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再生水灌区地下水中典型全氟化合物的分布现状及生态风险

陈典， 张照荷， 赵微， 李俊， 焦杏春

(1.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100037；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3.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北京 100195)

全氟化合物(perfluorinated compounds，PFCs)是指一系列人工合成的氟代有机化合物，因具有疏水疏油、表面活性、耐酸耐碱、耐氧化还原等特性，被广泛用于工业、商业和民用多个领域，例如电镀、消防泡沫、纺织、造纸、室内装潢、洗发水、杀虫剂等[1]。20世纪5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及机器制造公司(3M公司)首次通过电化学氟化法制得全氟化合物，随后中国便开始生产并大量使用PFCs相关物质，2006年年产量为248吨，达到历史峰值[2]，直至2010年仍有100余吨。PFCs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一种，具有持久性、生物毒性与生物蓄积性，可远距离传输和迁移，并且在环境中难以降解[2-3]。全氟辛烷基磺酸及其盐类(PFOS)和全氟辛酸及其盐类(PFOA)是环境中最典型的两种PFCs，分别于2009年和2019年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4-6]，其生产和使用都受到限制。

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已陆续制定了相关规定来限制PFCs的生产和使用[7]，但由于多年来的使用和积累，PFCs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气[8]、水体[9]、沉积物[10]、土壤[11]、生物体[12-13]等多种介质中均有检出，甚至在北极和青藏高原等极端气候区域也发现了PFCs的污染踪迹[14-16]。国内外有关水体中的PFCs污染已有大量研究，大多集中于河水[17-18]、海水[19-21]、湖水[22-23]等地表水系，而对于浓度相对较低的地下水中PFCs存在情况研究相对较少，但也陆续开展了一定研究。Michio等[24]测定了日本东京市16个地下水和泉水样品中的PFCs浓度，主要检出物质为PFOS、全氟庚酸(PFHpA)、PFOA和全氟壬酸，浓度范围分别为0.28～133ng/L、未检出～20ng/L、0.47～60ng/L、0.1～94ng/L，且部分样品中PFCs的浓度与废水中的水平相当。Yao等[25]检测分析了山东潍坊地下水中20种PFCs，结果表明PFOA为主要污染物，其次为PFHpA和PFHxA。Zhu等[26]在淮河流域采集了29个地下水样品，PFOS、PFOA、PFNA和全氟己酸(PFHxA)检出率均大于79%，平均浓度分别为2.9ng/L、1.2ng/L、0.13ng/L和0.13ng/L。整体上，在PFCs的相关研究中地下水属于相对低浓度的环境介质，但PFOS和PFOA仍然出现高浓度的检出。

PFCs的高毒性已被证实[6,27-28]，地下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地下水中PFCs的存在现状进行探寻。北京是中国较早利用再生水进行农业灌溉的城市，该市通州、大兴区境内的再生水灌区是重点区域[29]，目前尚没有该区域地下水中PFCs污染现状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使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该区域地下水中PFCs浓度水平，探究了该区域PFCs污染现状及生态风险，为今后开展地下水中PFCs的动态监测和环境治理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1.1 样品采集

研究区位于北京市通州、大兴区境内的再生水灌区，总面积789km2，主要分布有潮白河、永定河、凉水河、新凤河、凤港减河等水系。该区是典型的农业种植区，农业面积占总面积的58.9%，1960年开始使用城市排放污水直接灌溉[30]，污水通过凉水河、凤港减河以及主干输水渠道进行农业灌溉。研究区内共有2个垃圾填埋场，主要处理生活垃圾。为了探究垃圾填埋场是否对周围地下水中PFCs浓度产生影响，本项目选择位于通州区的西田阳垃圾填埋场为重点研究区域，垃圾填埋场建在废弃的鱼坑基面上，自2000年9月投入使用至今，设计日处理量为300m3，总占地面积0.217km2。

综合考虑研究区历史污灌情况、灌渠分布及水文地质条件，本研究在全区拟定40个地下水采样点位。经勘查，有2个点位的监测井因人为破坏、废弃物掩盖等原因无法到达。其余38个采样点位中，共有22口浅层(50m以浅)监测井、30口深层(50m以深)监测井。其中，垃圾填埋场作为重点监测目标，在周边四个方向共设5个采样点位，包括4口浅井和5口深井。具体采样位置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区采样点分布图Fig.1 Location map of sampling sites in the study area

样品采集时间为2020年5～6月，使用不锈钢桶采集地下水样品共52个，每个采样点用500mL聚丙烯瓶(polypropylene，PP)采集平行样品2个，样品采集后当天运回实验室于4℃冰箱内冷藏储存待分析。空白样为试剂空白纯净水。

1.2 实验材料和主要试剂

标准品为全氟丁酸(PFBA)、全氟戊酸(PFPeA)、全氟己酸(PFHxA)、全氟庚酸(PFHpA)、全氟辛酸(PFOA)、全氟壬酸(PFNA)、全氟癸酸(PFDA)、全氟丁基磺酸盐(PFBS)、全氟己基磺酸盐(PFHxS)、全氟辛基磺酸盐(PFOS)的混合标准，购自加拿大Wellington Laboratories 公司，纯度均大于95%。甲醇(HPLC级)购自德国Merck公司；
醋酸铵(纯度97%)、氨水和醋酸(纯度99.9%)均购自美国Fluka公司。实验用水为超纯水(18.2MΩ·cm)。

1.3 样品处理

样品前处理方法主要参考朴海涛等[31]、So等[32]和Sachi等[33]并加以结合。所采集的地下水样品先用0.45μm尼龙滤膜过滤，去除水中悬浮颗粒物后用WAX固相萃取小柱进行萃取。具体萃取步骤如下：固相萃取柱先后用4mL 0.1%的氨水-甲醇溶液、甲醇、Milli-Q水进行活化，取200mL水样以2～3滴/秒的速度进行萃取。待所有样品通过固相萃取柱后，用4mL 25mmol/L醋酸盐缓冲液(pH=4)淋洗小柱，淋洗去除杂质后小柱再以3000r/min的速率离心10min，离心除水后，用4mL甲醇淋洗小柱，舍弃淋洗液，再用4mL 0.1%氨水-甲醇溶液洗脱目标物。所得洗脱液用高纯氮气吹定容至200μL，经0.22μm尼龙针孔过滤器过滤后装入聚丙烯进样瓶中，在4℃下冷藏保存，待上机测定。

1.4 仪器及分析条件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系统为Agilent 1200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Agilent公司)和API 4000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仪(加拿大AB公司)；
24位真空固相萃取装置(美国Supelco公司)；
PALL Cascada 超纯水机(美国 PALL公司)；
固相萃取小柱Oasis WAX (6mL，150mg，30μm，美国Waters公司)。

色谱条件：使用美国Waters公司的XBridge-C18色谱柱(3.5μm×4.6mm×150mm)；
流动相A为2mmol/L醋酸铵溶液，流动相C为甲醇(HPLC级)，流速300μL/min，柱温40℃，进样量10μL，洗脱梯度初始比例为90%A+10%C；
0.8～12.8min变为20%A+80%C；
12.8～17.8min是0%A+100%C；
17.8～27.0min比例从0%A+100%C降至初始状态。

质谱条件：采用电喷雾离子化源(ESI)，负离子模式；
电喷雾电压4000kV，离子源温度350℃；
气帘气压力1.0MPa，雾化气压力5.0MPa，去溶剂气压力5.0MPa，锥孔气流速20L/h。多反应监测模式(MRM)，碰撞气压1.0MPa。PFCs的其他MRM参数工作条件见表1。

表1 PFCs化合物的MRM参数

1.5 测试数据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在样品采集和前处理全过程中避免接触和使用聚四氟器皿，选择经严格检测其空白值的聚丙烯材质器皿，色谱管路采用PEEK塑料管路或者不锈钢管路，所有容器在使用前用甲醇清洗。用外标法进行定量分析，标准曲线由7个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确定(10、20、50、100、200、500、1000ng/L)，得到的线性回归系数范围均在0.9916～0.9996之间。测定过程中，每10个样品设置一个试剂空白(纯甲醇)检测仪器的稳定性，用200mL Milli-Q纯净水作为流程空白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以3倍信噪比计算仪器检出限(LOD)，以10倍信噪比计算仪器定量限(LOQ)，所有空白均低于检出限。使用空白加标(n=6)计算目标物回收率，回收率在64%～83%之间(表2)。

表2 目标物检出限(LOD)、定量限(LOQ)和回收率

2.1 研究区地下水中PFCs总体检出情况

在被检测的52件地下水样品中，10种目标PFCs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全氟羧酸类化合物(perfluoroalkyl carboxylic acids,PFCAs)检出率较高，其中PFOA、PFBA和PFNA三种化合物检出率为100%，其次是PFPeA、PFHxA、PFHpA、PFDA，均能在90%以上的样品中检出，而全氟磺酸类化合物(perfluoroalkane sulfonic acids,PFSAs)检出率相对较低，PFBS和PFOS在70%以上的样品中检出，PFHxS仅在56%的样品中检出。地下水体中PFCs总浓度(∑PFCs)为1.07～24.19ng/L，平均值为8.88ng/L。其中，PFBA和PFOA是检出浓度最高和次高的PFCs，平均浓度各为2.94±2.42ng/L、2.88±3.45ng/L，分别占PFCs总量的34%、27%；
再者便是PFBS与PFPeA，平均浓度各为1.15±2.05ng/L、0.94±0.79ng/L，分别占PFCs总量的13%和11%；
PFDA、PFHxS和PFOS检出浓度很低，平均浓度均小于0.1ng/L，合计仅占PFCs总量的3%；
其余三种化合物平均浓度由高到低依次是PFHxA、PFHpA、PFNA。显然，在北京再生水灌区地下水中PFCs以短中链的PFCAs为主，合计占总量的87%，而PFSAs中仅PFBS有较高浓度的检出。

对比中国部分地区已报道的地下水中PFCs数据(表3)可知，目前中国地下水中PFCs污染物基本上以短中链全氟羧酸和全氟磺酸为主，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相比于珠三角地区[34]，研究区内PFHpA、PFOA检出平均浓度较高以外，其余几种均较小，与浙江[35]和江苏[35]两地相比，PFBA和PFPeA两种物质的检出最大值浓度值均偏高，这可能与近年来短链PFCs使用增加有关，PFHxA、PFOA检出则与浙江较为相近，检出最大值分别相差0.37ng/L和0.01ng/L，但均小于2013年高杰等[2]在北京所测值，尤其是PFHxA。在几个地区中，天津郊区[38]所检出的PFCs除PFOS高于本研究外，其余化合物浓度值均处于较低水平；
而山东[36]和辽宁[37]两个地区PFCs都有较高浓度的检出，特别是山东，这应该是受两地采样点周围氟化工业园区的影响。针对地下水中普遍存在多检出短链PFCs(C4～C6)的现象，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是地表污染源迁移及前驱物质在土壤通过生物降解后生成短链物质;二是短链PFCs单体的疏水性较低而长链单体的疏水性较高，这就导致了地表污染源中长碳链PFCs单体在土壤中易稳定地吸附于土壤有机质中，使得其进入水体的总量较少[8,24,26];除此之外，多个国家已使用短链PFCs替代长链PFCs进行生产和使用，导致环境中更多的短链PFCs被检出[27]。

表3 中国不同地区地下水PFCs污染水平

分别取浅井和深井地下水中的PFCs平均浓度值进行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浅井与深井中PFCs的组分组成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主要组成均为PFBA、PFOA、PFPeA、PFBS四种化合物；
浅井中四者合计占比为85%，深井中为86%。此外，可明显看出随着井深的增加，PFCs平均浓度总值呈现下降趋势，浅井PFCs平均浓度总值最高，为10.51ng/L，而深井PFCs平均浓度总值则降至8.23ng/L，这也说明了浅层地下水更易受到地上污染源的影响，而深层地下水由于非饱和层固体吸附以及稀释作用导致其浓度较低[39-40]，在前期研究中也有相同结果的报道[40-41]。

PFCAs在浅井中平均浓度总值为8.77ng/L，深井中为7.32ng/L。在PFCAs七种化合物中，PFPeA与PFHpA浅井到深井变化较大，PFPeA的平均浓度由1.18ng/L变为0.77ng/L，PFHpA的平均浓度由0.40ng/L变为0.27ng/L，分别降低了35%与31%；
其次是PFHxA也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深井比浅井相对减少了25%；
其余四种化合物变化范围在6%～17%。PFSAs中PFBS有较为显著的变化，平均浓度由浅井中的1.59ng/L降低到深井中的0.8ng/L。

图2 不同井深地下水中不同类型PFCs浓度水平及组成Fig.2 Concentration level and composition of PFCs in different well-deep groundwater

2.2 垃圾填埋场对研究区PFCs的浓度与分布影响

垃圾填埋场周围采样点在组分组成上与区域内其他采样点一致，依旧是以PFBA、PFPeA、PFHxA、PFHpA、PFOA 和 PFBS 六种化合物为主，其中PFBA、PFOA 和 PFBS 三者占比达76%，∑PFCs水平在1.77～24.20ng/L之间，平均值为12.19ng/L，在全区属于较高水平，其中又以PFBA浓度为主导地位，占总量的32%。这一结果与Jan等[42]在德国调查的22个垃圾填埋场的结果相似。

图3 PFCs浓度与垃圾填埋场距离关系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PFCs concentration and landfill distance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是地下水中PFCAs和PFSAs的重要来源[43]，为了探究地下水与垃圾填埋场的距离远近是否对PFCs含量造成影响。以垃圾填埋场为中心，每5km为一个范围，分析25km以内各采样点到垃圾填埋场距离与其浓度间的关系，结果如图3所示。随着距离的增加，PFCs含量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距离垃圾填埋场越近的区域，地下水中PFCs浓度越高，反之则越少。在距离垃圾填埋场5km(n=14)范围内，PFCs平均浓度最高，为10.54ng/L；
在距离5～10km(n=12)和10～15km(n=12)范围内，PFCs平均浓度相差不大，分别为8.07ng/L、7.99ng/L；
但在距离15～20km(n=11)范围内PFCs平均浓度有异常升高，有研究显示PFCs浓度与人口密度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31]，所以两个处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高值点可能与该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大有关，但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
在距离20～25km(n=2)范围内PFCs平均浓度最低，仅为4.87ng/L。

随着与垃圾填埋场距离的变化，各组分浓度也产生一定的差异，但20～25km范围内样本量较少，故此处讨论前四个范围(0～5km、5～10km、10～15km、15～20km)的变化情况。PFBA在15km以内变化不大，平均浓度在3.03～3.20ng/L之间，之后则开始递减，结合纵向浓度变化情况(图2)，说明地下水中的PFBA不仅可以在水平方向上能更好地向远距离输送，垂直方向上也可向更深层渗透。而PFPeA与PFBS一直呈递减趋势，值得一提的是PFHxA、PFHpA与PFOA在后10～20km内有反常增加的现象，尤其是PFOA有较大的变化幅度，在距离10～15km范围内平均浓度为2.32ng/L，到15～20km范围内便增加至4.69ng/L。

距离垃圾填埋场50m以内，岩性为砂黏、黏砂与粉砂、细砂互层，且含水层有较好的防污性能，属于正规垃圾填埋场，又综上所述可知虽然垃圾填埋对周围地下水中PFCs污染水平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检出浓度较低，这也得益于该填埋场选址的正确性以及日常运作管理的规范化。

2.3 研究区地下水中PFCs空间分布

使用反距离插值法得到全区浅层井和深层井中∑PFCs、∑PFCAs和∑PFSAs的空间分布(图4)。浅井中∑PFCs和∑PFCAs(图4中的a、c)的分布情况相近，高值区分布在灌区中部以及东南部，低值主要在西部地区；
∑PFSAs(图4e)高值仅分布在西部小范围内，其余地区浓度值偏低。同样的，深井中∑PFCs和∑PFCAs(图4中的b、d)也有相近的分布情况，在灌区西北部、中部和东北部出现了浓度高值区，但范围较小，低值区仍然以西部为主，∑PFSAs(图4f)大部分地区依旧是较低浓度值，仅有一明显高值位于西部。从图4中的a和b可看出，深浅井中的∑PFCs高值分布均以中部为主，这可能与位于中部的垃圾填埋场和此处较多灌溉渠有关，但在东南处并无明显灌溉渠与河道浅井中却也出现∑PFCs浓度高值，表明PFCs可能还有其他的来源，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图4的c和d中∑PFCAs浅井的浓度高值为9.39～19.07ng/L，深井的浓度高值为9.00～18.51ng/L，二者的浓度区间相差不大，说明PFCAs在垂向上有较好的迁移能力。另外，从总体空间分布上可看出，深浅井中的∑PFCs和∑PFCAs都有较为相似的分布情况，说明深浅井中的∑PFCs高值均由∑PFCAs所贡献。

图4 不同井深地下水中PFCs浓度空间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FCs concentrations in groundwater from different wells

2.4 研究区地下水中PFCs生态风险评价

由于所采集的地下水并非为饮用水源，因此风险评价仅考虑生态风险而非健康风险。关于PFCs风险评价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商值法，又称比率法，属于生态风险表征方法中的确定性风险评价，是目前普遍应用的污染物环境生态风险评价方法[1]。通过式(1)计算得到风险商值(risk quotient,RQ)，可对某个污染水平较低单体的生态风险进行较为粗略的估计。

(1)

式中：MEC是实测环境浓度(the measured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
PEC为预测环境浓度(the predicted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
PNEC为预测无影响浓度(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当RQ>1，说明存在风险；
当RQ值在0.1～1之间，说明存在潜在风险；
若RQ<0.1，则说明此化合物对生态环境无风险。

对于本研究区PFCs生态风险评价，参考武倩倩[5]、杜国勇等[44]和乔肖翠等[45]研究，采用其中较为严苛的参数对环境中两种典型的污染物PFOA和PFOS以及检出浓度最高的PFBA进行评价，其PNEC值分别为100000ng/L、1000ng/L和7000ng/L。将各采样点数值代入公式(1)，得到整个灌区三者RQ值分别为0～0.0001、0～0.0002、0～0.0014，远远低于具有潜在风险的临界值0.1，即使浓度最高的垃圾填埋场及周围地下水中三种污染物的RQ最高值也仅为0.0012。因此，可以认为灌区地下水中PFCs浓度对生态环境风险微乎其微。

北京市再生水灌区地下水中主要PFCs物质是PFBA(0.22～9.78ng/L)、PFOA(0.88～14.67ng/L)，检出率为100%，二者合计占总量的61%，而PFNA、PFDA、PFHxS和PFOS四种物质只有极少量的检出，且检出浓度较低，最大浓度值小于1ng/L。灌区内地下水中PFCs的平均浓度总值随着井深的增加而有所减少。灌区中部有一垃圾填埋场，在简要分析地下水中∑PFCs浓度与垃圾填埋场距离关系后发现二者呈显著反比关系，即距离垃圾填埋场越远，地下水中∑PFCs浓度越低。值得一提的是，PFHxA、PFHpA与PFOA在距离填埋场10～15km与15～20km范围内有反常增加的现象。

虽然灌区内垃圾填埋场对周围地下水中PFCs污染水平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该填埋场选址的正确性以及日常运作管理的规范化，PFCs的检出浓度总体较低，且整个灌区PFOA、PFOS和PFBA三种的污染物的风险商RQ均远小于0.1，暂无潜在的生态风险。目前市场上对全氟及多氟化合物仍有巨大需求，更多新型替代物被使用，如全氟烷基膦酸和次膦酸，鉴于该类物质的高毒性、强持久性及强迁移能力，本文提出应持续关注此类物质的浓度变化和风险情况。

致谢：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张宇萌、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石喆元和李玉芳在采样和实验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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