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责任依附”降低了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吗？——基于西部某城市的实证研究

黄 进 裴书盈

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3.5%，分别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5.44和4.63个百分点[1]。养老、二孩三孩照养等家庭责任更加突出地摆在每个城市家庭面前，城市妇女的家庭责任凸显。一般认为，由于照顾老人和小孩，城市妇女的家庭责任会削弱其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中央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高度重视社区养老服务和生育支持政策，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正式发布，全国各地纷纷加强了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那么在此背景下，城市妇女的家庭责任还会削弱其社区参与吗？其家庭责任是否可能被社区分担？家庭责任与社区参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对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城市妇女家庭责任依附与其社区参与水平的关系来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妇女作为“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生命”的主要承担者和“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生命”的主要参与者，长期以来承担着生育、养育和家庭日常照料的责任，被看作家庭领域的主体，而正是这种“母职—家庭—远离社会化大生产和公共生活—性别不平等”的因果链条造成了妇女被压迫的境遇[2]。因此，马克思提出的“两种生产”学说对性别不平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允许妇女进入公共生产领域、私人生产领域社会化的妇女解放路径[3]。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付诸实践，使妇女获得历史性解放。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妇女直面“家庭—市场”责任双向增强带来的压力[4]，妇女“回归家庭”或投入“社会生产”不仅是当代每个中国家庭基于家庭结构、市场回报、生产力特征等要素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5]，更演化成对妇女个体经济社会地位高低的价值判断命题[6]。

从深层次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根源出发，“家”的特殊地位不可撼动。在意识形态上，“家本位”是基本价值伦理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家”是个体的基本生存单位；
在社会关系建构上，“家”是一种文化适应手段，社会关系由家庭关系延伸[7]。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妇女脱离“家庭”谈“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如果跳出既有的“家庭—市场”二元思维，妇女又该如何回应自我发展和家庭需求，在社会大生产中发挥其独特作用呢？由于社区是联系“家”与“社会”最便捷、最直接的通道，因此妇女参与社区行动而形成的“家庭—社区”的相关命题应当得到关注。

社区作为一个具体而独特的“场域”，已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的民生政策在社区的效果最为居民所感知。对于妇女来说，社区不仅是她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地域空间，而且也承载了个体经济生活及其社会交往、身份认同、情感沟通和价值连结等重要功能。立足于“美好家园”概念上的社区是对“家”的价值伦理观念、生存空间、家庭关系的延伸，既能够为人们提供资源和庇护，也满足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兼具私密性与公共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组织性与伦理性等多重内涵[8]。这无疑为妇女在家庭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搭建了新桥梁，为激烈的劳动市场竞争和“母职神话”的家庭压力[9]中预留了“缓冲带”。因此，通过研究家庭责任与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不仅能够深入理解“家”与“社区”的关系，更是理解妇女与国家关系的重要路径，这对于促进新时代城市妇女全面发展和完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核心概念

关于社区参与的文献甚多，学者们从性质、形式、主体、内容、途径等方面做出了多角度的探讨。从本质上说，社区参与是公民参与的一种。亨廷顿认为公民参与是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10]，因此社区参与也是影响社区发展的重要变量。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参与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和运作的过程，它意味着社区内每一个成员所拥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其应尽的义务[11]。根据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城市妇女社区参与是指城市社区中的女性居民(年满18周岁)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形式参与本社区中各项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运作等的一系列过程和行为。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妇女社区参与的研究从总量上来看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于研究农村妇女如何参与乡村基层治理以及她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相较而言，针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的研究比较少。城市妇女社区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城市妇女参与社区的总体性研究[12]，普遍认为妇女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虽然妇女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较高，但多数仍是被动参与[14]；
妇女参与社区治理也促进了妇女发展[15]；
也有学者分析了影响妇女社区意识的关键因素。[16]二是对妇女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的研究，发现妇女参与社区治理具有特殊性[17]，包括“柔性”策略[18]、“情”和“理”的动态平衡过程以及特殊的运作机制。[19]三是对妇女作为志愿者参与社区的研究[20]，探究了妇女社会角色建构的有效路径[21]、退休妇女的角色转换和喜爱的社会活动等。[22]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到，鲜有从妇女视角出发，反思家庭责任如何影响妇女社区参与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家庭责任依附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的影响，力求拓展和丰富城市妇女社区参与行为的解释框架。

家庭是社区的细胞，既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也是基本的福利供给单位，它承载着生产、保障、经济扶持和福利供养等多重功能。家庭因素常常被学界看作是影响个体心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家庭关系也会对妇女的社区参与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家庭关系的研究中，家庭依附是一个重要概念[23]。“依附”一词最早被临床医学广泛使用，指的是在酒瘾治疗中，酒瘾者及其家属之间产生的一种共生的依附关系[24]，之后被社会科学引用，强调人际关系中过度关注他人、缺乏情感表达、透过关系获得意义感，甚至过度对他人负责的一种型态[25]。在原生家庭内部，这种“共依附”心理尤为强烈，并催生出了从属和依赖的关系。其中有一种依附以家庭总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所形成的家庭责任，通过家庭成员对这种责任的承担而使家庭成员相互依附在一起，本文称之为“家庭责任依附”。这个概念不仅表达了家庭责任的含义，而且强调了家庭的共依附性，比家庭责任一词更加贴切。在中国社会，照料老人、生儿育女更多由妇女承担，因此本文将照料老人和照顾小孩作为妇女家庭责任依附的两个主要内容。

社会资本是研究社区参与中难以回避的重要概念，本文也不例外。因为个人拥有的社区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参与十分重要的因素。社会资本一词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他强调：(1)社会资本是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相联系的资源；
(2)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可以用于实现个体目标。[26]科尔曼继承并发展了布迪厄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27]。社会资本理论从诞生到成熟，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青睐，尤其是意识到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与“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非常接近后，社区研究因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存量与该生活区域内居民社交关系网络存量成正比，社区居民的关系网络更密集，其社区参与程度越高；
他还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资本具有社会信任、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的特点[28]。潘泽泉强调，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造是社区建设的真正内涵，同时社区也可以说是孕育社会资本的生成处所,是社会资本的“子宫”[29]。燕继荣认为“政府主导”之下的社会资本投资是增强社区治理创新制度依赖性的有效途径[30]。另外，桂勇、黄荣贵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进行了研究，得到一个七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表(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一般性信任、社区信任)[31]。以上文献对本研究富有启发，本文将社区社会资本定义为社区居民个人拥有的与社区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资源，并将社区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社会网络三个维度。

(二)研究思路

城市妇女作为个体参与社区的行动，既受到家庭责任依附因素的影响，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区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因此,除了研究家庭责任依附因素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的直接影响以外，还应该研究家庭责任依附与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共同影响，这样既可以揭示家庭依附与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共同作用，而且有可能揭示家庭依附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单独研究家庭依附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的影响后，进一步研究家庭依附、社区社会资本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的共同影响，然后尝试分析家庭、社区、社区社会资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及背后的内在逻辑(见图1)。循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有两个创新点：一是引入家庭责任依附因素这一新变量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水平进行研究；
二是研究家庭责任依附因素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水平的共同影响，试图通过城市妇女社区参与这一社会活动载体揭示新时代城市社会中家庭与社区的内在逻辑。

图1 研究思路

(三)研究假设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得到解放，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改革开放后，部分妇女退出劳动市场，妇女的家庭依附特征明显[32]，因此，妇女对家庭的依附关系必然影响到妇女的社会参与。石智雷、杨云彦认为妇女的家庭依附因素对妇女的劳动参与有着显著影响，生育子女数量、老龄化程度的提高等因素对妇女劳动参与有抑制作用[33]。范红丽、陈璐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呈负相关关系[34]。郑逸芳等人关注到学龄子女数量越多或养老责任意识越强的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度越高，相反家庭成员的照料时间越长、幼龄子女数量越多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35]。学界几乎达成共识，认为家庭责任依附对妇女参与劳动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虽然既有文献关于家庭责任依附与妇女社区参与之间关系的很少，但由于生产劳动与社区参与都是社会参与的表现，具有相同的社会化特征，因此可以认为家庭责任依附与妇女社区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家庭责任依附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1a：照顾小孩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1b：照顾老人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如前所述，城市妇女参与社区活动，既受到家庭责任依附因素的影响，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区社会资本因素的双重影响。回溯社会资本与妇女社区参与关系的诸多研究，众多学者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有显著的相关性，社会资本越丰富，居民社区参与意愿越强，其参与行为也会越频繁。多数学者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与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呈现正相关性。例如， Kenneth 和 Temkin 等人发现，社会资本有利于增加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忠诚感和归属感[36]；
Whitham 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社会资本中不同类型的网络资本对居民参与行为发挥作用，他认为居民参与社团组织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居民自我社交形成的网络资本都对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影响显著[37]；
J.Lee和 S.Kim 两人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能够有效激发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38]。虽然社区社会资本对妇女的社区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家庭责任依附很可能对妇女的社区参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验证之前无法判定家庭责任依附与社会资本对妇女社区参与水平的共同影响结果是正向还是负向。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 2：家庭责任依附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 2a：照顾小孩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 2b：照顾老人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妇女，数据来自2020年对西部某省会城市妇女的问卷调查，采用立意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样本。由于该城市的中心城区同质性强，因此立意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区作为样本，然后将该区的11个街道83个社区按照常住人口数量从少到多排序，组成一个样本框，按照等距抽样方法，共抽取5个社区。这5个社区包括了商品房小区、拆迁房小区、单位院落等多种形态，代表了该城市的一般居住形态。从社区居委会收集到5个社区的居民信息，把18岁以上妇女居民筛选出来(不包括学生)，其中A社区筛选妇女居民7750人，B社区5440人，C社区5194人，D社区8314人，E社区33182人。随后将以上每个社区的妇女居民按照年龄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分别形成样本框并进行抽样，合计样本501个。总计发放问卷501份，实际回收问卷490份，除去缺失值较多的问卷外，最终进入本研究的样本共443个，有效问卷率为88.4%(443/501)。对该城市而言，该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样本的人口学变量如表1所示。已婚的被访妇女293人，占比66.14%；
照顾小孩(学龄前儿童)的被访妇女有122人，占比27.54%；
照顾老人的被访妇女243人，占比54.85%，完全达到进行统计分析的基本要求。

表1 人口学变量和家庭责任依附的描述性统计

(二)变量及其操作化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家庭责任依附和社区社会资本，将家庭责任依附操作化为照顾小孩和老人，因为对于城市妇女而言这是最大的家庭责任。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在国内外学者间存在差异性，本文沿用帕特南的观点，将社区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三个维度。将社会信任操作化为对街坊邻居、社区居委会等5类群体的信任程度；
将互惠规范操作化为与街坊邻居的熟悉程度、互助行为的多少等5类行为，通过赋值1—5，加总得到变量结果；
将社会网络操作化为参加社团组织的个数、社区中能提供帮助的人数，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社区社会资本与城市妇女社区参与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是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研究设计以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两大维度对社区参与行为进行测量。其中，制度性参与指的是决策、管理、选举、表决、监督等在既定制度规范内参与活动的行为，非制度性参与指的是文体活动、维护环境、议论、投诉、抗议等出于个人利益诉求或是多样化需求的社区参与行为。[39]通过询问妇女是否参加社区的某项具体活动，分别对完全不参加、参加很少、参加较多、大部分参加、(几乎)全部参加赋值1—5，分值相加即为妇女社区参与水平，统计结果见表2。

(三)研究方法

虽然本文探究的是家庭责任依附对妇女社区参与的影响，但是社区社会资本可能是影响妇女社区参与行为的重要路径，因此，需要将社区社会资本与家庭责任依附都作为自变量，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影响作用，并揭示家庭责任依附、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参与水平之间的变量关系。由于关于社区社会信任和社区互惠规范的问题都是按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设置的,被访者的答案分为5个等级，因此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中的10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 共抽取3个因子，分别为社区信任因子、社区规范因子以及社区互惠因子,如表3所示。

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质量和对统计结果进行解释，我们到抽中的5个社区进行了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共访谈16人，包括社区书记(主任)5人、妇女11人，其中照顾小孩的妇女4人、照顾老人的妇女3人。访谈内容包括社区的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照顾小孩和老人的困难、社区对照顾小孩和老人提供的服务、妇女参与社区的基本情况等。

本文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由于本研究涉及变量较多，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不同维度变量与社区参与的关系，将家庭责任依附变量(照顾小孩、照顾老人)因素与社区社会资本逐步进行回归，现将主要回归结果汇报于表4。

模型1为城市妇女照顾小孩(学龄前儿童)对其社区参与水平的影响。数据表明：照顾小孩对妇女的社区参与产生了正向影响，而且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1a不成立，也就是说照顾小孩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2为城市妇女照顾老人对其社区参与水平的影响，从统计数据看照顾老人对妇女的社区参与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是没有呈现显著性，因此假设1b没有被证实，也就是说照顾老人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行为不一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模型3加入社区社会资本因素以后，照顾小孩与妇女社区参与仍然呈现显著正相关，证实了假设2a。从社区社会资本的五个因素看，它们与照顾小孩一道对妇女社区参与形成了正向影响，而且有4个呈现出显著性。其中，社区信任因子、社区互惠因子、社区规范因子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参加社团数量在0.10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只有“社区中能向自己提供帮助的人数”没有显著性。与模型1相比，加入社区社会资本因素后，照顾小孩对妇女社区参与的解释力从24.97%提高到39.13%，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强化了照顾小孩对妇女社区参与的正向作用。

模型4加入社区社会资本因素以后，照顾老人与妇女社区参与水平仍然表现为正相关，而且从没有显著性变为在0.05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从而证实了假设2b，说明社区社会资本显著提高了照顾老人对妇女社区参与水平。从社区社会资本的五个因素看，它们与照顾老人一道对妇女社区参与形成了正向影响，而且有4个呈现出显著性。其中，社区信任因子、社区互惠因子、社区规范因子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参加社团数量在0.10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只有“社区中能向自己提供帮助的人数”没有显著性。与模型2相比，加入社区社会资本因素后，照顾老人对妇女社区参与的解释力从23.81%提高到38.96%，这进一步证明社区社会资本强化了照顾老人对妇女社区参与的正向作用。

模式5加入了所有自变量，数据表明无论是照顾小孩还是照顾老人对妇女社区参与都呈现出正向的显著性，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照顾小孩的妇女比没有照顾小孩的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提高2.206个单位，照顾老人的妇女比没有照顾老人的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提高1.662个单位。从社区社会资本的五个因素看，它们与照顾小孩、照顾老人共同对妇女社区参与形成了正向影响，而且社区信任因子、社区互惠因子、社区规范因子、参加社团数量仍然具有显著性。整个模型的解释力达到39.70%，说明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妇女社区参与的促进作用十分突出。

综上，从统计结果看，假设1a未被证明，即照顾小孩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不仅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b也没有被证实，因此假设1不成立，也就是说家庭责任依附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不一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2a被证实，即照顾小孩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2b也被证实，即照顾老人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2被完全证实，即家庭责任依附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而且是正向影响。

(一)社区服务使家庭责任社区化

对比假设与检验结果，我们需要讨论3个问题：(1)为什么假设1不成立？(2)为什么加入社区社会资本因素以后照顾老人对妇女社区参与水平的影响从没有显著性变为具有显著性？(3)为什么假设2的检验结果呈现出正向显著性，而不是负向显著性？回答这几个问题，需要结合对被调查社区的访谈和调研点所在城市的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解释。

假设1a不成立，并不符合我们惯常看法，也与家庭责任依附对妇女参加劳动的过往研究结果相反。从社区访谈得知，该城市在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广泛开展了儿童友好城市、友好社区建设。例如，依托社区综合体、国有闲置资产等开设托育园所、建设儿童中心，配备了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设备，开展了儿童友好专题培训、儿童文体活动等，鼓励社区打造“游戏角落”。有被访者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其所在社区的公共空间被改造成为具有不同功能的游戏区和游乐设施，她经常带着小孩到社区儿童中心挖沙子、玩滑梯、练攀爬、制作手工，参观漫画展，甚至还可以参观迷你天文馆，她本人也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家长课堂，而10多年前参加这些活动得到路程较远的公园、青少年宫、文化馆。可以说，社区近几年通过友好儿童社区建设，为儿童提供了较多的便利条件和服务。为了小孩的成长，妇女便主动参与到各项社区活动中。据我们了解，大多数学龄前儿童的母亲都会给社区提出文体活动的建议、参与活动策划、参加学习培训等非制度性活动，继而参与儿童公共服务设施的管理、社区各类选举等制度性活动中，从而提高了她们的社区参与水平，显然，这与10多年前的情况迥然不同。

假设1b没有被证实，也就是说照顾老人对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行为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模型2的数据看为正向相关，但尚未达到显著水平。结合模型4，我们可以看到增加了社区社会资本因素以后，照顾老人对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呈现出正向显著性，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社区社会资本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照顾老人对妇女社区参与的正向影响是通过社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根据我们的访谈和实地考察，发现最近10年来社区对老人的关爱与服务大幅增加。例如，调查点所在的城区大力开展“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普惠优质的日托、全托、医养、助餐及居家上门服务，为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家庭设立家庭照护床位；
进行“适老化”改造，让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居家享受专业照料服务，大大缓解了城市妇女照顾老人的负担。但是，养老服务与儿童服务不同，儿童服务更加开放和多样，社区能直接提供，而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大多需要申请，属于一种应申请才响应的服务；
同时，妇女本身对儿童服务更加关注和主动，相对而言，对养老服务不太敏感和主动，因此养老服务更多的是被动服务。一位被访者告诉我们，起初她并不了解社区有什么养老服务，社区干部告诉她有老人午餐，可以送上门，她对此半信半疑，后来因特殊情况她请社区志愿者送了一次老人午餐给她父亲，发现果然如社区干部所言，从此她开始相信社区干部，并结识了较多的社区干部和志愿者。此后她家接受了社区提供的一系列养老服务，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社区归属感，就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因此，照顾小孩的妇女和照顾老人的妇女提升社区参与水平的路径是不同的，照顾小孩的妇女提升社区参与水平是直接的，即“照顾小孩→社区参与”；
而照顾老人的妇女提升社区参与水平则是间接的，是通过社区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发生的，即“照顾老人 → 社区社会资本 → 社区参与”。

在解释了前两个问题以后，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由于在验证之前无法判定家庭责任依附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妇女社区参与水平的共同影响结果是正向还是负向，因此假设2没有设定变量之间的关系方向(正向或负向)。从统计结果看，家庭责任依附与妇女社区参与水平呈正相关(只是照顾老人未达到显著水平)，同时妇女所拥有的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呈现正相关，因此假设2自然呈现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从现实原因看，还在于社区对老人和儿童的关爱和服务大幅增加，促使照顾小孩和老人的城市妇女参加这些关爱活动，从而增进了城市妇女的社区参与。

随着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社区对幼儿和老人的服务供给的大幅增加，城市妇女的家庭责任依附被社区所分担，从而提升了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可以预测的是，随着社区服务的进一步开展，家庭责任依附有可能部分转化为社区责任依附，社区与家庭的责任共附性将增强。特别是随着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积极支持生育政策措施的进一步落地落实，社区社会资本将更加丰厚，社区不断承接外溢的家庭责任，将重塑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叠加下，城市妇女通过积极的社区参与行动和社区的主动服务，家庭对社区的依附进一步增强，家庭责任依附将呈现社区化的趋势，从而将城市妇女从繁重的家庭负担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精力参加到社区服务中，从而提高她们的社区参与水平，推动妇女全面发展。

(二)政策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中，至少可以获得四点政策启示。第一，大量的、完善的社区服务减轻了城市妇女的家庭责任，使她们逐渐认同社区，在接受社区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参与到社区的非制度性行动中，进而参与到制度性行动中，提高了她们的社区参与水平。因此，加强和完善社区服务是增进妇女权益，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二，社区社会资本不仅直接促进妇女的社区参与水平，而且是“家庭—社区”的重要纽带，可以放大社区服务的社会效益。因此，在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中加强社区社会资本建设十分重要。第三，社区服务不仅让居民有获得感，而且能让居民有和谐感、归属感，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因此，应当更加重视社区服务。第四，将模型5与模型2、模型4对比，可以发现照顾小孩与照顾老人对妇女社区参与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虽有小幅下降，但都呈现出显著性，这说明在促进妇女社区参与方面，照顾小孩和照顾老人之间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二者可以融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正在探索的“一老一小”融合发展试点城市建设是可行的，应该继续探索。

(三)研究展望

由于本文首次将家庭责任依附因素引入妇女社区参与研究中，还存在较多不足，以后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本文基于非完全随机的较小规模样本的检验结果还需进一步证实，需要谨慎推断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城市，还需要更多的城市社区样本和大规模的随机抽样数据进行检验。二是尽管本文使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了照顾小孩和老人、社区社会资本对城市妇女社区参与的正向作用，但是影响社区参与的因素还很多，例如妇女在家庭的地位、家庭的资源、社区的环境、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等，还需要纳入更多的变量进行研究。三是本文初步发现家庭责任依附向社区转化，这是否能够重塑家庭与社区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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