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阐释的四重向度

李 辉

近代以来，随着理性的启蒙，人们逐渐摆脱了迷信与神话，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历史意识也随之觉醒。但是启蒙后的世界历史却堕入灾难和战争的深渊，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成为搅动二十世纪灾难的根源，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要消解这种历史意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历史意识是意识形态和奴役的根源；
在他们眼中，“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1)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学界对历史意识的理解并不相同，吕森把历史意识界定为“说服力”，这种说服力包括“经验、规范和叙述”；
瓦尔特劳德·施莱伯侧重从“功能”视角来界定历史意识；
汉斯-于尔根·潘德尔则把历史意识的理解与“时间、事实、历史性、认同、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道德”相互关联起来；
也有学者把历史意识界定为“人们关于历史的起源、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方向性的确定无疑的认识与信念，历史意识深信历史不过是人的意志的实现过程，其核心即主体性的确立”。(2)邹诗鹏：《历史意识的迷津: 后现代历史观批判》，《学术界》2003年第1期。这里侧重于主体的认识与信念，也有学者把历史意识看作是人们“由历史知识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3)徐兆仁：《历史意识的内涵、价值与形成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卢卡奇和海德格尔则直接把历史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加以推崇，伽达默尔则从解释学维度对历史意识进行了阐发。以上对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历史意识？笔者通过考察，从四个维度尝试对历史意识作出阐释：一是作为本体论维度的历史意识，二是作为生成论维度的历史意识，三是作为认识论维度的历史意识，四是作为价值论维度的历史意识。

作为本体论维度的历史意识，从主体上看涉及个体与群体或者“类”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主体性特质蕴含着历史意识发展、创生和建构的可能；
从历史意识的把握对象来看涉及对本质和规律的追寻和思索，同时关乎“总体性”的把握；
从历史意识的功能上看则界定着“我是谁”与“我们是谁”，在此，历史意识起着对个体、集体和民族的身份认知与身份进行界定的作用。

第一，从历史意识的主体方面来看，历史意识涉及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作为个体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是作为“类”的历史意识。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历史意识都绕不开对人的存在的把握，历史意识关乎人的存在，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类”的人，人的存在不是当下的时间切片，人的当下存在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接，这种连接通过时间性得到展开，作为本体论层面的历史意识在“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的联系”(4)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中得到彰显。历史感和历史意识是人们在历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意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普遍的法则，不是被发现而是被人们创造和构建出来的。这种主体性的构建使得人与存在紧密联结和融合在一起，本真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一方面遵循黑格尔笔下理性的法则，同时又与“人类的热情”和“激情”相统一，“在历史中实现它的计划的那个理性，对黑格尔来说，既不是一种抽象的自然理性，也不是一种超越的神明理性，而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理性”。(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第二，从历史意识要把握的对象来看，其关涉对历史现象背后本质和“总体性”的把握与理解。历史意识和历史哲学的本体论相关联，历史现象纷繁复杂，历史史实变动不居。对历史现象背后本质的追求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冲动，通过对本质的发掘来构建起人们把握外在世界的历史方法无疑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使得历史发展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从历史意识的精神实质来看，历史意识的本体论意蕴通过“总体性”获得确证。这里的“总体性”要通过持续性的存在去把握，这种“总体性”作为历史精神不断在历史中得到延续，对总体性的理解不能通过简单的智能技巧和手段去把握，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将精神曲解为智能，这是决定性的误解。”(6)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页。智能在海德格尔看来是计算性的，这种计算性剥夺了精神本有的意义和价值，“纯粹的才智是精神的假象并且掩盖了精神的匮乏”，(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页。最终将精神智力化和技术化使得精神沦为工具和手段，而精神沦为装饰品和摆设，这恰恰会走向反精神和对精神的消解中去。从精神实质来看，总体性既超越具体的历史，同时又与历史鲜活的现实存在相互融合。也正是从总体性意义上把握和理解中国历史精神的绵延不绝，才可以理解作为文化精神意义上的中国传续至今而不至于中断的原因。血统、政统和道统构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底色，“三者会通和合，融为一体，乃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一大传统。惟其有此一文化大传统，乃使五千年来中国长为一中国，中国人则长为一中国人。历久而不变，与时而弥新”。(8)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2、61页。总体性的持续在场通过历史的时间性得到展开，“历史乃是一种‘生命之学’。有生命，必有精神。生命藏在里，精神表露在外。生命表露出精神，亦可以分两面说：一是其性格，一是其力量。个人如此，民族亦然。此民族具有此民族之性格与力量，才能开创出此民族之历史”。(9)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2、61页。值得注意的是，比对历史意识的界定更为要紧的是历史意识“何以可能”的追问，“‘是什么’提问方式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过程，只有使用 ‘何以可能’的提问方式来探讨历史意识问题，才是合法有效的，由此可望有助于历史意识出场”。(10)陈立新：《让历史意识真正出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从提问方式来切入，使得历史意识是其所是，这也牵引出对一般编纂学意义上的历史的批评。编纂学意义上的历史对本真历史的遮蔽使得历史意识堕入了流俗意义上的历史学，使得历史意识脱离了其本体论的意蕴而滑入实证主义窠臼，这种脱离使得历史的丰富性遭到窄化和矮化。

第三，从历史意识的功能上看，本体论维度上的历史意识界定了主体的身份认知。一方面，历史意识界定了“我是谁”。层积累叠的历史文化地层最终通过个体意识展现出来，历史意识对于个体的精神塑造发挥着重要影响，为个体提供了文化生命，同时也是个体的精神归宿。历史上因精神文化传统崩坏而导致个体为文化殒命者大有人在，王国维即是典型之一，对个体而言，“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11)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232、232页。主体的历史意识通过自身的存在境况不断与过去的事件互动，浸透到当下，进而影响着未来，同时具体存在着的客观文化载体进一步塑造了主体的历史意识，“历史上口语、童谣、民间出版、学院研究、影视、教科书、建筑、街景、碑告、族谱、仪式等等再现形式，无声塑造了我们的历史意识与认同，也影响了我们看世界、看他人的方式——它不只指涉自我，同时定义他者”。(12)钱永祥编：《民族主义与历史意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5页。正是这种互动和塑造界定了自身，同时界定了他者。

另一方面，历史意识界定了“我们是谁”。历史意识对于塑造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是通过自身民族和国家文化意识与文化信仰的塑造，使得一族、一国获得价值认同和精神力量。从个人层面看，这种对“我们是谁”的塑造使得个体获得精神归宿的同时，也为个体和群体责任的承当提供了思想基石；
从集体层面看，通过群体的交往互动不断塑造着“我”和“我们”，也为“我”和“我们”的行动提供担保。正如桑德尔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13)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232、232页。“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你继承了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施加了对于国家的特殊义务”。(14)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232、232页。同样，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中，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共同创造和塑造，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国民，显然是需要为这个民族和国家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的，这种责任不是无故粗暴施加于个人的，而是有着正当的理由。同理，面对革命志士和先烈的遗产，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每个人，也需要学史知史。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传统历史的坐标中理解过去，需要我们站在近代反抗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历史坐标中认识过去，需要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坐标中认识这个政党，需要我们站在新中国史的坐标中认识这个国家，需要我们站在改革开放史的坐标中理解我们的发展，需要我们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坐标中理解我们的社会制度。

历史意识的生成性与历史时间性和历史主体的创造性相互关联。

黑格尔指出，“历史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展开”。(1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3页。黑格尔强调了历史存在的时间维度，而时间具有绵延不绝和不可逆性，时间永远是指向未来的，这就使得历史在时间中的展开获得了保证，这种时间的流逝和变化为历史的流动和生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历史不是随意地创造，马克思的教诲依然振聋发聩：“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从马克思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启示：一是历史当下承续自历史传统，并受到传统制约；
二是历史中人可以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历史传统和沉淀下来的历史意识在指导人们把握未来的时候也对人的历史活动形成制约，但是这种制约并非未给人留下创造空间，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使得历史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和创生性。黑格尔把历史拉回到理性思辨的体系上来，试图通过抽象思辨的历史哲学来处理历史问题，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忽略了具体的历史现实。历史并非黑格尔所言的“理性的狡计”那般铁板一块，历史具有开放的一面，理性系统封闭的历史一旦被冲破限制，人的主体性才能够获得展开。人的主体性创造使得历史获得了开放性特质，这种开放性和生成性也诠释了“我从哪里来”和“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

第一，从个体来看，生成论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在动态中回答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本身中就存在着运动变化的意涵，内在蕴含了历史意识的生成性。对于历史中现实的个人而言，其生命不仅仅是生理性的生命，还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史之为化，有因有革。其初因天因地因物，其继因人之性，因人之情，因先觉，因旧习而成史”。(17)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0页。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必然要从历史中走来，正是过往所发生的历史成就了个体文化生命的厚重，这种厚重也就成就了个体的历史意识。作为个体的历史意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历史的累积不断流动，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个体的历史意识也处于不断地继承和扬弃的互动中。在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一个人的历史意识可能是稳定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时间跨度的拉长，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体历史意识也随着时代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不同往往也表现出类似“地层文理”的特点，这种累积起来体现在个体身上的历史意识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即今人往往和古人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互文”现象。正是以上种种流动、继承、变化和发展，个体的历史意识在回答“我是谁”的身份认同时，个体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也处于不断生成之中。

第二，从作为“类”的集体来看，生成论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在动态中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包含着运动变化的内涵，也蕴含着集体历史意识的生成性。作为集体的历史意识是在古今之变中不断继承和扬弃自身的历史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如同史籍一样，“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于远古；
过去的历史今天仍然存在着，它并没有死去”。(18)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96页。作为集体存在的历史意识不断处于生成和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和生成来自于文化精神的流动性。精神本身具有流动的特性，这种流动变化随着历史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同样，如同个体的历史一样，这种变化和生成是在不断延续历史传统中得到发展的。作为集体的历史意识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例如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时期，作为集体存在的历史意识往往具有突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质；
当国家处于强盛阶段，此时的历史意识往往呈现出自信和包容的特点。历史意识在界定着“我们从哪里来”的同时，也使得一国和一民族不断获得自我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正是这种凝聚起来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使得民族崛起和国家强大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如果追溯其根源，则往往需要深入到集体的历史意识中去。历史意识并非封闭的思想体系，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开放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历史意识的革新、发展变化成为可能。

第三，不管是作为个体的历史意识还是作为集体的历史意识，都在历史的“总体性”中生成自身。一方面，历史的总体性不断容纳和承载着个体历史意识和集体历史意识的发展，历史的“总体性”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这种不断变化和生成的总体性为个体历史意识和集体历史意识的变化和发展提供了总体的历史方位。另一方面，个体的历史意识和集体的历史意识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开显和建构着历史的“总体性”。这种历史的“总体性”不是静止的僵化体系，而是伴随着鲜活的历史现实不断展现自身的丰富性；
这种历史的“总体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编纂学历史和编年史，而是通过本体论的存在不断展开其自身；
这种“总体性”不是抽象的玄想体系，而是在与具体的历史现实相互融合中不断生成发展的。在中国，“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在西方，“我们完全可以发现西方思想的发展沿着一条从物到人、从外在到内在、从非历史到历史的发展脉络，并展现为主体向自我意识的转化、自我意识向历史的演进”，(20)孙晓喜：《历史的思维》，中国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143页。在个体和集体的历史意识生成中显示出这种历史“总体性”的生成性特质。

历史意识具有认识论意蕴，通过把握认识论维度的历史意识可以更好地形成辩证的历史思维，可以更好地继承历史、理解当下和把握未来。这种历史思维具体展开为四个方面，即通古今之变、辨“忘”“记”之别、明人事之理、判内外之分。通过以上四种历史思维来把握历史意识，能够更好地从认识论维度把握历史意识的意涵。

第一，通古今之变。这里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涉及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看待时代的变迁。具备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时代坐标，同时能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1)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751页。小到个人，大到群体或者政党，具备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从而顺应历史大势，促进历史朝向人的目标和愿景运动。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涉及传统的继承与批判，对于传统历史文化，既不能走向食古不化的全盘保守主义，也不能坠入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过分的保守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22)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过分陶醉于传统会被传统的历史所淹没，这样往往会被历史的惯性所阻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的包袱。回望近代史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遭遇，我们不得不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只有处理好传统文化资源，以理性态度把传统创造性地加以转化，才能更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

另一方面，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值得警惕。稍追溯至清代，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有充分理由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才，湮灭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2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22页。历史关乎民族存亡，关乎政治教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对苏联解体的反思令人警醒：“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下了。”(2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彻底丢掉传统固然可以甩掉许多历史包袱，但也失去了文化信仰和精神之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此外，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还表现在对于个别现象规律的执着固守，这一点连一些历史学者也陷入其中而不自知，卢卡奇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曾指出：“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2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2页。历史有细节的规律性，即局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但是也有总进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虚无主义者犯了局部细节规律性和真实性的错误，没有把握整体和总进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者描绘的具体历史细节或许是真实的，但若把这些真实的历史碎片和细节置于历史总进程来看，则往往显示出不合理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批判功不可没，但是也犯了卢卡奇所揭示的那种错误，包括当下一些历史学者戏说历史、歪曲历史、抹黑历史现象，也恰是强调历史细节的真实，却忽略了历史总体的真实。因此，对于拥有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一贯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显然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重大使命。

第二，辨“忘”“记”之别。历史涉及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经过时间的冲刷和理性的检验，对个体来说获得了当下的理解甚至是对未来的把握，而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则可以获得确定性和立足点。从这种意义上看，历史或沉淀的历史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在“忘”“记”之辨中去把握这种历史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要处理好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处理好遗忘问题，即在关注历史时，不仅要关注留下来的记忆，同时要重视被排除在记忆之外的东西，“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27)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8、27、26、25页。而遗忘的那些内容和被我们记住的内容同等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忘却(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塑造了昨天的历史，同时塑造了今天的历史，也将塑造未来的历史，“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28)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8、27、26、25页。需要记住什么和需要遗忘什么是需要作出努力的，“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29)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8、27、26、25页。遗忘什么和记忆什么都不是水到渠成的童话，而是时刻充满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源于相异主张之间的张力。今天被历史留下来的历史记忆，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胜出后显示的结果，如果换一种理解思路，记忆的竞争也就是遗忘的竞争。“正是遗忘塑造了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正在于理解遗忘。”(30)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8、27、26、25页。博尔赫斯笔下的福内斯(Funes)最大的苦恼是处理记忆问题，“过于丰富的细节使分类变得不可能，因为分类的前提是概括，概括的基础应该是此起彼伏的断裂，而不能是如此完美的连续”。(31)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5、4、9页。因此，尼采特别批判不加选择的历史记忆是有道理的，“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32)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5、4、9页。尼采把这种记住一切的历史贬斥为反刍的动物，他形象地指出，“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就好像童话故事中讲的那样”。(33)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5、4、9页。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需要忘掉过去的一切，否则就会导致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不必为历史担责的严重后果。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处理记忆问题，遗忘固然可取，但是记忆也同样重要。在此，不妨以“当代人需要对历史负责吗”这个具体问题来展开考察。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人需要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负责吗”，道德个人主义者认为当然无需负责，但这恰恰是道德个人主义的问题所在。道德个人主义把个体看作孤立的道德原子，这种个人对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表现出的“自了汉”特质显然是错误的，而这种个人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原子式个人，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以自由主义为思想根基，其根基也是不牢固的，是经不起深入推敲的。如果认同这种道德个人主义原则，侵略者就拥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无需为历史罪行担责。实际上个人是无法成为孤立的原子的，个人存在于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和群体之中，正是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和社会关系界定了真实的个人。这个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过去、与他人、与传统发生着关联的个人，这样的个人才是拥有饱满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的个人，这样的个人才会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个人从历史、文化和传统中走来，才可以更好正视过去、理解当下和把握未来。因此需要坚持记忆与遗忘的辩证统一。

第三，明“人”“事”之理。历史是人与事的互动统一，正是在人的参与下，主客观互动激荡，种种外在条件和内在精神相互影响形成的合力，进而推动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一方面，要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价值和作用。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参与而不断运动的过程，历史的主体是人，这个主体可以是单数的个人，也可以是复数的群体；
通过历史意识，既可以发扬人性的闪光之处，也可以提防人性的幽暗意识。“一切事不能由一人做。而且每一件事，也非一成不败，也非命定的有败无成或有成无败。大而至于国家兴亡，乃是许多人共业所成。”(34)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第57页。钱穆这里强调“人”在历史中的重要位置，这和当时他所处的历史境况有密切关系，在外敌侵略、国家危难之时，如果一味强调“事”而忽视“人”，往往可能导致人在历史中的被动与无助，且容易导向历史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很难想象，没有人的存在，历史意识会以何种姿态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是历史的前提，“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 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 ‘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118-119页。但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人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历史上发生的“左”倾错误、“大跃进”等都是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且忽视客观现实性而导致的错误结果。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事”的意义。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能够穿越重重迷雾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真相的人并非一直占据多数，因此可以说历史是邪恶的老师，只对懂得借鉴和反思的人诉说真理。这里的“事”可以从外在的历史现实来加以理解，可以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发展水平来理解，也可以从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来理解。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它所依靠的现实基础之上，如果脱离这种现实物质基础则会犯保守或冒进的错误。由于个人并不总是占据真理，因此处于历史中的个人甚至是群体需要思想理论来加以武装，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获得的成功即说明了这个道理。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才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突破，恰恰是对“人”(中国人民)和“事”(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结合的最好解释。同时不能盲目倾向于“事”而忽视人的价值，错误的“事业”也会把人们引向灾难的深渊，如历史上德国曾经以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来领导德国人民就是明证。所以， 需要把人与事辩证地结合起来，形成辩证的人事统一的历史意识。

第四，判内外之分。不管是作为个体的一国之民，还是作为群体的国家或民族，其历史意识的形成都具有内外之分。特别是近代以来，国际之间交流愈加频繁，既要坚守自身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优势，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和吸收异质文明的先进成果。一方面，自身文明予本国国民以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文明是人们的最高文化凝聚物，人们所具有的最广义层面的文化身份是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标志”。(36)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张铭、谢岳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这种文化既可以为个人提供精神依归，也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动力支撑。

另一方面，要以开放的胸怀积极借鉴其他国家优秀文明成果。作为异域文明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曾一度对中国传统文明形成巨大挑战，但后来中国对于佛教的吸收转化就非常成功。佛教文明在印度已经衰落，可是在中国生根后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融合，扩展了中国文明的厚度与深度，并为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这种成功与开放的文化胸怀密不可分。而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作为异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吸收转化也十分成功，陈寅恪曾深刻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3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90页。因此，在以积极开放的胸怀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断不可忘记本民族文化之地位。面对异域文明也要善于辨析，积极吸收其有益成果，对于其文化糟粕则要加以拒斥和抛弃。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逐步占据世界历史的主流，并一度引领了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加以对待，其现代性理论自身也充满种种张力、矛盾和悖论。这种悖论和矛盾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死亡集中营的世界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揭示出犹太教——基督文明与日俱增的阴暗面。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8)Richard L. Rubenstein，The cunning of History，New York: Harper, 1978, pp.91,195.很难想象纳粹集中营竟然与庄严的宗教信仰、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彼此结合在一起，也正如鲍曼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
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39)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因此，对于西方文明，我们在吸收借鉴时既要承其精华，更要弃其糟粕，并对其作出深刻批判和反思。

从价值论维度来看，历史意识背后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和价值超越，深刻形塑着个体和群体及民族国家的精神品格、价值追求和思想形态。在中国，“吾国史家，艳称南、董。秉笔直书，史之权威莫尚焉”。(40)柳诒徵：《国史要义》，第24页。史家不惜以生命来护卫的价值信仰确立和塑造了历史标准和评判的权威，历史意识中的价值力量在西方学者那里同样受到重视，以赛亚·伯林告诫道：“一百多年前，德国诗人海涅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
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41)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从中可以看到伯林对观念的重视，特别是作为核心价值存在的观念可能影响甚至决定一个文明的存亡。作为价值论层面的历史意识关涉价值标准、价值评判与价值超越，同时，作为价值论层面的历史意识内部存在理性与道德、事实与价值的张力。

第一，作为价值论层面的历史意识关涉价值标准、价值评判与价值超越。价值标准的确立一方面为个体的道德挺立和道德判断提供了基础，这种价值判断的对象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抑或是历史事件。孔子通过“笔削褒贬”的春秋笔法，使得历史的书写在价值评判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和显赫地位。这一地位在塑造民族精神和确立价值典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树立起著史之权威，而“史之所重在持正义”，(42)柳诒徵：《国史要义》，第65页。历史意识中流淌和传承着的道德判断、价值评价对于同时代人的精神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价值标准为个体提供了精神信仰依靠，同时也为治理国家提供了借鉴作用。唐太宗对这一点的认识颇为典型，“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43)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657页。这里的价值标准不仅蕴含对自身的约束和教训，也包含对国家有效治理的价值引导和价值塑造，同时，作为价值标准的历史意识也形成了对个人、民族和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

此外，作为价值论层面的历史意识具有价值超越的精神品格。历史意识的超越性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是个体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是集体的超越性。从个体来看，历史意识的超越性体现在作为历史中的个人对不朽的追求。对不朽的追求以“三不朽”的影响最为深远：“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44)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90页。不管是“立德”“立言”抑或是“立功”，个体都希望在历史中获得自己的位置，体现出个体深重的历史意识。在史学家那里，刘知幾对个体追求的超越性冲动作了精彩绝伦的论述：“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名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谓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45)刘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从集体的超越性来看，中国历史传统中集体历史意识的超越性体现在历史文化心理基础上，集中体现为“史不可亡论”，同时这种超越性也体现着对历史的记忆和对不朽的强调。这种集体的超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得到最为典型的体现，“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4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从中可以看到，作为个人所构成的接续不断的集体，正是在碑文中需要纪念的这些人所孜孜追求的精神层叠累积成为集体的历史精神和历史记忆，“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史，国亡史成，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延续，以求得超越形上本体的精神不朽，这正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和根深叶茂的主要原因”。(47)钱茂伟、王东：《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第二，作为价值论层面的历史意识内部存在着理性与道德的张力。历史和道德并非总是同步的，在作为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评价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历史评价逐渐高于道德评价，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的张力在“科玄论战”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张君劢与丁文江的对立折射出道德与历史的张力，张君劢捍卫人生观的地位，即保守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优先地位，归根结底是强调道德评价；
丁文江则重视科学的价值，进而扩展出社会进化和变迁的结论，从而为从传统步入现代社会提供理论构建，其侧重在历史变迁和历史进步，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历史评价。历史和道德的张力在钱穆与黄仁宇的治史中也体现得很明显，钱穆强调“同情之理解”，因而对传统历史文化充满保守与敬意之温情；
黄氏则重视历史批判，因而尖锐指出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数目字管理”缺陷。道德尺度的合法性与历史尺度的合法性在张丁论战与钱黄治史之异中凸显出来，但是如何超越二者的张力，既保存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养分，不至于弃绝文化本位，又要防止传统文化中的负面阻滞，还要兼顾与异域文明的对话与融合，快速走向现代化，在今天依然是一大问题。历史和道德的冲突源于理性和价值的张力，这种紧张也因纳粹大屠杀而长久地引发人们反思，“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48)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265页。可以看到，科学和理性在推动历史快速变迁和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物质文明极大地丰富，但精神文明却未能保持同步，这或许印证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5页。而最恰当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统一起来，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显然为解决二者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启迪。不管是对于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追逐剩余价值，马克思一方面从道德上加以审视和批判，另一方面也在历史进步意义上给予客观地认可，这显然是有效兼顾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统一。

第三，作为价值论层面的历史意识内部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张力。对于历史而言，追求真相是历史学者的本能，也是历史本身需要承担的使命。可以说真相是历史最高的道德，这里的历史真相也就是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不同于诗歌，“史必证实，诗可凿空”，(50)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只有明白当时历史发生了什么，才可以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历史经验以及历史规律，历史的本质也因此牵引出两个方面内容，“一为真实的往事，一为往事之记录”。(51)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9页。那么，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录总是保持一致吗？通过考察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发现，二者不总是保持一致，这种不一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为篡改历史，这一点显然是需要避免的，如历史上胜利者所书写的记录往往存在自我褒饰之词。二是历史记录所要传递出的价值决定了历史的书写意图，即历史书写所展现出的春秋笔法，这一点在中国古代修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天王狩于河阳”(52)左丘明：《左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背后的历史事实是周天子被绑架挟持，“二帝北狩”(53)毕沅：《续资治通鉴》第六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574页。背后的历史事实是徽宗、钦宗被俘，这里反映出的其实是历史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事实和价值的张力之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历史书写饱含庄重和严肃的历史意识，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对于价值的重视要高于对事实的重视，不管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价值所传递的意图最终都有着服务历史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是接续历史精神传统的必然要求。这里需要作出区分的是，对于历史的篡改或者改写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和否定，否则可能将贬低历史的价值，最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书写中所传递的价值，则需加以珍视。事实和价值出现张力时，应当在遵守历史真实的原则下以价值来引导事实，但是这种引导不以篡改或改写历史为基本底线，必须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维护好国家和民族利益。

通过对历史意识的考察发现，历史意识不是单线一元的形态，而是蕴含本体论、生成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多重“复调”的立体形态。作为本体论维度的历史意识为个体、民族和国家提供了身份认同和价值标识，通过对“总体性”历史的把握，超越了编纂学意义上编年史；
作为生成论维度的历史意识为个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生成论依据，生成论本身所蕴含的价值为个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在理论逻辑上提供了可能；
作为认识论维度的历史意识使得个体、民族和国家在发展中获得了辩证思维，在通古今之变、辨“忘”“记”之别、明人事之理和判内外之分中全方位把握自身的历史文化，使得个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中获得厚实丰富的认知基础；
作为价值论维度的历史意识通过价值标准的挺立，使得个体、民族和国家获得价值认同和形成共同体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也在批判、继承和反思中不断实现个体、民族和国家的自我超越。综上所述，对历史意识的多重把握和理解，对于超越当下历史现实中出现的文化冲突、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文明独断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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