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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赋能下红色文化集体记忆塑造的特征、价值与路径研究

    时间：2023-07-02 13:00:05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金乐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68)

    数字化技术推动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用任何设备，通过大量地利用互联网，获取、发布所需信息的发展趋向，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将在形式上发生大变革。红色文化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历经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全过程，指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记录着过去，着眼于当下和指向着未来的具有国家意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如何借助数字化赋能顺势而为，传承好红色基因，需要搞清楚能不能、为什么能的问题，才能做好怎样能的应用对策。20 世纪末期活跃于“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者提出的“文化记忆”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对回答好这些问题提供了参考，这些研究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字学、信息技术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代表着二十一世纪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

    在20 世纪2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其核心观点是：记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其尤为强调社会参照框架，并且认为“没有这个社会参照框架，个人记忆就无法形成和保存，因为个人”拥有“的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虽然集体并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1]。在此基础上，20 世纪90 年以阿斯曼夫妇(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为代表的文化记忆理论，对“集体记忆”做出了更丰富的阐释。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分为两个层面：一种纯粹的人体内部的现象，“它是基于人体大脑的，属于脑生理学、神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另一种是一个与外部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个和社会、文化外部框架条件密切相关的问题”[2]。在扬·阿斯曼的定义中，文化是一种“凝聚性结构”，且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文化在社会和时间层面上起到连接和联系的作用，凝聚共识、价值原则和实践进而形成认同”[3]。这种将“文化”与“记忆”相结合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文化的历时性变化，弄清文化以什么样的形式经年累月后仍保持本色。中国红色文化就其根源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带有国家意志性的特点，目标指向就是培育和塑造国民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为厘清红色文化与集体记忆的关联，在此以阿斯曼夫妇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数字化赋能打造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从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时间结构来看

    学术界对于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就一直盛行。扬·阿斯曼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使这个课题受到重视：“一是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这是一场新的文化革命；
    其次，因为有了新的媒介技术，业已结束的年月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们不时回忆并以评判的方式予以消化；
    第三个因素是曾经亲历人类历史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了……第三个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3]。红色文化历经百年发展，恰也是中国经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复地、惊天动地的阶段，承载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能亲历者见证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变革，但已至少是耄耋老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 后们迎来的是“富起来”的时代，00 后们更是一脚迈进了“强起来”的时代。没有亲历历史，如何传承历史，让“听说”“传说”保持事情的本真，实现文化认同？这其实就是集体记忆对于个人记忆最大的优势，因为集体记忆可以用“回忆形象”来概括回忆的具象，可涉图像性的，可涉叙事性。数字化技术极大地延展了集体记忆的时间长度，比如重大事件的影像资料、电子化的文本资料等都得益于数字化技术有效的应用。

    （二）从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空间结构来看

    扬·阿斯曼认为如同集体记忆的时间一样，“集体记忆的空间也应是具体的”[3]。时间、地点、人物是支撑红色文化叙事的最基本三元素，缺一不可。然而，空间长久维持原貌原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和时间的自然流逝不一样，空间的改变或有偶发性或体现人为痕迹，体现着环境和时代的变迁，比如战后恢复、灾后重建、城市发展等。文化记忆需要一个空间的媒介，这个空间可以是被符号化了的，是文化记忆的“记忆之所”。集体记忆的优势在于：可以出于凝聚性文化认同的目的，动员出足够的力量，用纪念碑、馆、局地修复保护等形式加以还原和标记。与此同时，在足够多的数据资料基础上，数字化手段尤其是虚拟技术可以重现历史空间，甚至跨越时空模拟近似于真实情况的场景，还原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空间感，唤醒根植于集体中的回忆。

    （三）从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专职承载者来看

    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的承载者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精英人群”[3]。就红色文化集体记忆而言，其专职承载者离不开国家政治机关、教育教学相关部门和人员、纪念场馆工作人员。时值建党百年之际，2021 年2 月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传承红色文化，历来就是我党培根育魂的重要举措，如：以官方的口径发布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既是赋予国家意志于构筑红色文化集体记忆中，以加强认同，培养凝聚力，也对红色文化传承提供了范式性的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对于教育教学相关部门和人员、纪念场馆工作人员而言，除了保护和研究红色文化，还应有效将之贯彻在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中，针对不同受众进行好红色文化服务性宣传工作，扩大红色文化的认同效应。更重要的是，对各类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专职承载者而言，要想尽职尽责，就既要当好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数据存储器”，又要体现当下，懂得并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方法达到传承目的，提升效果。

    数字技术随着电子计算机普遍推广，是一个不断深度融合人们生活的技术，其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和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数字符号，然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红色文化集体记忆所必须的：图像性、叙事性，对于数字技术而言只是应用的基础阶段，实际上在数字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和新媒体等技术将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搭建，在时空关联、群体分析、可重构性、回溯与前瞻上产生深远影响。

    （一）时空关联

    任何文化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但这种具体并不意味着地理或历史意义上的具体，红色文化集体记忆是根植于在集体中的被经历的时间和被唤醒的空间中的。数字技术不仅能通过数字记录来保真红色事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更可通过虚拟仿真模拟近似于真实情况的场景，特别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场景模拟和展现，比如战役场景、会议场景、庆典场景等，突破历史时空限制，同时使得文字灵动化，主题鲜活化、视角多维化，以直观性带来沉浸感。还值得一提的是，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为例的不可预见性，为虚拟技术广泛应用红色文化场馆、红色实践基地等需要亲身游览的场合提供了新的建设思路，虚拟技术具备的“足不出户”特点，必将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塑造带来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出很多挑战。

    （二）群体分析

    红色文化集体记忆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具体的，而且在认同上也是具体的。关键在于：个人源于年龄、成长经历、职业和感知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差异性，如何达到记忆效果一致性的认同度？好比对于同一红色事件、人物，个人的视角不同，个体获取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内化加工”都会有所差异。数字技术如果只关注客观呈现“原貌原样”，还远远没达到其应有效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可以在分析、划分受众群体，完成信息筛选、分类，选择适当和适合内容作用于不同受众，“投其所好”上大有可为。以学生群体为例，其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感知和内化会随着幼、小、中、大的学习阶段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点，通过教育者丰富的经验来选择匹配的施教内容和形式固然必要，但在信息社会，尤其是伴随着数据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其多元性的个性特点，特别适合大数据分析的支持。大数据具有的大量、高速、多样、真实性特点，对提高红色文化集体记忆专职承载者们的洞察发现力、因材施教能力提供便利和支撑。

    （三）可重构性

    红色文化是一种叙事记忆，更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的记忆，既是一种传承文化，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红色文化集体记忆搭建的社会“框架”，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被回忆的和被记住的，有一个筛选和再加工的过程。单向的、千篇一律的说教，看似强力，实际上减弱了红色文化就文化传播而言的感染力和生命力，难以引起受众群体的广泛心理认同和身份认同。新媒体的出现，可以通过计算机络、无线通信网和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如：手机短视频、网络电视、博客、播客、视频、电子杂志等，向受众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可以面向更加细分的受众，实现“红色文化”媒体信息的个人定制，灵活参与平台互动，甚至受众也可以是“红色文化”媒体信息的发布者，其形式的多样化，可以做到即时地、无限地扩展内容，随时存储内容、检索信息。但是，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体传播出现的“多人对多人”的传播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倾向，这种“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把关人”的权威性[4]。因此必须要在把控红色文化的价值主导权和领导权上做出应对。

    （四）回溯与前瞻

    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后，一个是向前。记忆不仅记录着过去，而且指向着当下和未来，这种集体记忆有记录、还原，也体现发展、反思、激发和动力。红色文化承载着建党百年来走向胜利的重要信息，是传承着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极具时代活力的先进文化，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数字化技术说到底是承载传播红色文化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所呈现的内容既有客观信息，也会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观点、立场、解读，甚至审美情趣、大众喜好。就以国庆阅兵的数字影像资料为例，从开国大典到建国每一帧画面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更有价值的是配发的解说和介绍，反映了当时的主流价值导向。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对历年国庆阅兵的各种信息分析、提炼。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青年群体热衷的短视频网络平台，使其活跃于弹幕和视频跟帖评价中，这其实也是认同文化的一种重要组成。民族的消亡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5]。牢记其文化属性，才能更加有信心、有底气用数字化技术为其赋能。

    （一）核心：红色文化的叙事创新

    红色文化是历史的、记忆的、情感的、政治的，“塑造具有共识的历史记忆并固化为国家记忆是国家建构的重要环节”[6]，其中，红色精神是红色文化叙事的核心载体。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在传统文本外，更习惯于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在红色文化的叙事创新上做好充分的应对，重视红色资源的挖掘、阐释与运用，把握好“叙人、叙物、叙事、叙魂”四个维度，推动红色文化宣传向知识服务、文化服务上更进一步。一方面，要运用好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研究分析，细分不同类别的受众，做好“用户画像”，研发红色文化“产品”，或是课程设计、或是文艺作品等，提供有针对性的红色文化教育，增强认同感；
    另一方面，还要在科技艺术上塑造红色文化的话语文化，运用数字化技术，将传统叙事与现代技术展现相对接，掌握数字化时代下青年群体的表达方式和接纳习惯，有自信、有能力通过数字传播方式展现我们红色文化的先进性，让中国的红色文化“走出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二）重点：立体化塑型

    首先，学校教育是红色文化教育的主阵地。数字化技术应用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趋向，打造和开发好红色文化的数字化课程文化，关键是构建丰富的课程资源数据库，合理分类专题化的理论教学、项目化的实践教学、任务化的学生活动，实现课程的可执行、可评估、可展示。特别是要符合学生不同生长阶段认知、感知的特点，小学阶段重在启蒙引导，初中阶段重在感性体验和知识学习相结合，高中阶段重在实践体会和理论学习相结合，大学阶段重在形成理论思维，增强使命担当，形成良好的螺旋式红色文化教育衔接体系，真正让“培根育魂”的红色文化能够入脑、入心、入行。因为各级学校红色文化教育若处于相对独立、割裂的教学状态，不利于学生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在“共鸣”“认同感”上会大打折扣。

    其次，红色场馆是形成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重要社会学习之所。数字化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多层级智慧导览服务，为由传统感官式观展向体验式、沉浸式体验提供极大发展空间。此外，可以通过如：线上党课、党史典藏和线上研学课程等品牌栏目，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图文、视频和交互体验等多元形式，增强红色文化宣传教育方式的现代感和吸引力，进一步扩大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和覆盖面。通过场馆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主题信息、红色文化知识，既可以扩大场馆的社会知名度，也可以充分发挥纪念馆对社会舆论的正面引导作用。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会促使场馆功能多样化，除担负重要的红色文化“记忆”之门的象征意义、仪式场所之外，变被动的“等客上门”为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出击”，寻求于社区、学校、单位、企业、媒体的合作共赢。

    最后，政府要提供服务和“公共产品”。红色文化是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文化，需要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大力保护、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重点实施一批红色文化保护建设项目，研发、打造和开放红色文化国家数据库平台，建设一支红色文化专职专业人才队伍。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公益性的红色文化知识服务活动，集体性的仪式纪念活动。再有，政府部门也应牵头，搭建产教研融合平台，在项目建设中要做好科学规划。此外“公共性文化机构可以同影视公司、网络公司、旅游公司等商业性文化机构合作，一起开发文化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来促进文化的传承”[7]。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红色基因的活态传承是一个基于文化记忆的连续性实践。因此，如何将红色文化元素以“实体化”“活态化”的实践形态呈现出来，让他们活起来、传下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8]。数字技术的发展，必将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产生深远影响，还需看到数字化在红色文化的市场化运作、红色研学、仪式文化及红色文化立法化等方面带来的新动力、新问题和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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