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王珪北疆纪行诗

于东新，杨澍婉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通辽 028043）

王珪（1019—1085），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年幼时随叔父迁居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北宋名臣，卒后获赠太师，谥“文恭”。史载，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王珪为贺正旦使，曹偓为副使奉诏出使辽国。此时“澶渊之盟”已签订四十七年，宋辽关系和平稳定，“秋，八月乙未，王珪为契丹正旦使，出使契丹”［1］，也即是八月十三日王珪从汴京出发，一路北行，目的地是辽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任务是以宋使身份贺辽国正旦节（春节）。此行，王珪以诗记录行程，创作了一组诗歌，今存18首，赵永春称作“奉使契丹诗”①。以今观之，王珪这组使臣诗实际是宋代的北疆纪行诗。

据史载，宋、辽两国明确的北部边界是从渤海至黄河“几”字形的第二个拐弯处的连接线②，此次王珪使辽，和其他使辽宋臣一样，跨越宋朝北界，一路向北。由于作者足迹不断迁移，王珪这组北疆纪行诗呈现出空间上的地理学特征，故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观照这组诗，对于深入理解诗歌文本的思想、情感内涵具有重要价值。文学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由“空间转向”所兴起的一门学科③，其运用地理分析与文学分析相结合或文字与图表呈现相结合等方法［2］143来观照文学作品中情感、思想、景观等地理空间要素［2］15，以此发掘文学中的更多空间内涵。潘晟在《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中指出：“使臣诗咏亦多记沿途自然与人文景观，往往为旅行之实录”［3］。可见，王珪这组以使臣视角所写的纪行诗既包含文学想象的成分，又包含切实的地理要素，但这二者在诗中又并非简单的分列并峙的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的，法国学者米歇尔·柯罗在《文学地理学》中曾引用莫雷蒂的观点，解释了这种错综交织的关系：“一是‘文学中的空间研究’，二是‘空间中的文学研究’。这两方面的含义都‘与地点紧密相联’，但是研究的对象迥然有别，‘在第一层含义中，研究的对象可以有丰富的想象空间……在第二层含义中，研究的对象是真实的历史空间”［4］82。这一理论为读者深入解读王珪北疆纪行诗，提供了“有意味的”视角。

王珪现存的18 首北疆纪行诗分别是：《新城寄瓦桥郭太傅》《思乡岭》《涿州》《发会同馆》《市骏坊》《望京馆》《杏坛坊》《虎北口》《新馆》《柳河馆》《会仙石》《摸斗岭》《就日馆》《富谷馆》《长兴馆绝句》《题白马馆诗》《正月五日与馆伴耶律防夜永寿给事不赴留别》《冀馆春夕见月》。从诗题就可以看出其相对明确的地理位置指向，除《冀馆春夕见月》④《正月五日与馆伴耶律防夜永寿给事不赴留别》⑤方位不可具体考证外，其余16 首皆有确定地点与诗题相对应，也恰能印证诗人使辽之行程足迹，见图1。如图1所标识，王珪的行程是由汴京出发，一路北行，经过的地区分别是新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新城镇）、思乡岭（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南）、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会同馆（今河北省境内燕山）、市骏坊（今北京市）、望京馆（今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村）、杏坛坊（今北京密云区）、虎北口（今古北口）、新馆（今河北滦平县西南平房一带）、柳河馆（今河北滦平县）、摸斗岭（今河北滦平县）、会仙石（承德市隆化县章吉营乡大官营村）、就日馆（今河北省平泉市境内）、富谷馆（今河北省平泉市“五十家子村”）、长兴馆（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长吉号村西），直到白马馆（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18首诗中《新城寄瓦桥郭太傅》《望京馆》《冀馆春夕见月》可确证是返京时所作。

图1 王珪北疆纪行诗创作行迹

在王珪由汴京使辽北行的途中，移步换景带来的是地域空间的转换，其对沿途地理风物都有生动的叙写。正如布托所说：“地点本身具有力量，并先于文化干预”［4］231，诗歌里的地理风物也是如此，其本身就给予诗歌以文化精神和审美价值。文学地理学探寻的是“人地关系”问题，而王珪诗歌中的地理风物，就是在“人”身临其“地”的条件下呈现的。具体说来，其诗中的地理风物可分为根据时令变化而产生的“实”的物候景象和由北国“江山”所建构的“虚”的文学景观两大部分。

（一）冬春代序的物候景象

钟嵘《诗品·序》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5］。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将此句之“四候”释为气候，又将“春鸟”“秋蝉”等释为“随气候的变化而出现的物候”［6］。根据时间推算，王珪离京出发时是八月间，至辽国时就进入冬季了，返程则是在春节之后，故其北疆纪行诗所描绘的地理风物正是“冬月祁寒”与“春风春鸟”之物候变迁的景象。

按照行程中季节的先后，王珪这组纪行诗首先用生动的笔墨写了辽国“冬月祁寒”的景象。不论是“如何万里沙尘外，更在思乡岭上行”［7］40，还是“狂石欲奔如避人”［7］40，都用“风沙”来强化辽与北宋之间地理的悬隔；
而“冰天行绝驾归轴”［7］38“东风未破胡天冻”［7］41，描绘的是北国天寒地冻的物候景象。北疆纪行诗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北国的“雪”，如《新城寄瓦桥郭太傅》有“朔雪沾衣入塞销”［7］38，《思乡岭》有“晓入燕山雪满旌”［7］40，二诗中雪的状态都是变化的，前者是雪沾衣上，入边塞则消融，后者是始入燕山，雪大到已覆盖整个旌旗。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诗人的使辽路径与时间关系推算，这是他诗作中地理位置距宋都汴京最近的两首。《新城寄瓦桥郭太傅》作于今河北省邢台市新城镇［8］，诗人秋季出使贺正旦，至此当是使辽归来，雪花消融代表着诗人离汴京越来越近了，而《思乡岭》则不同于前者的返京，是作者初入辽时的作品。田峰在《宋代边界意识的凸显与使臣的地理文化感知》中指出：“辽境内一些大山往往也成为宋人眼中的夷夏界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思乡岭，思乡岭（今河北栾城县南），又名德胜岭、摘星岭、辞乡岭、望云岭等”［9］，入境时的雪不是消融，而是雪满旌旗。可见，水文气象物候在诗中的表现关联着诗人使辽途中时空环境的变化。

王珪的北疆纪行诗不单写雪的状态，也写雪与人的情感联系。《富谷馆》曰：“残雪留春橐，疏星挂晓衣”［7］41，是写春雪带给人的凄冷与寥落。《正月五日与馆伴耶律防夜永寿给事不赴留别》有“半夜腾装吹朔雪”［7］39句，用“朔雪”的冰冷状写诗人从驿馆出发时的潇洒形象。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有学者认为诗题中的“永寿”是“‘永宁’之讹”［7］39，指的是涿州的“永宁馆”，但问题在于，王珪此行是“贺正旦”，按照行程计算，正月初五时王珪不可能到达距离辽上京七百多公里的涿州。“圣节”是皇帝的生日，辽人将辽兴宗的生日立为“永寿节”，不过“辽兴宗虽然立了永寿节，但其生日在正月或二月二十三日，不祥”［10］。王珪使辽时正值辽兴宗在位，《辽史》中多有宋使贺正旦节及永寿节的记载，重熙四年（1036年）“宋遣郑戬、柴贻范、杨日华、张士禹来贺永寿节及正旦”［11］217，重熙七年（1038年）“宋遣高若讷、夏元正、谢绛、张茂实来贺正旦及永寿节”［11］220，重熙十一年（1043年）“宋遣贺正旦及永寿节使居邸，帝微服往观”［11］228等等。可知，诗题中的“永寿”当为“永寿节”，此诗作于永寿夜宴之时，按时间和行程推算，其写作地点应在辽上京。此外，写雪的诗还有《题白马馆诗》：“征夫未起雪侵肌”［7］41，直观地描写了雪给予人的最直接的冷入肌肤之感。弄清其诗题中“白马馆”的地理位置在哪里，需要联系当时驿馆命名的习惯来考证，驿馆有以山命名的，如“松江县境内有松山，薛映《行记》之松山馆，疑在此山之间，或山谷之内”［12］，可见松山馆是以山命名的；
再如木叶馆与木叶山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⑥，由此可推知白马馆之地理位置应与《辽史》中所载的白马山有关。《辽史·地理志》载有两处白马山，一处在祖州，《辽史·地理志》曰：“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11］442，史为乐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说该白马山“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13］817；
另一处在今河北易县。由诗中所描述的自然环境（“狂吹欲号沙四作，冻云无赖日西垂”以及“人在冰天”）和诗人对于所处环境的直观感受（“雪侵肌”）来看，诗题所指的“白马馆”应在前者之址，即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由此观之，该诗是王珪北疆纪行诗中地理位置距汴京最远的一首，故诗中描写的物候更能见出北国的地理环境特点。

其次，王珪使辽的纪行诗中还有关于北疆辽国春天景象的描绘，即写所谓“春风春鸟”之物候景象。《冀馆春夕见月》有云：“才到关南逢雁尽，重来海上见波平”［7］42，无论是“关南雁尽”还是“海上波平”，二者皆指向一个“无”字，而这正是北国之春在宋人心中的总体印象。这种印象在纪行诗中王珪多有表现，如描写辽地植物：“万里有尘遮白日，一行无树识新春”［7］40，“柳河山外日晖晖，柳色犹枯草正腓”［7］40。这些诗句分别出自《新馆》和《柳河馆》，据贾敬颜考证，“新馆”位于“今河北滦平县（旧鞍匠屯）西南平房（又作平坊）一带”［14］，据孙冬虎考证，宋真宗朝王曾使辽⑦亦经柳河馆，确证该馆具体位置是今河北滦平县［8］。已是“新春”之季，但辽国大地并无春之景象，依然是沙尘漫天，尚无春天的讯息。阳光虽然看似灼热，但是草未绿、柳尚枯，说明诗人所处之地相比北宋是寒冷的，这种寒冷和植物具有典型的北国春天特点。显然，诗人对这样地理环境是不适应的，心中不免凄苦、感伤。

与辽国苦寒的物候相对应的，是王珪对北宋京城物候的想象，此时汴京的草木应是一片郁葱之貌了吧，对于辽国地理风物的敏感与不适应，恰来自《就日馆》中对汴京“芳草应连紫陌薰”［7］41的怀恋与想象。就日馆在“今河北省平泉县境内”［15］，诗人就是在此时此地“东风未破胡天冻”［7］41的物候中，引发了对汴京春景的回忆和遥想。相似的关于春的描写，还有《新城寄瓦桥郭太傅》中的“燕云逐马逢春断”［7］38，《发会同馆》中的“大漠夜犹白，寒山春不青”［7］41等，根据《石湖集》载：“会同馆，燕山客馆也，辽已有之”［16］，可以确认《发会同馆》，作于今河北省境内燕山。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因空间变换所带来的季节变换，这时物候的南北差异成了他创作的动因。“春云初拂汉台衣”［7］38“平明跃马向春风”［7］39中的“春云”“春风”，前者是对于北宋京城之景的描绘，后者则是与它的上半联“半夜腾装吹朔雪”［7］39中的“朔雪”形成视觉上的逆向拉扯，写出了南北物候的巨大差异在诗人心中所造成的惊异反应。

如果说“春风”为静态风物，展现的多是地理空间，那么北疆纪行诗中的“春鸟”则为动态风物，则多与人文空间相关联，“春鸟”等动物物候因其生命活动的动态性，所以更能体现诗人将地理风物主观化的过程，《新馆》中的“幽禽才啭己催客”［7］40，道出的不是鸟鸣，而是作者心境中的“催客”，正如王国维所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17］。与此异曲同工的还有《富谷馆》中的“万雀噪山馆，重来一扣扉”［7］41，同是鸟鸣，前者是“幽禽”，后者是“噪雀”，诗人是先有所想再寻所见的。据孙冬虎考证，“富谷馆”在今河北省平泉市“五十家子村”［8］，二诗皆为诗人感怀之作，动物物候的呈现是抒情的铺垫，但“铺垫”终不同于“抒发”，落实在文字之上，实际是表现两地地理风物的特点。除了所想先于所见，王珪的北疆纪行诗还有对于动物物候的直接描写，比如“黄牛拥毳争春耦，白马弯弧落暮围”［7］40，生动展现了辽国春耕时节的景象，黄牛是当时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白马则是畜牧业发展的代表，不同于上述《新馆》《富谷馆》中的诗句，该诗作于柳河馆，透过诗句，可使读者感知当时辽国柳河一带种植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情形。

总之，“冬月祁寒”与“春风春鸟”呈现了在以季节为载体的时间中的物候变化，比如“二月塞亭行欲尽，初花犹未识归人”［7］39中的“归人”身份即不难推知，王珪是八月使辽贺正旦的，诗中的“二月”应为诗人于次年返京途中所作，而这时间的流动变化，有力地支撑了纪行诗空间性的美学特征。对于祖籍成都华阳、年幼即随叔父居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长期生活在南方的王珪来说，半年多的使辽经历使他感受到了与南方、中原迥异的物候景象，这引起他对于不同地域空间——北国之苦寒、萧索物候的惊奇与讶异，而这惊奇与讶异是由空间转换所带来的物候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其诗作具有独特的空间美学的张力。

（二）北国“江山”的文学建构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提出了“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8］695的观点，其中“江山”是指景观，即“指某一特定世界的形象，某种与他的风格和他的感悟密切相关的形象，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参照物，而是一组所指的总和，是一种文学的建构”［4］112，也即王珪书写了使辽途中所见的北国“江山”，表现在北疆纪行诗中就是对北国“江山”的文学建构。曾大兴曾将这种所建构的文学景观，按其存在形态分为实体性文学景观和虚拟性文学景观［2］233。作为一种纪行文学，王珪这组纪行诗建构的文学景观自然也包括实体性文学景观和虚拟性文学景观，前者是诗人所见的、如实记录的景观，而后者是与“实体”相对、是作者所见并经过再创造而生成的景观。

关于实体性文学景观，王珪在《涿州》诗中写道：“柳河山外日晖晖，柳色犹枯草正腓”“涿州亭下柳依依，谁折长条送客归”［7］38，其中皆有确定的地点“涿州”和“柳河”。前写柳河山外阳光正暖，然草木凋零枯萎；
后状涿州亭下柳树枝条柔曼，但呈现的整体景象却是萧索的。因“柳”的谐音是“留”，故古人有“折柳送客”的习俗，用来表示临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但此处作者却说“谁折长条送客归”，表明了作者身处塞北、无亲无友的境况。再如《冀馆春夕见月》：“黄金台下嘶宛马，木叶山前度汉旌”［7］42，据考黄金台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北易水南”［13］2430。诗人一路向北，至白马馆则有“白马荒原非路歧”［7］41之诗，描绘的是当诗人足迹进入今内蒙古地区在深冬之中看到了萧索荒原景象。除山川景色之外，诗人还描绘了带有异域气息的实体性文学景观，如“路入陇尘谁与问，桑间胡女避人归”（《柳河馆》）［7］40，与汉地不同的作物种类和“胡女避人”的生活景象将辽地的异域风情状写得十分生动。不仅如此，王珪还站在宏观的视角描绘北国“江山”，如《发会同馆》：“峰多常蔽日，地绝欲回星”［7］41，其中“峰多”“地绝”纵向拉长了视野范围，从而营造出浩茫广远的空间感；
而《摸斗岭》：“戴半疆陲笼曙华，更凭重阜切天涯”［7］40，则是诗人出使途中历重山而至天涯边陲的明证。

如果说实体性文学景观是诗人所见于异域风貌的产物，那么虚拟性文学景观则是身处某种异域环境中，由作者之思牵动出的想象，是一种再创造，“就是通过虚构的故事和文学的手段，为原本就存在的地理空间加入一些环境的变数，以再造或者再塑一个现实世界”［4］94。王珪在其北疆纪行诗中再造的文学世界多指向关于北宋家园的想象，如《新城寄瓦桥郭太傅》：“寄语当时四并客，东风应已遍柔条”［7］38，这是对故园乡土的瞩望；
《望京馆》：“山川如避中原执，天地应酣上国春”［7］39，是在返京途中对中原春景的想象；
而《涿州》之“回首青山欲千里，行人犹自马”［7］38，则表现的是诗人虽身处塞北，但心却越过山川，仿佛看到了汴京城中与北国迥异的人马繁盛的景象。除此之外，虚拟性文学景观还与作者的宋朝使臣身份有关，如前文所举《冀馆春夕见月》“黄金台下嘶宛马，木叶山前度汉旌”［7］42中的黄金台，属于作者真实所见的实体性文学景观，而木叶山却属于虚拟性文学景观。按，木叶山与契丹始祖发源之地有关，也正因关系皇族发源，辽人秘不示人，故其确切位置后世很难确指。其中一说是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但与河北省平泉市有很大关联⑧，至今此处还流传着“契丹始祖传说”，传说契丹始祖从平泉出发，顺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与一女子相遇，后生八子，建立了最早的“契丹古八部”，此处王珪诗中的“木叶山”，当是对辽国政权的指代，是一种想象的景观。

王珪笔下的北国“江山”之文学景观，呈现出空间的流动性特征，像《柳河馆》：“阴壑水声多北注，晴峰云影尽南飞”［7］40，《就日馆》：“虽远长安初见日，渐亲冀北已瞻云”［7］41，空间在地理位置的切换中连续，地理风物随着诗人的足迹不断挪移、变换，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北国景象。站在宏观的视角上，“江山”之于文学景观具有历史性特征，如《长兴馆绝句》中的“长兴馆”和《会仙石》中的“会仙石”，李栋国在《辽代驿道辽上京路新考（上）》与《幽州东北古北口路新考》中分别确证了二者如今的地理位置，长兴馆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长吉号村西700m，有辽代大榆树遗址”［19］，会仙石则地处“承德市隆化县章吉营乡大官营村”［20］。另需注意的是会仙石并非“石”，而是一处山名，宋代沈括有云“顿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会仙石”［21］122，之所以能确证诗人所作的使辽诗位于今日何地，正是因为这种空间的历史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18］693指出了地理风物与作者情感抒发之关系，即地理风物在诗中的铺陈是以情感抒发为目的的。王珪北疆纪行诗中的地理风物作为一个整体，凝合成了诗人丰富的情感意蕴。

（一）“兹喜去龙庭”的使臣情绪

王珪出使辽国是带着“贺正旦”的政治任务的，故其诗云：“雁思水国犹南翥，人在冰天更北驰”［7］41，作者之所以坚定地北上，正是因为心中有一种使命感，因而诗中感怀也不乏这种大宋使臣的特有情感表达，“万里来持聘玉通，今宵宾燕为谁同”［7］39；
“一持天子节，兹喜去龙庭”［7］41，描写了出使礼仪，而“兹喜去龙庭”既表现了使辽之政治意义，一个“喜”字也强调了王珪北行时鲜明的情感色彩。《冀馆春夕见月》曰：“甚宠无如使北行，曾同万里听边声”［7］42，“从现存的使北诗作者来看，多为正使，所以选任较为严格，多为朝廷根据官职、学识、德行等多方面考量出来的结果，所以一旦确定，则是朝廷对自身能力的认可，具有无上的荣耀，足以光耀门楣”［22］。可见，奉使辽国，王珪感到任务重大，使命光荣。

为了维护宋、辽和平相处的国策，宋、辽两国互派使臣交聘往来，以加强联络、沟通感情、增进友好。据《宋辽交聘考》统计，自景德元年（1004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在118年之中宋辽互派使臣竟有682次，平均每年达6至7次之多。皇祐三年（1051年）王珪、曹偓等使辽贺正旦就是其中的一次。对于“澶渊之盟”以来的宋、辽议和，宋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感到“澶渊之盟”的签订给宋朝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对国家的发展、百姓的安宁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城下之盟，古人耻之”，并且幽云十六州还在辽国手中，契丹人对宋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北疆纪行诗就表现了王珪这种微妙的心态：“却谢汉恩颁五饵，载令梳洗向山前”［7］41，用“五饵”之典认为宋朝对辽国的交好是“汉恩”，是一种恩赐和笼络的手段，其意是“以德怀远”。“五饵”典出汉代贾谊提出的软化匈奴的策略：“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因以疏矣”［23］，从这个典故中可以看出王珪关于宋、辽交好的复杂心态。

与此同时，诗人对于在使辽行程中所接触到的契丹文化，也是高度敏感的，比如：“几年文字齿将刓，驷马今游一驻鞍。自笑不如虎贲士，翻令捉臂笑儒冠”［7］39，作《杏坛坊》时诗人已至檀州（今北京密云区）⑨，随着路途越发北进，由异域风物引发的思索也愈发鲜明，整首诗表达的都是诗人的自嘲，“虎贲士”与“儒冠”分别代表由不同文化圈所塑造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形象，作者以自嘲的口吻表达了关于异域文化的感怀。诗人的自嘲不止停留在文化层面，在离北宋京城汴京最远的《题白马馆诗》中则有更深刻的由生命感慨而引发的自嗤：“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对胡觞亦自嗤”［7］41，“平生”是一个带有回顾总结性质的词语，如苏轼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辛弃疾有“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等，诗句中的“平生”都表达了对于生平过往的回望，王珪的诗句也是如此，既是对羁旅之途的回顾，也是对平生第一次至北国的回望与感慨。在感慨之中，诗人饮酒自嘲，盛酒器皿——胡觞也更进一步加深了作者身处异域他乡的感怀色彩。

（二）“黄金台下嘶宛马”的思古幽情

王珪的北疆纪行诗给人的感觉是诗人似乎一直行走在路上，“虚构的地理学必然是内部空间的表达主体，是在空间中进行构思的所谓他乡，就是主体对世界新聚焦的那个空间”［4］94，当作者聚焦于途中所见，因地生情即常有思古之幽情。“黄金台下嘶宛马”便是王珪入燕赵之地而生怀古之情的明证。相似的诗还有在燕赵之地写下的《市骏坊》：“千金骏骨今谁顾，死驾盐车亦未休”［7］39。“千金市骨”为渴求贤才之典故，出于《战国策·燕策一》，郭隗以此寓言劝谏燕昭王珍视贤才：

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马者至者三。［24］

“千金骏骨今谁顾”道出的是怀才不遇，然而诗人仕途平顺，使辽也是无上荣耀，诗人又何出此言呢？此诗写于市骏坊（今北京市），而“千金市骨”之典，正发生在战国时的燕国，诗人登临燕地，不免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王维《与诸子登岘山》）的思古之感，其感怀的是古人故事，并非指向自身。与上述类同的还有《虎北口》：“愿得玉龙横十万，榆关重识故封人”［7］39，也是因地生情而作。“玉龙”与燕昭王修筑黄金台广纳贤才之典相关，李贺有诗“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可为证。《会仙石》亦云：“当时曾舐淮南鼎，亦恐兹山自有仙”［7］40，是作者因“会仙石”山名而联想到《神仙传》中淮南王刘安舐鼎升天之典故，也是一种因地而生的思古之情。

北疆纪行诗是一种纪行文学，其地理关系的动态性决定了其情感内涵与地理关系的密切关联，正如米歇尔·柯罗所言，空间形态的“地理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手段，用来研究空间与文学形式和文学体裁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的自我定位，是在一个高度抽象的水平之上的：他不再满足于寻找地理参照物，而是要确定一些空间的结构，或者说是一些更加抽象的轮廓，由他们为一部作品提供主题构思甚至写作的信息与其说是一种‘地形学’，不如说他是一种‘拓扑学’。”［4］137—138同时，他也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即“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不再是‘故事究竟发生在哪儿’，而是‘图示所表明的地点之间的关系如何’”［4］90。从王珪北疆纪行诗创作行迹图中可以看出，使辽途中王珪作诗的15个地点，点3至点14之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集中分布，在这一段路途中诗人诗作频出，而这段路程所属的地理位置正是“燕赵”之地，即“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渤海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以及山西北部、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25］。诗人为什么进入燕赵地域，其创作就变得频繁起来了呢？

其一，入燕赵则意味着诗人正式踏上了辽国领土，过思乡岭（今河北石家庄市栾城区南）后就意味着地理上与大宋南土的分割，胡峤对此有载云：“又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云：‘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永诀。’同行者皆痛哭”［21］16，正是这种地理疆域上的分割，给予了诗人更多情感抒发的空间，所以诗人才有了“回首青山欲千里”［7］38的遥想和“归心常与雁南征”［7］40的追寻。

其二，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清晰地划出他乡与异乡的界限，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在诗歌的内容上起到了支撑作用。诗人途经的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涿州》作于此）、幽州（今北京市，《市骏坊》作于此）、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区，《杏坛坊》作于此）皆为原幽云十六州之地。公元938年，石敬瑭遣使向契丹进献幽云十六州图集，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该地从此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治辖。王珪使辽途径这片汉唐故地，历史文化因素成为他创作的心理动因，面对这曾经的汉唐之地，遂因地生情、感慨古今：“平昔君王事胜游，日斜沧海尚停辀”［7］39。自古燕赵多悲歌，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文化信息，给予诗人因地生情更多的感怀空间，这就是王珪的北疆纪行诗多作于此地的原因所在。

（三）“游子思亲泪满襟”的乡愁意绪

沈文凡等在谈到使辽宋臣一路北行的心路历程时说：“由于是冬季，北宋所统治的中原与辽国所统治的北方地区，气候差别悬殊，加上辽国道路交通的相对落后，使臣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那种无助和无奈，必然会转换成他们心中浓浓的思乡之情”［26］，以此观照王珪也是恰当的，绵长的乡愁是其北疆纪行诗中最突出的情感内容。概括起来，王珪这组诗表达乡愁意绪的方式约有三端：

首先，王珪常通过辽国与北宋的景物比照来表现自己的悠悠乡愁。《涿州》诗曰：“晓月未消燕戍酒，春云初拂汉台衣。玉堂社燕宜先入，沙碛晴鸿已半飞”［7］38，作者选取不同的物象——社燕、晴鸿来表现北宋和辽国给予人的不同地理感觉。燕于社中，将视野缩小、聚焦，体现了北宋地理空间的精巧，小而亲切；
鸿于晴天之上，则将视野拉长、扩大，体现了异乡辽国地理空间的开阔辽远、大而疏离，于是思乡之情就在这种地理景象的对比中表现出来。

其次，王珪在诗中也多有对汴京之回忆和想象。如《新馆》中，诗人开篇以“偏箱岭恶莫摧轮，游子思亲泪满巾”［7］40表现所经之地和北宋京师的不同，激发了诗人的游子思归之情。其尾句曰：“虏酒相邀绝峰饮，却因高处望天津”［7］40，其中的“天津”并非今天的天津，彭雪开在《天津地名源流考》中说论证了如今的天津市在宋、辽、金时期被称为“直沽寨”，而以“天津”指称今天津市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了。［27］潘洪萱在《河南洛阳天津桥的演变史》中也考证了宋太祖在河南洛阳修筑天津桥的史实［28］。由此可推知，诗中所云“天津”应在今河南，与当时的宋都汴京相距不远。因此，诗的结尾实则是诗人在高山邀酒的宏阔氛围之中，将笔锋一转，望向家乡，以乡愁起，以乡愁收，使诗法结构浑圆的同时，也使思乡的情感更为显明。在《冀馆春夕见月》中有“故人临月应相望，一夕寒光特为明”［7］42一句，遥想与故人临月相望的场景拉长了读者在想象中可联系的地理空间：将“冀馆”——孤立的地理位置，化成游子身处“远离故乡”之所——可被读者共情的景观，冀馆之上的月将地理空间纵向拉长，与故人临月相望的虚写，则在此空间上做进一步的横向延伸，由此空间变得立体而诗境高远。

再次，地域的疏隔，往往引发诗人以“心随物去”的方式来写乡愁。翻越思乡岭这一大宋北疆国界时，王珪写下了“晓入燕山雪满旌，归心常与雁南征”［7］40的诗句；
至富谷馆（今河北省平泉市“五十家子村”）时，又有“帝乡不可望，心与白云飞”［7］41的句子，心随大雁、白云而去，心物（大雁、白云）合一，读者的想象空间已被诗人扩大到整个天空，此时作为思想主体的“我”已被空间化了，随之而来的是心中乡愁向物的转化——思乡的不只是“我”，而是天上每一片能飞至“我”家的白云，每一只向南飞去的大雁。如果说“心随物去”是一种对于自己心灵上的安慰，那么用家书去追寻真正的家则是现实中的行动，故有《富谷馆》诗：“去年寒梦在，今日远书违”［7］41，以去年与今日之对比，将诗中蕴含的时间长度拉长，前句用一种遥想去年的方式在思想上追逐内心家园的空间，后句则是在现实空间中追寻家乡所在的地理空间。

要之，作为北疆纪行诗中最主要的情感内容，乡愁几乎贯穿了王珪使辽的漫漫旅程之中，并且这种乡愁情绪随着诗人不断北去的行迹而变化、丰富。在出使的前半程，作者于思乡岭上，写下对故乡的想念：“如何万里沙尘外，更在思乡岭上行”［7］40；
在《涿州》中，以他乡与故乡对照，写下“晓月未消燕戍酒，春云初拂汉台衣”［7］38。此时，诗人初入辽国，与家乡分别未久，在空间上，刚刚进入异域他乡的文化圈，情感上会出现由自我身份提认与他者文化见证碰撞而出的讶异感，所以乡愁多代之以对异域景观的描写。待到使辽的后半程，至新馆（今河北滦平县西南平房一带），王珪思乡的情绪则以“游子思亲泪满襟”［7］40而至高潮。王珪足迹踏入辽国疆土内部，地理上的悬隔感不断凸显，物候的差异、文化的疏离，每每触动他的乡愁思绪，“晓入燕山雪满旌，归心常与雁南征”［7］40（《思乡岭》）。随着地理悬隔的不断加深，乡愁意绪时时萦绕于诗心之中，然而谋求和平的使命是坚定的，王珪的脚步执着向北，当他逐渐适应北国地理风物之时，乡愁也逐渐理性化，以“心与白云飞”［7］41“今日远书违”［7］41的心理追寻和现实追寻的方式消解乡愁带来的痛感；
至最远处的白马馆，乡愁不再在诗中被提起，而代之以“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对胡觞亦自嗤”［7］41，所表现的是对于行役劳苦的感慨与自嘲。诗人的情绪开始由地理悬隔造成的文化悬隔，转入对生命的冷静思索，在“征夫未起雪侵肌”［7］41“狂吹欲号沙四作”［7］41的寒冷塞外，其诗风也随之开阔，常以自嘲的方式回望一路艰苦劳顿的行役过程。

综上，以“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观照王珪的北疆纪行诗，便于我们理解其思想与情感内涵。通过前者——由现实空间进入诗歌空间的书写过程，可以感知随季节变化的物候以及由北国“江山之助”建构的文学景观，随季节变化的物候体现着时间性特征，而由“江山之助”建构的文学景观则有新的空间性内涵；
通过后者——由诗歌空间呈现到精神空间建构的深入过程可以知道，北疆纪行诗的情感意蕴是丰富的，既有使臣感怀、思古之幽情，也有随着地理的变迁而产生的绵长乡愁。因而，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考察王珪这组诗的意义正在于：由于地理变换所产生的空间特征，使得纪行诗与其他宋诗有了明显的区别，这种文学创作与空间之关联，可以更有效地进入文本内部，捕捉“空间性”和“诗歌性”，而让北疆纪行诗的内涵在地理空间书写与诗性空间建构中，变得丰富、多元，从而轻叩宋诗的一种异质性门扉。

［注释］

①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8页王珪十八首诗前有题目：“奉使契丹诗”。

②［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原文为：“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用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参见李锡厚、白滨著：《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夹页“辽西夏时期形势图”可知“海”指渤海，黄河拐弯处即黄河“几”字形的第二个拐弯处。

③［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原文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空间转向’以多种方式被推至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瞩目的前沿，文学批评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地理学的方法和工具来分析文学在空间中的存在以及空间在文本中的呈现”。

⑤《冀馆春夕见月》中“冀馆”似与辽“冀州”有关，谭其骧：《〈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4页记载：“冀州，确址无考”。

⑥孙冬虎：《宋史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原文为“宋绶记载，从木叶馆‘又历荆榛荒草，复度土河’始至木叶山”。

⑦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王曾奉诏以主客郎中、知制诰为辽主生辰使，出使辽国，后著《上契丹事》一卷，详叙辽国地理物产、风俗民情。

⑧王文章主编：《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记载了被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契丹始祖传说”。

⑨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9页诗下有注：“原注‘檀州’，今北京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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