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书籍名称分类及英译

摘 要：以敦煌文献中书籍名称的分类为基础，强调译前解读书名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探讨译中遵循的原则及采用的策略，以及译后检验译名质量高低的标准。书籍名称翻译时应遵循“三从”原则，“从众”和“从他”针对已有译名，是对前人研究结果的尊重和认可;“从己”则针对未检索到的译名进行创译。根据书籍的类别，翻译时以音译、直译為主，辅以各种补偿手段，如回译、概译、融合译等。译后以“准确性”“可读性”和“可辨性”为译名质量检验标准，兼顾“系统性”和“统一性”。通过书名翻译，助力敦煌文献翻译，传播敦煌文化，推动敦煌学的国际对话与互动。

关键词：敦煌文献;书名分类;文化内涵;书名翻译原则;书名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Z8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339/j.issn.1673-8578.2022.03.006

Classific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ook Titles in Dunhuang Documents//ZENG Lix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book titles in Dunhuang documents， we tend to attach the importance to revealing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various book titles before translation， then discuss the three principles （conventionality-pre-emptiveness， author-pre-emptiveness， and self-pre-emptiveness） to be followed and the strategies （transliter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supplemented with various methods of compensation） to be adopted while translation， and offer criteria （accuracy， readability， distinguishability as well as systematicity and uniformity） to assess translation quality of book titles after translation. We think book title translation can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Dunhuang document translation， thus promot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disseminate Dunhuang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Keywords：Dunhuang documents; classification of book titles; cultural connotation; translation principles of book titles; translation approaches of book titles

收稿日期：2021-12-09   修回日期：2022-01-01

基金项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21年度科研项目“敦煌文献中专有名词的分类及英译策略研究”（YB2021012）;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19年度科研项目“中国特色术语翻译标准化研究——以敦煌文化术语翻译为例”（ZC2019025）

引言

敦煌文献，是甘肃文化“走出去”的有力载体。敦煌文献翻译是“国际文化互动、交融的直接推动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效度”[1]。敦煌文献中书籍名称的翻译则是敦煌文献外译的先决条件和成败关键。在敦煌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书籍名称是外国读者了解敦煌的桥梁，也是敦煌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首先对敦煌文献中的书籍名称进行分类，强调译前解读书名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探讨译中所应遵循的原则、采用的策略，以及译后对译名质量的检验标准。

1 敦煌文献中的书籍名称分类

依据杨伯峻、何乐士在《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一书中的专有名词分类标准，可按意义将其分为三大类：人名类、社会名类和自然名类[2]。社会名类可以细分为官职、国家、民族、部落、朝代、机构、谥号、书籍、绘画、剧目、壁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名称。敦煌文献中的书籍名称是社会名大类下的一个分支，内容涵盖辞书、辞典、文集、自传、目录、图录、经文、变文、诗歌、赋汇、日记、碑刻拓本以及译作等（见表1）。

按文献的命名，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主题内容型，格式文体型，人名、别称、官职型，藏书楼、书斋型，地域、地名型，主副标题型以及混合型等（见表2）。

按文献发现的时间、地点及出版年又可分为两类：古籍文献与现当代文献。敦煌古籍主要指辛亥革命（1911年）前历朝有关敦煌的写本、刻本、抄本、稿本、拓本、活字本等，其中一部分发现于藏经洞，后流失到世界各地，经后人抄录、影印、排印，具有中国古代图书传统装帧形式的典籍，如：《排字韵五》《大云无想经》《舜子变》《敦煌石室遗书》《流沙坠简》等;敦煌现当代文献主要指辛亥革命后敦煌研究者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本文献所进行的各类整理工作，包括抄录、影印、编目、校对、注释、刊布等研究，如：《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掇琐》《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见表3）。

敦煌文献中的书籍名称庞杂，涉及领域广泛，对其进行科学分类，能够揭示标题术语的构成规律，是做好考证和翻译的前提，为后续文献名称翻译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敦煌文献中的书籍名称翻译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际活动，它不仅仅涉及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递。书籍名称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因素，如何克服两种文化及不同时空下兩种受众的差异，精准、透彻、全面理解书名中的文化因素，将原文的内容恰当、充分、自然地传达给译文读者，是对译者翻译态度、经验及素养的考验，也是对译者翻译原则、策略运用的检测，它直接决定着文化信息传递数量的多少及质量的优劣。

2.1 翻译原则探析

书籍名称属于术语。有关术语翻译的原则，多年来语言学家多有讨论，但并未形成定论。姜望琪认为：准确性、可读性和透明性是术语翻译的三项标准，准确性是第一位的，可读性、透明性不能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3]。辜正坤在谈到外来术语翻译问题时，也强调只有在准确的前提下，再追求系统性，可辨性，才能锦上添花[4]。侯国金认为术语翻译的准确性难以界定，他反对“不可读的准确，有悖系统性和可辨性的准确”，主张术语翻译应遵循“系统—可辨性原则”[5]。刘迎春、王海燕以中国航海工具名称的翻译为例，提出名称翻译是一个再命名的过程，应该遵循专业性、单义性、约定俗成性和等价性原则[6];郑述谱认为首先应该关注术语的约定属性。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区别对待已经标准化的术语与未经标准化的术语。对于前者而言，第一位的是要遵守已有约定，即颁布的标准。至于后者，可以考虑相约一些统一的措施[7]。以上讨论归纳起来，术语翻译标准或原则大概如下：准确性、可读性、透明性、系统性、统一性、可辨性、约定俗成性。

那么，就书籍名称翻译，有没有一种更为直接，译者更好遵从且能够囊括以上原则的提法？侯国金在《语言学术语翻译的原则和“三从四德”》一文中客观地分析了各个“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最终给出了一种新的提法：“三从四德”。“三从”即“从众”“从他”“从己”;“德”谐音为“得”，意即在“三从”原则指导下的翻译，可以“获得可用之名”[8]。以下是“三从”原则的详细阐述及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2.1.1 “从众”原则

“从众”亦称“从俗”，即尊重约定俗成的译法，以得到现存的广为接受的译法，也称“名从历史”。敦煌学为国际显学，敦煌文献中的一些书籍名称已经有了既定的英语译法，译者需要做的就是多渠道考证已有译法，从中挑选最具有权威性的英译名，以大众广为接受的方式让其传承下去。

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例，通过检索发现，2012年5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现亚马逊网站有卖，其对应的英译名为Dunhuang Manuscripts Reserved by National Library （Chinese Edition）。分析发现，此译名不仅满足“从众”（约定俗成）原则，而且也能充分体现译名的准确性、可读性、统一性和可辨性。而且该书在国内外已广为销售，其译名的接受度也高，因而直接借用是最佳选择，避免了不同译者各自翻译所造成的书名不统一、可辨性不强的混乱局面，《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Dunhuang Manuscripts in British Collections （Chinese Texts Other than Buddhist Scriptures）（该译名也源自亚马逊网）也是这类译名。

2.1.2 “从他”原则

“从他”亦称“从前”，即遵从他人或前人的译法，以得到既有的或权威的译法，也称“名从主人”。这种译法体现了对原译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和认可，当然前提条件是甄别译名正误，确保其可读性和可辨性。敦煌文献的研究由来已久，一些外国汉学家多年来均致力于此学科的研究，成绩斐然，他们的研究理应被传承下去。

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的翻译为例。从豆瓣读书检索到1978年日本出版了该书，由日本汉学家山本达郎、土肥义和、池田温等合编而成，其英译名为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译名中“敦煌”的古发音Tun-Huang和现代拼音Dunhuang并不完全吻合，虽未体现“统一性”，但其“准确性”“可读性”和“可辨性”均无可非议。本着“从他”（“名从主人”）的原则，直接借用该译名，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肯定。再以《敦煌图录》为例，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编著，全书共六卷，法文版先后于1920至1924年出版。原书的法语译名为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符合“准确性”和“可辨性”原则，译者可在括号中补充英译名（The Caves of Dunhuang），既体现了“从他”的权威性，又能满足“可读性”和“统一性”原则。

2.1.3 “从己”原则

“从己”亦称“从我”，指经查证后，找不到约定俗成或没有前人的译法，译者自己动手的创译。这里的“从己”，绝非随心所欲，而是在已有“约定俗成”译名指导之下的仿译，是受制于其他各“性”制约的翻译。此过程不仅是对译者翻译态度、经验、能力及素养的考验，也是对其翻译成果的一个检验，比如：是否遵循术语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的运用是否得当;译文是否准确、可读;是否能被后来者“从众”“从他”，从而传承下去。

以《流沙坠简》的翻译为例。由于未检索到任何英译名，译者需要自己翻译。译前需解读书名的文化内涵。《流沙坠简》中的“简”，不仅指记载在竹、木上的简牍文献，还包括记载在绢帛及纸片上的文献;“坠”有“遗失、散落的意思”;“流沙”指遗失的地点——沙漠，书名非常形象。进一步检索后发现：此书描述了汉晋时期散落在敦煌长城烽燧、罗布泊及尼雅古城遗址的“简帛文献”。鉴于书名蕴含的文化内容多（木、帛、纸上的文字）、范围广（敦煌、罗布泊及尼雅）、表达凝练（四字）、富有寓意（流沙既有沙漠之音，又有散落之意，一语双关）等特点，翻译时语义、语言、风格无法兼顾，遵循“准确性”和“可读性”原则，侧重语义和文化内涵的传递，舍去风格和语言形式的传达，最终以音译的方式力求准确，括号里辅之以意译，以求可读，得出译名：Liusha zhuijian （Records of Lost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in the Desert）。译名中的拼音既遵循“准确性”“可辨性”原则，又便于读者溯源;而补充的意译能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帮助读者了解著作大意，增添阅读的趣味及检索的便利。除此之外，《舜子变》 Shunzi bian（Narrative on Emperor Shun’s Filial Piety）、《珠英集》 Zhuying ji（An Antholog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等也采用类似的表达。

笔者认为，“三从”原则能很好地指导书籍名称翻译，“从众”和“从他”的前提是全面、充分考证已有译名，甄别并确定其可接受度，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也是为了保持术语的“系统性”和“统一性”;而“从己”则是针对未检索到的译名进行创译，对已有译名中错译、误译的现象进行重译。创译和重译均以“准确性”为前提，正确解读书籍名称的文化内涵，创译时遵循“可读性”“可辨性”原则，兼顾“系统性”和“统一性”。

2.2 翻译策略探析

译文质量的高下不仅取决于译者所遵循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也不可忽视，前者对后者起指导作用，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蒋坚松在《古籍翻译中表达的若干问题》中说：“译者的任务是在直译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变通和补偿手段，以求在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同时，努力再现原作的风格和语言形式。”[9] 徐超谈及书名的外译时提出四种办法：音译、意译、改译及兼译[10]。姜秋霞在其《敦煌文化翻译：
策略与方法》一文中，针对敦煌文化内容涵盖广、知识性强、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提出术语翻译的具体方法：“直译”“回译”“象译”“概译”“类译”“似译”“体悟式翻译”“杂合译”和“补译”（“音译+”“直译+”）[11]。综上所述，译者对文献翻译的策略与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主要以音译、直译为主，外加各种变通和补偿手段，以求最大化地传达原作信息，让读者通过书名走进书中，走近敦煌。下面笔者以书籍名称的特点为例，具体探讨敦煌文献中书籍名称的翻译策略。

2.2.1 结构简单、修饰关系明晰的书名翻译

此类书名理解无障碍，表达相对简单，以直译为主，有时为了信息的明确，或瞬时给读者传达多元信息，译者会选择补充相关文化，让读者通过书名便能了解书籍大意。

《鸣沙集》是1988年新文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荣新江在自序中谈及命名依据：“本集所收敦煌学论文、书评等，内容大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敦煌学的学术史问题，一是敦煌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所探讨的材料，基本上是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故此题作《鸣沙集》，而以‘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为副题”[12] 。充分了解了书名内涵后，采用直译+补译的译法，最终译名The Mingsha Collection—On the Academic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Dunhuang Studies，主、副译名的结合既忠实对应了原作的基本语言风格及外在形式，同时又凸显了原作的主要内容，读者阅后一目了然。

2.2.2 含有多个术语、彼此限定或修饰的书名翻译

此类书名以现当代文献居多。书名内多个术语，层层叠叠，彼此限定或修饰，虽然不难理解，但表达时应理清各术语间的修饰关系，按序合理安排位置。这类书名翻译以直译为主，外加其他变通和补偿手段。

以《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为例。经查，该书的主要内容为佛阐释个人前世的高尚行为。Wikipedia检索发现，“Noble Deeds”对应的梵文为“Avadāna”，其释义为“legendary material centering on the Buddha’s explanations of events by a person’s worthy deeds in a previous life”。该释义中的梵语Avadāna和原书名中的“讲经文因缘”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果断选择该部分回译;其他部分“变文”遵循“从众”原则，采用音译;“辑校”意为辑录和校勘，直译便可。按英文表达顺序整合各部分，最终得其英译名：A Compilation of Dunhuang Bianwen on the Subject of Avadana Tales，这种“直译+音译+回译”的方法，也称“融合译”，使书名具有理据性，表达更为专业。

2.2.3 具有相同核心概念术语的书名翻译

敦煌文献中许多书名属于同一类，具有相同的核心概念，对于这种书名应采用类译法，以确保体系内的统一性。如：“敦煌石室”或“鸣沙石室”，统一采用Dunhuang Caves;“目录”或“录”选用catalogue;“辑校”用compilation，“XX藏敦煌文献”用Dunhua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XX或Dunhuang manuscripts in XX collections。比如：《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译为Fragments of Classics from Dunhuang Caves;《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译为A Compilation of Dunhuang Documents from Clubs and Organizations; 《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译为Catalogue of Works Unlisted in Buddhist Scriptures in Dunhuang Caves;《英倫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译为Catalogue of Chinese Dunhua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2.2.4 含有异域名称或术语的书名翻译

对于含有异域名称或术语的书名，一律追根溯源，找到最原始名称出处，回译过去，力求源语言与目标语言间的统一与一致。换句话说，回译既是翻译又是检索。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例。此书名中的“黑水城”便可采用回译。百度检索发现，蒙古语称“黑水城”为“哈拉浩特”，位于干涸的额济纳河（黑水）下游北岸的荒漠上，是居延文化的一部分。Wikipedia记载：“Khara-Khoto was a Tangut city in the Ejin Banner of Alxa League in western Inner Mongolia near Juyan Lake Basin. I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city of Etzina， which appears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检索发现，“黑水城”原名为蒙古语Khara-Khoto。另外，Wikipedia中 《英藏黑水城文献》 的译名为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Collected in Britain，遵循 “从众”原则，采用类译及回译的策略，将《俄藏黑水城文献》译为：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Collected in Russia。除此之外，《大藏经》回译为梵文Tripitaka;《地藏菩萨本愿经》回译为Kitigarbha Bodhisattva Pūrvapra瘙塀idhāna Sūtra，括号内补充英译名Sutra of the Fundamental Vows of the Bodhisattva Kitigarbha，既遵循了“准确性”“可辨性”，又符合“可读性”和“约定俗成性”。

2.2.5 文化内涵丰富、语义难解的书名翻译

这类书名往往为古文献，书名文化内涵丰富、语义难解，现有英译名几乎找不到，所以，译者只能遵循“从己”原则，自己创译并定名。翻译时首先应解读文化内涵，在正确理解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准确表达，以求译名未来能够被别人 “从他”或广泛接受并传承后，能够“从众”。对于这类书名，翻译方法分为以下几种：

（1）音译+直译

以《大云无想经》为例。又称《大云经》，是佛经涅槃部典籍，南北朝以来从西域传来，并有译本在敦煌出土。初读标题，对涉及的文化信息难以理解。翻译时首先解读 “大云”“无想”的文化内涵。搜索后得知，“大云”指山西大云寺，是闻名遐迩的佛教古刹;“无想”是佛教语，意为“不想过去、现在、未来之事”。据史料记载，此经书与武则天有很深的渊源。众所周知，武则天曾有过在感业寺出家为尼的经历，虽然她痛恨这段时光，但也因此很信仰佛教。由于《大云经》讲述的是菩萨普度众生的故事，武则天为了能顺理成章地夺得皇位，命人伪造《大云经疏》，即这部经的解释注疏，书中暗示武则天乃弥勒菩萨转世，要成为女皇，消除世界上的疾病、忧虑和灾难。在对标题文化内涵准确理解的基础上，便是对译名多渠道的查证。从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页上查到此书对应译名是Dayun wuxiang jing （The Great Cloud Sutra），根据“从众”和“从他”原则，译者借用音译+直译的表达方式。

（2）音译+释译

以《尔雅》为例。它是辞书之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由此可以这样表达：Erya， the earliest Chinese dictionary。音译部分“Erya”满足“准确性”，可以帮助读者溯源，释义“the earliest Chinese dictionary”又能很好地解释本书的文化内涵，达到“可读性”。

除此之外，《排字韵五》Paizi yun， a rhyme dictionary of the arrange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book V）;《碎金》Suijin， a dictionary of everyday vocabulary等也采用此译法。

（3）音译+意译（概译）

如果说不同民族之间思想和表达方式的相同或相通之处是直译的基础，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是意译的依据。以董康的《书舶庸谭》为例。据史料记载，董氏以访书刻书著称。他沉痛于古籍善本的东流，梦想将其收辑，因此在避难日本期间，勤访旧椠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终成这部日记集——《书舶庸谭》。

乍看书名，难解其意。先分解词义：“舶”为“航海大船”，“书舶”应该是指漂洋过海，流失到日本的古籍善本;“庸”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先秦时是对某些地位较低的劳动者的一种称呼，有平庸、平常之义。在古代文献中，“庸”与“诵”字通用。董康号诵芬室主人，所以这里的“庸”是他自谦的表达;“谭”乃形声释义字，“言”为义，“覃”为声，“言”与“覃”结合，表示“深入交谈”。这里“谭”同“谈”，像《天方夜谭》《菜根谭》等著作中，“谭”都取“谈”之意。据此，本书名所传达的意义基本清晰，是董康四次在日期间对收辑到的古籍善本做的访书笔记。在充分考证、理解的基础之上再进行表达，便有了其英译名Shubo yongtan（Diaries of Four Trips to Japan）。对比原书名发现，汉语“文字隽永、内涵丰富、对仗工整”，英译名文化内涵传达到位，语言简洁易懂，但遗憾的是，在语言风格和意境对等方面与原作相去甚远。要想再现原书名“用词典雅、文气，组句古朴、正式，情调恬淡、高远”等特点，实属不易，只能分清轻重，有所为有所不为，用音译+意译法概括传达原作内涵，达到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4）音译+意译+补译

以《古文尚书》的翻译为例。《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前者是用汉时隶书抄写的，后者是用先秦时的字体书写的，比《今文尚书》多16篇。秦统一六国后，小篆成为通行全国的文字。理解书名内涵后便是表达。首先明确的是，《尚书》乃史书经典汇编，意译为classics of history，“今文”和“古文”的区别在于使用不同的文字，因此补译小篆small seal style，最后融合三个方法：音译+意译+补译，得到英译名Guwen shangshu（Classics of History in Small Seal Style），便于和《今文尚书》Jinwen shangshu（Classics of History in Official Script）相区别。

通过以上翻译的典型例证可以得出，文化内涵丰富、语义难解的书名主要采用音译+各种变通和补偿手段，音译使其满足“准确性”和“可辨性”，其他变通和补偿译法主要为了达到书名的“可读性”以及同一体系内的“统一性”。

3 结语

作为术语的一个大类，书籍名称翻译时理应遵循“准确性”“可辨性”“可读性”“统一性”以及“约定俗成性”，这五“性”也是检验译名接受度的最好标准。本文认为，“三从”原则（“从众”“从他”“从己”）是以上各“性”的凝练和诠释，能较好地指导敦煌文献书名翻译过程中策略和方法的具体应用。“从众”优于“从他”，“从他”又优于“从己”。但鉴于敦煌文献书名目前可检索到的权威译名极为有限，译者只能先分析已有译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己”翻译，以期为敦煌学翻译研究和对外传播提供借鉴。

然而，“在敦煌学的蓬勃发展研究和国际对话与联系持续加强的时代语境下，各界尚未有明确的敦煌学翻译危机意识，敦煌学翻译研究也未能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1]。“目前国内有能力真正从事敦煌文化翻译工作的人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严重制约了敦煌文化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制约了敦煌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敦煌文化翻译难度较大固然是其客观存在的因素，而敦煌文化翻译人才严重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3]。可见，目前敦煌学翻译研究未能“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敦煌文献翻译研究缺乏固定化、专业化的翻译队伍。作为译者，在敦煌文献书名翻译中困难重重。因此，如何披荆斩棘，闯出一条可行之路，不僅是对译者语言素养的考验，更是对其历史文化素养、信息素养和术语素养等的考验。鉴于此，笔者提出，翻译过程中遇到理解或表达方面的问题时，与原作者及外籍专家随时沟通，建立协同翻译机制非常重要，这样可以省时省力，避免出现对书名望文生义或曲解内涵的现象;同时，政府主管部门需出面，建立一支固定化、专业化的敦煌文献翻译队伍，通过高质量的译介，将敦煌文化的研究成果传播到国际敦煌学界，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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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丽馨（1972—），女，硕士，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术语翻译、翻译教学。目前主持、参与省部级、地厅级项目6项;发表学术论文约20篇;著译《敦煌文化·译从——遗响千年：敦煌的影响》等4部;参与编写的《敦煌文化关键词》获“2019年中央宣传部地方优秀外宣图书一等奖”。通信方式：lixin-ze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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