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家庭关系”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

李慧茹，莎 娜

(1.内蒙古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2.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3.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学生工作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在我国，形象地说，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1]习近平总书记用家庭与家庭成员这种贴近百姓生活的通俗比喻，让我们拨开迷雾，深刻的领悟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血脉相连割不断的“家人”关系。各族人民在历史进程中，从分散自在的民族集团逐渐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五方之民共天下”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离不开各民族持续不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根植于各族人民之心、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其形成、发展直至升华，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进入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要求、新境界。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费孝通先生的这个观点已成为共识，即中华民族不是人类诞生就有的，而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实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在我国发现的大量古人类遗迹足以证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曾经生活着许多集团，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以及珠江、闽江水系，同时在东北、西南和青藏高原地区亦有分布。其中，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地区，在地域上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地带，辐射整个黄河中游乃至部分下游地区，形成一个轴心区。夏商周三大集团，在地理上沿轴心区并列，周位于西侧，夏位于中部，商位于东侧。在政权上是以夏、商、周三代前后衔接的历史发展为脉络。夏人活动在此轴心区，夏朝成为当时最高文明的代表以及政治核心区。紧挨夏人活动区域有一座知名大山——华山，于是“华夏”称谓就此而来，这也是华夏名称来源较为主流的说法。华夏最早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指示，逐渐演化为对这一区域人群的称呼。这一区域之外，形成了“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加上“中华夏”，构成“五方之民”格局。

“五方之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其变迁过程。《春秋》中提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正说明了这个现象。最早的“中国”的“国”是城的意思，“中国”就是当时的人认为位于中心的城市，即洛阳。之后“中国”所指的范围逐步扩大，泛指中原地带。商朝，其突出贡献是拓展了中原的边界，地域范围从黄河流域延伸到长江流域，究其原因是因当时的青铜器的冶炼及铸造技术的形成和不断提高，因而对铜的需求使得不断向外扩张。当时湖北的铜矿石储量和品质都是古代华夏疆域内最佳的，并且易于开采，这也吸引了大量商人南迁至长江流域。商人南迁，加深了与南方诸族的联系和交往。周朝推翻商朝，取得政权的同时获得商大片土地，形成一统，才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秦始皇统一六国被认为是“大一统”的开始，但事实上，在西周时期，已有“统一”观念。西周东进，也是西方“戎”与华夏密切交融的过程。仅夏商周时期，以华夏为核心，和周边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在充实着华夏，同时，华夏也在充实着少数民族，华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各民族之间互动交融程度更深。与此同时，祖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在互动变迁中，逐步形成“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意识。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推进，“五方之民共天下”意识融入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的思想意识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天下”所有民族是一家理念。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一统”。“大一统”的理念反过来又会影响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影响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贯穿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逻辑起点。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礼记》，是一部充分体现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治国理念和伦理思想的典籍。其中一段关于“五方之民”生动的描述，详细的论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3]大体意思为，凡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天资才华，必然会因为寒冷或温暖的气候、干燥或潮湿的自然环境而产生极大的不同。这种差异表现在性情、行为等方面，而且在器物、服饰等衣食住行方面也不同。五方之民，尽管他们互相之间语言不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如果我们要以中原的文化和礼仪去教化“四方”民族，则要考虑和顺应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如要以中原的制度、政令和法律统一“四方”，则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相适应的政策措施。这段论述可谓精辟而深刻，足以反映出在先秦时期的统治者已经将“天下一家”的思想融入治国方略中，并且能够在保持“天下一家”的基础上，探索不同的政策治理国家，正是这种“天下一家”的观念，才延伸出了其后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同时也奠定了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格局。

民族凝聚力是指民族之间的相互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会凭空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各民族为生存和发展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大家庭的认知状态。在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由“多元”逐渐走向“一体”，并在凝聚力不断强化的基础上凸显“一体”，守望相助，血脉相连。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相互依赖、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局面。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的最集中的表现即各民族对大一统的维护，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族当政的中央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将建立和维护大一统视为己任。可见“大一统”思想不仅仅是汉族政权，同时也是各少数民族获得政权后努力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正因如此，大一统才能被各朝各代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中庸第三十一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4]体现的就是大一统的组成部分。

不同朝代对大一统理念表达方式虽有不同，但基本内涵一脉相承且不断丰富。先秦人表达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表达为“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则表达为“协同内外，混一戎华”，元朝人进一步明确阐述为“天下一家，一视同仁”，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对大一统的共同认同。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正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根本原因。

政治上对大一统的认同和维护必然会促进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如“大禹治水”，黄河水患严重，成为沿岸人民共同面对的灾难。显然某个民族集团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形成合力去治理水患，所以大禹治水后经过的地方被称为“禹迹”“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在“九州”内，形成政治上的统一。“川盐入黔”，贵州是不产盐的省份，古时有“斗米斤盐”之说，食盐要从四川运入，为解决百姓的吃盐问题，在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下，颁布相应“盐政”，满足百姓食盐供应，并且建桥修路，确保盐路畅通，像高家渡普济桥、金沙“鱼塘河盐道”的修建，均需要大一统的王朝去推进。所以从古至今中国人追求“大一统”、认可“大一统”，将维护国家统一视作各民族的最高利益，就是源于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区域的民族在生存繁衍发展中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实现政治上大一统的要求。这是一种深入骨髓融入血脉的情怀。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改变，尽管“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
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
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5]。特别是近代以来，在“生死存亡”的巨大危险面前，我国各民族更是认识到只有团结统一才能战胜外来侵略者，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真正的团结统一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各民族更加深切体会到“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团结奋斗、发展和繁荣。“大一统”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兼容并蓄，是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精神力量。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加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

经济上相互依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表现。每个民族的生产生活均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这块土地，有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即相对封闭的一个地理单元，北面是大漠，东南是海，西南是雪域高原，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客观上阻隔了地域内的民族与外部的交往，自然而然地加强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彼此之间的联系。贯穿中国历史的经济交往形式主要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为主，中间穿插西域与雪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式。大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经济生产。从经济方式看，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主要是畜牧业经济，长城以南主要是农耕经济。无论是畜牧业经济还是农耕经济从产品的结构上都有其局限性。尤其是畜牧业经济，其单一性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一是靠天吃饭基本上依赖大自然，年景好的话生活有保障，如遇上灾年，老百姓生活则就无法保障；
二是畜牧业经济产品比较单一，仅现于肉、奶、皮毛等畜产品，日常所需的布匹、铁锅、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无法满足。同样农耕民族也希望得到畜牧业产品的补充。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间的差异性导致两者经济方式上的互补性，这种经济上的彼此需要，必然导致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联系性，进而逐渐形成经济上谁也离不开谁的自然的凝聚力，这是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理解千百年来中国各民族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深刻经济原因。当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交往方式，有战争也有和平，汉朝有匈奴“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6]唐朝时，唐与回纥间的绢马贸易逐渐兴盛。“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7]“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8]，大唐与突厥、吐谷浑经济上互相需要，互市为彼此发展经济生产提供了便利。明朝时期，主要是茶马互市。据载：“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9]。明朝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又译作俺答汗)16世纪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重要首领，阿拉坦汗不仅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而且多次向明朝朝廷提出了“通贡互市”的请求，并于隆庆五年(1571年)实现定期开市贸易。互市进行时，集市上摊铺鳞次栉比，货物琳琅满目，草原畜牧产品进入中原，中原的粮食、布帛、茶叶等物资进入草原。市场之外则是 “穹庐千帐，隐隐展展”。这种互市不仅促进了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往来，同时通过这种往来也增进了蒙汉民族间的了解和团结。清代时新疆的阿克苏，因处南北交通枢纽,“内地商人外蕃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汗雨，货如雾拥。”[10]这些经济往来，加强了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有利于各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

民族之间经济交往互补，必然促进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几千年来，中原文化向周边辐射、传递，对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交流方面，语言是民族交往交流的工具和手段，我国各民族基本上都有本民族使用的一种语言。“言语不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在交往联系时都渴望语言相通，所以民族之间也会因地制宜产生彼此能够沟通的方式。如内蒙古敕勒川地区，是蒙汉文化交织区，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区。当时大批长城以南的汉族人口移民至此，与蒙古民族相交往之时，语言上的兼收并蓄体现地淋漓尽致。蒙汉民族把这种彼此借鉴语言词汇的方式称为“风搅雪”，典型如敕勒川地区的“二人台”，就是蒙汉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共同创造的在语言、艺术、表演等多方面相交融的结晶，其中的唱词大多为双语糅合在一起。如有一出戏名为《阿勒奔花》，阿勒奔是蒙古语“十”，“花”是汉语，汉语意为“十朵花”，类似这样的语言比比皆是，反映出敕勒川地区蒙汉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中对彼此文化的吸收和认同。“二人台”虽然只是一种文艺形式，但艺术来源于生活，其中唱词就是日常语言的折射，表现出蒙汉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友好关系。居住方面，内蒙古敕勒川地区，蒙汉民族定居的房屋，蒙古族称其为“板升”，后随着房屋增多形成村落，“板升”也泛指定居的村落和城郭。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依然保留着这样的地名，如攸攸板、麻花板等。另外，作为塞外名城的呼和浩特，是曾经旅蒙商及回族商人大量定居的地区，但是今天并无一个某民族单独聚居的社区，均为各民族互嵌的社区。呼和浩特作为一个缩影，说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婚姻结亲方面，从汉代开始的和亲直至满蒙联姻，到今天各民族广泛的通婚，都是各民族在文化上互动直至互融的结果，通婚有其历史演进的背景，但发展至今，已经完全消除历史上政治因素的影响，转变为百姓之间习以为常的行为。“从整体看，与2000年相比，2010年56个民族中有43个民族的总族际通婚率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11]族际通婚的幅度是增长较快的。比如，“2000年，鄂伦春的总族际通婚率已达到86.19%，除与汉族的单一族际通婚率比较高之外，与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等族之间的单一族际通婚率也比较高，分别达到14%以上。到了2010年，鄂伦春的总族际通婚率上升到 88.63%。其与其他 5 个民族的单一族际通婚率也基本上没有变动。”[11]当然这些变化离不开人口流动、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之间能够实现通婚的前提是相互认可，从心底彼此接纳。这些数据也从侧面证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力的精髓。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道：“我们不要把民族看死了，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这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站得高一点，要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变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又由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密切。”[12]从古到今各民族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这样手足相亲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格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既有历史渊源，也是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

世界局势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化，中国作为其中重要一份子，在方方面面会受到来自多方思想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局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力的新境界和新要求。我们要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抓手，各民族守望相助建成小康、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落脚点，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力注入新的营养和动力。

首先，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如何能够“一家亲”，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非常重要。事实上，在我们的观念中，存在着一种有形无形的超越单一民族之上的家观念——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家是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13]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把我们56个民族，近14亿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14]历史发展进程中，“大一统”理念根植于各民族心目中，“多元”聚为“一体”，源自对团结统一的追求。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者爱人”“扶贫济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等，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为中华民族所认同，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在新时代，结合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因。“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5]“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6]，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逐渐形成、认知、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精神力量，往往是一个国家最为深沉也最为持久的力量。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同心同德，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凝魂聚气，勇往直前。

其次，践行各民族守望相助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体现。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平等的大家庭，尽管各民族发展程度不一，规模大小不同，但共享平等的地位及权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也强调“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17]311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但仍有一些民族发展相对落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只有各民族一起进入小康社会，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是境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重点场域，也是我国脱贫的重点攻坚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7]312在脱贫攻坚方面，民族地区成绩亮眼。如西藏“2016年以来，累计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近750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年均增幅超过15%，其中中央财政资金近490亿元。东西部扶贫协作目前落地援藏项目313个，到位援藏资金195亿元。到2019年年底，西藏贫困县区全部实现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1499元增加到2019年的9328元。”[18]新疆在脱贫攻坚中也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截至2019年，全疆累计脱贫292.32万人、退出3107个贫困村、摘帽22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19.4%降至1.24%。其中，南疆4地州累计脱贫251.16万人、退出2683个贫困村、摘帽16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29.1%降至2.21%。”[19]内蒙古自治区3681个贫困嘎查村全部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收入由2015年的3019元增加到2019年的10473元。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坚强的领导，更离不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互帮互助、共同团结奋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员，都是大家庭中缺一不可的一份子。革命时期，各民族团结一心驱除外敌，争取中华大家庭的独立解放；
建设时期，大家庭中互帮互助，全国上下一心，让我们在短短三十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新时代，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各民族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共赢、共享，这都得益于大家庭中各民族成员凝聚力量、团结一心。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之林，是我们作为“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不懈奋斗的成果。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造成严重的“冲击”，被称为“世界经济打烊”，只有中国经济实现唯一增长。我们之所以能实现增长，离不开国内各民族守望相助，离不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如面对农产品积压滞销，各平台纷纷启动“助农”项目，取得显著成效。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助农”项目，都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守望相助，夯实物质基础，构建各民族共有物质家园而做出的努力，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密不可分的“多元一体”格局。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风险和挑战，所以要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凝聚“大家庭”的力量，在共同团结奋斗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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