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以疆域与交通为中心的考察

□ 夏增民，魏维

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日益受到重视。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论断写入大会报告；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是一组新概念，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多民族中国，却是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开始孕育。费孝通就认为，中华民族在近代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自觉的民族实体之前，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已然存在。当然，这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随着各地区的初级统一体的形成，继而是长城内外北牧南耕(农)的两大统一体的形成，后又以汉族作为特大的核心，通过流动、混杂、分合和通商等形式将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并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2]29-33。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3]7

作为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术语，“共同体”一词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研究紧密相关。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4]54，其本质即“结合”[4]52。无论是滕尼斯的定义还是他选择的德语单词gemeinschaft，其含义都是“纽带”，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时，关注点在于：什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纽带，是什么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又是什么让“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已经指出了其根本所在，即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各民族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这一历史事实。对此，学术界已从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了阐释，但仍留有未尽之处。显而易见，“四个共同”之中，“共同疆域”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载体，乃是其他三者存在的客观前提。各个民族共同开拓和开发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共有家园，缔造了共同的疆域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产生了地理上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域内的社会治理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历代中央政权都十分注重全国范围内交通路网的规划和建设。交通网络的通畅发达，又加强了疆域内各个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促进了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因此，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而这正是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薄弱之处(1)目前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学术文章较为少见，近期有一定价值的成果，有孙海峰、刘学堂所著《路网与疆域：从新疆历代古道路网变迁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本文即从疆域和交通地理的角度，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论断不仅仅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也是指中国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和约470平方公里的内海和边海水域，是全国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共同开拓的行使国家主权的地理空间。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3]4这一论断不仅仅是宪法规定和政治宣示，同时也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事实。

“中国”一词，据目前所知的材料，最早出自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的“中国”，大致是“中央地区”的意思。“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语境之下不尽相同，存在着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从地域的范围上讲，汉语中最早的“中国”一词仅仅指京城，后来扩展到代指王畿，再逐步扩展到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再后来指称华夏族居住的地区以及中原王朝。至此，“中国”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从而带有了正统的意蕴；
但直到晚清迄民国，“中国”才“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不作他用；
到民国建立，‘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5]。

可以说，“中国”一名的演变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扩展过程。

最早的“中国”，其地域范围大致在黄河中游地区。夏、商、周的核心疆域约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诸地以黄河为轴线的纺锤形农耕地带，其境内及周边，除华夏先民之外，仍分布着不少的其他民族；
西周初年推行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6]，在地域上扩展周人势力的同时，也加大了与其他族群的交往，“夏(华)”“夷”的观念出现并强化，“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7]。当时，华夏先民和周边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不同，但已存在着明显的交流需求、交往实践和交融现象。《礼记·王制》即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为了“达其志，通其欲”，还产生了“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的翻译人员。经过千余年的历史进程，至战国之世，通过分封、归并、征伐，最终黄河、长江两条大河归一于国家政权之下，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在完成两大农耕区整合的基础上，完成国土的弥合与疆域的扩展[8]73。更重要的是，随着各诸侯国、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的地域扩展，华夏民族的地理认知范围和视域日益扩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提出了“九州”的概念，其地理范围大致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以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南岭以北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正是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的基本疆域，只是在局部稍有差异”[9]。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的地理范围更是远超中国的疆域。这反映的当然不是彼时真实的地理疆域划分，而是时人对已知地理空间的“规划”，其背后是“统一天下”意识和大一统思想在战国时期的流行。为了论证“大一统”的合法性，这一时期建构的古史体系，把夏、商、周都塑造成了黄帝的后代[10]。这既是战国时期多民族走向融合的文化必需，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基础。

秦朝统一在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真正能在中国的主要部分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成广阔的疆域，那还是从秦朝开始的”[11]34。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11]39，其范围与《禹贡》的“九州”划定基本一致。在秦朝的境内，尤其是南方分布着诸越等民族；
在境外，则有匈奴、乌孙、月氏、羌、肃慎等族。汉代的疆域在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境内的民族数量远超前代，而在周边，仍分布着不少的民族，如北部的匈奴、坚昆、丁零等，东北的鲜卑、乌桓、夫余、肃慎等，西部的羌人等，西南的哀牢人等。

秦汉时期，是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秦朝第一次将战国时人的“统一”观念和“九州”规划化作了政治实践，“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2]315。当华夏民族的生活范围扩展到东部大海、西部高原和西南雨林地区这些在彼时技术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天堑”之时，一个相对封闭且稳定的地理空间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先民们最直接的“共同体”感知的形成。随着汉王朝的兴盛与国名远播，“汉族”的概念开始被人接受，“汉人”的称谓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夏人”“秦人”等称谓(2)西晋后期，原居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汉人”“汉族”成为比较稳定的族称，到南北朝时期，“汉人”由他称逐渐变成自称。参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课题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先是华夏族团，后是汉族。汉族人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但他们也大量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29-33。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秦汉王朝“天下一统”疆域格局的出现。一方面，随着中原政权北击匈奴、凿空西域、征服岭南、开发西南，在大一统的国家境内，已然初步呈现以汉族为主体、各兄弟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格局，且这一格局在接下来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疆域的变迁中将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
另一方面，随着秦汉王朝对已知地理空间的开拓，中国思想家开始进一步有意识地塑造统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司马迁在《史记》中承接战国史家将黄帝塑造为华夏共祖的传统，进一步将越、匈奴等民族纳入了黄帝血脉谱系，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3)参见《史记》之《越王勾践世家》、《东越列传》和《匈奴列传》。，描绘出一幅以黄帝为始祖，熔铸多民族于一体，共同开拓中国疆域、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全景图卷。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幅熔铸多民族于一体的历史图卷不仅是华夏民族的主动构建，也得到了诸兄弟民族的认可，“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3]9，这一点也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得到验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时期。华夏民众从中原奔向周边，将汉文化随之传播到当时被视为僻远之地的辽西、漠南、雁北、河西、西蜀、江南等地，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也纷纷内迁中原。

在南方，南迁的东晋以及宋、齐、梁、陈等王朝不断强化对南国疆域的控制。随着南朝经济社会的发展，以蛮、僚、俚、爨等族系为主的多民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尽管南朝诸政权对南方民族的观点和政策不尽一致，“刘宋重讨伐、南齐重稳定、南梁重恩抚，南陈重和谐”，但总体上“南方诸族的反抗情绪逐渐降低，互相认同、相互合作的观念逐渐上升”[13]，更产生了像冼夫人这样为大一统局面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少数民族领袖。在北方，内迁诸族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权，即历史上的“十六国”。在多民族迁徙、混战和统一的过程中，汉文化逐渐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凝结核”，诸民族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纳入黄帝血脉谱系。匈奴人刘渊即自称“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14]，通过自称“汉”与追尊蜀汉后主，建立起第一个由非汉人开创的政权，将自身融入了华夏民族谱系。及至北魏统一北方，鲜卑族更将黄帝构建成北方诸民族的共祖，明确地发展出了“华夷共祖”思想。《魏书·序纪》开篇即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15]，进而以西晋的继承者自居，强调北魏为中华正统。《魏书》这一历史叙事，不仅将鲜卑纳入了黄帝谱系，更提供了一种“天下”所有民族都是黄帝直系后裔的文化观念，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诸民族的区别在于生存和生活区域的不同，即“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概言之，在政治地理疆域的拓展和变迁中，以共同文化为核心进而将分布于不同地域的诸多族群视为开拓出共同疆域的共同民族认同感已此时明显形成。

从中国疆域变迁史上看，在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循环中，每次大的长期的分裂之后，继之而起的大一统王朝在疆域上必然有一次大的扩展。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主要依靠的是中原地区国家尤其是秦、赵、燕、楚向外发展的贡献，使国家疆域覆盖了多个民族生活的区域。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帝国，在边界向外拓展方面又实现了一次大推进，而其前提条件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民族和边疆政权的主动向内融入。“中国”的范围又一次扩大。

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的疆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与周边各族的部落、部族和政权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成员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政权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不可能不对隋唐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认同感造成强烈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一方面是汉文化不断地吸引着兄弟民族走向“汉化”，另一方面是汉文化也自然地融合了兄弟民族的精神文化，使得“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3]9，共同熔铸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的再度“大一统”，令各民族交融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唐代皇室不仅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更是对华、夷一视同仁。李世民在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6]“大唐气象”成为了“秦汉雄风”后各民族共同铸就历史的又一个典范。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事实上又重陷于分裂之中，经五代十国，直至北宋建立才局部统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范围内，存在着北宋、南宋、辽、西夏、大理、吐蕃、西州回鹘、黑汗王朝政权以及金、西辽等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建立，才重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明朝继承了元朝的疆域，但在北方和西方，都有幅度不小的内缩，而且还存在着别失八里、鞑靼、瓦剌等少数民族政权。

清朝建立，平定台湾，统一蒙古各部，确立对西藏的主权，收复天山南北路，到了盛清时期，统一中国的疆域最终形成(4)本文关于历史上疆域概念的界定和变迁，主要复述谭其骧先生、葛剑雄教授的相关成果，尤其是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和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这时，自秦统一以来，经过近2000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11]158。

元明清三代，随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空前扩大，中国的大一统趋势愈发明显。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元清更是极力淡化“华夷”之分，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清朝对中国疆域的贡献，还在于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治乱循环，形成了稳定的疆域结构。韩茂莉认为，清以前中国疆域的伸缩变化，基本上是始终围绕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决定着北方的农牧交错带，“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伸缩的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地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而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8]77-78。

为了对统一的疆域进行实际的控制和有效的治理，清朝更是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对边疆地区实行因地制宜和因俗而治的多种类型的行政体制：在云南、广西、台湾施行行省体制，在新疆、东北各省、蒙古、西藏等地创建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在蒙古、新疆南部、西藏创建或延续藩部制，在云南、广西等省延续土司制。这样，中华各民族活动在国家统一治理的疆域之内，为今天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格局奠定了基础[17]。及至晚清，又通过建省及改土归流等措施，将新疆、台湾等地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管控，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因此，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汉族最早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为中国的基本疆域奠定了基础；
秦汉帝国使中原王朝的疆域基本定形。同时，非汉民族也为中国统一疆域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边疆民族对当地的经营和开发，为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创造了条件；
而且其中的三次大统一都是由来自北方的非汉族直接或间接完成的[11]174。

正是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打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共有家园。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2]2

疆域是族群共同体存在并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自然基础和空间条件，因而，族群共同体首先呈现为一种疆域共同体[18]。统一的中国的疆域，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壮大创造了前提，更为多民族的共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基本疆域的稳定，固然有很多因素，比如移民、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等，但也不能忽视交通路线对疆域的维系作用。道路突破地理界限和地区区隔，不仅强化了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沟通，也加强了不同文化区域和不同民族地区的联系。联接内地与边疆的快速、通达的道路系统，一方面使道路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其政治功能，保证了政令的畅通和人员往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其军事功能，保证了军事力量的投放和对边境地区的武装保卫；
其经济和文化功能，则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则使得边地与中央有了紧密的联系，增加了边地对中央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因此，历代的道路规划和建设，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条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交通地理基础。正是由于发达的交通道路网络，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个离不开”(5)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视察时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这就是“三个离不开”思想。见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的局面，中国各民族之间因此构建起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

自有生民以来，道路就已经产生，它是人类活动的轨迹，是不同人群之间沟通、交往的线路。进入国家阶段以后，由于社会的发展，政府开始在规划、建设和管理上采取更多的措施，道路系统开始逐渐成熟，尤其是到了周代，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发展，使当时的交通系统化和网络化[19]。据《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释名·释道》也载：“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恒见修治。”可见周时已有关于道路建设的相关规定，这些记载或许有理想的成分，但这也成为后世历朝道路规划的样本，从而影响深远。

到了春秋时代，交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不仅在平原上修筑道路，太行山、秦岭以至伏牛大别诸山中也都有了通途大道，运河的开凿更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建树[20]。吴国在今江苏地区开凿的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开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先河，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重大。借助邗沟提供的水运便利，吴王夫差北上伐齐，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与中原诸侯会盟，客观上推动了东南百越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到了战国时期，“定于一”的思想逐渐蔚为主流，诸侯间的征伐使得一些强国崛起，七个主要国家首先在本国内形成了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道路网。国与国之交往，使“国际”间的交通路线也因此形成。比如今西安、洛阳、开封、临淄/徐州间东西向大道，今洛阳、邯郸、北京间南北向大道，就已经成为一横一纵的交通干线。同时，由于经济都会的兴起，与其有关的交通道路网也已形成，比如定陶、宛(今河南南阳)等地都成为交通中心。在中原腹地，魏国开凿了鸿沟，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由于鸿沟与邗沟两条运河的开凿，在战国时代，由黄河水系进入长江水系，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可能。这一时期，甚至还出现建立水上交通道路网的设想(6)史念海认为，《尚书·禹贡》也描绘了战国时代的一个送交贡赋、以水上交通为主的道路网，详见史念海：《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战国交通道路网络的发展，从交通地理的角度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把中国当时疆域内各个互有差异的地区，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按照李学勤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可以划分出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和秦文化圈等七个文化面貌相对有差异的文化区域[21]。在交通道路网络发展的基础上，这些相对有差异的区域文化不但没有进一步异质化，反而不断交融，带来了文化的重新整合，逐步形成精彩纷呈的中华传统文化。

秦朝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疆域，而交通因素是对边境地区有效控制的基本前提。中国的疆域在历史时期的伸缩变化，与以首都、中原为中心的交通线路网络对边疆控制的有效性直接相关。故而，秦统一以后，秦始皇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12]318，在战国交通的基础上，开始了全国交通网的规划和建设，以秦驰道为纲，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全国陆路交通网，把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22]。这张交通网就像纽带一样，紧紧把中国的基本疆域凝聚在一起，为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等大一统措施的推行提供了客观条件，进而把疆域内的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并一直沿续至今。

在巩固中原地区的同时，秦时的交通干线还前进一步，深入到新开拓的边疆的地区，并与周边民族聚居区相连，为更大范围的民族交往提供了条件。秦时，在北方修建了由咸阳到达北防重镇九原郡(治今包头附近)的“直道”；
在西南边疆修筑了由今宜宾深入云南地区的“五尺道”；
在南方，修筑了从广西、湖南、江西穿越南岭的四条“新道”[23]，这就是后来“南岭通道”的雏形[24]。这些交通路线，经过并深入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驰道连接起来，使咸阳与边疆的来往畅通无阻，不仅巩固了边疆，更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各民族联结成一个共同体成为可能。

汉代的交通路线和格局也继承秦代并有发展，而且其对由中原通往边疆地区道路的重视，更是超过秦代。在西北，张骞通西域，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自不待言。在此基础上，汉使频繁往来西域，将各种新作物和“胡食”带入了中原，佛教亦由此传入中国，并在此后逐渐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面相。在东北亦是如此，据陈业新的研究，秦汉时，至少有10条道路交会于燕蓟，形成一个完整的四达交通网，促进了燕蓟和中原及北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25]。这些交通路线奠定了中原与东北交通路线的基础。

西汉中期，经过唐蒙出使夜郎和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开僰道(治今宜宾)至牂牁江的“南夷道”和由灵关(治今四川峨边)至邛都(治今西昌)的“灵关道”，不仅使西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还促成西南丝绸之路的畅通。

秦汉时期的全国道路系统，打下了历史时期全国道路交通网的基础，后世中国交通网络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军事形势变化而不断优化、细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路网络在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当时处于政治上分裂、军事上割据的局面，但也增辟和发展了一些重要的交通路线，串起了不同的不相统属的各个区域。在西北，以丝绸之路为中心，增辟今兰州到张掖的大道，开辟由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到平城(今大同)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26]。在西域的鄯善与南方的益州之间，发展出一条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重要交通路线——“河南道”[27]。在东南，联系钱塘江与长江的人工水道和长江、黄河间水道的拓展利用以及河北平原水路的开凿，今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历史基础[28]。赖于交通结构的不断拓展和完善，各民族的一体化程度加深了。

隋唐时代的全国道路系统更加细密，史念海以“关”为线索，细述京师长安通往各地的交通干线、以各陪都如洛阳、太原、成都、凤翔和江陵及诸道诸州的治所为中心的交通系统[29]。这些主干道路与陪都和各地方交通中心联结在一起，形成全国主要城市之间的水陆交通网络，把大唐内部各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赖于此，包括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胡物”“胡俗”“胡食”“胡衣”“胡音”“胡妆”等得以在全国传播。以唐诗为例，李白的《少年行》《前有一樽酒行》，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时世妆》《胡旋女》，李端的《胡腾儿》，元稹的《法曲》等诗，都是少数民族文化流行中原的例证，这已成文化交流史上的常识，于兹不再赘述。

隋开凿大运河，是中国交通史上一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改变了唐宋以至后世的经济地理版图，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中国的统一，使东南乃至岭南与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大运河是在中国军事政治中心(北方)和经济重心(南方)分离的背景下诞生的，以唐宋时期为例，这一大动脉的畅通停滞与否，足以决定唐宋帝国的盛衰隆替。“当运河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联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这个帝国便要随着构成分子凝结的坚固而势力雄厚，国运兴隆；
反之，如果运河因受到阻碍而不能充分发挥，或甚至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帝国便随着构成分子的离心力的加强而势力薄弱，国运衰微”[30]。大运河的畅通，使东南和岭南地区尤其是当地各少数民族族群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强化，并完全与之融合成统一的经济区和文化区。

元代对全国交通网的贡献，在于打造了全国的驿路系统，这个系统被明清沿用，一直到近代。元代的驿路系统，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31]卷63《地理志六》，1563。在全国范围内，东及黑龙江下游、西北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至西藏的广大地区，设置驿站总计1500余处以上，陆有马站，水有水站，“宣朝廷之政，速边徼之警报，俾天下流通而无滞”，“四方万里，使节往来，可计日而至”[32]，构成一个以大都为中心的交通网，遍及四方边地，实现了“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效果[31]卷101《兵志四·站赤》，2583。

至此，传统中国内地的交通格局已经形成，而且相对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堪称相当完善，同时，边疆地区的交通也发展起来，并接入全国的交通主干网中(7)本文重在讨论交通与边疆稳定、疆域维系的关系以及对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故对中国古代交通变迁的叙述多引用成说，且较为粗略，至于古代交通路线尤其是边疆地区交通路线的细化研究，容待专文讨论。。

西北地区，自蒙古西征到清中期，除了传统的以河西走廊为主干的中西交通系统，由北京经漠北到新疆、由新疆到西藏、由青海到西藏的道路均已开通。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地区的开发，南方交通道路网逐渐网格化，使得南方民族地区不再是“边疆”，而逐渐成为“中原”。

在中国古代的版图上，西南滇黔桂地区开发相对较晚。宋代，这一地区的交通网络肇始，从广西邕州(治今南宁市)到云南大理的三条“大理买马道”，连接了广西、贵州、云南三省的交通，初步构建了宋代滇黔桂交通体系。至元代，逐渐形成了以中庆路(治今昆明)为中心、贯穿云南及周边行省的驿站网络，并打通了云南通往广西、贵州的道路。据《元史·兵志·站赤》记载，云南设有站赤78处，其中马站74处，驿马2345匹，牛3头；
水站4处，船24条。在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基础上，赛典赤主滇，“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31]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3065，儒学在西南开始发展起来，推动了西南与中原的民族融合进程。由明至清，西南地区的道路网更加细密化。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施行，清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空前深入和统一，在包括边远山区在内的西南边疆地区广泛开辟驿路，建立起一个覆盖各地的驿传网络。更由于“滇铜黔铅”运输和“用盐互易”，还在原有交通线路的基础上开辟了许多新的交通支线(8)关于宋至清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交通情况，详见都杰：《宋至清代(1840年以前)滇黔桂交通研究》，云南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广西、贵州和云南三地的交通路线，都与四川、湖南、广东相连，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一部分。

元明清全国交通网的形成，让中国疆域内实现了人员、物资、信息的通畅四达，真正使古代中国“中外一家”的政治理想成为现实。通达的交通不仅巩固了边疆，维系了疆域的移定，还使得这个地理空间内的各个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一个交错杂居的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确立了长期联系、密切交往、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萌发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33]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34]如前所述，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疆域，共同开发了祖国大地，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结成了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和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今天中国的主权领土，是各民族先民留下的历史遗产，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的美丽家园。一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义务，绝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另一方面，只有祖国的统一和长期繁荣富强稳定，才能给各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前提和保证，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交流融合、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一局面，完全有赖于全国交通道路网的建立和完善，道路系统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形成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同时，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因此，加强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5]的重要措施，对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边疆和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重要意义。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条件，只有实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取得共识，才能融为一体，才能增进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促进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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