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移民社会图甲的废立与运作实态研究——以新见宜春县图甲文书为中心

凌 焰 阳水根

(1. 萍乡学院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江西萍乡 337000；
2. 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王阳明研究中心，江西赣州 341000)

图甲体系受移民的影响至深且巨。为处理移民问题，各地纷纷在既有的图甲体系之外，成立特殊的移民图甲。例如，湖南平江县及江西的武宁、奉新、义宁等地，分别新编“广福乡”“四十都”“归德乡”“怀远都”以安置移民。广东开平、湖南新宁、江西萍乡等地虽未成立新的图甲，但也另编客籍。(1)参见同治《平江县志》卷一八《赋役》；
同治《武宁县志》卷二《疆域》；
道光《奉新县志》卷一《舆地》；
同治《义宁州志》卷一二《食货》；
民国《开平县志》卷一《地理》；
光绪《新宁县志》卷一《舆地》；
《萍乡十乡图册》，嘉庆十一年本，笔者收藏。图甲户籍是民众合法拥有土地、获得捐考资格与提升社会地位的依据，故移民千方百计谋求进入当地的图甲体系，以期在地方社会中立足。入籍后的移民，在土地、科举等各方面均与土著形成竞争关系，相互间多有冲突。如此，图甲体系的既有格局势必难以维持。那么，移民该以何种形式进入图甲体系，对土著及原有图甲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重构的图甲如何运行？概言之，清代移民社会的图甲实态如何？相关问题值得作进一步探讨。学界关于移民与图甲关系的研究虽有一定积累，但相对薄弱。(2)关于移民入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刘敏：
《论清代棚民的户籍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万芳珍：
《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籍的融合和矛盾》，《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梁洪生：
《从“异民”到“怀远”——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郑锐达发现清初江西袁州府由于人口损失严重，图甲体系几近解体，大量移民得以进入图甲体系，至清代中期，随着图甲体系渐趋完整，移民难以入籍，被排除在图甲体系之外；
他还对清代中期宜春移民图甲的废立有所关注。(3)郑锐达：
《移民、户籍与宗族：
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83页。凌焰继续展开移民入籍的讨论，考察了清代中期以后袁州府萍乡县移民入籍的具体步骤，并认为清中期后移民仍可进入图甲体系。(4)凌焰：
《再论清中期萍乡外来移民的入籍》，《史林》2014年第4期。谢宏维着重讨论清代万载移民与土著的学额纷争。(5)谢宏维：
《和而不同：
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38页。近年，熊昌锟亦注意到由于移民与土著的冲突，清代石城县设置了专门的“恩户”。(6)熊昌锟、夏静：
《清代赣南土客“冒籍”之争与“恩户”的设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上述研究突破了既有认识，深化了对清代移民入籍、与土著的纷争及移民特殊户籍的理解。以上研究侧重以移民为视角展开讨论，对移民影响之下的整体图甲体系关注似显不足。在材料上，也以方志、族谱为主，未充分利用相关图甲文书，对于图甲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关注不够。(7)关于图甲制运行的一种实态——义图制的研究引人瞩目。相关研究成果有万国鼎、庄强华、吴永铭：
《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民国史料丛刊》第14种，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曹乃疆：
《江西义图制之研究》，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3号，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
[日] 森田明：
《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龚汝富：
《民国时期江西推行义图制的尝试及其失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黄忠鑫：
《晚清义图制补论——以青浦县为中心》，《史林》2012年第6期；
李平亮：
《从“民间机制”到“官方体制”：
清及民国时期江西的“义图”》，《近代史学刊》第2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152页；
阳水根、凌焰：
《义图：
清代萍乡图甲的运行实态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因此，移民与图甲关系的研究尚有可深入的空间。本文以清代江西袁州府宜春县为研究区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较为稀见的图甲册和族谱中的图甲合约以及图甲账簿，细致地考察图甲体系的重建、移民图甲的成立及图甲的运行，以管窥移民社会的图甲实态，借此深化对图甲制的认识。

宜春县位于赣西，与湖南交界，地处湘赣走廊，明清时期为袁州府的附郭县。其地除袁水附近的河谷平原之外，多为山地、丘陵地带，“宜邑山谷深阻”(8)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国家图书馆藏，第12a页。。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变局，迟至清代雍正时期，宜春县仍饱受战乱的屠戮。其中，以移民为主的“棚民”引发的“棚乱”，自明代崇祯时期事发，至清代雍正时期才完全平息。最直接的后果即人口损失，或迁徙或被杀戮。如康熙时期的文献记载：

(康熙)十三年四月棚贼朱益吾、王乃忠等据三关九图以叛，蚁聚数千人，大肆杀掠，男女死者无算，遍焚民居，庐舍荡然烬。六月镇兵进剿，朱益吾就戮。党羽仍炽，九月贼党愈盛，处处蜂起。石里、石外、荐里、荐外、化北、乔迁等乡皆属贼据，声言欲屠袁城，坊隅居民逃散，阖邑戒严。及大兵云集进剿，民转输馈饷，日苦夫役，不暇耕耨，田地荒芜过半。(9)康熙《宜春县志》卷一《灾祥》，国家图书馆藏，第19a—19b页。

此次“棚乱”波及宜春大半个县，“叛乱者”在占领区行焦土之策，杀戮居民、焚烧房屋，其他民众则多有逃亡。而清兵进剿之后，民众为供应军队，亦牵连甚苦。这导致田土多半抛荒。康熙十八年(1679)任知县的王光烈描述清初的宜春县：“祸遭叛逆以来，人民杀戮最惨，田地抛荒最多，驻师最久，开垦最迟……到任之后，睹城市萧条，郊野荆棘。”(10)康熙《宜春县志》卷六《户口》，第4b—5b页。甚至，曾任此地道员的施闰章认为：“袁郡之民无土著，流人占籍自耕。”(11)《施愚山先生年谱》卷二《袁州府志·序》，施念曾辑：
《施愚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版，第112页。此时，地方官最重要的职责是招揽民众开荒，以完成赋役的考成，“无日不张示招徕，无日不履亩劝垦”(12)康熙《宜春县志》卷六《户口》，第6a页。。由此，虽然宜春曾发生过驱逐“棚民”的事件，大量移民仍然不断进入当地，或占据平地，或开垦山区，或租佃为生。

作为户籍、赋役制度的宜春图甲体系，在经历社会大动荡后，不得不进行重建。其中，移民参与甚深。而图甲体系的重建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为官方对图甲的宏观调整，一为民间对图甲持续地充实。

宜春的图甲体系在城内为隅、图，近城为厢、图，乡村分别为乡、里、图。每图由10甲构成。其中，图为最重要的层级，赋役征收、人丁编册均以图为单位。明末清初的动乱，使得宜春县图甲残破，“十递九亡，或以朋户顶充，或以共姓编补，或里绝归甲，或甲绝而归里”(13)康熙《宜春县志》卷一九《远卫》，第19a页。。因人口损失，不少图甲空虚，康熙二十二年(1683)宜春进行了均图，“二十二年均图，签盛补衰，改为十三乡、四隅、四厢，增新开里图共一百四十三图”(14)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b页。，其原则为“签盛补衰”，将原来的150图减为143图。宜春慈化涧山谭氏因“棚乱”从长沙迁徙到宜春，在宜春置产兴业，开图入籍。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萍城谭氏家庙宗谱》载，谭新吾兄弟于康熙年间携妻迁至宜春慈化之涧山，首先在石里乡大三图十甲户内帮户充差应考。(15)《萍城谭氏家庙宗谱》卷一《慈化涧山分新修族谱序》，1942年刊本，萍乡市图书馆藏，第1a页。这里的帮户充差是指谭氏在石里乡大三图十甲户帮朋差，虽然获得了应考的资格，但是其图甲名并没有谭氏。后来“因大二一图七甲彭子看人丁单寡，差繁难充，想签盛补衰，状控县主，扯我新吾兄弟帮补串名应考，该图七甲户名彭谭麟。”(16)《萍城谭氏家庙宗谱》卷一《慈化涧山分新修族谱序》，第1a—1b页。至此，慈化涧山谭氏在“签盛补衰”的原则下“均图”，与人丁单寡的彭氏串名朋充石里乡大二一图七甲，其图甲户名为彭谭麟。谭氏又“于乾隆八年，呈请另开该乡大六图，编入八三两甲版籍而得充里长。”(17)《萍城谭氏家庙宗谱》卷一《慈化涧山分新修族谱序》，第1b页。即乾隆八年，谭氏呈请开石里乡大六图，得以单独立户，分别编入大六图三甲与八甲，获得了充里长的机会。查宣统《宜春县图册》(18)《宜春县图册》卷六《石里乡》，宣统二年刊本，第6a页，南昌大学刘经富先生藏。可知，石里乡大六图三甲图甲名为谭兴祖，到清末该图三甲仍由谭氏一族独充，然大六图八甲图甲名为黄吴邹，这说明原来由谭氏独充的八甲改为由黄、吴、邹三姓朋充。以上谭氏的例子说明清代移民在宜春县开图立籍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由迁入开基到正式入籍可能需要数代的时间。其获得户籍的过程也较为艰辛复杂，谭氏经历了“招入帮户充差应考”—“均图串名朋充应考”—“开图单独立户充差”的入籍过程。

民间对图甲的充实在有清一代持续进行，这是清代初期宜春图甲体系重建最为重要的部分，民间的图甲合约能够很好地反映这一事实。民众在官方图甲体系的框架之下，对图甲进行内部调整，或招徕土著、移民充实图甲。如修仁乡奉化二图：

因顺治年间有十递居民逃绝过半，差役仅存其五户。但当差有差产之业，凡属田土、山场各户造有鱼鳞册籍，界至坵塅不必开载，彼此莫得混淆。差役职有专司，典籍责无旁贷。惟此丁逃户绝者，钱粮拖欠，差役难办，刻将安求顶充。(19)《宜邑修仁乡奉化二图丁户册》不分卷《原册小引》，光绪十三年刊本，宜春市图书馆藏，第1a页。

此处的五户应为一甲之总户。十甲大半或逃亡，或绝户，遗留下的差役无人承当，钱粮无人承办。又因为逃绝之户留下大量田产可供承其差者耕种，“虽云丁逃而差难逃，犹幸户绝而业尚存，则承其差者自应管其业，而受业即宜代办其差，欲求顶充者必待公议”(20)《宜邑修仁乡奉化二图丁户册》不分卷《原册小引》，第1b页。。因此，奉化二图并不向外招揽顶充：“与其索之图外，不如问诸图中。令其合户共当，莫若分布各认”(21)《宜邑修仁乡奉化二图丁户册》不分卷《原册小引》，第1b页。；
而是由现有的五户分别顶充，并平均分配其逃绝之户的田产：“然夫以现存其五户分认逃绝之差役，既无偏袒，而已逃绝之差役，散布现存之五户，岂有嫌疑？愿兹图人准此施行，耐守逃绝差产，暂为分兼承充，以待后来。”(22)《宜邑修仁乡奉化二图丁户册》不分卷《原册小引》，第1b页。

但这并不意味着奉化二图不招揽移民入图。清代的图甲本质是登记田粮的集合体，如果得到图众的认同，并经过一定的入籍程序，自可入籍。招揽移民入籍，对于本图民众而言，眼前即可得到诸多利益，如本图各户差役负担减轻，可分得一定入籍礼金。因此，奉化二图亦招揽移民入籍：

或有欲安兹土而快得其所，甘为宜民而谋顶入籍者，通图招其顶充。至若逃绝户内所有田地产业，仍归十递轮管。止有带产进户之业，亦属顶籍人契管，则此逃绝之产庶得常存而有赖焉，岂不甚好！(23)《宜邑修仁乡奉化二图丁户册》不分卷《原册小引》，第2a页。

可见，入籍的移民得先购置田产，“带产”方可进户。而逃绝之户原先当差、纳粮的田产，已归为土著之户的“五户”的差产。如此，于本图土著人户而言，既可分得田产，又可招徕移民分担差役。

除“带产进户”的方式入籍，亦有“给业当差”的形式。石里乡胜西二图八甲“易甫故绝，甲户虚悬，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奉上编审，签盛补衰”(24)《宜春杨氏族谱》卷首《附约》，清光绪十一年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a页。，于是将本图人户杨文甫、杨佈生叔侄顶入八甲当差。但杨氏“思嫌疲图，窎远星散”(25)《宜春杨氏族谱》卷首《附约》，第1a页。，不愿顶入八甲，经过诉讼，最终图内同意将八甲原易甫户留下的田产转给杨氏，这才完成此次图甲的调整，“蒙府县老爷着十递清查八甲易甫绝户产业，交付杨佈生完粮措差”(26)《宜春杨氏族谱》卷首《附约》，第1a页。。而在清顺治年间，移民亦可通过承顶差役获得土地，石里乡大五图“七甲周用成户，户丁文一、文二顺治七八年两年俱已故绝，抛遗虚粮，差徭无人承充”(27)《慈化汤氏族谱》卷末《众约》， 1943年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a页。，本欲将本图的盛户迁入七甲承差，但“无可任之人”，只得让本图的寄居户汤氏顶入七甲，“本图二甲现有寄居汤荣刘户粮多人繁，可以补充此甲差徭……周用成管荒田、荒山、屋基等项，尽与汤姓执约管业。”(28)《慈化汤氏族谱》卷末《众约》，第1b页。“给业当差”大多发生在清代初期，其时图甲负担较重。

上述奉化二图的重建以内部调整为主，幸存的五户承顶全图的差粮。另外招徕少量的移民入图以获利。而不少图，因其幸存的人户实力孱弱，并不足以承担起全图的差粮负担，不得不主要以招揽移民重建图甲。如石里乡大四图：

大四图原系十递，因康熙十七年三逃、六绝，仅存吴森一户。后蒙历任县主编审，招徕抚绥。(29)《宜春石里登南桥吴氏族谱》卷一《图册》，光绪十八年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a页。

十甲只存一甲的大四图，自康熙至嘉庆年间陆续有移民进入。仅存的九甲吴森户，依然招入移民，“九甲一户，原户吴森，洪武编派大四图民籍充里长。于雍正六年(1728)三月初十日有客户广东吴恒行帮差，约据。又于嘉庆元年(1796)有广东潮州府镇平县陈荣宗帮差，约据”(30)《宜春石里登南桥吴氏族谱》卷一《图册》，第4a页。。移民以来自广东者为主，其入籍必须办理一定的手续，重要的是其中花费颇多，土著颇受其益。

以上可见，因明末清初的动乱，宜春县人口损失严重，图甲体系崩溃。在图甲体系的重建过程中，官方仅进行框架上的调整，更多是民间的自我调整与充实。图甲人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会先将逃绝之户的钱粮承担下来，以获得相应的产业。而且，土著在已经足以完成田粮差役的情况之下，为了眼前的利益，亦愿意招揽移民入籍。然而，在清初赋役繁重，尤其是差役任务沉重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土著都愿意且有能力承顶本图逃户或绝户的差业。如此，宜春的图甲体系留给移民入籍的巨大空间。

清代宜春移民除了设法或被招揽入籍于既有的土著图甲之中，亦主动申请开立新的图甲。乾隆四十五年(1780)，宣东图、宣西一图、宣西二图、宣南图共四图，于宜春县东南山区的集云乡设立，“无辖地，皆寄居各乡”(31)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3b页。。这四图可称为移民图甲，专门容纳来自各地的移民。其中，宣南图对其成立过程有如下自述：

顾自明季丧乱，屋宇、生物皆造兵燹，自是土旷人稀。迄我朝定鼎，寰宇承平，于是他方之流寓及懋迁于兹土者，孰不乐其土之沃也。固我众姓支祖等，各自若省若府若州挟眷来宜，见其山明水秀，物产丰裕，遂各则处而居，营业置产，家焉，室焉。乾隆年间邀集各姓祖等，开立集云乡宣南图，编立十比保甲，承充差徭，与合邑土著一例。是以人安其居，世守其业。(32)《宜邑宣南图名册》不分卷《序》，光绪三十一年本，宜春市图书馆藏，第3a—3b页。

可见，移民趁宜春县经历了明末清初战乱、土旷人稀之际，自各地来宜春定居。到乾隆年间，已置产立业的移民成功设立移民图甲。道光二十五年(1845)，宣南图所编修的图册将各户的居址详细登载。从中发现，虽然宣南图编列于集云乡，但其中未有一户定居于此。各户分散定居于与宜春县各地，“我图众姓人等，星罗棋布，散居四方”(33)《宜邑宣南图名册》不分卷《合图议修图谱传序》,第1a页。，其中，以定居于宜春县西北部的石外乡、石里乡为数最多。

由于资料缺乏，宣南图具体成立的过程难以明确。但是，欲编列在石里乡的移民图甲——大七图、胜北图，未能成功开立，为此留下了万余字的诉讼案卷，有助于部分厘清移民图甲的开设过程。

大七、胜北二图与宣南图几乎同时申请开立，“现有田粮、庐墓及已经入庠捐考人等，请各在集云乡开立宣西、宣南各图，并石里乡开立大七、胜北各图编立议约输粮”(34)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0b页。。其理由均为便于输纳钱粮，“钟朝元、高文禄以丁粮繁盛，钱粮难催齐，禀请另开大七图，编立十甲，以俾粮赋早齐”(35)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5a页。。但为何大七、胜北二图未设立成功，并被土著极端蔑视，“何待异氓凑补”。从其案卷中可探知一二：

缘钟朝元，原籍赣州，居宜春县石外乡，在该乡置有田产。罗世南，原籍广东，住居宜春县荐里乡，亦于该乡置存产业。俱欲为子孙将来在宜考试之计，赴县禀请开图，希图立案，可免攻冒。因石外、荐里二乡钱粮无多，恐难批准，随以石里乡丁粮繁盛，钱粮难催等词，赴县禀请另开大七、胜北两图，并请邀高文禄等五人于呈内列名。该县以事关钱粮，据情详奉前署藩宪司马批准在案。石里乡生员陈大器等查知钟朝元等既不在该乡居住，乃禀县混请开图，恐藉此人籍冒考，先赴前钱升府任内控准，复赴抚学两院具控，奉饬查报。并据该县查明前事，自行检举，请将从前详准之案转请注销。(36)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5b—6a页。

可见，大七、胜北二图本已在石里乡成功开立，但被以陈大器为首的本乡生员攻讦，认为开立图甲的领衔人均未在石里乡居住和置产，试图在石里乡开设是因为本乡钱粮颇多，在此新设图甲以便催征钱粮，更容易获得官府批准。但是，图甲被注销的最重要原因是图甲之中的人户不在本乡居住，这一点宣南图亦如此，但其却成功开设。

从陈大器的反对理由中，可知移民成功开设图甲，将招揽更多的移民：“另开大七、胜北两图，悬造图册，预立十递议约，候招异类以实之”(37)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4b页。，从而有冒考之弊，与土著在科举中形成竞争关系，损害了土著的利益。宣南图的成立亦会带来这一弊端，然而宣南图成功开设，大七、胜北二图却终被注销。故土著所谓的反对理由，应并非全如案卷所言，尚有更深层的原因。

移民的陈述中反复强调新设图甲是为便于输纳钱粮，是否果如其言？道光二十二年(1842)，分散于13乡各处的宜春移民再度卷土重来，这次一次性申请新设两乡、15图：

乾隆间有客民开立大七、胜北二图，业经讼断除销。各宪有案，永不准开。今冷灰复燃，敛钱舞弊，开立名图十五，姓不胜数。切保甲因地而设，倘任迁开，土客何别。查客词捐考，随钱粮、庐墓攸定等语，阳假钱粮拖欠名色，阴栽勾引跨考张本，将来以姓冒姓，不惟邻府、邻县即外省府县呼朋引类，通弊莫绝，何能查其确切。禀请文廉迅恳即日批示吊销。现立赋册免酿巨祸，合邑沾恩上告。(38)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7b页。

此次移民又以便于催征钱粮为由申请新设图甲，经过与同为移民的书吏合作，再次成功开设新图，“各宪批发在案，并将户书惩革弊册销除，仍照旧章，推原其故，皆因客籍充当书吏勾引滋弊”(39)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8a页。。但土著又再次上诉，“讵料土豪汤邦才，势恶柳成杰，于县试大典，势恶、土豪纠众阻扰，登时罢考，即时涂销”(40)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9a—9b页。。以举人柳成杰为首，利用罢考的方式，向县官施压，最终新设的图甲又被注销。为此，移民们联合上控两江总督衙门：

身等皆属客图，催征钱粮因粮及千余两，户及千余户，图未编甲未立，星散各户得以逃粮，累及前之承催赔垫，有剜肉医疮之叹，即今身等承催有疮满于肉之苦。前岁身等各乡哭叩县阶颁请编图立甲，叨准立案。仰见上裕课赋，下苏民困。(41)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9a页。

再次重申因为编图立甲，钱粮繁重、人户众多的客图，其承催者不堪重负，难以完成任务，故再度恳请新设图甲，以便催粮。但是，这一理由被宜春县知县调查之后，予以驳回：

查该县向分十三乡，各乡所有客图，历未编入土籍图甲之内。其客户银米另编征册，一乡立一客图，如诏仁乡即曰诏仁客图，归化乡即曰归化客图之类。除善和乡无客户外，余十二乡并附城东西南北为四隅，其十四图合编一册，册内分载某乡客图，其户名银米条例，于后征收串票亦填明某乡客图字样，每乡客图内公举催头一人，承催银米。历来按图完纳，相安无异。(42)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2a页。

其重点在于申论位于宜春各乡的移民，虽未新设图甲，但每乡均已设立客图，并有征册、烟户册，且每图由客户担任催头负责催征钱粮，并无拖欠、难催之事实。移民申请新设图甲仅将某乡客图改一名字，并未有实质的改变，“查该县县客民在县所呈另立图式，如诏仁客图即改为永吉图，归化客图即改为永茂图，其余各乡皆然”(43)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3a页。。因此，官府认为“其立图催粮之法已与土籍无异，所异者图名上冠一客字，以为土客之分”(44)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3b页。，移民新设图甲的理由并不成立。可见，移民屡次申请新设图甲的理由，可能仅是一种表达的策略。

移民千方百计谋求新设图甲的原因，从其他叙述或也可知。在保甲事务中，身处客图的移民经由土著编查，“查宜邑客民来自康熙年初耕麻生活，令其冬去春来，后因客民朱益吾滋事设立烟册，饬令民籍各图轮值保甲，严造某省人氏编立册尾，杜勾跨诸弊”(45)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1b页。。如此，移民难免不被土著欺压。土著在保甲造册之时，移民就因收取规费之事上诉官府，最终以官府支持土著，默认保正可收取一定规费结诉，“断令该处棚民人等，除照旧章给钱八十文外，酌增钱二十文，每户共成一百文，以为图保造册，并给发门牌稽查用费”(46)《宜邑明湖李氏家谱》卷末《界约》，1947年本，第9a页。。

在捐考事项上，移民身处客图，亦受土著的控制，即使通过各种手段进入土著图甲，仍然会被加注为客籍，其客籍生员并未有如土著生员一样的保结童生参加科考的权利，因此客籍民众参加科考必须由土著出结，“公议章程，凡属客民入籍者补廪，不得与保”(47)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5b页。。

在完纳钱粮中，客图的钱粮征收也可能被土著把持。只有摒去客图的身份，才能获得钱粮征收的完全自主，“立图专责，劣衿拂欲把持”(48)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5a页。。

另外，如上节所述，土著图甲通过招徕移民来减轻其差役负担，并收取入籍礼金，如若移民新设图甲，此项利益必将受损。其中，土著对冒考尤为重视，“则凡未经呈明入籍及寄庄各户，均可蒙混一体捐考”。在反对新设图甲的诉求中，这一点强调得最多。

可见，移民新设图甲可摆脱土著的控制，对自身发展颇有助力。但是土著利益受损，势必会激烈反对。考察宣南图之所以设立成功，是因为集云乡地处宜春东南深山，未有如石里乡陈大器之类的地方强大势力阻拦，而且宣南图在乾隆十八年(1753)即有考取举人功名者，其实力不容小觑。

再次被拒绝新设图甲的移民，直到宣统二年(1910)清末新政地方自治开办后，尤其是科举废除后，才获准新设四图，终于摆脱了客籍的身份：

添开四图，系遵照核准之案办理。以东南厢一图、东南厢二图、西北厢一图、西北厢二图为限。但此次捐户现皆寄居各乡，并无辖地。(49)《宜春县图册》卷首《凡例》，第5b页。

时代变迁之下，从道光年间土客仍然分立，称“土籍因鉴于往事，总存匪我族类之心，故至今士客之限分别甚严”(50)民国《宜春县志》卷七《民政志》，1940年本，江西省图书馆藏，第19a页。，至此竟号称“宜春向无土客之分”(51)民国《宜春县志》卷七《民政志》，第19b页。。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科举废除，移民与土著再无学额的竞争，“清季停科举，兴学校，邑人士仰体国家维新之意，仿效世界大同之义，发起开设大同局，凡同隶宜春图籍者，不分新老，一体劝捐兴贤堂牌位”，宜春从而可以“土客大同”(52)民国《宜春县志》卷七《民政志》，第20a页。。

综上，移民新设图甲最为符合其利益，为达成其目的，在与官府交涉中始终以便于完纳钱粮之由进行申诉，以求顺利开设图甲。这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土著的利益，其为此以各种理由反对，并多有成功。但是，土著与移民在上诉过程中的叙述均未完全反映其最为真实的动机。移民图甲的废立涉及双方的切身利益，设立的成败关键在于双方的实力强弱，而在其各自最大的利益纠纷点消失之时，纷争自然平息。

如上所述，移民大量进入宜春的图甲体系，或入籍于原有的土著图甲之中，或在新设立的移民图甲之中，或仅能附于各乡的客图之中。移民图甲与客图的成员分布高度分散，自不待言。因移民进入及土著的发展、迁徙，造成土著图甲的成员分布呈现高度分散性，如奉化二图“人家甚众，寄居各处者亦复不少”(53)《宜邑修仁乡奉化二图丁户册·续修图册小引》，第3b页。，迁乔乡醴泉一、四图“各姓散居不一”(54)《迁乔乡醴泉一四图捐名册》卷末《跋》，年份不详(约清末)本，宜春市图书馆藏，第1b页。。其中的区别，只有分散程度不一的问题。因此，宜春土客图甲的运行机制大致相似。

作为户籍、赋役制度的图甲体系，其运行主要围绕入籍造册、完纳赋役等事务展开。其中，赋役事务是图甲运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清代宜春的赋税包括钱粮和南米两项，前者以银钱交纳，后者以稻谷本色完纳。其图甲负有催征钱粮、南米之责，荐里乡片二图的图甲合约中自述，“我图钱粮、南米历系里长承催收完”(55)《宜春大塘三甲李氏族谱》卷首下《合约》， 1920年西平堂本，第3b页。，图甲的赋税催征、交纳的具体承担者称为里长。除此之外，图甲还负有保甲之责，“民籍各图轮值保甲”(56)同治《宜春县志》卷一《地理·疆域》，第13b页。，负责将本图地界人户的造册登记，“各图互相稽查，挨家散给，宜据实数，载明丁口，并注明现在有无应考童生”(57)《宜春县图册》卷首《凡例》，第1a页。，故无地界的移民图甲与客图不用轮充保甲。由此，石外乡长下里一图八甲刘氏将图甲差务概括为两项：
徭役与大差。“我族轮充徭役，上中下三分照依原例，六灶拈阄。承充大差亦同”(58)《宜阳台上刘氏族谱》卷首《图籍志》， 1922年墨庄堂本，上海图书馆藏，第2a页。，徭役即承担保正，负责保甲事务，大差即担任里长负责催完钱粮、南米。

民众具体如何完成图甲差务？从石里乡大五图七甲的移民汤氏与土著周氏的图甲合约中可窥探一二：

立图约人汤河宗、周高湘等。缘大五图七甲差徭，历系汤八、周三充当，差务相沿已久。兹因赴饮图酒争做起衅，以致构讼。今蒙查讯，图众佥供明晰，沐恩讯明，谕令民等七甲差务，嗣后每逢值年大差催头、图保、钱粮等款及收图内租谷，俱照汤八、周三科派分收。

交盘置酒：
汤姓八股，接人十三个。周姓三股，接人五个。

开征齐粮置酒：
汤姓八股，接人四十个。周姓三股，接人十四个。

各置图酒及新正行图：
汤姓八股，去人四十个。周去人十四个。

所有各比充当催征齐粮置酒：
照依股分赴，汤姓八股派去五人，周姓三股派去一人。

收租交盘置酒：
汤周各去一人，首席上座仍旧汤居，周不得混争。

及每年新正迎接里长：
汤接四人，周接二人。

至周用成户则银、南米亦仍照旧敛钱完纳，嗣后均不得互相推诿争竞。汤周二姓邀集图邻作立合约，编立合同一样二纸，各收一纸，永远为据……咸丰二年二月初四日。(59)《慈化汤氏族谱》卷末《原约》，第1a—1b页。

顺治十八年(1661)，因七甲周用成户大部分户丁绝户，无法承担其七甲全部的差务，“现有寄居汤荣刘户，粮多人繁，可以补充此甲差徭”(60)《慈化汤氏族谱》卷末《众约》，第1b页。，即汤氏因人丁繁盛、税粮颇多而顶入七甲。在《宜春县图册》中，七甲户名为“汤周”。(61)《宜春县图册》卷六《石里乡》，第4b页。作为移民的汤氏反客为主，不仅名列周氏之前，而且其实力远高于周氏。在差务份额的分配上，汤氏与周氏的比重为8∶3。

以上关于差务的各项规定，呈现出差务运行的细节。对于图甲成员而言，安排好各项“置酒”活动，对于保证图内差务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大五图七甲所列的“置酒”总共6项，规定较为细致，明确了各姓参加的人数。其中，“交盘置酒”为七甲在轮值差务的当年，将里长之责交出之时所置办的酒席。里长承担了一图中最为重要的差务，是图甲运行的关键职位，每年由一甲轮充，故交接之时，需由各甲派代表作为见证。其置酒活动除七甲的人员之外，共有18人参与。

清代宜春县各图为确保本图各户按时足额交纳赋税，一般每年规定在农历十一月的一天置办酒席，邀齐图内各甲代表参与，以便督促各甲及时缴纳赋税，这一活动称之为“齐粮置酒”。“开征齐粮置酒”指七甲承担里长之责时所应承办的酒席。其规模除七甲之外共54人，平均每甲6人参与。而“所有各比充当催征齐粮置酒”是指其他甲轮值里长时置办的齐粮置酒，此时七甲汤氏派出5人、周氏派出1人，共派6人赴宴。可见，各图齐粮置酒的规模每年一般保持不变。其具体操作：

每年齐粮置酒，上忙的于五月初十，下忙亦限十一月初四日赴饮。十递各自猛省，投县完清，若不完清者照依银两、钱粮多少加赔封罚，绝不宽容。(62)《宜邑修仁乡奉化二图丁户册》不分卷《计开奉化二图十递商议章程》，第1a页。

奉化二图每年定于农历十一月初四置办齐粮置酒。宣南图则规定“每年齐粮置酒遵依十一月初八日齐集赴宴”(63)《宜邑宣南图名册》不分卷《考费》，第1b页。，于农历十一月初八置办酒席。酒席办完之后，由每甲各户自投封柜，奉化二图里长仅负责催征。而荐里乡片二图里长的职责并不一致，同治八年(1869)之前其里长不仅要催征，而且负责将本图各户赋税送县完纳。此后，片二图规定赋税中的钱粮部分由“各户自行投柜完官”(64)⑥ 《宜春大塘三甲李氏族谱》卷首下《合约》，第4a页。。但其赋税中南米部分的完纳仍沿用旧法，“每年南米照依旧章，各户送至上三元殿，众收众完。完米出入用费，亦系众管”⑥，先由各户将南米送至指定地点，再由里长负责汇总并赴县完纳。可见，各图只要保证足额缴纳赋税，其具体办法官方并不过多干预，而由各图内部订立规则。

宜春图甲在完纳赋役事务中负担较重，故里长一职责任重大，亦备受尊敬。“每年新正迎接里长”即指大五图七甲每年正月之时设宴招待里长。石溪陈氏规定正月迎接里长的费用由族内摊派，“新正迎接图递俱照派，不得推卸”(65)《陈氏族谱》卷首《差约》，光绪十一年本，上海图书馆藏，第2b页。。这一惯例延续至民国初期，此时台上刘氏规定，“我族定每年正月二十日接里长于厅，事端肃恭迎，备酒一席”(66)《宜阳台上刘氏族谱》卷首《图籍志》,第2a页。，明确具体的日期，迎接的时候必须肃穆庄重。甚至对迎接里长宴席的菜品也有严格的规定。石外乡长中里一图规定“每年接里长以后俱要用新鲜大虾坐席，如有不遵，公众处罚酒席两桌”(67)《宜春县石外乡长中里一图账簿》，记账年份为光绪十年至民国十六年(1884—1927)，第30a页，汤利群先生收藏。。可以想见，正月时里长异常忙碌，图内各甲均备好酒席恭迎里长。里长亦可通过这一漫长的“巡游”，更为熟悉图内各甲的状况，增进与各族的交流，有助于其行使职能。

为减轻图甲差务负担，宜春县各图一般有一定数量的公产，可为承担差务者提供补助。“收租交盘置酒”是指大五图七甲每年图内公产承租者交替之时所置办的酒席。其规模较小，汤氏与周氏各派1人，但明确规定必须由汤氏居上座。

每年正月图甲的活动，还有规模最大“图酒”，即各图每甲选派代表参加一年一次图内大聚会。大五图七甲每年此时共选派54人参加，其中汤氏40人、周氏14人。可见，图酒的参与人数将达500余人。借此，图内各甲各族可强化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

清代萍乡县的图甲差务，依靠义图这类高度组织化的形式及义祠共祭祖先的方式完成，图有图会，甲有甲会，族亦成立差会。(68)凌焰：
《图甲制下的乡村基层社会——清代萍乡义祠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0页。虽然宜春为萍乡近邻，但其图甲中这类组织方式较少，所起作用有限。石溪陈氏所在图在乾隆年间试图成立图会，“十一年众作合约，轮甲里役，收租完粮，奈图不遵约议……只得每年将田租除银廿八两正与轮充里役，应差使用，余则按甲均分”(69)《陈氏族谱》卷首《差约》，第1b页。，该图会仅实行十余年即解体，其图产按甲分析，未能持续经营。在奉化二图、宣南图、醴泉一四图所编修的图册中，未见与图会组织相关的记载。宜春的甲亦较少成立甲会，大五图七甲为完成其所应当承担的差务，汤姓和周姓以相互约定的方式履行，但易起纷争，经历过诉讼之后，通过合约形式确定相互间的责任和义务。

经过协商或以合约形式确立了差务份额的各族，如何在族内分配差务？荐里乡片二图三甲李氏道光年间的差务合约载：

立合分当差、大小公务约人李和廷、春盛……因烟分两族，分为上下分，共同当理差事多载，至今众用难抖，差务不能合当……凭图公议定，概行差事各分管四递半。(70)《宜春大塘三甲李氏族谱》卷首下《合约》，第1a—1b页。

李氏分为上下两房，因此将除本甲之外的片二图其他9甲分为两部分，分别承担4.5个甲的差务。随着李氏的发展，两房变为三房之时，其差务亦分为3份，“三分合众商议……差事各分各管，拈阄为定甲”(71)《宜春大塘三甲李氏族谱》卷首下《合约》，第1a页。。这是将本图差务按任务均分，各房同时承差的方式。除此之外，也有宗族并不均分差务，而是将一年的差务按时段分，由各房在不同时段承差。如善和乡安仁上里十甲李信仁户：

每逢戊年承充里长。新塘里模鉴子孙承充两个月，模浩子孙承充一个月，城塘里模周子孙承充四十五日，模胜子孙承充四十五日，团凌子孙承充三个月，盆形里珍公支下承充三个月。(72)《宜阳李氏重修支谱》，道光二十二年本，第1b—2a页。

十甲李氏每10年轮值里长一次，其间各房均分别承担一段时间的里长，由45天、1个月至3个月，多少不等，合起来总共12个月。可见，宜春的宗族亦很少成立差会，多以合约的形式确立彼此的份额。

综上，清代宜春的移民图甲仅承担催征赋税，土著图甲除此之外还承担保甲任务。土客各图均有形式多样的置酒活动，借此加强沟通、紧密联系，形成一个更为稳定的赋役团体，从而保证图甲差务的顺利完成。图、甲、族各层面均以合约的形式确立彼此在差务中的份额，较少成立高度制度化的差务组织。

本文从图甲体系的重建、运行及移民图甲的废立、结构、地域、运作等方面，分别对赣西北地区的宜春图甲制进行了讨论，重点分析了清初宜春县图甲体系的重建和清代宜春县移民图甲的废立以及在移民社会中图甲的实际运作。宜春县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图甲内人户损失严重，吸引了大量移民进入，由此，宜春的图甲体系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官方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从整体上对图甲进行了调整；
但民间社会对图甲持续地充实，是重建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图甲重建可分为图甲内部调整和招徕土著、移民两种方式。招徕移民一般发生在图内有逃户、绝户之时，但也会出于获利的目的。这一过程中，不少移民得以进入宜春的图甲体系，进而在清代初期成立了专门的移民图甲，摆脱了土著的干扰与控制，但这发生在清代初期社会动荡尚未完全平息之时。待土著力量重新恢复后，移民多次尝试再次成立新的移民图甲，即遭土著激烈反对而失败。故终清一代，大量移民始终未能进入宜春的图甲体系，只能处于客籍的身份，受到土著的压制。因为宜春大多数图甲都存在移民入籍的现象，所以土客图甲在运行机制上并无太大差异。与萍乡图甲运行高度依赖义图组织不同，宜春的图甲大多未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组织，而是通过各类“置酒”仪式，联络分散的图甲成员，以加深彼此的认同感，讨论、决定赋役的完纳，并以合约的形式明确各自在“置酒”活动中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置酒”仪式的举行有利于图甲走向组织化。除江苏、江西等地有义图制外，徽州、广东等地区也有基于图甲系统成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如“排年会”“粮会”“汪公圣会”“义会”等，这类赋役协作互助组织，强化了图甲在民间社会的运行。(73)黄忠鑫：
《明清徽州图甲绝户承继与宗族发展——以祁门瀛洲黄氏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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