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生命与治理——面向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

周亦垚

在技术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生物、材料、信息等前瞻性领域都发生了突破性进展，人类虽自豪于尖端科技的成果，却也在它的背面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一方面，我们看到生物技术的进展优化了人类生命，病毒的研究使人们更加了解疾病，疫苗的研发使人类更加趋于健康；
仿生材料的发展弥补了人类在生理方面的某些不足；
数字信息化与大数据平台的搭建，更是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便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风险。但另一方面，新世纪的技术革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挑战，比如基因操控的实现带来了优生学等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带来了被资本介入的风险；
药理学的发展将人们推入了恐惧的深渊，一些能够控制人类情绪和行为的药物如果被恶意利用，人将陷入被永恒控制的境地，从而不再是理性主体；
数据平台的运作带来了隐私暴露等一系列忧患，人的数字痕迹被时刻监控、采集并分析。由此可见，新型技术在传统批判视域下仍然背负着异化、监控和奴役生命的恶名，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生命的抹杀。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前沿技术的发展也确实带来了人类的优化，前端技术与治理方式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更加快捷优效的智能环境，为人类生命带来了良性塑造与优化。

所以，现在思考技术问题已经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批判理论，不能仅仅将其视为生命的对立面。相反，我们应该充分看到技术与生命的弥合，看到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这种肯定性视域下，将以权力批判为主导的生命政治转向具有建构性的智能生命政治，从而在生命政治的批判性研究之外提供一条建构性的研究思路。

在传统批判视域下，技术的出场总是伴随着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意味着对生命的制约，因此技术一直被摆在生命的对立面来被审视。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反对技术，但是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技术总是充当着资本主义的“枪手”角色。正是由于技术发展带来了各类大型机器在生产中的普遍化，才导致了生产过程的逐渐细化和多样化，这使得生产结构与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带来了强制性的分工。而机器的大面积使用使得产量迅速提高，也进一步刺激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两方面直接导致了人的异化，工人变成了“生产机器”，成为依附于机器的零件，被技术绑架在一台冰冷的无休止转动的永动机上。马克思说：“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页。由此可见，劳动工人的生命是被技术所控制的，被紧紧固定在了资本增殖的机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式人物卢卡奇提出“物化”的概念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批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认为， “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6页。。人之所以陷入这种生存困境，卢卡奇指出要归因于技术理性精神，包括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思想家，也是基于技术理性展开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尔库塞曾基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人道主义哲学观点出发批判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人们被统治于技术之下，被技术理性所支配和贯穿。在《单向度的人》中，这种对技术发展的焦虑达到了顶峰，技术承担了政治统治的任务，将生活在技术社会中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页。。他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4)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页。。由此可见，技术是具有两面性的，而技术对人的生命的奴役是马尔库塞所要重点批判的，是这种技术理性精神为技术赋予了统治合理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劳动者才有可能摆脱奴役的状态。由此可见，在很多批判理论家的视角下，技术剥夺了人的自由，使人异化，让人以单向度和透明的方式附庸于技术的统治，这给生命的自由流淌带来了危机。

而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技术的担忧与批判并没有消减，反而由于技术的进一步突破让人道主义的忧患意识愈演愈烈。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福山。他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表达了自己对生物技术的担忧，对技术的发展他也持保守性观点，“生物技术让我们面临着道德的两难困境，我们对任何生物技术进展的保留态度，需要通过确认无可争议的承诺来一一抚平”(5)⑥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4页，第210页。。福山预测到，未来科技的发展将会给人类带来一个颇具恐慌性的变化，将现存的人颠覆并改变。所以，“立法者需要采取行动，设立相关规则与机制”(6)⑥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4页，第210页。，即所谓的用政治“锁死”科技。在福山看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人具有颠覆作用，如克隆技术、基因重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这些技术极具危险性，这不仅会产生非人，还会产生反噬人类的结果，尤其是会动摇共同体的合作基础。可以畅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真的产生了由人工智能和人体结合的高级生命，那在福山的理论视域下，现存的人类将会被淘汰，共同体将会被摧毁，历史也将走向终结。这便是福山想要“锁死”技术的原因。但是，在前端技术之下所诞生的新生命就一定会带来对以往的彻底废除与颠覆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在埃斯波西托那里，这种新生命的诞生即是共同体不断免疫的一个过程，这是福山所没有认识到的。

由于技术对生命带来了挑战，威胁了共同体的基础，所以要用政治“锁死”科技，福山的这一观点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政治绝不可能彻底“锁死”技术，因为政治手段、法律规范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规范与指导，可以对一些科学家的行为做出约束，但是绝不可能做到明令禁止。就好比在法律规范已经相对完善的社会中，依然会存在着一些违法行为。而且，科学技术的精神内置了一种不断突破和创新的精神，一项技术只要达到了现存的极限，就会想办法实现进一步的飞跃。所以，在公开层面中，这种“锁死”的规章制度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技术发展的角落里，科技却无法被“锁死”。第二，政治如果“锁死”了技术，将会带来埃斯波西托所说的“肯定的否定”，人类虽然远离了技术的侵蚀与统治，但是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人类的生存环境在变化、生活交往方式在变化。如果技术不再更新突破，生命将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人类共同体也会越来越羸弱，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速度，最终导致生命的淘汰与沉沦。所以，不论是从生物性层面还是政治性层面来说，技术都会对生命构成挑战，可能会改造生命的生理结构，也可能会威胁政治的统治基础。但是都不能采取一种彻底“锁死”技术的态度，而应该走向开放，即埃斯波西托所说的“免疫” (immunitas)。将自己的身体开放，让开放成为我们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点，以开放的姿态来保存并巩固共同体。

另一位带有悲观主义情绪的新世纪理论家是英国的尼古拉斯·罗斯(Nicholas Ross)。在《生命本身的政治》一书中，他提出了“分子生命政治” (molecular biopolitics)的观点。他的论述“基于‘21世纪的生物医学’这一新的生命技术语境，基因科学研究推进了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命在分子层面的重组、再造成为可能”(7)林秀琴：《当代生命技术与生命政治的联结——以罗斯生命政治论述为中心的考察》，《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8期。，即认为人类的身体实际上是可分的，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进行重新组合，这“无疑将身体分裂为可转移的组织——他们通常可以艰难地摆脱表明它们来自哪里的标志，并被重新用于其他身体之中——从血液和血液产品开始”(8)③④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第17页，第37-38页。。生命在技术的作用下，将身体的各个部件像拆解零件一样，实现了重组，生产出一个原先不存在的新人。如果生物性身体一旦变得可拆卸，将会产生一种非个体生命的政治学，即分子生命政治学，这可能会带来生命的商品化。生命要素在技术的作用下，“器官开始被流通，开始时有些困难，后来就成为举足轻重的、有争议的商品化对象……可以让组织、细胞和DNA片段被看见，被分离、分解、稳定和储存在‘生物银行’中，被商品化，被在实验室和工厂之间运送，通过分子操控被再造，它们的特征被改变了，它们与某一特定的生命有机体、类型或物种之间的联系被抑制或消除了”(9)③④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第17页，第37-38页。。也就是说，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会变成商品从而进行买卖，这很容易被资本介入，一方面有些人为了改造自己的身体或下一代从而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来实现自身优化，另一方面有些资本实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会实行生物要素的垄断。罗斯把这种现象称为“生命力的资本化” (the capitalization of vitality)，“对人类的重塑正发生在一种新的生命政治经济之中，其特征和后果还有待我们来描绘……生命政治学变成了生命经济学”(10)③④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第17页，第37-38页。。

如果能从现实层面上对身体、智力、基因等实行改造，这就会带来一种生命经济学，优质的生命因素会被资本所追逐与操控。这会产生两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一是贫富分化。这样的生物结果绝对不是公平的，有钱人一定会越来越享受这种生物技术带来的红利，他们的后代会得到逐步优化，永远站在上流社会的顶端，而社会底端的人想要通过优化生命要素来跻身社会上层，则是不可能的，这将导致社会阶层的逐步固化。其二是标准化问题。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导致更优化的、被资本包装后的身体，这种生命将更加强大，那么这种生命就会演变成一种规范，生物技术对人体的改造也会是标准化的。也就是说，经过生物改造的身体一定是越来越趋同的。生命在技术的作用下，将会表现为流水线上的产品，每一件都按照一个模板来生产，因为这种标准化下的产品是最容易被统治者所控制的。而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弱化的生命体，则会陷入被淘汰的惨境。由此可见，“在生命力资本化的生物经济时代，不管是生物价值的生产还是生物公民身份，都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11)②赵建超：《分子生命政治:21世纪的生命政治——尼古拉斯·罗斯的分子生命政治思想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1年第1期。。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技术对生命的介入并不具有普适性，因为有一部分生物身体患有一些常见疾病，并不具备技术介入的条件；
其次，由于地域发展存在差异，那些医疗条件欠缺的地方并不能实现生物医学的介入；
最后，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因为“从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胚胎选择到选择性流产，从‘指导者’到‘被指导者’，生物公民的身份级差始终处于知识、价值与资本化的生物经济考量之中”(12)②赵建超：《分子生命政治:21世纪的生命政治——尼古拉斯·罗斯的分子生命政治思想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1年第1期。。由此可见，生物技术加剧了生命之间的不平等。面对生物技术对生命的冲击，罗斯也提出了自己孱弱的解决方案，他称之为生物技术的民主化，即每个人都能通过掌握知识来改造自己，从而不受知识技术的制约。但由于技术具有一定的精英主义特征，仍然具有不平等的特性，所以罗斯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具有现实性。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对生命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韩炳哲认为，人类即将迎来“数字监控主义”， “目前，我们并没有经历全景监狱的终结，而是一个全新的、非透视的全景监狱的开始”(13)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77页。。这一新型的全景监狱正是借助了数字技术，使得实体生命被充分暴露在大范围覆盖的摄像头监控范围内，而对数字空间中的虚体生命监控更甚，因为人在数字空间中的每一项活动都会留有痕迹，这些数字痕迹被搜集、分析，使得生命毫无隐私可言。同样，美国社会学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也关注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对生命的监控。她提出了一个古老的诘问：“机器会成为天才和专家的助力吗？还是说，我们会反过来被聪明的机器奴役？”(14)⑤肖莎娜·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上卷)：基础与演进》，温泽元等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32页，第23页。祖博夫的回答更加倾向于后者。她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监控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新阶段，人类经验作为免费原料，被数字监控全方位地搜集，“科技巨头似乎在创建更多平台，搜集用户讯息及其所创造的数位内容，尽可能抓住众人注意力与时间，从中分析与推论各种情报，重新包装和货币化咨询以实现利润”(15)⑤肖莎娜·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上卷)：基础与演进》，温泽元等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32页，第23页。。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带来了对生命的进一步剥削，而这种剥削也更加隐秘、更加不可抗拒。

从批判理论中对工业技术和工业理性的批判，到福山提出用政治“锁死”科技，再到分子生命政治和监控资本主义，其本质都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揭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与捍卫，也是对人类生命的守护与重视。虽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生命的否定与制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技术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对生命的影响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人的生命在技术的洪流中仿佛一叶扁舟，是在激荡中被海浪带走最终湮没于汪洋，还是在海浪中激流勇进最终驾驭风暴？我相信应该是坚定地选择后者，并且也要充分强调技术与生命的内在性勾连，而不是作为生命的对立面去单纯地批判。

自古希腊开始，技术就已经与破坏性勾连在了一起。技术一方面象征着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又带有走向毁灭的倾向。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太阳神之子法厄同曾因为折服于太阳车精美的工艺，向父亲提出了想要驾驶太阳车的愿望，可是这辆马车在途中横冲直撞，不仅给大地带来了灾难，也使法厄同本人命丧途中。还有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借助蜡和羽毛制造了飞行翼试图逃离克里特岛，可是在飞行途中太阳的高温使蜡融化，最终使伊卡洛斯坠入水中而丧命。曾经的技术显然无法与当下的数字智能科技所媲美，但是这些故事都没有走向一个美好的结局，法厄同没有潇洒地奔走于天地之间，伊卡洛斯也没有逃离克里特岛，那么现代技术所谱写的神话又会拥有怎样的结局呢？显然，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神话还没有一个定局，但起码我们看到了如下景象：仿生假肢的成功使用让一些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拥有了正常的行为能力；
基因工程有效规避了许多先天性遗传疾病；
疫苗研发让生命在病痛面前多了一重抵抗、少了一丝风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技术在生命层面上的建设性作用，技术并没有与生命针锋相对，而是实现了生命的优化。正如斯蒂格勒所言：“技术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进化，一种借助生命之外的其他手段而实现的生命的延续。”(16)④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页，第10页。

在斯蒂格勒那里，技术被视为人类的后种系生成和非生物构序的外部义肢实存，从而上升到了生存论的层面。斯蒂格勒指出：“技术从一开始就深深嵌入到了人类的生存之中而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体现人类力量、不断生成发展的一部分。与此相对应，人的历史也是从动物本能之外的义肢性技术开始的。”(17)杨威：《面向“后人类”未来的人类——福山与斯蒂格勒的技术观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也就是说，人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技术性存在。所以，想要厘清技术批判在数字时代下的转向，首先就要关注生命与技术的关系，关注生命的本质这一问题，或者说是人的本质问题。在《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斯蒂格勒将人定义为一种义肢性的存在，在他看来，“技术作为人之器官并不仅仅是一项比喻，而是人这种动物的本质特性(自然)”(18)参见胡翌霖：《技术作为人的器官——重建技术进化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2期。。因为人生来是孱弱且匮乏的，仅仅依靠先天器官不足以满足生存，因此必须依靠后天的器官来维持生命，这种后天器官就是“技术”。“技术”并不是一个进入工业时代后才发明的概念，在远古人类那里，已经将使用工具视为一种技术。斯蒂格勒通过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e Leroi-Gourhan)的著作，指出南方古猿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使用石器等一系列原始工具，当它们学会直立行走后，手就被解放了出来，于是诞生了工具。此外，直立的身体使面部不再朝向大地，解放了嘴巴的衔取功能，又进一步诞生了语言。斯蒂格勒说：“作为外在化的技术，是作为生命进化的器官形成(organogenesis)的一个阶段而出现的。”(19)④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页，第10页。正是古猿学会了直立行走，带来了上肢和面部器官的功能重组，建立了一个身体的新机制，才会产生进化，使“猿”成为“人”。

简言之，由于直立行走、双手解放，才诞生了工具和语言；
而正是对工具和语言的使用，才确立了区别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旦工具出现，作为生命体的人就不能再以曾经的动物性模式来进行生存，他必须依靠工具来活动，也必然会离不开工具，所以工具就变成了一种义肢性的存在物。由此可见，人的诞生奠基于技术的出现，可以说是技术产生了人，而不是人产生了技术，或者说是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也发明了自己。虽然这种技术是人(或许只能称之为一种高级的猿类)的产物，但人只有被技术见证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人。人的生命与动物性生命的区别，就在于人会使用作为义肢而存在的工具或技术，可以说人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义肢性存在，即技术性存在。由此可见，人就是技术，技术就是人，技术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离开技术将无法存在与延续。事实上，人从诞生之初，就已经或多或少被技术性所浸染，因为工具不仅是人诞生的见证，也是人延续的关键。

斯蒂格勒基于这种作为技术性存在的人类观，进一步提出了走向“逆人类纪” (Neganthropocene)的可能性。

“人类纪” (Anthropocene)这一概念是斯蒂格勒将克鲁岑(Crutzen)的地质学观点与社会发展理论创造结合的产物，正是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纪时代。在人类纪的时代里，技术的使用加大了自动化程度，人类越来越漠视知识的作用，生产知识和负熵的手工劳动被无知化的雇佣所取代，无知者被迫服从于自动化的机器，而机器的标准化运行流程又进一步加剧了无知者的无知化。人类纪意味着人类已经走向了世纪的尽头，意味着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而逆人类纪就是要突破这一僵局。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人类纪是“生物圈中熵率的巨大而迅速的增长”(20)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页。。熵是一个热力学概念，被斯蒂格勒用来指称社会体系的封闭与组织的混乱，负熵则是它的对立面，表示社会体系的开放自由和组织的井然有序。在斯蒂格勒那里，技术既有奴役生命的一面，又有解放生命的一面，即熵的(entropic)与负熵的(negentropic)，而实现熵向负熵的转换，将技术的消极面转化为积极面而存在，便是走向逆人类纪的关键所在。为此他提出了两条路径，即一般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和贡献经济(the economy of contribution)。

其一，所谓一般器官学就是要求建立起身心方面、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三大领域之间的密切关联与通力合作。(21)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105.身心方面指的是个体的身体器官和心理思维；
技术体系指的是现存的技术手段及技术设备；
社会体系则指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统一体。不仅要保证这三大领域之间实现协调与联系，还要保证各个领域内部也实现和谐共处，这就好比人体的各个器官需要相互配合才能构成一个生命体。比如，一个双耳失聪的人必须借助助听器的技术，才能感知环境中的声音；
疫情之下的社会管理，只有依靠大数据的监控与筛查功能，才能更加高效地做好防疫工作。所以，斯蒂格勒追求三者的相互联动，希望各个领域像人体器官一样配合来发挥效用。如果一味追求技术体系的发展，罔顾其他领域，只会促使技术的毒性在个体和社会中的弥漫，熵率也会不断攀升。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狭隘地将技术作为一种牟利工具，这是一种“短期主义”的投资，当消费者的购买力、欲望和情感被榨取殆尽时，只会带来灾难。所以，“一般器官学的关键在于强调技术在全社会各领域的协调配合，抵制资本逻辑对技术的独占和利用，建构普遍化的技术运作体系，发挥其‘智能效应’”(22)武先云：《技术、知识与人的解放——斯蒂格勒技术思想解读》，《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其二，所谓贡献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它鼓励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积极投放自身的知识与技能，从而为个体重获知识提供途径，进一步减少“知识无产阶级”。斯蒂格勒指出，贡献经济模式的运行需要建立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所以需要社会资源实施开放，比如免费的软件使用、信息获取，社会成员在享用的过程中也会进行新一轮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共享拓宽了道路，资源的获取途径更加多元，信息的交流互补也更加迅速。参与者在巨大的信息流中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也为他们交流讨论提供了途径。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行为主体不再被单一地裹挟在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下，而是能以一种贡献者的身份参与知识的享用和生产过程。这种摆脱了以功用性生产为目标的占有型经济，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不同，参与其中的贡献者不受功利与利己意识左右，所以被斯蒂格勒所推崇。但是，由于知识也是分等级的，存在精英性的知识，也存在大众性的知识，所以斯蒂格勒也提倡普通人与专业人士的共享以及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这与一般器官学中的协调与联系理念是共通的。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不断被创造和共享，使知识无产者逐渐摆脱技术所带来的无知化。

斯蒂格勒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给出了走向逆人类纪的途径：从宏观上强调避免科技的独断发展，要注重与其他领域的协调互动；
从微观上激发个体的知识创造与参与，以摆脱技术的自动化所带来的无知化。但随着他的突然离世，这种走向逆人类纪的可能性似乎又变得羸弱而飘渺，他的方案是否切实可行，是否能让人抱有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质疑。但是斯蒂格勒的命题“人是一种技术性存在”已经无法被质疑，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技术与生命的关系被进一步确证，即技术已经内生于人的生命，成为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在当今社会中，我们几乎已经找不到可以完全脱离手机而存在的人，这一智能技术已经和人的社会性存在融为一体，我们的社交、消费等一系列社会行为全都依托于这一技术手段。甚至可以说，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的技术性存在。因为在疫情管理中，最重要的就是健康的证明，一张普通的身份证已经不能充分证明一个主体，而是需要依托手机这一“外器官”上的核酸证明和健康码来证明自身。人的生命存在通过一系列智能互联技术，浓缩在了一块健康码上，而没有这块技术符码，人就会被排除在“正常人”的序列之外。

由此可见，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技术已经不是全然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真实地内生于生命。所以，我们对数字技术需要做一个包容性的审视，从技术对生命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中挖掘出生命政治理论中肯定性的那一面。

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概念的更新，如之后提出的分子生命政治、监控资本主义等概念，不过这些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对生命权力的批判与反抗，仍然遵循的是否定性生命政治的批判路径。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人们感受到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也逐渐发现生命的构建与维系已经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扶持，技术与生命的内在勾连变得更加紧密，人工智能并不只会带来对生物性身体的完全控制(23)参见蓝江：《生物识别、数字身份与神人类——走向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基于这种联系，智能生命政治的概念应运而生，它不同于以往的批判路径，而是偏向于生命政治理论中的肯定性维度。那么，在智能生命政治的治理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生命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这种容纳了数字技术的智能生命政治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积极的治理，这是生命政治发展过程中亟须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生命政治理论中的否定性维度一直占据着思想高地。作为代表的阿甘本通过长期的思想输出，尤其是他著名的“神圣人”系列，揭露了生命被权力所奴役和规训的不争事实，进而使“生命政治”这一概念的否定性维度被进一步放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概念提出者福柯那里，生命政治本就包含两种力量。福柯认为生命政治的核心在于生命权力的使用，即对个体生命进行监视、干预、优化与调节。生命权力不同于至高权力，它是一种安全技术，旨在“使人活”而非“让人死”，所以从起源处就包含了扶植生命的正向作用。“福柯的规范(正常)与阿甘本的典范(例外)，构成了两种在学理层面完全对立的生命政治论述……把两者相连接，实际上构成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关于现代政治的画面——征用生命的权力与扶植生命的权力恰恰可以毫无抵牾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生命权力的两个面向。”(24)吴冠军：《译者导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由此可见，生命政治中本就交织着两股力量，即在行使某种压迫性的否定力量的同时，也在发挥着具有规范性的生命治理的职能。而在疫情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大范围运用，生命政治中扶植生命的正向维度开始被重视起来。

面对疫情阴霾的经久不散以及病毒不断变异的恐慌，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本雅明·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在《真实的复仇》(TheRevengeoftheReal)中对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做了简要的样态描述。在肯定性的生命政治中，首先，数据文化很重要，即人们对待数据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态度至关重要。他说道：“在这方面不太成功的国家，人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缺乏信任，因此不太可能相互配合来做出反应。”(25)②④⑤Benjamin H. Bratton,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London: Verso, 2021, p.31, p.31, p.54, p.58.也就是说，当社会个体对技术缺乏足够的信任时，一个政府即便拥有完备和庞大的数据平台与运营网络，都无法实现有效的生命治理与干预，因为缺乏技术信任就难以获得社会支持。其次，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布拉顿认为，以自由为导向的公共治理以及自下而上的自治都不具备足够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在生命治理的过程中，权力主体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技术只有被权力主体以合适的方式掌握，才能发挥优化生命的作用。最后，技术与社会治理之间不应该存在二分，因为“一个社会有必要能够感知、模拟和反作用于自身，也有必要规划和提供对人民的照顾”(26)②④⑤Benjamin H. Bratton,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London: Verso, 2021, p.31, p.31, p.54, p.58.，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可以发挥作用来达到这两个目的。或许有人会指责当社会治理出现问题时不去反思治理主体，而是仰仗于技术这一外在物，但是技术干预确实解了燃眉之急，应当把技术视为内生于社会机制中的存在物，而不是将其割裂出去。布拉顿十分认可技术为社会治理所带来的肯定性价值，他也指出，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会形成堆栈及行星计算(planetary computation)的能力，通过快速的计算和分析，为社会治理出谋划策。所以，“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紧急状态和事件，不能用一种否定性的批判语调将数据化治理的成果一笔勾销，而是需要看到其在这些数据和计算能力之下能够为人们带来什么东西”(27)蓝江：《云法、堆栈与行星计算——解读布拉顿的肯定性生命政治学》，《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今天，我们需要借助数据的堆栈，借助行星规模的计算，最终实现保障生物性生命的作用，这就是具有肯定性意义的智能生命政治。

由此可见，在后疫情时代的智能生命治理中，我们应该把生命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扭向一种积极正面的维度，而不是像传统批判理论中强调技术对人的奴役与异化，也不是像韩炳哲或祖博夫那样，强调权力利用技术对生命实现全方位的监控与透视。事实上，布拉顿认为在生命治理的范围内使用“监控”这一概念并不准确，因为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生命的追踪、定位与筛查，其本质目的在于保护生命免受风险因素的侵害，并不只是简单的监督与控制。这不同于否定性生命政治中对生命的监视、干预与规训。布拉顿指出：“否定性的生命政治学是基于一种过于普遍的意识，即所有形式的社会规模的感知、模拟和治理在本质上都是有害的‘监控’形式。”(28)②④⑤Benjamin H. Bratton,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London: Verso, 2021, p.31, p.31, p.54, p.58.在这一普遍意识的影响下，以“反监控”为主导的批判性话语占据了理论头条，也为技术贴上了丑恶的标签。而这恰恰是布拉顿所反对的，他认为“这些‘反监控’的话语正在日益沦落为呆板的陈词滥调，对‘监控’批判的形式化变得诘屈聱牙且令人垂头丧气。胡乱拼凑的专栏文章讨论着‘技术正在对我们做什么’，这些文章同时又是诗意的和歇斯底里的，痴迷的和无知的，激进的和反动的，呼唤对当代数字采集加上十分乏味且难以置信的道德约束”(29)②④⑤Benjamin H. Bratton,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London: Verso, 2021, p.31, p.31, p.54, p.58.。这种理论倾向恰恰加剧了技术与生命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智能生命政治的治理过程中，应该提倡技术与生命关系的和谐，将技术视为内在于生命的一部分，重视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对生命的扶植与优化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智能生命政治与传统生命政治的不同之处。首先，智能生命政治的布展十分依赖数字技术在其中所发挥的效用。“对于生命权力而言，一个完善的社会监控机制需要对大量的细节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和分析，这只有在进入到高度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才成为可能。”(30)汤志豪：《“技术去能”与“多维透视”: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图景》，《新闻界》2021年第7期。在智能生命政治的治理过程中，诸如健康码和行程码这类技术的使用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身份的数据化对社会化主体构成了挑战(31)参见吴静：《从健康码到数据身体：数字化时代的生命政治》，《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但是对数据身体的监控有利于社会风险的降低。当有新冠病例出现的时候，通过将个体生命与数字符码一一对应，能够有效区分风险性群体与安全性群体，从而对风险生命进行及时控制，避免风险在社会层面的进一步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看到了“数字治理在人口管理过程中的潜能作用”(32)蓝江、周亦垚：《数字治理与肯定性的生命政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同时，社会个体通过这一数字技术，能够及时进行自我监测，在发现健康码异常的状态下及时报备并进行自我隔离处理，而不是一定要等到核酸检测之后才有所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治理，也充分发挥了对他者负责的伦理向度。

其次，智能生命政治更加重视生命权力扶植与调节生命的那一面。生命政治在后疫情时代，不仅仅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出场的，因为在高速的时代裂变与社会危机中，生命权力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作用下有效地保护且优化了生命。我们可以在数据监测中实时了解疫情发展的动向，通过查看疫情风险地图使自己尽可能远离风险；
可以在数字空间里工作、学习以免除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传播的社会空间里。或许数字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针对个体生命的监控，将每一个人的数据隐私暴露给了权力机关，从而使主体丧失了自由。但是在数字技术的世界里拥有绝对的“自由”已成为一个不可能事件，“个体在自由的表象下，越体现出所谓的独特性，就越倾向于被数字治理技术所控制”(33)蓝江：《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所以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生命政治来说，我们不应仅仅把数字技术视为一个监控机制，而是应该看到其背后对生命的扶植与保护意义，也要跳脱出“监控与反监控”的叙事框架，摆脱脱离实际强调自由的价值观念，以一种建构性的话语和逻辑在被数字和算法控制的生命内部重新寻找希望。

最后，智能生命政治的批判重点并不在于权力能否借助技术对人实现统治或将人异化，而在于权力主体对技术的使用是否过度、是否合理。因为“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34)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强制性赋红码的案例理应得到反思。在这一案例，赋码转码的过程显得太过随意，而在储户们维权的过程中，针对“谁赋码”的问题，更是出现了权力主体相互推诿、描述不清的状况，将责任推给大数据出错，让信息库来背锅，技术沦为权力任性妄为的工具。“大数据助推了资本权力扩张，并作为工具被纳入资本建构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成为资本权力建构数字控制社会压制个体自由的程序环节”(35)张以哲：《从精神政治到生命政治：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权力技术解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在这一过程中，很明显要对技术的使用主体进行约束与批判，本来只作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技术却变成了滥用职权的“背锅侠”，其症结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使用主体以及对技术的滥用。

那么，这种容纳了数字技术的智能生命政治该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实现积极的治理呢？首先，要转变对数字技术的拒绝态度，并认真思考数字化是否带来了获得感、数字化是否等同于幸福感以及数字化与安全感的关系等问题，聚焦于技术的效率与人的感受，处理好技术的刚性与人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36)参见郑磊：《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治理研究》2021年第2期。，让数字治理变得更加灵活与敏捷。其次，数字技术的受用主体才是数字治理中所要关照的重点，只有“导向公众目的之后，与生命有关的权力、关系与生命等因素才能够实现进一步的重组，从而驯服资本逻辑与超越资本主义”(37)崔昕：《人工智能时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及解放路径》，《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再次，明确数字治理的关键在于权力主体，而不在于权力主体所使用的数字技术。即要实现对权力主体的制约，完善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数字制衡机制。于是“数据铁笼”的概念应运而生，其“试图在制度建设的前提下，通过程序性的监管过程实现数字权力的连续性控制”(38)姚尚建：《数字治理中的权力控制与权利破茧》，《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3期。。最后，要警惕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的垄断与滥用，“人工智能倘若被资本主义所执掌和垄断，那么无论是智能生命政治还是智能现代性这样看似美好、先进的字眼，都会沦落为资本增殖的工具”(39)郝志昌：《现代生命政治谱系的更新与智能现代性的未来》，《东南学术》2021年第3期。。数字技术应该把如何让生命达至美好状态作为最终归宿，而不是将资本增殖作为根本目的。

总而言之，数字技术给人的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观，技术与生命的勾连也日渐紧密，人的生命区分已经不仅仅是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的区分，而是应该再加上技术性生命的区分。而作为技术性生命存在于世的人，并不完全是以“技术困兽”的形象接受着数字技术的奴役与监视，反观我们目前的生活世界，数字技术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与高效。所以说，未来的生命政治需要对生命的形式重新做出区分，并且透过生命的技术性存在，进一步放大和挖掘生命政治中建构性的一面，用智能生命政治学来摆脱“生命政治”概念的绝对污名化，为生命政治的批判性研究提供另一种建构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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