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对国家认同的塑造和培养——以美国为例

赛 娜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190）

对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长期存在且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任务。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们不断更新对自身的社会身份和群体归属的认知。在近几十年中，“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特性及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2页。。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超越国界，从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角度赋予自己新的身份标签。

近年来，国外学界采用丰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积累了大量有关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其中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等方法探讨公共教育体系的设计、构建和改革对公民国家认同的影响。相较之下，国内学界主要探讨国家认同的政治逻辑、哲学基础和历史脉络等问题，对公共教育的关键影响力还不够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①《做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2018年9 月 14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18/zt1818_bd/201809/t20180914_348790.html。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公共教育对国家认同的塑造和培养，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至关重要。本文以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为例，汇总研究公共教育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机制以及国家认同塑造和培养的教育实践模式，希冀对国家认同培养和公共教育发展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18世纪前后的工业化变革改变了社会结构，催生了流动性强、不稳定、快速变化的劳动分工和群体关系。为了培养适应这种经济环境的劳动力，社会产生了对全民普及的公共教育的需求。②[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3—47页。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通常是指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资助，由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单独或合作地向全体公民提供的教育。公共教育体系的主体是由政府成立和管理的传统公立学校，但也包括一部分由商业机构、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受政府委托承办和管理的非传统公立学校。③[美]劳伦斯·克雷明：《公共教育》，宇文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46页；
John E.Haubenreich, “Edu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87, No.4, 2012, pp.436-454。公共教育可以深刻影响公民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塑造和改变社会秩序，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基石。④Jessica Pykett, “Making Citizens Governable? The Crick Report as Governmental Technology,”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Vo.22, Iss.3, 2007, pp.301-319.它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尤其重要。不仅向他们传授知识和技能，确保他们具备社会生活能力，还对青少年价值观和性格的养成起到关键影响，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国家认同。⑤Fazilah Idris, et 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haping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59, 2012, pp.443-450.

（一）公共教育影响国家认同的路径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被定义为社会个人“对某个国家的主观的或内在化的归属感”⑥Leonie Huddy and Nadia Khatib,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1, No.1, 2007, pp.63-77, 65.，是多种群体认同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它表现为个人对一个国家产生成员意识以及尊重、依赖和忠诚等情感。⑦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13.国家认同被认为是支撑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维系国家团结和统一的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以国家认同为纽带将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的个体和群体维系在一起。⑧Rene Grotenhuis, Nation-Building as Necessary Eff ort in Fragile Stat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85.正如沃克所说：“所有社会都需要某种集体认同感和共识，缺少这种共识，就会很快分崩离析。”①[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58页。18世纪末，美国等国家产生了教育是帮助政府发展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这一观念。②Susanne Wibor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 The Ideas of Rousseau and Herder Concerning National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36, No.2, 2000, pp.235-243.进入19世纪后，公共教育的传播和大众媒体的出现为塑造国家认同创造了机会。③Rene Grotenhuis, Nation-Building as Necessary Eff ort in Fragile Stat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0.自建立公共教育体系起，各国政府都致力于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其主要机制包括以下四项。

1.公共教育通过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进群体间交流

交流和理解是践行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的先决条件。如果缺乏统一的语言文字，同一国家内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社会群体将难以相互交流和理解，难以对彼此和对国家整体产生认同感。社会也将缺乏公平分配资源和利益的决策环境。④Rene Grotenhuis, Nation-Building as Necessary Eff ort in Fragile Stat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58.而公共教育有效保障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各个族群和地区的青少年通过学习和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备了相互交流的能力。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交往交融，各族群、各地区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逐渐对彼此产生友善、宽容和尊重的思维和态度，从而增强各族群、各地区的公民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⑤Fazilah Idris, et 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haping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59, 2012, pp.443-450.

2.公民教育课程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与认同感

公民教育课程（citizenship education or civic education）⑥依据《美国历史和公民学教育法案 2004》（American History and Civics Education Act of 2004），公民教育课程指的是培养能有效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国家成员并教授相关知识的一门或一类课程。是公共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那些以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融入感、社会责任感和国家归属感为主要目标的课程。⑦Andy Green,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 and Asia,” in Andy Green,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pp.29-51; Jan Germen Janmaat and Nelli Piattoeva,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Ukraine and Russia: Reconciling Nation-Building and Active Citizenship,”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43, No.4, 2007, pp.527-552.公民是生活在国家中的个体，在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教育课程通过教授有关本国的历史、地理、政体、法律常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帮助他们了解国家以及自身的权利和责任。公民教育课程在客观上鼓励和推动不同群体的公民养成相类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认同。⑧Byung-Jin Le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Vol.1, No.2, 2003, pp.332-341.

3.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除了课程教学，学校发起和组织的各类运动、娱乐、公益、文化交流和社会服务活动也是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活动旨在培养青少年的互助和协作意识，强调团结、努力、宽容、奉献、责任、和谐等价值观。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青少年逐渐养成对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团结协作的重视，认识到个人的贡献对群体、社区、社会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世界各国普遍通过各类校内和校外活动塑造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培养适合本国社会的公民类型。①Fazilah Idris, et 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haping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59, 2012, pp.443-450.

4.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有助于青少年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作为教育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需要具备高度的政策意识。他们自身是否理解并具有国家认同感，是决定他们如何实施管理和教学工作的基础。②Jasmine B-Y Sim and Murray Print, “The State, Teacher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57, No.4, 2009, pp.380-399.因此，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管理、教学行为需要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长期监督。整体上来讲，学校管理者能够将塑造国家认同的目标融入日常管理工作中，通过宣传和奖励等方式培养并鼓励青少年养成公民意识和爱国情怀。教师能够在课程教学以及与学生的日常互动和交流中，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感。

总体来看，公共教育对塑造国家认同的影响力和实践效果取决于政府、学校、教师等教育各方的协同合作。其中政府的责任和作用至关重要。教育政策是政府用来提供、管理和监督公共教育的关键资源和工具。

政府通过制定和修正政策对公共教育体系作出必要调整。③Keith Faulks,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in England’s Secondary Schools: A Critique of Current Principle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Vol.21, Iss.1, 2006, pp.59-74.为了更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感，政府需要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确保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地区的青少年学习并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另外，课程和教材是教育政策的主要载体。政府必须将塑造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作为课程设置和教材编纂的一个核心的衡量和遴选指标，特别是要重视公民教育课程的设计和安排。在构成公共教育体系主体的传统公立学校中，政府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校长和教师的行为准则以及课程的开发具有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因此，政府能够并且应该确保学校的人事任免、课程设置和教材选定不违背政府的核心政策意图。④Jasmine B-Y Sim and Murray Print, “The State, Teacher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57, No.4, 2009, pp.380-399.很多人认为教育与政治是完全分开的，而事实并非如此。课程的开发和设置以及教材的选定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问题。⑤Michael W. Apple, “Curriculum as Ideological Selec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20, No.2, 1976, pp.209-215.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表明，强有力的语言和教育政策对建立国家归属感至关重要。⑥Rene Grotenhuis, Nation-Building as Necessary Eff ort in Fragile Stat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9.与之相反，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采用的完全西化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政策没有对国家认同的培养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⑦Tekeste Negash, “Educ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thiopia: Past and Present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2, No.1, 2019, pp.1-14.

（二）公共教育塑造国家认同的主要实践模式

在很多国家，公共教育被赋予了塑造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的重要任务。但在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对公共教育的侧重都有所不同。一些国家的教育更注重个人自主权，强调尊重多样性、挑战权威和维护自身权利；
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更强调公民责任、社会一致性、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社会的参与和服务精神。①Jan Germen Janmaat and Nelli Piattoeva,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Ukraine and Russia: Reconciling Nation-Building and Active Citizenship,”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43, No.4, 2007, pp.527-552.根据政策的核心理念和侧重的差异，可以将各国塑造和培养国家认同的教育实践模式分为以下几类。②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12页。

1.同化主义的教育模式

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要求非主体群体放弃独特的语言、习俗和文化，被纳入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主体群体。全体公民以单一的群体身份参与国家公民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的文化、社会和教育政策都以同化主义为指导。③James A. Bank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s, and Goals,” in James A. Banks and James Lynch （eds.）,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London: Holt, 1986, pp.1-29.其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日本和德国。④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日本政府至今也依然遵循同化主义，大力推行社会一致性的观念，尽可能地淡化阿伊努人（Ainu）等少数族群在教育体系和社会中的特殊性和存在感。⑤Nazumi Takeda and James H. Williams, “Pluralism, Identity, and the Stat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owards Indigenous Minorities in Japan and Canada,”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44, No.1, 2008, pp.75-91.德国对少数族群和移民的反应是“差别性排斥”（diff erential exclusion），即允许他们“部分和临时地融入社会”。他们可以获得与他们的社会经济角色相符的教育机会和其他一些福利，但依然不被视为拥有完整地位和权利的公民。⑥Stephen Castles,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in James A. Banks （ed.）, Divers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Global Perspectiv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2004, pp.17-48, p.32.

2.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率先成为实践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⑦James A. Bank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s, and Goals,” in James A. Banks and James Lynch （eds.）,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London: Holt, 1986, pp.1-29.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核心理念是：在同一个国家内，提倡各个族群都一样，不突出也不贬低任何一个族群。⑧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12页。为了践行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族群关系上选择了平等性融合（integration）的策略。政府认可各族群的存在和对社会的贡献，提倡族群平等，反对族群歧视，并通过制度性和法律性的措施保障各族群的公民权利。在族群平等的基础上，政府致力于通过教育等手段在各族群成员的心中塑造一个超越族群范畴的国家公民的概念，并围绕国家公民的身份、法律地位、权利和责任等概念宣传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在公共教育体系中，各族群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要求学校等教育机构在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了解并反映社会文化的多样性。⑨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

3.以政治认同为核心的教育模式

法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将国家认同建立在政治理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这些国家对国内各族群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大多采取默认和回避的态度，转而通过塑造统一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意识形态来培养国家认同，维护社会团结。法国的教育体系主要强调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将公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与共和制政体联系在一起，鼓励民众参与和了解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并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①Audrey Osler and Hugh Starkey,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clusive or Exclusive,”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27, No.2, 2001, pp.287-305.相较于法国，英国社会尚未形成明确的有关国家认同的定义和标准，正在试图通过教育“找到或恢复一种共同的公民意识，包括一种足以在多元化的文化、种族和宗教背景下长期存在的国家认同”②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Teaching of Democracy in Schools（Crick Report）, London:QCA, 1998, p.17.。英国政府对英国青少年展现出的政治冷漠非常担忧，因此其公共教育体系围绕英国的政治体制及其思想逻辑和历史根源等问题进行讲授和讨论，以激发青年人的政治参与热情。

4.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教育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续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出于对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存续的需求，尤为重视和依赖教育在国家认同塑造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政府通过公共教育推动国家主义取代地方主义，在公民中培养超越原始亲缘和地缘纽带的国家意识。与此同时，政府注重塑造有别于前宗主国/前母国的独特文化以及无条件忠于国家的信念。③James Turner,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Africa,”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2, No.1, 1971, pp. 3-27;Andy Green,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 and Asia,” in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pp.29-51; Christopher Bjork, “Local Responses to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in Indonesi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47, No.2, 2003, pp.184-216; Christine Han, “National Education and ‘Active Citizenship’: Implications for Citizenship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20, No.1, 2000, pp.63-72; Rene Grotenhuis, Nation-Building as Necessary Eff ort in Fragile Stat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66; Jasmine B-Y Sim and Murray Print, “The State, Teacher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57, No.4, 2009, pp.380-399.其中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等，长期维持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体系，且课程设置呈现出高度的标准化和一致性。④Christopher Bjork, “Local Responses to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in Indonesi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47, No.2,2003, pp.184-216; Jan Germen Janmaat and Nelli Piattoeva,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Ukraine and Russia: Reconciling Nation-Building and Active Citizenship,”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43, No.4, 2007, pp.527-552; Leslie Sharpe and S. Gopinathan, “After Eff ectiveness:New Directions in the Singapore School System?”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Vol.17, No.2, 2002, pp.151-166.

5.混合型的教育模式

很多国家塑造国家认同的教育实践模式难以被归为以上任何一类。比起特征较为明确的某一类模式，它们的教育体系和政策更像是多种模式的混合体。美国就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被打上多元文化主义的深刻烙印。政府承认族群文化和族群认同存在的权利，不强制推行族群同化。⑤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同时，同化主义的影响依然残留。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是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因而视移民及其族群价值观为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⑥[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第12 页。政府试图通过公共教育将移民“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以包容性融合的方式消弭种族和文化差异。这种模式也被称为“熔炉”（melting pot）。⑦William Greenbaum, “America in Search of a New Ideal: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Pluralis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44, Iss.3, 1974, pp.411-440.此外，美国十分重视国家的政治认同构建，在公共教育中反复强调美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信条。①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12页。

总之，各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基于不同的核心理念和政策侧重，践行的国家认同培养模式有所差异，主要包括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政治认同为核心、以国家建构为核心和混合型等模式。美国是混合型培养模式的代表。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社会人口构成及其附属的语言、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复杂多样。在经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大小小的各类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理念等都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出于对社会分裂的担忧，塑造国家认同和培养爱国情怀是美国长期以来持续推进的社会任务和政治目标，其政策行为和实践效果对世界上的其他多民族国家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

美国的公共教育发端于殖民地时期。独立建国后，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领土扩张、移民浪潮、废奴运动、工业化、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冷战、民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发生，美国社会对全民普及的、由政府掌控的公共教育的需求持续增强，②Frederick Rudolph （ed.）, Essays on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13, 139,311; R. Freeman Butts,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p.4.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各州的学区系统为基础的③地方学区（local school district）是美国各州辖内的基本教育行政机构，具有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人事权和教育行政管理权，是美国公共教育体系的核心。每个学区内都有一个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学区教育委员会（local school board）。教育委员会是各个学区的教育决策部门，负责统筹决定学区内的教育事务，包括预算编制、人事任免、课程设置，等等。其内部席位的分配大体能代表当地社区的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的组成和比例，并对地方政府有着重要影响力。学区下设的学区教育局（central administration）是教育执行部门，负责贯彻执行联邦和各州的教育政策，以及学区教育委员会的各项决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上占据垄断地位的、联邦政府通过项目和拨款在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公共教育体系。④John W. Meyer, David Tyack, Joane Nagel and Audri Gordon, “Public Education as Nation-Building in America: Enrollments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1870-193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5, No.3, 1979, pp.591-613; Noel McGinn and Luzete Pereira, “Why States Change the Governance of Education: An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28, No.2, 1992, pp.167-180.而美国政府通过公共教育塑造和培养国家认同的政策实践与这一过程几乎同步。建国初期，为了确保新生合众国的存续并完成国家建构，美国政府亟须通过塑造国家认同和社会共识来团结民众，维护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社会精英们诸如诺亚·韦伯斯特、本杰明·拉什、托马斯·杰斐逊等都认为教育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提倡利用教育来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⑤Margaret A. Nash, “Cont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n Early American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49, No.4, 2009, pp.417-441.19世纪中期开始的移民浪潮不断改变着美国社会的族群结构和族群关系。政府需要借助公共教育培养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对美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他们融入社会生活，避免国家因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生分裂或动荡。19世纪末，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开始逐渐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为了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下一代公民，美国政府大力普及公共教育，在向青少年群体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塑造和培养他们的价值观念、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意识。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长期保持科技和产业竞争优势并培养青少年们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自豪感，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始终维持着对公共教育的巨额财政支持。①Timothy L. Smith, “Protestant Schooling and American Nationality, 1800-1850,”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53, No.4,1967, pp.679-695; Noel McGinn and Luzete Pereira, “Why States Change the Governance of Education: An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28, No.2, 1992, pp.167-180.

从建国起直到现在，公立学校和公共教育一直担负着美国政府和社会所赋予的重任，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还要在青少年的思维中植入公正和自由的理念、公民的品德和责任，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②Frederick Rudolph （ed.）, Essays on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45.通过广泛覆盖的公共教育体系，美国政府致力于将本国民众塑造为“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的“团结的人民”。③[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页。尽管核心诉求始终不变，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受到各种内在和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展现出各具特征的国家认同培养模式。

（一）建国早期受地区主义支配的国家认同培养模式

美国的公共教育在建国早期呈现强烈的地区主义色彩。④Margaret A. Nash, “Cont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n Early American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49, No.4, 2009, pp.417-441.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教育都以培养个人的美德和修养为主要内容，没有就塑造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的问题形成统一的教学标准。有学者对1783年至1815年广泛使用的历史、地理、阅读和语法类教材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教材缺乏原则上的一致性。教材的内容为爱国主义奠定了思维基础，但这种早期的爱国主义宣传建立在地区的价值观和信仰之上，不具备全国层面上的普适性。特别是在地理和阅读类教材中，国家认同和族群团结的意识和情绪并不占主导地位。教材内容聚焦地区的独特性和价值，同时表露出强烈的地域差异和偏见，其中最明显的是北方和南方、自由州和奴隶州之间的认知差异。⑤Michael V. Belok, “Forming the American Character: Essayists and School books,” Social Science, Vol.43, No.1, 1968, pp.12-21; Cynthia M. Koch, “Teaching Patriotism: Private Virtue for the Public Good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John Bodnar （ed.）, Bonds of Aff ection: Americans Define Their Patriot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9-52.可见，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公民身份和爱国主义的理解与地区主义思维密切相关。这种情况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麦古菲读本》⑥《麦古菲读本》（The Eclectic Readers, also known as McGuff ey’s Readers）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初等教育阅读类教材，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这套教材共计 6 本，由威廉 ·麦古菲（William McGuff ey）和亚历山大 ·麦古菲（Alexander McGuff ey）编写。前四本出版于1836年和1837年；
后两本出版于19世纪40年代。这套教材超越了早期教材的地区主义思维，旨在普及和推动适用于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文化，树立“好公民”意识。和《美国历史》⑦由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编写的《美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Which is Prefixed 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 of Our [English] Ancestors, from the Dispersion at Babel, to Their Migration to America, and of the Conquest of South America, by the Spaniards）出版于1832年。这本教材不仅讲述了早期的移民历史，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及美国早期的英雄人物事迹，还附有美国宪法的具体内容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宣传美国的共和制政体以及自由和法治的价值观。这本历史类教材期望通过增进儿童对社会状况和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了解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的问世才得到改善。⑧Margaret A. Nash, “Cont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n Early American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49, No.4, 2009, pp.417-441.总体来看，由于拥有独立的管理权限，各学区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管理和决策，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使得早期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权力分散的状态。①Noel McGinn and Luzete Pereira, “Why States Change the Governance of Education: An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28, No.2, 1992, pp.167-180.

（二）移民浪潮后以自由同化主义为主导的国家认同培养模式

从19世纪中期起，伴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的社会和公共教育体系进入了以自由同化主义（liberal assimilationism）为核心理念的时期。②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自由同化主义要求包括移民在内的各族群的美国公民了解、适应、接受和支持美国的价值观、文化和社会规范，并积极融入美国社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更加发力于培养美国公民的自豪感、优越感、责任感以及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感。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自由同化主义都是美国公共教育体系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遵循的核心理念。学校认为，融入主流文化是获得公民身份和国家归属感的必要条件。学生应该放弃对其他群体和其他国家的归属感，养成对美国的承诺和忠诚。公立学校对待移民和少数族群学生的政策被称为“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者“盎格鲁化”（Anglo-conformity），即向学生大力灌输包括英语、民主共和制、公民权利、基督教等核心元素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体系。③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s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54.教材中很少讨论少数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即使讨论到时，也多是最常见的刻板印象。④James A. Bank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Black American in Textbooks,” Social Education, Vol.33, No.8, 1969, pp.954-957&963.同时，美国社会自我标榜为各族群的“熔炉”，将理想的社会状态形容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族群在生物学上和文化上的融合。⑤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s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30.但在现实中，尽管大部分的移民和少数族群学生尽力融入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其中一些甚至对自己的血统、家庭背景和群体文化感到羞耻，这些学生依然在社会中经历着结构性的排斥。⑥William Greenbaum, “America in Search of a New Ideal: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Pluralis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44, Iss.3, 1974, pp.411-440.

（三）民权运动后拥抱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认同培养模式

20世纪5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爆发。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此期间，被长期边缘化的，以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元素为特征的各个社会身份群体（identity groups）纷纷提出诉求：他们有权在保持群体重要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参与社会活动并行使国家公民权利。这些群体要求政府改革教育政策以正视他们的存在，并保护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和文化自由。他们认为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一样，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⑦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美国的社会和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在思想上反对威权和集中化，崇尚多元性和个人主义。①杨生平：《后现代主义哲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页。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影响下，美国社会开始拥抱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一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教育诉讼案件的一系列判决一再强调了公共教育所担负的社会使命。②John E. Haubenreich, “Edu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87, No.4, 2012, pp.436-454.在 1963 年的阿宾顿学区诉尚普（Abington School District v. Schempp）一案中，大法官们在意见书中评论“公立学校是维护民主政体的最重要的公民机构”。在判决1972年的威斯康辛诉约德（Wisconsin v. Yoder）一案时，最高法院解释道“如果我们要维护自由和独立，一定程度的教育是必要的，以使公民能够有效和明智地参与我们开放的政治制度”。而在1979年的安巴克诉诺威克（Ambach v. Norwick）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表示“历史上对公立学校的看法是向学生灌输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所必需的基本价值观”。由此可见，美国的司法系统一贯认可公共教育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关注它在维护美国的各项制度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并致力于纠正公共教育体系违反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

（四）“9·11”恐怖袭击后回归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国家认同培养模式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逐渐突破传统的国家主义界限，开始培养世界公民的意识。然而进入21世纪后，“9·11”恐怖袭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冲击激发了政府和社会对全球主义的疑虑。公共教育体系逐渐回归以传统主流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教育。③都日晨、张竞月：《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视野下的国民教育策略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1期，第16—21页。《美国历史和公民学教育法案2004》④H. R. 5360-American History and Civics Education Act of 2004.等法案重申了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要性，特别是历史类课程对培养和提升国家认同所起的关键作用。美国的青少年在学龄前就开始通过家庭、社区、大众媒体、商业广告等渠道接触有关国家历史的各种故事，例如哥伦布日、独立纪念日、总统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等国家节日以及各个节日所对应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⑤Keith C. Bart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ff ering Priorities,” Theory into Practice, Vol.40, No.1, 2001, pp.48-54.在进入学校后，他们正式开始学习历史类课程。长期以来，历史类课程都被认为在“美国化”移民和少数族群的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⑥Bruce A. VanSledright, “Narratives of Nation-State,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32, Iss.1, 2008, pp.109-146.学校安排大量关于国家英雄和重要历史事件的海报、手工项目、视频和阅读材料。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介绍美国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实体（或美国的一部分，如各州）的起源和发展，包括欧洲白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并最终独立建国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有着不同种族、民族、宗教、原籍国的移民群体（主要介绍欧洲白人移民，少量提及来自非洲或其他地区的、其他族群的移民），美国政治结构的建立和调整，以及美国社会的各项权利逐渐覆盖更广泛人群的原因和过程，等等。近年来，美国教育界尝试扩大历史类课程的知识范围，包括更多地关注在美国历史大叙事中被长期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但这些尝试仍是在以讲授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体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前提下进行的。①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

有学者批评美国的历史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过于强调和突出历史著名人物的影响。这导致学生几乎只关注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动机和个人行为，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学生从个人欲望和成就的角度来思考物质和技术的变化，认为是历史名人的努力改变了社会和国家。②Keith C. Barton, “Narrative Simplifications in Elementary Children’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Jere Brophy （ed.）,Advances in Research on Teaching（Vol.6）, Greenwich: JAI Press, 1996, pp.51-83; Keith C. Barton, “‘Bossed around by the Queen’:Elementary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y,”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Supervision, Vol.12, No.4,1997, pp.290-314.尽管如此，历史类课程向美国的青少年解释了他们与祖先的联系、国家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以及公民应该如何融入社会，在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这一任务中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③Keith C. Barton and Linda S. Levstik, “Back when God was Around and Everyth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im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33, Iss.2, 1996, pp.419-454; Catherine Cornbleth, “An American Curriculum?”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99, Iss.4, 1998, pp.622-646; Bruce A. VanSledright, And Santayana Lives on: “Students’ Views on the Purposes for Studying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Vol.29, Iss.5, 1997, pp.529-558.

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等现代西方国家开始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大影响。④杨生平：《后现代主义哲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页。后现代主义推崇多元性、随机性和相对性，向往个人主义和碎片化社会，对权威、中心、本质等传统理性思维的产物持否定态度。⑤莫文希、冯庆想：《后现代主义对香港国家认同的影响及对策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23—27页。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后现代主义活跃于美国的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对美国社会的一些传统的政治信条和社会观念产生了威胁。民众普遍开始追求个性和个人利益，对政府、政治体制、权威和社会共识等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私有化”改革和全球化冲击了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对国家认同教育的实践效果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使得国家认同的塑造和培养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一）过度推崇多元文化主义导致社会碎片化和族群矛盾

因为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民权运动的影响，美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崇尚多元文化主义。公共教育体系也深受其影响。现阶段，美国的公共教育非常重视社会群体的身份界定、群体划分和文化差异。教育政策高度强调维护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相对地在对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关注上有所让步。⑥Bradley A. U. Levinson, “Citizenship, Identity, Democracy: Engaging the Political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36, No.4, 2005, pp.329-340.

美国的教育体系中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关于少数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公共教育。①Jin S. Lee and Wayne E. Wright, “The Rediscovery of Heritage and Community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38, Iss.1, 2014, pp.137-165.这些教育项目主要受少数族群内部语言文化传播的需求所驱动，长年存在于社会的主流视野之外，以社区（特别是少数族群聚居的社区）的语言学校为主要传播载体。除了教授语言和文化，这些学校还为青少年提供了与族群内的同龄人建立社交网络的机会，培养了他们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和族群自豪感。这些学校和教育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并强化了族群成员对族群文化和价值观的情感认同。②Joshua A. Fishman, “Three Hundred-Plus Years of Heritage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oy K. Peyton, Donald A. Ranard and Scott McGinnis （eds.）,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 pp.81-97.出于多种原因，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未能通过公共教育将移民和少数族群彻底“美国化”。种族隔离的公共教育体系与各个族群内部通过家庭、社区和教会等开展的教育活动相辅相成，保持了移民后代和各个少数族群的族群认同。例如，许多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欧洲移民依然保持着南欧和东欧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③Vincent P. Franklin, “Ethos and Educatio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n Minority Ethnic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10, Iss.1, 1983, pp.3-21.在近二十年中，关于少数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教育的书籍、期刊、会议、研究中心和大学项目的数量明显增加。有研究表明，使用替代语言的群体存在感越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地位的有效威胁性越大，越能约束政府并迫使政府做出政策让步来拉拢使用替代语言的群体。这种政策让步的结果往往是政府允许在包括教育系统在内的各种社会系统中使用多种语言。④Amy H. Liu and Jacob I. Ricks, “Coalitions and Language Politics: Policy Shifts in South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64, No.3,2012, pp.476-506.这种语言政策与美国政府的种族分层体系相叠加，对拉丁美洲裔等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培养起到了负面作用。来自不同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因为语言被简单归为“西班牙裔”（Hispanic）或“拉丁裔”（Latino）。这反而唤起了这些移民对这个身份标签和对彼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⑤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3-65.

有学者担心美国的公共教育被困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族群身份”等学术话语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社会中的亚文化极化现象。⑥Bradley A. U. Levinson, “Citizenship, Identity, Democracy: Engaging the Political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36, No.4, 2005, pp.329-340.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元文化主义国家一样，迄今都没有解决国家公民身份和社会群体身份之间的割裂与不平衡。众多的社会身份群体以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性向等社会特征为基础进行划分。公民根据自身特征，将自己定义为某个（些）群体的成员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为自己塑造群体身份。群体身份和群体认同已越来越成为美国民众抱团互斥的思维定式和逻辑依据。⑦Mohamed Belamghari, The Fragmentation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Age of Glocalization, SAGE Open, April 2020,doi:10.1177/2158244020934877.有学者担忧，对种族、民族、宗教和其他身份群体的强烈依恋会导致美国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有害的分裂。⑧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The World & I, April 1992, pp.279-295.政府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性质的社会政策时，面临着身份群体间对立、民族间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等问题的严峻挑战。①Nazumi Takeda and James H. Williams, “Pluralism, Identity, and the Stat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owards Indigenous Minorities in Japan and Canada,”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44, No.1, 2008, pp.75-91; Beryle M. Jones,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The Status of ‘Visible Minorities’ in Canada,”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Vol.32, Iss.1, 2000, pp.111-125.可以说，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至今还未能在自由同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找到一条理想的政策路线。

（二）“私有化”改革使得教育政策偏离对集体主义和公共利益的追求

从20世纪30年代起，联邦政府在公共教育体系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张，催生了政治腐败和教育质量下滑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恶化，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不满。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的胜出成为了美国公共教育体系发展的转折点。②Noel McGinn and Luzete Pereira, “Why States Change the Governance of Education: An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28, No.2, 1992, pp.167-180.作为典型的共和党保守派，里根政权主张减少联邦政府对教育事务的干涉和资助。这使得各州政府对州内学校的直接控制力恢复。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世界政治局势的剧变，美国社会的关注点从苏联转向了发展迅速的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美国开始反思国内的公共教育体系，认为教育质量下滑导致美国在与日本等经济体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为了提升公共教育质量，美国政府多管齐下。③E. Mark Hanson, “School-based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34, No.4, 1990, pp.523-537.一是为公共教育建立国家层面的发展目标和测试标准，以督促表现欠佳的学校自我提升，改善教育质量。二是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教育权力高度集中于学区的现状，将一些教育管理权限下放给学校，在公共教育体系中推行“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 or site-based management）改革，给予各个学校更多的自主权。三是推进以“家长选择权（parental choice）”为核心理念的“私有化”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是反对政府集权、强调市场竞争的政治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不具备全面有效管理公共教育体系的能力，导致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传统公立学校教育质量普遍较低。政府应该资助和扶持一些其他类型的学校，通过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市场来淘汰效率低下的公立学校。在这种环境中，家长和学生们作为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教育选择。在“家长选择权”这一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各州陆续开始发展以“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为代表的非传统公立学校。特许学校依靠政府资金运转，因此仍被视为公共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学校的日常决策权和管理权被托付给与政府签订特许合约的商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私人团体等。特许学校既不同于传统公立学校，也有别于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它们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人事聘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给予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极高的自由度，同时也给予了家长和当地社区极大的话语权。④Christine H. Roch and Na Sai, “Charter School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Educational Policy, Vol.31, No.7, 2007, pp.951-991; Christine H. Roch and Na Sai, “Nonprofit, For-Profit, or Stand-Alone? How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Influenc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in Charter School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Vol.96, No.5, 2015, pp.1380-1395.

公共教育体系的“私有化”改革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降低了政府的教育管理成本，并且给家长和学生提供了更多样化、更灵活、更满足个人需求的教育选择。但另一方面，改革影响了美国公共教育的培养策略。为了迎合当地的社区环境和私人部门的雇佣需求，学校致力于将学生培养为具备基础技能、适应性强且符合就业市场和招聘企业偏好的劳动力，忽视了对民主思维和公民意识的培养。而且因为特许学校等非传统公立学校获得了较高的自主管理权，学区难以对学校的教学细节进行统一指导和标准化管理。教育政策也开始逐渐偏离对集体利益和公心的追求，更倾向于分权和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①Bradley A. U. Levinson, “Citizenship, Identity, Democracy: Engaging the Political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36, No.4, 2005, pp.329-340.

（三）全球化浪潮对国家认同的培养起到负面影响

全球化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信仰、规范、价值观和群体行为等。来自全世界的移民和旅居者增加了大多数民族国家的种族、民族和文化多样性，迫使各国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和公民教育。②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全球化对国家认同培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③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16—27页。一方面，全球化增加了塑造和培养国家认同的难度。长久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的核心任务都是培养热爱国家、崇拜国家英雄、完全接受并支持本国价值观的公民。但是，全球化导致了国际组织的兴起以及超国家共同体的诞生。为了延续和扩大自身的存在，这些国际组织和超国家共同体不断向各民族国家的公民传播和灌输有异于国家主义的区域主义甚至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受其影响，青少年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其中很多人将自己同时定义为国家公民、区域公民和世界公民。多重化的公民身份定位使他们难以对单一的政治共同体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全球化被认为对已形成的国家认同有消解作用。这种消解作用主要呈现为国家认同的纵向转移和横向分散。纵向转移包括向上转移为对超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向下转移为脱离于国家认同的区域认同和族群认同。超国家共同体认同、区域认同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可能会对国家结构造成撕裂和颠覆。横向分散则主要表现为公民的认同感向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分散。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的资源争夺欲望和政治参与欲望日益强烈，使政府的治理工作难度倍增。总之，现代民族国家主义思维与后现代超国家主义思维正在世界范围内激烈角力和紧张共存。

在这种背景下，多种族、多民族及多元文化国家的学校和教育体系必须以符合其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理想与移民和少数族群在学校的日常经历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移民和少数族群学生经常因为文化、语言、宗教和价值观的差异遭受歧视，被当作外来者对待。这些在学校被边缘化的学生因此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也相对较弱。④James A. Banks,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No.3,2008, pp.129-139.另外，很多民族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客观上塑造了对超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例如，很多欧洲国家的公民表达出对“欧洲人”身份的认同、对欧洲的归属感以及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支持。①Sara B. Hobolt and Catherine de Vries,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2016, pp.413-432; Juan J. Fernandez, Monika Eigmuller and Stefanie Borner, “Domestic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Pro-European Sentiments,”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17, Iss.3, 2016, pp.457-481; Juan J. Fernandez and Monika Eigmuller, “Societal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Divide in European Identity, 1992-2015,”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4, Iss.6, 2018, pp.612-628.这种认同感与欧洲委员会②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 COE）创建于1949年，主要负责审议各成员国共同关心的有关政治、人权、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问题，谋求成员国在这些领域里采取统一行动。参与成员国的公民教育密切相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委员会在其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培养全球化思维和欧洲公民意识的教育项目。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各国教育体系原本的培养国家认同的主要目标。③Jan Germen Janmaat and Nelli Piattoeva,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Ukraine and Russia: Reconciling Nation-Building and Active Citizenship,”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43, No.4, 2007, pp.527-552.在近年中，很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产生的不稳定影响。全球化加剧了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性别和性向等社会元素的复杂性、分裂性和对立性。这一趋势与很多国家长期坚持的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这些国家出于对社会意识形态分裂的担忧，更加重视通过教育在日益物质主义、流动性和全球化导向的青少年群体中普及对国家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基础认知，培养和加深他们的国家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④Jasmine B-Y Sim and Murray Print, “The State, Teacher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57, No.4, 2009, pp.380-399; Kenneth P. Tan, “Singapore’s National Day Rally Speech: A Site of Ideological Negoti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37, Iss.3, 2007, pp.292-308.

对多种族、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来说，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艰难且持续性的挑战。忽视、打压多样性的强行一致化导致压迫和霸权；
缺乏统一性的多样化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分裂。世界上的民族国家长期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在认识到社会差异并将之合法化的同时，构建一种综合不同群体的声音、经验和要求且超越群体认同的国家认同。⑤James A. Banks, “Introductio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James A. Banks （ed.）,Divers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4, pp.3-15.在现代社会中，培养和加强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公共教育在构建国家认同、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重要任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政府要格外注意在教育体系中平衡好主流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教育体系主要采取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政治认同为核心、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等决策和实践模式。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同时受到多种模式的影响，同时呈现多种模式的教育特征和内容。通过对美国公共教育体系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制定和实施既能充分适应和维护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又能培养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教育政策对各国政府而言都是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受到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私有化”和全球化等思维理念和社会趋势的影响下。政府需要持续思考和不断探索，寻找和尝试能兼顾国家认同塑造和族群文化保护的教育体系、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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