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经典小故事

一、朱德：遇到困难，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仲夏，骄阳似火，一连二十几天没下过一滴雨。仪陇遇到了百年难见的大旱，一时之间，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就连那山上的野草，也几乎一点火就着。人们只好到处找水，维持生活基本所需。

一天傍晚，从私塾归来的朱德放下书袋，像往常一样，背上背篓，拿上镰刀，割草喂牛。他今天选定的区域，是住宅东边的几条田埂。平日里，这几条田埂的外侧绿草如茵，青翠欲滴。连日的烈日炙烤，芳草失去了往日的容颜，枯黄的叶子蜷缩起来，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割下半篓子枯草后，朱德眼前一亮，前方不远处竟然有一丛青草，泛着悠悠的绿色。朱德立即放下背篓，奔了过去，用镰刀撬开草皮，但见此处泥土松软润泽，不禁大喜过望，如果不是下方有水脉经过，此处的泥土理应是干燥的才对。于是，朱德也顾不上那半篓子枯草，叫上兄弟们一起挖井找水。

夕阳下，朱德和自家兄弟挥汗如雨，运锄如飞。他们光着膀子，挖土的挖土，运泥的运泥。很快，挖到了沙岩，一滴水都没有见到。兄弟们纷纷想要放弃，朱德却笑着告诉兄弟们：“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下边是沙岩，换铁锨来！遇到困难，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我们现在没挖出水，只能说明我们还挖得不够深。大家再努把力，加把劲，胜利就在前方。”在朱德的鼓励下，大家一起凿岩。不知不觉间，已是月上柳梢头。突然，凿出的沙砾湿漉漉的。大家高兴万分，往下再挖了半尺左右，坑中开始出现积水。朱家兄弟一边继续深挖，一边往旁边拓展，修整加高井壁。很快，一口深约两米的水井初具雏形。午夜时分，兄弟几个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第二天清晨，朱德挑着水桶，到井边取水，水井中已经蓄满甘露。傍晚时分，当他再次来到井边取水时，水深已达六尺。

朱德找到水源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的乡民奔走相告。自此以后，乡亲们有了新的水源，再也不用跑到几公里之外去取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亲们为感激他的恩泽，便用人们心中最神圣的“琳琅山”为此井命名，取名为“琳琅井”。

二、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三、朱德：红军总司令的办公室

1934年12月，红军来到四川甘孜地区稍做整顿，暂时驻扎下来。生活上依旧困难，每天大家都要出去挖野菜，然后掺进有限的粮食煮咸菜糊糊充饥。

有一次朱德和一位战士挖野菜回来，看着手中的篮子，说：“收获不小啊！已经装得冒尖了。”战士也随着笑了。他们把野菜送到伙房后，朱德又说：“小鬼，走，到我办公室去坐坐。”

呀，这是怎样的办公室呀！从外面看，犹如一个大草垛，只不过多了一个门，低着头进到里面，又暗又窄，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才看清，原来这办公室是老百姓的一间灶屋，长时间烟熏火燎，又阴暗，又潮湿。

朱德亲热地招呼小战士坐，小战士这才注意到，总司令已坐在了一张“桌子”后，只见“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文件、电报，还有厚厚的大书。办公桌腿是用泥坯垒起来的，桌面是几条粗糙的木板搭的。这难道就是指挥全军的总司令用的办公桌吗?这时，朱德发话了：“你是在看我的办公桌吗?这样的桌子?不是一样可以写字、看书吗?我们的战士，不是在以膝盖为书桌学习吗?条件是差点，以后会好的。”说完便开怀地笑了。

四、朱德：“不能有特殊的共产党员”

朱总司令在教育党员、干部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党内只有特殊的战斗任务，不能有特殊的共产党员。”他虽然身为总司令，但他却时时处处以普通一员出现在群众之中。八路军总部在武乡县王家峪时，担任总部党小组长的是参谋人员潘开文同志。朱总司令对这个小组长很尊重，他总是按时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认真执行党支部的决议。

有一次，党支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让党员分小组回顾总结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改进指挥机关的工作。晚上，党小组开会时，同志们觉得总司令傍黑才从外地回来，太累了，就没去通知他。第二天前晌，总司令忽然找到潘开文问：“昨晚开会，为啥不通知我参加?”小潘顺口撒了一个谎说：“我以为你没有回来呀！”总司令笑了：“我回来时，你不是在操场上还看了我一眼?”小潘一看露了馅，说了实话：“我们怕你过分劳累，想叫你早点休息哩！”“嗨，我是骑马回来的，又不是步行。就是再累还能比长征累?那时，咱们在泥沼里走一天，晚上还不是照样开会?”小潘说：“昨晚主要是党员们检讨前段工作中的问题，你的工作满好，有什么检讨的。”朱总司令却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嘛，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能十全十美?”

总司令一席话，说的小潘没话了，当面保证：以后开会一定通知你。后来总司令参加小组会，认真地在同志们面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体党员很受教育。

五、朱德：终身为党服务

1925年3月7日，还在德国的朱德给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季子（即李季）、莘农（即陈启修）写了一封信。朱德在信中要求“来莫入东方大学”，“研究军事”，并明确表示“归国后即终生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他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昭然纸上。信中提到的东方大学，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它1921年创办于莫斯科，专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及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干部。怀着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1925年7月，朱德如愿来到了莫斯科，开始了新的学习，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年时间里，除了参加宣传会、劳动以外，基本都在学习、研究、练习器械、打野营。他还参观考察了博物馆、学校、工厂等，做过毒气爆炸之类的军事学实验。他对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巩固苏维埃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表现出来的蓬勃精神感到无比兴奋。

六、朱德拒收豹子皮

1941年春天，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到南泥湾开荒种地。那里山深林密，野兽成群，有时会威胁人们的安全。为此，部队专门组织了一个打猎队，结果还真打了不少野猪、狼，还有几只金钱豹。战士们的生活环境随之安全了。

有一天，朱德总司令到教导队视察，他看到挂在院里的豹子皮，走过去摸了摸，连说：“好皮子！好皮子！”接着关切地向大家询问队里打猎的情况。听完了队里的汇报，朱德很高兴，当场答应给教导队配发2000发子弹。

当天下午，朱总司令要回延安了，教导队的领导把一张捆好的豹子皮送给总司令。原来，在这之前，教导队的同志们听说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几个队干部一商量，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可是朱总司令坚决不收，他对大家说：“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啥子‘贡’呦?我们党是有规矩的，不兴送礼这一套，我这个当总司令的更得带头遵守啊！”总司令指着穿得破旧的教导队战士们说：“同志们很辛苦，穿得却那样破旧。一张豹子皮可以换七八匹布，能做好多套衣服，让我白拿豹子皮，那我不成了‘剥削户’了?总司令剥削大家，这多难听。”说完他大笑起来，大家只好作罢。

朱德总司令在廉洁上可谓是率先垂范，他一尘不染的作风和真切关心下属的情怀，不正是八路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法宝吗?

七、朱德重视调查研究

年事已高的朱德，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深入厂矿、农村考察。视察回来后，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亲自主持起草调查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

八、朱德的澡盆

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直到1976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逝世了。

九、朱德21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十、朱德：自来水不是“自来”的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

十一、朱德不做新衣

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十二、朱德补粮食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十三、朱德的家产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
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十四、朱德：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十五、朱德：“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

工作人员说，朱德是他们工作生活中的严师益友。图为1962年，朱德与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合影。朱德无欲则刚，也特别反感那些对自身进退得失斤斤计较的行为。这时，他罕见发怒可以统一思想，端正态度，争取更大胜利。

1938年，朱德来检查三四四旅的工作，当时旅长徐海东身体不适，要去延安治病。朱德提出拟让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代理第三四四旅旅长。田曾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作战英勇顽强。

但是，延安总部考虑到三四四旅作为当时八路军仅有的几个主力旅之一，且正处于特殊时期，而田守尧资历较浅，没有同意朱德的报告，还回电陈述了另派他人的原因。

田守尧当时仅23岁，感到没面子，没参加旅部为徐海东送行的聚餐会。朱德见田守尧闹起情绪，要求旅政委黄克诚召开旅党委会对田进行帮助。会议开始后，与会人员沉默了好长时间，黄克诚只好带头发言，但批评得比较委婉。

黄发言后，朱德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个指着参会人员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他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田守尧虚心接受了批评，此后作战勇敢，并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等职。1943年初，田守尧前往延安学习途中，在黄海海面遭遇日军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十六、朱德：为搬家的事发火

有一回，因为搬家的事，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罕见动怒。这既是纠正其错误，又是进行言传身教。

1949年夏天，党中央从北京香山搬进中南海。由于连年战乱，中南海这座美丽的皇家园林年久失修，楼阁亭台油漆斑驳。1951年，相关部门对中南海内的古建筑进行大修，为了适应政府办公需要，又建造了一些新房舍，并安排朱德和刘少奇两家搬到距西华门不远的西楼去住。

新建成的西楼是两幢灰色的三层小楼，甲楼坐东，乙楼坐西，没有围墙，建筑结构类似公寓，一层是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在楼上。朱德去看了房子，当看到甲楼的房子大一些，又有会议室，便提出，让少奇同志住甲楼。他说：“少奇开会多，安排房子应该有利于工作。”可刘少奇却不同意，他说：“甲楼离街远，安静些，朱老总年纪大了，家里人口又多，应该安排朱老总住甲楼。”

朱德和刘少奇互相谦让，谁也不肯搬进甲楼。最后，朱德向管理局同志发火了。他表示：“如果少奇同志不住甲楼，我就不搬家！”刘少奇无奈，只好搬了进去。

1970年，已搬出中南海的朱德，又为一桩生活琐事动怒。原来有段时间，出现了大量从朱德家中拨往石家庄的电话记录。朱德近来并没有同河北的领导联系过，这些电话是谁打出去的?朱德的第一反应，是家中有人公话私用，他十分生气，把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发了一通火，要求把事情查清楚。

终于，私用电话的人查出了，是一名经常来朱德家串门的亲戚。他的女朋友在石家庄，他每次来朱德家都要私用电话与女朋友通话。朱德让人统计了通话次数，然后叫亲戚照价付费。最后，这名亲戚掏了8元钱。这当时几乎是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十七、朱德：十二字怒批贪官

1952年1月的一天，时任武汉市纪委书记谢帮治正向朱德汇报工作。朱德听着汇报，脸色却越来越严峻。谢帮治心里打鼓，停止了汇报。朱德紧锁眉头：“讲下去！”

谢帮治汇报的是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的事件。不久前，一个担架队抬着十几个部队伤病员赶往武汉市某医院。医院院长兼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摆出官架子，说地方医院不收治军队伤病员。事后，武汉市医务部门有人写信给毛主席，揭发宋瑛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伤病员，致使个别伤病员失治而死的官僚主义错误。

宋瑛臆测这封信是武汉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

朱德听完汇报后，气愤不已，指示中南局纪委对此案彻底调查。后经多方查证，证实纪凯夫是清白的，予以平反。周季方、宋瑛受到严查，调离原岗位。

此后，朱德又提出，案件“处理以后，要及时总结经验，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出来。这点很有作用……报上一登，到处传遍了，他的错误行为再也隐蔽不起来了”。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瑛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

对贪官，他向来十分痛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当刘青山、张子善的劣迹报到朱德那里后，他勃然大怒，挥笔批下“触目惊心，党性何在，国法难容”12个大字，而后面见毛泽东，对毛泽东说：“决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个人与独立王国的存在。不管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我们都要一视同仁、严肃处理。”毛泽东对此十分赞成。

十八、朱德：视察不让组织群众欢迎

朱德常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特殊……个人特殊了，就会脱离群众。”因此，当人们给他一些特殊照顾时，他总是拒绝接受。他到各处视察时，从不让组织群众欢迎，不让多跟车。他视察克拉玛依油田时，矿务局组织群众列队迎接，他见了说:“你们组织大家欢迎我，这一方面耽误了工作，同时又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希望今后不要这样做。”

十九、亲民爱民的朱德

朱德视察新疆时，他临离开住过的宾馆时，都要走进厨房、水房、服务员室，和炊事员、烧水工、服务人员、保卫人员亲切握手感谢大家的服务，勉励他们要热爱本职工作。在乌拉乌苏农场，他去商店看食品供应情况，和售货员一一握手。这时，酱菜柜台的一个服务员满手沾着酱油、醋，正急于擦手，朱德一把握住她的手，亲切地说:“没关系，你的手不脏。”

二十、朱德：不坐“滑竿”

1963年，朱德到四川乐山地区视察，到了峨眉山下。当地群众听说朱委员长要上山，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副“滑竿”。朱德坚决不坐，说坐“滑竿”上山，就失去爬山的意义了。别人劝他说“您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又不常来，偶尔坐一次不算过分。”他说：偶尔坐一次也不好。他终于没有坐，硬是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一步一步攀登到万年寺。在山上稍微休息之后，又一步步返回原地。

二十一、朱德：不摆老资格

朱德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总是平等相待。给朱德做过保健医生的顾英奇回忆说:“在近十年的接触中，我深深体会到总司令既没有官气，也不摆老资格，甚至年龄上的老资格也不摆。那时他是个20多岁的青年人，但70多岁的朱德一直称呼他“顾医生”“顾大夫”。一年，顾英奇因身体血清转氨酶偏高住进了医院，朱德和康克清还专程来到病床边探望他，安慰他好好养病。这让病房的医生、护士和病友们都十分惊讶、感动。

二十二、朱德：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午饭时，卫土向朱德报告:“董老夫人何连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大姐不在。何大姐曾问到总司令，我说您在楼上办公，她就回去了。”朱德听了后，和蔼地说:“你这个同志呵，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周公离现在几千年了，他是周成王的叔父，又是宰相，却很是谦虚。周公有一次在洗头发当中，不得不三次握着头发立即接见来访的人；
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不得不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立即接见来访的人。这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古人都讲谦虚，不搞官僚主义。你不让客人见我，就给打发走了，这样做，多不好呵！”

二十三、朱德排队理发

1928年1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新城以后，部队在新城附近进行短暂休整。数十月行军作战，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脏了，袜子破了，头发长了，休整时，朱德除了布置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以外，还留出时间让指战员们处理个人事务。

一天，数名战士来新城南门的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店的黄师傅很热情，他一边给战士们理发。一边问：“听说朱德军长也在城里?"红军战士睁开眼看了看，没有回答。黄师傅自言自语：“朱军长真了不起，那么多的敌人，都被朱军长打败了。红军没来以前，城里的敌人可威风了，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百姓们可苦了。自从红军来了，穷人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这全靠毛委员和朱军长的好领导呀！朱军长是个啥样子哦?你们见过朱军长吗?"说话间，朱德也来这家理发店理发了，他见人多，就悄悄的排在几名战士的后面等候。

好一会儿，那战士理完发，翻过衣服领子走出来，看见朱德排在后面，吃惊的叫起来：“朱军长你也来理发?”战士们一听，立刻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说：军长，你先理。黄师傅回头一看，才知道此人就是朱德军长，连忙拿着白围巾走过来说：“朱军长，我给你先理。”朱德摇着头说：“不不，你给他们先理，干什么都有个先来后到嘛，我还是排在后面吧！”

朱德从来不欠理发钱，这也是井冈山人民传诵的一段佳话。

有一年春节前夕，朱德的头发很长了，胡子也没有时间刮。大家都劝朱军长去理个发。朱德只得抽空来到镇南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主非常热情地理完发，刮了胡子。朱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毫给店主，说：“这是理发刮胡子的钱，谢谢你。”说完就转身往外走，店主一把拉住朱德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他激动的说：“红军来了，我们的日子好过了，过去国民党来理发不但不给钱，不高兴还打人，砸店。今天的好日子是你和红军给的，我怎么能收你的钱?”

朱德听了连忙把红军遵守纪律，爱护百姓的道理讲了一遍，再三表示理发一定要按价给钱。店主人听了，滴着激动的泪水对朱德说：“那好，这银毫我收下，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银毫。”

这位店主一直珍藏着这枚银毫，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枚银毫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二十四、朱德找党小组组长作检讨

抗战时期的一天，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时间搞了一次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这个小组成员大多是警卫班的党员。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埋头工作，党小组组长就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义务劳动。

事后，朱德知道了这事，便找党小组组长作检讨，并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党内没有特殊党员，都是普通党员。每个党员都应当尽一个党员的义务，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是我建议的，党组织也作了决定，我理应带头执行。这次义务劳动没参加，是说不过去的，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监督我严格执行党的决定。”

开国中将王紫峰从1928年就跟随朱总司令参加了红军，可以说是总司令的老部下了。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好。七溪岭战斗胜利结束后，王紫峰奉命回井冈山。朱德获悉王紫峰回来，嘱咐妻子伍若兰炒几样好菜，做一锅红米饭，他要请王紫峰和几个从军部下去的同志会一次餐。吃饭时，王紫峰边吃边向朱德汇报下乡工作情况和体会。朱德听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说：“我听宁冈的同志反映，你们表现得都不错，做出了很大成绩，可不要翘尾巴啊！”

王紫峰从宁冈葛田回井冈山后，调到红二十八团特务连任司务长。当时，朱德经常下连队了解情况，到二十八团跑的次数最多，因为二十八团是他南昌起义后带过来的基本部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天早饭后，朱德顶着炎炎的烈日，来到二十八团特务连，受到全连官兵的热烈欢迎。刚调来不久的王紫峰更是兴奋不已。老领导、老首长来了，他这负责后勤的司务长，自然不能马虎。于是派炊事员特意到附近老百姓家里采购一点荤菜，可当时井冈山附近的老百姓家里生活都十分穷苦，哪有什么好菜?后来，好不容易才从一个猎户家里购买了几个山鸡蛋。中午，王紫峰让炊事员蒸好后，就去连部请朱德吃饭。朱德来到饭堂，王紫峰搬了一张竹椅招呼朱德就座。朱德没有入座，而是背着手，绕着饭桌看了一圈。突然，王紫峰发现朱德的一双浓眉皱了起来，那脸色顷刻间也变得十分严肃。

“紫峰，给我找个饭碗。”朱德看了一阵后，回头吩咐王紫峰说。炊事员闻声，取来一副碗筷，朱德接过后，扭身走出食堂，同外面的战士一起有滋有味地在草坪上喝着南瓜汤。吃完饭后，朱德再次走进食堂，专注地盯着王紫峰：“你们特务连的人天天都吃山鸡蛋吗?”王紫峰无言以对。

朱德见王紫峰尴尬，便放缓声调说：“我曾多次讲过，咱们队伍官兵平等，你这个管吃喝的司务长就忘记了！今后要注意啰，多往战士们身上想。”朱德说完后，欲离开饭堂。王紫峰忙苦着脸问朱德：“军长，那这些煮熟的山鸡蛋……”

“你们都不能吃！拿给躺在床上的伤病员吃！”朱德说完，走了。

二十五、朱德题写的《勤俭格言》

朱德同志一生朴实无华，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处处节俭。1960年10月，朱德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勤俭格言》：“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首诗既是号召全国人民要坚持贯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制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精神，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要长期坚持这种传统美德。勤俭不论对于国家，还是家庭和个人，都是永久的真言。朱德通过这首诗把勤俭节约上升到真理的高度，而诗中的感慨就是他长久躬身实践的总结。

朱家从老一辈传下来的的家风就是“立德树人，勤俭持家”。朱德除了自己“一生都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出现”外，对自己的后代也从未降低要求，“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并立下不成文家规：不准搭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女儿朱敏题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三个“勤俭”体现了朱德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对儿女们的要求。朱敏后来谈道：“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二十六、朱德：三份便饭

1947年11月，某部六连连长王洪禧和班长张喜顺去朱总司令处会谈。张喜顺腿部负伤，还上了夹板，刚刚出院。

来到总司令住处，朱德马上下炕迎接他们，同他们亲切地握手。张喜顺忘记了右手是扶墙站着的，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朱德忙过去扶着他，亲自搀他坐在凳子上，关心地问道：“怎么，你腿负伤了?”他还一把拉着王洪禧坐在紧靠着他左手的炕沿上。

朱德在详细地了解战斗情况后，警卫员端来了一碗大米饭，一碟炒白菜，一见朱德吃饭。王洪禧、张喜顺起来告辞。朱德却热诚地说：“不要走了，一块吃。”随即，见警卫员又端来两份同样的饭菜。吃饭时，朱德关心地问：“连队伙食好不好?战士们现在吃什么?”“吃的不错，吃小米干饭，有时还能吃上顿白面，蔬菜也常有。”朱德意味深长地说：“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能吃上这样的饭，就是不错啊！”

二十七、朱德：土布制服

1947年的一天，被服厂的厂长带着两个同志高高兴兴来到朱德的住处，要为敬爱的总司令做一套制服。朱德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朱德问道：“厂里都有些什么衣服料子?”厂长临来时，就打定主意要为总司令做一套像样些的制服，于是说：“报告总司令，有毛料的，也有洋布的。”朱德没马上说话，微笑着上下打量这个厂长，然后问：“同志，你穿的这套衣服是什么料子的?”厂末语塞了：“这……这是小土布的，这是给战士们穿的……”朱德说：“我就要这个小土布的。”“总司令，这么多年来，您没有一套好点的衣服，我看……”厂长还没说完，朱德就打断了他的话，亲切而又严肃地说：“我也是个战士，就要这个小土布的。”几天后，被服厂厂长给朱德送来了一套新的土布制服。

二十八、朱德：避亲任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成了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时候，远在四川老家的亲属们有人准备来北京看望，同时也想利用朱德的亲属关系，谋求一个更理想的职位。仪陇县委考虑到这些亲属解放前受够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迫害，不少人还因受牵连而流落他乡，解放后才返回仪陇，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把他们送到重庆，请中共西南局转送北京。

西南局为此事专门拍电报请示中央，朱德当即回电说：“……请动员他们立即回去。要求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

二十九、朱德：悠悠故乡情

1960年，朱德解放后第一次返回故乡四川省仪陇县，县委的同志想，多年来他第一次回老家，该好好招待一下才是。可人还没回到家，朱德的“指示”先到了：“就吃家乡饭，其它通通不要。”而且这个“指示”一直坚持着发挥“效益”。以后他每次到四川，都是吃杂粮，吃泡菜、灰灰菜、清明菜和折耳根等四川野菜。每次做饭如果吃不完，他总嘱咐把剩下的饭菜收起来，下顿饭热一热再吃，谁要给倒掉了，就要挨他的批评。有心人记得：

在南充，他吃的是清明菜和米粉做成的馍馍；
在成都，他吃烤红薯不剥皮，服务员劝他说：连皮吃不好消化。他却和蔼地说：“不要紧，我消化得了。”在成昆铁路工地上，有人想给他单独做饭，却被他阻拦了。在简陋的工棚里，他吃的是跟筑路工人一样的饭和菜……

在回故乡的路上，人们送给朱德一些家乡的特产，他却一样也没有带走。只是在临离开仪陇时，他在街市上买了两双草鞋，有人问：“买这干啥?”朱德意味深长地告诉大家：“草鞋穿起来舒服，过去我在家里劳动，穿的就是它！”

三十、朱德：特殊不得

朱德从不许家里的人坐他的小汽车，哪个人也不例外。小孙子们上学了，他规定一律不许坐小汽车上学、外出，就连他的女儿也不例外。有时朱敏因事耽搁了，回校太晚，或身体不好，需要坐车，朱德还要嘱咐秘书付汽油费。朱德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时说：“第一，汽车是因为工作需要为我准备的，你们没有权利坐；
第二，现在一般家庭没有小汽车，你们常坐，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特殊。特殊化，这可要不得。”

三十一、受礼付款

有一次，朱德的一位外孙子从外地来北京探亲。单位领导请他带了当地产的两瓶醋和一瓶酒送给朱德。朱德接受了人民群众的好意，并让外孙回去后代他向那位领导致谢，同时还按照醋和酒的市场价付了钱。他说：“不能因为我是委员长，就破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不接受任何礼物。”外孙临走的时候，朱德再三叮嘱要把钱交给单位，还要求把收据寄回来，好让他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收了款。

三十二、朱德：高腿沙发

进城以后，朱德在中南海只住几间老式的平房。管理部门的同志看那房子太破旧了，说要修理，可朱德却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该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后来他换了住处，但是卧室仍然不宽敞，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一张旧棕绷床，—个旧床头柜，一个旧衣柜，一张木桌，一张旧式沙发，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他老人家自己手书的毛主席诗词和语录，此外再无其它装饰了。晚年的时候，因为行动迟缓，那张旧式沙发又矮，常常是坐下去，站起来就很吃力。朱德就自己想出个主意，他请工作人员用四根木头把沙发的腿接起一截，继续使用，硬是没有换新沙发。他还风趣地称这张沙发是“土洋结合”。就是这张接了腿的高沙发伴着朱德度过了晚年。

三十三、朱德：改装浴盆

朱德住处的卫生间很窄小，卫生间里的洗澡盆还是进城后不久安装的，又高又笨，每次进出都很不方便。人上了年岁，手脚本来就不灵便，澡盆又高又滑，太容易发生意外了。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组织上几次要把澡盆改装一下：放得低一些，再装一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其实这只是花几个工时，用不了多少钱的事，朱德却始终不同意，他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的很，我这里已经很好了。再修，又要浪费钱财。”直到1976年6月底，朱德因病住院了，工作人员才趁机悄悄地把澡室改装了。深知他老人家脾气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件事，还做了等他出院后挨他批评的准备。

三十四、朱德：“两件补一件嘛”

朱德同志吃的很普通：每餐一小盘素菜，一小盘半荤半素菜，—点点泡菜，一小碗汤。后来，经常吃的是菜和米煮在一起的稠菜饭。他吃多少就做多少，从来不浪费一点点饭菜。有一次，厨师买了点对虾，想给首长改善一下生活。朱委员长看到以后，特别嘱咐大家：以后不要买这些东西，它可以出口，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穿着也非常朴素：经常是一身旧布衣服，领口、肘部、袖口和膝盖等处，都磨破了。内衣补了又补。在他老人家的衣柜里，找不出两件好的、新的贴身衣服。有两身好点的罩衣，只是在接见外宾和外出工作时才穿。一回到家，又换了旧衣服。他常用的洗脸毛巾，总是用到破得不能再用时，还舍不得换条新的。有一次，身边的人看到他的毛巾实在太破旧了，说：“首长，这毛巾该进博物馆了，换条新的吧！”他老人家说：“还可以用些时候嘛！”后来实在不能再用了，才换了一条新的。

康大姐看到朱委员长穿的衣服实在太旧了，特别是脱了棉袄以后，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容易感冒，想给他做点新衣服。朱委员长知道以后，说：“把旧衣服补补，还可以穿嘛！”工作人员帮着说：“您老人家的衣服太破了，不能再补了！”他说：“不能再补?两件补一件嘛！”

朱德同志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对待生活和享受，从不把自己摆在特殊的位置。进城后，他就住在中南海的几间很旧的平房里。管理部门几次要翻修，都被他阻止了。他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该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

平时，他珍惜每一粒米、每一页纸。甚至有时警卫员看到他杯子里的茶已经喝得没有颜色了，要倒掉重新沏，他也不让，说：“冲上一些水，还蛮有味道呢，倒掉了多可惜！”

朱总司令曾用两句诗来写照自己：“历年征战未离鞍，只见公仆不见官。”董必武也曾赠诗：“尽人传说非凡将，一见才知不似官。”

三十五、朱德：靠艰苦奋斗战胜困难

朱德同志生活十分简朴，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总是教育干部要发扬红军和八路军的作风。他说：“当年红军一没有好的物质条件，二没有好的环境，就是靠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今天大家发扬这个作风，社会主义建设就快了。”他来江苏视察，总是轻车简从。在一个马袋里，装着他的全部生活用品，一床黄军被，几件替换的衣服。他的房间里，从来不让摆茶叶、水果之类。工作人员吃什么，他就吃什么。1964年1月6日，朱德同志在连云港码头视察的时候，在路上发现垃圾堆里有废铁丝，就停下来用手杖把它拨到一边，告诉随行的同志收起来，炼钢用。他看到地里埋着一节钢丝缆绳，就放下手杖，弯腰去用手拔。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建设可不容易啊，就得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三十六、朱德：最后一次党费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里，陈列着一张两万多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同志建国后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康克清同志按照朱德同志的生前嘱托，把这笔钱全部交给了党。朱德同志逝世前不只一次地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他还说：子女们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受钱财和物质享受，让他们接受钱财则害了他们。

朱德同志生前还对亲属讲：“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书籍你们可以留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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