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三重逻辑

马文涛 胡 建

（西华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充分体认和自觉践行。一个政党想要带领一个民族实现永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必要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1]首次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进入新时代后，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全党上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任务新要求。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2]279，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解读和深刻阐释。为此，有必要厘清、阐明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从而为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大的思想动力。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3]669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胸怀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决心和勇气。这种决心和勇气不是凭空产生和毫无根据的，而是理论认知的结果，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把握。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业中的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其理论之源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滥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思想源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4]毋庸置疑，自然界孕育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都内在地包涵于自然界之中，整个人类历史也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于人具有先存性，人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评估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相反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使命，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保障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延续，从而推动整个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准把握，切中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脉搏，指明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所在，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理的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基础。人与自然界存在着利益纽带，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基本方式。“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与自然界最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关系。”[5]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正确合理的生产实践中，自然界往往会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提供多元多样的物质生产资料；
相反人类只是单向的征服自然，必然会破坏合理的物质变换，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打击。马克思为此强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合理的物质变换是为人类提供优美生态环境的现实条件，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前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基础。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物质变换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合理审视和科学把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理论和逻辑阐释，为当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撑。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资本逻辑是支撑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在特征，资本家只关心经济统治结果，思考如何在自然界获取生产的超额利润。这种反生态的生产方式尽管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物质财富，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将人类社会带向“文明的阴沟”。在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双重交织的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因素走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7]，资本主义制度亟将发生变革。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祸源，“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形态”[8]，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目标和必经之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9]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扎根现实、面向未来，所提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必然、现实选择和未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3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是其文化底蕴

中华民族是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蕴含着内涵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际，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中蕴含的文明禀赋和文化底蕴。

首先，“天人合一”的生态认知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瞻性。“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中华文明源头活水的《易经》强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已经萌生于古人的意识之中，自发地转化为古人的生态智慧。庄子进而指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这就说明天下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天人合一”的生态认知是中国传统生态政治智慧的基本主线，把天、地、人相统一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实质。

其次，“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古人察觉到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天下众人都应该在自然界的庇护下得到平等对待。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观点，集中表达古人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美好信念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成为判断执政者是否“民心所向”的重要标准。“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彰显了儒家“仁民而爱物”的崇高理想道德境界，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指引。

再次，“虞衡制度”的生态红线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制性。习近平总书记讲述我国古代的生态智慧时，特别提到了“虞衡制度”。“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2]2“虞衡制度”就是古人为管理山林川泽专门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保护山林川泽等重要自然资源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这种以制度和法律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的生产方式，克服了“以环境换取发展”的狭隘性，至今值得借鉴。

最后，“天下一家”的生态理念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局性。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国之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不仅限于在一国范围内建立。《礼记·礼运》中写道：“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中华民族素来讲求“天下一家”，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将“协和万邦”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环，致力于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和文化沃土。党在中国具体实践中实现了古人生态智慧的创新和发展，保持了传统生态智慧中的前瞻性、法制性、重要性和大局性，不断增强党坚持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力，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和实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

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交相辉映，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支撑党和人民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前行。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萌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依靠自然界丰富的物质资源发展生产力，打破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开发自然来发展生产力。人因自然而生，不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以何种形式提高社会生产力，都不会脱离自然界丰富的资源。毛泽东认为只有“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10]，才能激发人民群众“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在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与自然开展合理的物质变换，积极开发和利用自然财富，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毛泽东认识到自然界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之源，这就为之后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中不断开发和利用自然、尊重和保护自然提供了理论向导和实践样板。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兴修水利造福人民。“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2]287水安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借鉴大禹、李冰父子等古人丰富的治水经验和智慧，基于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性，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1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兴修水利不仅有效减少了水患灾害对社会生产活动带来的损害，更改善了人民基本的生活质量，而且为中国抵御旱涝灾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通过植树造林美化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认识到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指出要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森林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因素。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仅要搞绿化，而且还要搞好，要在“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中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12]。这些对绿化祖国的号召和提议也为今天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极具战略思维，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先河。尽管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它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更加成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开拓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如何以更加全面系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指导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新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更深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形成主题鲜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所有工作的根本遵循。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关切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13]，告诫全体党员干部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富裕程度，以及实现生态效益的代内和代际公平。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生态环境对人民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强调“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14]。因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对人民庄严的承诺。胡锦涛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后，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15]。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充分彰显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便民、惠民、利民”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取向。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核心要义。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持续、科学、健康、和谐的发展之路，这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益相得益彰的内在要求。邓小平认为摆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最厚望的潜力在生态环境，最繁重的工作在生态治理，要想实现可持续的、有后劲的发展，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真正摸准、摸清我们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长远规划的原则”[16]163。江泽民接过了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接力棒，积极响应国际社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话语，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远考虑，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6]822,将可持续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倡整个社会走上经济、社会和生态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胡锦涛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历史里程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17]，“全面、协调、可持续”[18]143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向度，要促进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层面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倡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决贯彻和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18]358的总要求,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想升华和实践深化，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状况及趋势的科学把握和正确判断，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动量充足的理论补充和实践指导。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有效提高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实践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深化

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不断加强生态治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增进协调统一，形成了丰富宝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

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187的自然生态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生态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方法论基础。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站在唯物辩证的角度，运用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思维方法，在2013 年11 月首次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9]55。习近平同志诗意地将人与山水林田湖等自然要素紧密联系起来，阐释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唇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之源，自然界中存在的阳光、空气、水体、大气、土壤和动物等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撑。“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方法论揭示了人的生命运动和生产活动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的滋养，深刻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尊重生命的生态价值观，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原性诉求。

构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9]17的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与生产力理论，立足于中国生态环境的具体实际，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20]25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与之匹配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充分认识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利益的辩证关系，彻底整治物欲主义膨胀和消费主义风行带来的生态环境顽疾，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和“健康文明”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20]180，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必须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紧迫力和责任感，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一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以往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发展模式，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把发展的基点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上来，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塑造更多依靠自然资本增值、生态效益驱动的引领性发展。二是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生态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提升公民生态文明素养，在全社会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20]543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用绿色发展理念共筑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以此营造公众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绿色发展理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内涵，对于当今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造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重视“共建地球命运共同体”[2]262的生态国际观。近年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共同的生态难题、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的人类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彰显了“共建地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习近平同志立足于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的全球化时代，深刻认识到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环境共同体是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唯有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合作才能有效治理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难题，他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19]132。因此，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问题，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对话和合作，拓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领域，维护国际生态问题重灾区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合理关切。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习近平同志在国际舞台上所呈现的坚定信心和责任担当，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义务植树时强调：“建设绿色家园是全人类共同梦想。”[2]144不容争辩，共建绿色家园是全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人类必须防治生态问题，坚守和保护地球的底色——绿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国际观，有效推动和引领着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愿与世界一道共克时艰、共享成果的决心和信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局所在。

面对时代环境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中国实际，把握世界风向，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创新和创造，持续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不断深化注入原动力，进而以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价值意蕴。

回望过去，着眼现在，放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不断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科学内涵，使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具有了鲜明的价值逻辑。总体上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新境界，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也为全球范围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开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并没有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是对其理论力量、实践效果和发展前景的深度体察，并结合具体实际、时代特征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高度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活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力。

从和谐相处到和谐共生，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从设计蓝图到落实方案的历史性飞跃和创造性转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推进，如何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最终迈向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人民所盼和时代命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不能做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让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前功尽弃，同时又提出不能在自然界中无所作为，无法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中国共产党人立足这一国家发展现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探索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得益彰的发展路子，同时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加快整治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的生态问题，以坚实的环境基础和生态保障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不断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积极思考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度和广度，提出新发展理念、“两山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生态价值理念，从民生、法制、国际合作等方面拓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维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当代转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新境界。

（二）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牢牢结合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也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生态环境面临着山穷水尽、寸草不生、污染严重的危乱局面，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指引下，经济社会发展开始适度解放和发展自然生产力，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为实现国民经济复苏和解决人民“暖饱”问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环境问题突出，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工作，极大地挽回了生态文明倒退的发展局面；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到十九届六中全会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经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21]，我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源约束、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发展窘境，生态环境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人民在自然界的幸福感、收获感和安全感持续提高，经济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葳蕤蓬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日益形成。立足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要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这个旗帜必须高扬”[2]249。在后工业时代，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余害未除的社会背景下，必须将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共生作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向导，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更好地完成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

（三）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8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跳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枷锁和发展陷阱，带领人民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始终就是“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3]59的现代化，资本家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赤裸裸地简化为单纯的利益索取关系，缺乏对自然界的道德关怀和理性对待，造成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事实证明，失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一定会让人民更加幸福。中国共产党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认识，向世人证明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才是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本质和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窠臼，牢固树立和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两山论”、“生命共同体”等生态价值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推动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作为本世纪中叶我国要达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格局，突出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科学性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正是由于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构建以生态环境为前提、人民为中心、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人类新型现代化道路，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现阶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时代强音，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以看得见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惠及全国各族人民，将带领中国人民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为全球范围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问题是全世界都予以关注的问题，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事业取得的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成功案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的独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世界各国应同舟共济应对人类发展难题，在生态环境议题上更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倡导者和见证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和准确分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方位，做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2]272的重大论断，将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在国内宏观层面，中国共产党依托制度优势，部署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新战略，不断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微观层面，党和人民依照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分产业分群体识别生态优势，实现人民生态脱贫致富。在国际社会，党和国家积极承担环境治理责任，以生态文明建设拓宽对外合作交流的视野，持续在国际性生态议题中释放稳定因素。毋庸置疑，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更彰显中国参与全球生态问题治理的责任和担当，这不同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侧重点，区别于西方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中，摸索出了属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方案，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独创性和先进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相较于西方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思维更具有现实意义，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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