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述略*(1)

□ 罗 莹

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旷日持久，甚至最终导致中西政治断交的“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主要涉及祭祖、祭孔礼仪以及关于至高神的“译名之争”）这一时代背景下，它在欧洲启蒙思想界引发了有神、无神乃至自然神论之争，神启之外是否存在仅凭个人理性即可实现人生幸福的可能性，面向古老的东方信史而滋生的对圣经纪年真伪的质疑，以及在社会物质层面上兴起的欧洲中国热等问题。这些轰轰烈烈的现象和影响往往掩盖了儒学西传这一知识迁移过程中，需对其浩瀚且充满矛盾张力的历史文献以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生成缘由予以厘清的必要性。本文拟对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的主要传播者、核心外文文献及其相关影响，以及该事件对当下的借鉴意义逐一展开论述。

明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作为17—18世纪“西学东传”和“中学西传”的主力军包括来华耶稣会士及其论争对手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天主教修会的来华传教士及教廷特使等，正是经由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在书信、年报中对当时中国国情和社会民生的介绍以及来华各个修会围绕中国“礼仪之争”发给教廷的一系列论文、证词和报告，共同塑造出一个既拥有强大的理性文明，且因其地大物博、国力雄厚、富庶优雅以及完善的政治管理制度而备受艳羡的中国，但在当下民生中又充斥着偶像崇拜的祭祀礼仪，乃至在理学新儒的著述中“发现”了无神论主张。下文谨依据各修会在“礼仪之争”中的不同立场，对其儒学著述的成果分别作一介绍。

（一）来华耶稣会士的儒学西传

1.儒家典籍译本。来华耶稣会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并将学习成果服务于文化适应政策主导下的中国传教事业。16世纪入华的耶稣会士打造的儒学译作，如现存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四书”译稿以及传说中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译稿，皆为未刊手稿，因其多为孤本甚至已佚，流传影响度极低。进入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正式刊行四部“四书”拉丁语译本：《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书中包括首部拉丁文《孔子传》《大学》中拉双语对照全译本并含《论语》前十章的译文）、《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1667—1669，第一个《中庸》中拉双语对照全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拉丁文译文、一部当时内容最为翔实的拉丁文《孔子传》并附孔子像、《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纪》及中国地图等内容）以及《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1711，现存可见最早刊印的“四书”拉丁文全译本并含《小学》《孝经》的拉丁文译文）。随后基于这些译本亦产生了一系列欧洲语言的转译本，直接促成“儒学西传”史上的首个高峰。(1)罗莹：《十七、十八世纪“四书”在欧洲的译介与出版》，《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第34—41页。

进入18世纪，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8—1737）撰有《大学》拉丁文译稿（Versio Capitis Librorum Classicorum quod Ta hio seu magna scientia inscribitur），韩国英（Pierre Machal Cibot，1727—1780）亦留下《大学》（Traduction du Tahio）和《中庸》（Traduction du Tchong-yong）的法语全译本。相较于“四书”，更为古老、权威的“五经”获得了当时入华法国耶稣会士的重视。“五经”中最受关注的首推《易经》和《尚书》，白 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马 若 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1664—1738）、刘应、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都有相关的译本手稿及研究著述，其中雷孝思基于两位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1669—1748）和汤尚贤（Pierre du Tartre，1669—1724）的《易经》未刊稿，并以1715年康熙命李光地等人编纂的《周易折中》为翻译底本所完成的译著《易经，最古老的中国著作，附有雷孝思等耶稣会神父的阐释》 (Y-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 ex Latina interpretatione P. Regis aliorumque ex Soc. Jesu. P. P.)，由德国东方学家莫尔（Joseph Mohl，1800—1876）于1834年和1839年分两册在斯图加特和图宾根编撰出版，是首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并获刊行的《易经》全译本；
而此时《尚书》最有名的刊本则是宋君荣的法译本（Le Chou-King ou le livre sacre, nommé aussi尚书Chang-chou ou le livre supérieur，涵盖《虞书》到《秦誓》共计30章内容，完成时间不详），因被法国汉学家鲍迪埃（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收录于他的《东方圣书》（Les livres sacrés de l’Orient，1875）一书而为世人所知。《礼记》方面，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考证，宋君荣曾用拉丁文进行选译(2)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05页。另参见赵晓阳：《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以〈四书〉〈五经〉为中心》，《恒道》第2辑，2003年，第487—489页。笔者曾查对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宋君荣名下的“五经”译作，并未谈及宋氏有《礼记》译本，故对前人所提供的文献信息存疑。，但目前明确可见的是梵蒂冈图书馆所藏刘应的拉丁文译稿，涉及《礼记》中《郊特牲》《祭法》《祭仪》《祭统》等篇的拉丁文译文并附注释（编号Vat. Lat.12852，第1—619叶），完成时间是1710年，后由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3—1739）整理抄录。此外，梵蒂冈图书馆亦藏有刘应为《礼记》一书的成书史及书中各篇内容撰写的简介（“De 礼li记ki seu commentariis de officiis”，编号Vat. Lat.12853，第420—449叶）。颇受关注的还有《诗经》，马若瑟、刘应、宋君荣都曾留下各自的选译本，而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在1733—1752年间完成的《诗经》拉丁文散文体译文，同样经由德国学者莫尔的整理于1830年以《〈孔子的诗经〉，即诗歌集，由孙璋神父翻译》（Confucii Chi-king, sive liber carminum, ex latina P. Lacharme interpretation，1830）(1)李慧：《西方首部〈诗经〉全译本——孙璋〈孔子的诗经〉》，《国际儒学研究通讯》2020年第4辑，北京：学苑出版社，第75—88页。为题在斯图加特和图宾根出版，成为欧洲第一个刊行的全译本。

除“四书”“五经”以外，18世纪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对于中国典籍的涉猎面不断扩大，这可从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和1776—1841年间法国耶稣会出版的《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 c. des Chinois）这两部多卷本法语巨著的译文中略窥一斑。这两部译本在内容上涵盖了儒家经典、钦定官方文集、兵法武略、诗词乐理、俗语散文等广阔领域，试图展现中国社会雅俗文化的全景。(2)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120页。但纵观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儒学译作，其中的一大缺陷是他们忽略了汉儒注疏成果以及董仲舒借“天人感应说”对儒家进行的信仰阐释并使之成为其政治意识形态重要理论支持。笔者目前所见唯一正式介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及其著作内容的耶稣会士译述，是杜赫德收于《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中赫苍璧（Julien-Placide Hervieu，1671—1745）所译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法译文(3)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Tom. II.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pp. 438—439.，而且实际上还是作为《御选古文渊鉴》的章节内容被选译。除此之外，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并未在其译作或著述中长篇征引抑或直接评述汉儒的思想成果(4)马若瑟在其《经传议论》中曾计划对“中国经学史”予以评点，原定的12章写作计划中就有《汉儒论》，但实际仅存《春秋论》，专章提及“汉儒”的文稿不存于世。卫方济（François Noël，1651—1729）亦是如此，考察其在《中国哲学》（Philosophia Sinica，1711）、《中华帝国六经》等拉丁文儒学译述中征引的中文文献，多为宋儒及明清儒家的注解，其中亦有元儒陈澔的《礼记集说》，未见其征引汉儒的重要著述。，而更多借鉴元代以后宋明清三朝的儒学观点。

2.辩护文书、证词及报道。为了弥合修会内部 因 龙 华 民（Niccolò Longobardo，1565—1655）对利玛窦文化适应政策的公开质疑所导致的意见分裂，一并回应晚于耶稣会入华的托钵修会对其宽容中国教友祭祖祭孔礼仪的激烈抨击，中国耶稣会副会省的多任会长都曾组织资料调查和证词汇编，在华耶稣会士亦撰写了大量报告文书回应各方质疑，为自身立场辩护。例如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就曾整合在华耶稣会内部的讨论意见，从神学教理的角度针对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0/1618—1686）就中国礼仪问题42条共识所罗列的质疑征引中国典籍的原文(5)该部分为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1607—1671）所撰，引用、翻译并注解中国法令典章（以《大明会典》为基础，注解其中“神鬼”“送神”“迎神”“庙”“祭”等核心概念时，亦借助《字汇》以及陈澔的《礼记集说》等材料）中涉及祭礼的条文，篇幅将近百页。Testimonium de cultu Sinensis datum anno 1668, pp. 51—143.以及利玛窦、汤若 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艾 儒 略（Giulio Aleni，1582—1649）等 早 期 来华耶稣会士中文著述中的相关观点，逐条予以驳斥，撰成《中国礼仪证词（日期1668年）》（“Testimonium de cultu Sinensis datum anno 1668”）一文。表面上是殷氏为回应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的疑虑，专就中国礼仪性质所撰的辩解证词，实际上是来华耶稣会针对托钵会士的责难所作集体立场的陈述，是他们正式提交给总会长并向罗马教廷展开自我辩护的重要文献。而作为返回欧洲汇报中国教务工作的代理人（Sinensis missionis procurator），卫 方 济 和 庞 嘉 宾（Kaspar Castner，1665—1709）于1703—1704年共同出版了两部由在华耶稣会围绕中国礼仪问题进行调查所得的证词：《被确认的新证言摘要》（Summarium nouorumautenticorum testimoniorum, 1703）以及《更新的中国证言备忘录摘要》（Memoriale et summarium novissimorum testimoniorum Sinensium…，1704）。其中不仅包括中国教区的主教和耶稣会神父援引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颁布的教令——认定中国礼仪并非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的证词，亦有来自在华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中国传道员和普通教徒的证词，一并收录了1700年康熙帝关于“天”、祭孔祭祖礼仪性质的公告，用于阐明耶稣会关于“礼仪之争”的立场，并着重凸显中国人关于中国礼仪的书面证词。卫方济本人更是撰就《中国哲学》（Philosophia Sinica，1711）一书，借用柏拉图主义的理论框架，将“哲学”划分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并以此来套用儒家思想，分别从最高神的属性证明、对于中国人祭祖礼仪的考察以及中国人的伦理学三个层面进行论讨，通过翻译、引证中文文献来为古今中国人皆认识真神正名。

更为著名的当属德国耶稣会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自1705年 至1711年 所著《北京纪要》（Acta Pekinensia sive Ephemerides Historiales eorum, quae Pekini acciderunt a 4a Decembris Anni 1705. 1a adventus Ill. mi Rev. Et Exc. mi. Dni D. Caroli Thomae Maillard de Tournon Patriarchae Antiocheni Visitatoris Apostolici cum potestate Legati de Latere）。因教皇特使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访华，从1705年11月起，纪理安奉巡察使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之命，担任铎罗使团的公证人，开始收集所有关于使团的视察内容及与中国“礼仪之争”相关的文书，以备将来与教皇特使就“礼仪之争”展开的会谈中，承担责任重大的辩护工作。在这份以拉丁文为主、将近1500页的外文文献中，纪理安几乎每天都准确记录下教皇特使所有的行程活动，后经誊写、核查、修订、认证，从澳门寄回罗马给总会长过目。(1)《北京纪要》的“成文史”，亦即文稿的记录、誊抄、审核、修订工作及相关负责人情况，参见Acta Pekinensia，“Approbatio，”f.2。鲁保禄（Paul Rule）和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目前正在分卷整理、英译纪理安的这部巨著，已出版的前两卷参见Paul Rule & Claudia von Collani (trans.),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December 1705—August 1706).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5; Paul Rule & Claudia von Collani (trans.),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I: 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 Leiden: Brill, 2019.《北京纪要》史料内容极为丰富，研究价值突出。虽然该文献是来华耶稣会士从捍卫自身立场出发，并作为铎罗使团事件的全程亲历者予以记载，但纪氏在其中对使团出使失败根源的分析，以及试图区分从他人处听闻的事情与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的认真态度，再加上报道作为上呈的证据，每个部分都经过来华耶稣会神父及上级的审核，因此其记载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而纪氏本人深厚的汉语与满语功底（远胜于铎罗本人），亦使其能够在与清廷官员们的频繁接触中，更深入且全面地去观察、总结、权衡及评价铎罗事件。《北京纪要》堪称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活动最为准确、翔实的日记。

（二）耶稣会反对者所促成的儒学西传

1.对儒家典籍的译介。有别于来华耶稣会士在文化适应政策上的积极践行，强调宗教信仰的纯粹性、关注底层平民传教的托钵修会，尽管在福建方言和汉语官话的语法研究及双语辞典的编纂上深有造诣，却未在儒家典籍的系统译介上倾注太多的精力。若论其在17—18世纪最具代表性者，一是西班牙多名我会士闵明我在其《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论》（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1676）一书有关孔子及其思想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书中第三论有关“儒教教主”孔子的生平简介，其撰写的依据是“一部题为孔子神迹的著作，且书中绘满了图画”（案：疑为《孔子圣迹图》），描述了孔子诞生前后的种种神奇异象。此外，他亦简述《大学》《论语》《诗经》《书经》等书的观点，以之作为孔子教导及儒教思想的体现，并将《明心宝鉴》作为“中国道德教导”的代表，全文逐句西译；
二是意籍方济各会士康和子（Carlo Orazi da Castorano，1673—1755）在其《若干汉籍浅探》（Parva elucubratiosuper quosdam libros Sinenses）(1)意大利汉学家达仁理（Francesco d’Arelli）的博士论文即关于康和子《若干汉籍浅探》的研究，并附全文转写。参见Francesco d’Arelli, “Un’opera manoscritta per la Bibliotheca Sinica del Settecento: la Parva elucubratio (1739) di Carlo Horatii da Castorano O. F. M.,” dottorato di ricerca in orientalistica (civiltà dell’Asia estremo orientale)，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Facoltà di lettere e filosofia, Napoli, 1996.拉丁文手稿中，撰有《孔子传》、大秦景教碑译文以及为其从中国带回的诸多汉籍转写内容提要，用以介绍中国典籍和文化，但他在其中有意夸大中国文化中的迷信成分，凸显其与基督宗教教义相冲突的部分，甚至支持教廷禁止中国教徒行使中国礼仪。三是意籍方济各会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1648—1704，又名叶崇贤、叶宗贤）据说亦曾翻译中国的儒家经典，但译稿下落不明。(2)引自美国方济各会神父埃德蒙·福克斯（Edmund Fox，生卒年不详）未刊硕士论文，笔者在撰写时仅在网络上浏览到部分章节，全文未得见，参见Edmund Fox, “Father Basilio Brollo, O. F. M. Missionary and First Vicar Apostolic of Shensi,China,” M. A. Thesis in Fredsam Memorial Library St. Bonaventure University, 1946, p. 31.

2.宣誓证词及报告。明清来华的多个天主教修会因各自对待中国礼仪的不同态度，长期为此争执不休并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起初是由坚决反对中国礼仪的来华托钵修会（以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为主）与宽容中国礼仪的耶稣会分别向罗马教廷陈词辩争；
1684年随着巴黎外方传教会大举入华，同样基于信仰虔诚的唯灵论要求，他们一跃代替托钵会士，成为反对在华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急先锋。而同为法籍来华传教士的外方传教士与法籍耶稣会士之间的猛烈交锋，更是将中国“礼仪之争”问题引入法国，并借由1700年巴黎大学神学院开始审查中国礼仪问题，使法国成为“礼仪之争”后期欧洲另一争论的主战场。(3)关于法国传教士将中国“礼仪之争”带入法国的全过程，参见谢子卿：《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640—1710）：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天主教海外扩张》，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若从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考察，从1637年11月15日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带领三位托钵会士共同见证及记录的两次宗教法庭调查结果《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简报》(4)黎玉范和利安当参与穆洋祭祀的全过程以及随后展开两次宗教调查的具体内容、后续影响，详见张先清：《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第61—62页。，到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1661年8月20日写于济南府的有关中国人祭祖礼仪的亲笔宣誓声明，及其临终前所撰并在后来引发欧洲启蒙思想家热议的《论在华传教的几个问题》一文，(5)利氏1661年的宣誓声明现藏于罗马传信部档案馆（Archivio Storico de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详见Fondo Scritture Referite nei Congressi (SC), Indie Orientali, Cina, Vol.1: 1623—1674, fols. 198r—214r.；
《论在华传教的几个问题》一文，参见P. Antoine de Sainte Marie, 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importants de la mission de la Chine. Paris: L. Guerin,1701.乃至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夏尔莫（Nicolas Charmot，1655—1714）奉福建宗座代牧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之命，抨击在华耶稣会士并试图完全禁止中国礼仪而撰写的专题论文《中国礼仪史》（Historia cultus Sinensium，1700），(6)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曾读过夏氏《中国礼仪史》一书，并成为其儒学观的主要知识来源，参见韩凌：《洛克与中国：洛克“中国笔记”考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6—246页。反对中国礼仪一方的诸多报告和声明都明确基于基督宗教一神论信仰对于“宗教”和“迷信”的严格区分，认定中国祭祖祭孔礼仪为偶像崇拜行为，批评在华耶稣会士默许奉教者依旧践行中国礼仪的行为是急于求成、为适应他者文化而牺牲部分信仰原则的冒进做法，终将危及中国的传教事业。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于耶稣会士会建立起一个中国的民族教会，拥有自己的规定和众多特许，从而导致所谓新、旧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和天主教世界的内部分裂。

随着教廷作为最高仲裁者的介入和托钵修会的调查文件公诸于世，中国“礼仪之争”作为一个超出民族和地域的神学问题，在欧洲乃至整个天主教世界引起持续关注和热议。在托钵修会撰写的一系列反对在华耶稣会立场的报告之中，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文书，莫过于先后经由利安当和闵明我转译才得以重见天日的龙华民葡文报告《针对“上帝”“天主”“灵魂”以及其他中文词汇和术语的争论，以及这些用语是否可以被基督宗教采用的简短回应》（“Reposta breve sobre as controversias do Xamty, Tienyiu, Lin Hoen e outros nomes e termes sinicos, per se determinar quaes delles podem ou nao podem usarse nesta Christiandade”）。(1)龙氏报告现藏于传信部档案馆，Indie Orientali, Cina, Vol.1, fols. 145r—169v；
利氏的拉丁译文手稿附在龙氏原文后，详见前述文档fols. 171r—197v。闵明我在其《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论》一书第五论《儒教专论》（“Especial de la secta literaria”）中亦收入他用西班牙语翻译的龙氏论文，见该书第246—289页。手稿中龙氏征引大量儒家典籍及其对重要中国奉教文人的询问，针对宋明理学家的无神论思想展开批评，成为后来托钵修会乃至巴黎大学神学院抨击来华耶稣会的有力论据，堪称反对中国礼仪一方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明清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译作及其围绕中国礼仪针锋相对的报告，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巴黎外方传教会1701年将其编译的龙华民报告法文版与利安当《论在华传教的几个要点》（“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importants de la mission de la Chine”）法文版结集出版的刺激下，欧洲知识界掀起关于中国文化信仰的热烈讨论，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于1708年发表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关于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对话》（“Entretien d’un philosophe chrétien et d’un philosophe chinois, sur l’existence et la nature de Dieu”）即是受其影响而生发出对中国无神论主义的指责；
而莱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更是为此专门写下《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Dis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2)法国政要雷蒙（Monsieur de Rémond）因对莱布尼茨的学养深感钦佩，长年与之通信。正是他把龙华民报告和利安当关于中国传教问题的报告寄给莱布尼茨，请其发表观点。莱氏极为认真地对待此事，阅毕以回信的方式，写就32页的长篇论文《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其中译本参见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67—134页。予以回应，对龙华民、利安当观点悉数予以反驳。事实上，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有关儒家思想最直接的知识来源，正是来华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下文简称为《孔夫子》）(3)该拉丁文译著篇幅甚巨，此前出版的法译本和英译本皆为节译，2021年1月郑州大象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张西平主编，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译者团队合作完成的首个中译本，这亦是目前唯一的全译本。一书。

这部囊括了《大学》《中庸》《论语》拉丁文全译本的著作，延续了利玛窦合先儒、批宋儒、反释道的做法，耶稣会译者在文中一再声称：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经典中发现、也从中国人的口中证实，中国人借助理性和自然法之光，早已有了对真神的认识。只是后来由于“释”“道”的兴起以及“新阐释者”（亦即理学家）的错误解读，致使中国先民原初纯真信仰和先儒经典受到“玷污”。他们宣称，天主教思想（“天学”）能帮助儒学回复到最初纯洁的“原儒”思想。该书在1687年出版后，欧洲许多重要刊物上都出现了对其的评论，比如：1687年伦敦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第189期、1687年9月鹿特丹出版的《学者的著作史》（Histoire de ouvrages des sçavans, pp. 65—79）、1688年1月5日 巴 黎 出版的《学者杂志》（Le journal des sçavans，pp.99—107）、1688年新教神学家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1657—1736）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世界和历史文库》第七期上刊登的评论文章（Bibliothèque universalle et historique, pp. 387—455）、1688年5月莱比锡出版的《博学通报》（Acta eruditorum, pp. 254—265）、1687年8月出版的《文坛新志》（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p. 910）、1687年帕尔马出版的《文学家报》（Giornale de’letterati, pp.163—166）以及1689年8月德国启蒙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出版的《月谈》（Monatsgespräche）等。(1)关于这些书评的作者及具体内容参见：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p. 289—292; Wenchao Li, “Confucius and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in Germany from Leibniz to Bilfing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Ed. Klaus Mühlhahn and Nathalie van Looy.Münster: LIT Verlag, 2012, pp. 9—21.从1688年开始，该书其他欧洲语言的转译本、节译本也纷纷出现。更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比如莱布尼茨和孟德斯鸠等人在书信、著述中对《孔夫子》一书的议论和引用。

莱布尼茨最早在1687年1月26日友人丹尼尔·丕皮布罗奇（Daniel Papebroch，1628—1714）的来信中得知，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即将在巴黎编撰出版一本关于孔子的著作；
1687年4月1日丕氏再度去信莱布尼茨，告知他柏应理将于4月中旬完成该书的编撰，然后动身前往罗马，信中还写到，柏应理随行的中国人米歇尔（Michael Sinensis，指沈福宗）提到该著作的名称是《儒家的道德哲学》（Confutianae moralis philosophiae），但由于印刷技术上的困难，莱布尼茨所期待的双语出版计划将无法实现，《孔夫子》书中不会出现汉字而只有拉丁文。莱布尼茨最终通过法兰克福书商约翰·大卫·村纳（Johann David Zunner）获得《孔夫子》一书，他在1687年12月9日写给恩斯特·冯黑森—莱茵费尔（Ernst von Hessen-Rheinfel）公爵的信中描述了他获得《孔夫子》一书的过程，同时还提到，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这些著作并非孔子自己所著，而是孔子的学生们收集他的语录、撰写下来后结集出版(2)Mungello, op. cit., pp. 287—288.。莱布尼茨在给伯爵的信中还引用了《论语》中的译文，亦认为柏应理所作的中国年表具有很高的价值；
后来他在给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信中也提及《孔夫子》前言中收录的卦象与白晋寄给他的《易经》中的卦象存在差异，由此可见他阅读之仔细。但除通信之外，莱布尼茨的主要著作中并没有过多提及《孔夫子》一书(3)Ibid., pp. 288—289.。

另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则是在黄嘉略(4)黄嘉略作为法国来华传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1655—1713）的秘书，在“礼仪之争”时陪同梁氏前往罗马向教廷陈述反对耶稣会的意见，此后滞留法国并成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他为德里尔（Joseph-Nicolas de Lisle，1688—1786）、孟德斯鸠、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等法国学者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及帮助。黄嘉略的生平，详见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9—25页。的影响下对中国产生兴趣。他于1713年结识黄嘉略，同年他阅读了《孔夫子》一书并写下摘录及评论。由于受到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关系密切的黄嘉略影响，同时也是经由他自己阅读有关中国著作后的独立思考所得。孟德斯鸠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总体上较为消极，例如他对柏应理在《孔夫子》书中所介绍的中国历史纪年进行了计算检验，尽管他认同柏应理所说，中国历史确实悠久，但认为柏应理的译文不能完全相信，提供的论据也不够充分。孟德斯鸠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后来系统地体现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一书中。

《孔夫子》在欧洲的出版，成功地将孔子及其思想带到欧洲，成为启蒙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谈资及其表达自己观点的思想利器。英国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在1770年2月4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刚刚阅读了柏应理出版的《孔夫子》一书，书中《大学》的译文引发了他想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撰写一本教育手册的计划(5)T. C. Fan, “Sir William Jones’s Chinese Studie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Vol. 22, No. 88, Oct. 1946, pp. 304—314.。法国哲学家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在阅读《孔夫子》一书后，于1688年3月在《文坛新志》（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上发表评论文章，称赞该书能为读者带来很大的乐趣(6)Arnold H. Rowbotij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4, No. 3,May 1945, pp. 224—242.。作为儒家文化的拥护者，他在1697年出版的《历史评论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一书中赞美了儒家卓越的道德伦理观，同时指出中国思想中的无神论倾向，并将中国视为自己“无神论社会”的典范，含蓄地借儒家思想来反对天主教会。对孔子极其敬仰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从各种资料中大量收集孔子的格言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引用(1)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第165页。。《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中有多处体现他阅读过《孔夫子》一书，比如他提到中国“五经”是在公元前2300年写成，谈到不信仰宗教的孔子以及他的三部著作——从伏尔泰所引的译文可以判断这三部书就是《孔夫子》里的《大学》《中庸》《论语》——也提到了中国的无神论思想，并对前述培尔的看法表示赞同(2)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6—88、90页。关于伏尔泰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对中国“无神论”思想的推崇，详见安田朴（René E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94—711页。。伴随着17世纪末“礼仪之争”愈演愈烈，耶稣会士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连带之前他们的出版物在欧洲也开始受到质疑。1713年埃蒙（V. C. Aymon，生卒年不详）在《博学通报》（Acta Eruditorum）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孔夫子》的评论文章。他在文中声称，耶稣会士先是删除了儒家经典原文中的三分之二，继而又添加种种注释曲解了原义(3)Mungello, op. cit., pp. 293—294.。1702年在鹿特丹出版的《历史文学杂纂》（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litterature）书中有一题为“Confucius ancien Philosophe de la Chine”（孔子，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的词条提及《孔夫子》一书，认为如此大费周折地在巴黎出版该书根本不值得，因其完全无法教给欧洲人任何新的东西，明显表现出该书编者对于儒家伦理学说所持的贬斥态度(4)Vigneul-Marville,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litterature, Vol. I., Rotterdam: Yvans, 1702, p. 579.。

无论是褒奖赞美抑或贬低抨击，借由上述的各种评论都可以清楚看到《孔夫子》一书的出版在17—18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广泛影响。作为表现在华传教成果以及捍卫耶稣会在华传教路线的代表作，《孔夫子》的出版成功引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乃至向往，也赢得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耶稣会在华传教政策的支持与理解，比如身为新教徒的莱布尼茨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就一直站在耶稣会士的一边，认同他们对待中国礼仪以及传统问题时灵活、宽容的态度。后来法国学者布希埃（Jean Bouhier，1673—1746）和马雷（Matthieu Marrais，1664—1737）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5)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0页。

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对儒学的译介和争论，使其以东方启蒙思想的形态，进入欧洲文明体系的思想内部并成为其思想认识进程中的变革性因素，一如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序言所证：“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6)莱布尼茨著，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2页。在此后的典籍西译史上，无论是现当代的西方汉学家译者抑或20世纪的中国译者主体，在翻译效应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在中国印刷史上，学界通常认为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为首的19世纪新教来华传教士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7)苏精：《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4—15页。，经由输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是继佛经汉译之后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二次“范式转移”，而马礼逊所编《华英字典》亦被认为是西式横排法运用到中文典籍的伊始。但实际上，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早在1662年《中国的智慧》一书已对《大学》《论语》的原文采取横排。他也是中国印刷史上首位实践并不断改良中拉双语刻印技术的先驱，其《中庸》双语译著《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中双语逐字对照排版的方式，不仅直接影响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等新教传教士儒学双语译著的排版，亦直观地将汉字的“音形义”系统正式介绍到欧洲，极大地激发了欧洲学者对于东方语言的兴趣，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雷 慕 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等人在研究中国典籍、文字和语法时，都充分借鉴了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成果。另外，恰逢17—18世纪欧洲语言文化界兴起寻求“普遍语言学”的思潮，传教士所提供的双语译本以及双语字典，直接促使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等语言学家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语言开展研究，直至今日仍方兴未艾。

在西方汉学史的发展历程上，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汉学译介成果，既为19世纪欧洲专业汉学诞生初期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累和研究经验，亦成为雷慕沙及其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鲍狄埃等专业汉学家亟欲超越的对象。甚至到了20世纪，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的《论语》《中庸》译本在西方学术界掀起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新范式的激烈争论，其明确的目标仍是传教士译作中追求中西文化意象附会的技法以及大量使用基督宗教术语对译儒学概念的牢笼。同时经由中国典籍外译而萌生的域外中国学研究，反过来又对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很大冲击。据此来看，传教士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译述及其汉学研究成果，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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