尊重和践行共生逻辑和差异化发展，才能实现良性互动与世界和谐，不断释放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正能量。每个国家都有独立自主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政治模式的权利，“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而文明类型、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习近平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19)《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http://www.gov.cn/xinwen/2019-05/24/content_5394537.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0日。

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互通有无、合作共赢，抓住了全球正义的实现路径。当今时代，各国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型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任何国家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实现发展和有效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同国家相互帮助共同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封闭短视、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狭隘政策最终将使国家丧失发展机遇。只有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才能“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

本质上讲，传统全球正义伦理从本体论思维出发，将世界置于“主-客”二分的一元结构中，不仅未能实现对各平等主体自由、公正、尊严等基本价值的理解通约和伦理关照，反而产生了“引导人类走向何处”的普遍焦虑和时代隐忧。而作为全球正义伦理转型的价值张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全球正义伦理从本体论思维向价值论思维的根本转向。(21)张轶瑶：《全球正义观的伦理转向——从本体论思维到价值论思维》，《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6期。中国合理运用了伦理智慧和伦理理性，在一种以伦理共生为内在逻辑中去构建具有引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普遍原则和制度，探索出人类各文明和国家之间从本体论思维困境中“突围”的一种可能性途径。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力塑造规范国际行为的责任行动逻辑

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了化解国际冲突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指出，“国家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国家间可以有竞争，但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22)《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3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行动基点，每个国家就应当像自然人一样恪守社会交往的道德底线和基本规范，而不应当在追逐国家利益过程中对普遍价值原则和道义标准做变通、打折扣，搞灵活取用和实用主义解释，否则会导致全球交往文化的堕落。同时，应当将对话协商作为化解分歧的基本选择，防止对抗冲突成为行为惯习并脱离管控带来全球灾难。

全人类共同价值包涵了提倡大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的内在要求。“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23)《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3页。对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而言，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体量和规模上，更反映在责任伦理、奉献精神和担当品质上。大国应当摆脱自私狭隘的短视立场，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稳定、正义等全球公共产品为己任。长远来看，如何塑造、传播和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并投入资源转化为人类进步成果，将考验大国相处之道和全球治理智慧，预示大国实力消长和兴衰轨迹，也将深刻影响世界未来走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导向了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积极方案。首先，主张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各国应当秉持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建设性态度，充分调动各个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寻求创造性应对全球治理难题的集体智慧和多方合力。其次，构建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尊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机制，改进个别国际组织的代表机制、表决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提高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决策力和执行力，从解决问题出发创造更富有运行活力、实践效能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再次，倡导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各国就区域范围内彼此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积极磋商、交流合作，建立必要的互帮互助机制和合作发展机制，不断提高区域国家作为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促发展能力。归根到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责任伦理是规范国际行为逻辑的道义基础，亦是衍生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先决条件。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彰显化解多重危机的强大实践效应

全人类共同价值注重价值引领及其实践转化，尤其是在化解全球多重危机方面通过不懈努力持续凝聚共同行动的力量，逐渐彰显强大的实践效应，正所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在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缓和乌克兰局势等全球安全问题上，中国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中国主张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逻辑是：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冷静和理性来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而不仅是诉诸武力、制造人道主义危机，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外交努力，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公正精神和突破安全困局的政治智慧。

在全球发展和消灭贫困等问题上，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而且持续为加速全球减贫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对资本全球扩张和制造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进行必要的伦理制约，呼吁建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反对利用疫情搞“逆全球化”和封闭脱钩，倡导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促进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助推公平、普惠的全球化，共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25)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20期。。中国带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保证人民生命健康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对全球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援，反对自私自利、嫁祸他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反对人类对自然的野蛮开发和过度索取，主张共同建立和遵守具有约束性的行动框架，向世界郑重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向纵深发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事实证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传统全球正义伦理既存在根本的价值分野、道义张力，也存在明显的实践差异、效果差异。在以中国为首的全球正义力量的带头示范和引领作用下，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了巨大的榜样力量和道义能量，化约为各国的共同认可和行为样式。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感召和伦理共识，更是人类迈向更美好未来的实践进路和行动哲学，将在人类化解多重危机中日益彰显出强大的实践效应。

当前，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使人类社会处于前进的重要十字路口，传统全球正义伦理的基因缺陷和时代局限决定其难以扮演引领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角色，亟待塑造新型全人类伦理共识激励人心、弥合分歧、引领前行。国际秩序的大变革、大调整，非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的伟大实践，为塑造新型全球正义伦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政治空间和现实可能。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出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价值独断和价值霸权的理论批判和伦理升华，其对文明共存、合作共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体认和维护，不仅体现了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义方向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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