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及其族属

洪 猛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玉皇庙文化因1986—1991年对北京市延庆区玉皇庙墓地的发掘而得名,并以该墓地东周时期墓葬为典型资料[1]。该文化约当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分布于冀北山地一带,属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段晚期北方青铜文化代表性遗存。它是冀京津地区东周时期与燕文化、赵文化、中山文化相并立的主要考古学文化。玉皇庙文化对于揭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的历史社会,以及青铜时代晚期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融过程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多年来,学界对该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玉皇庙文化”这一命名已基本为学界所熟识。但总体看,相比对周邻地区燕文化等的认识,各界对玉皇庙文化的了解尚显不足。例如,时至今日仍可见较多认识将有关遗存径直称作“山戎文化”。在“山戎说”破绽明显、又缺乏必要论证的前提下,动辄将该文化遗存称作山戎文化似较不妥。造成这一局面,除学术倾向外,亦与对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该文化的族属等缺乏了解有关。有鉴于此,本文针对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过程及其族属问题进行专门分析,以增进对该文化乃至有关北方民族史等内容的理解。

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就是一部该文化发现与研究史。学界对于其系统探索属于近半个世纪的事情,但关于这一文化的发现,从搜集到的资料看却至少有百年的历史了。就玉皇庙文化命名及相关族属认识学术路径的演变脉络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之前,是玉皇庙文化作为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识出的时期。早在1920年,承德市滦平韩家坟就发现一批青铜器及少量珠饰、金丝等。1924年,张家口市宣化马鞍山发现特征相似的青铜器、石珠等[2]。这两批材料除极个别为晚期遗存外,绝大多数属于玉皇庙文化的代表性器类,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该文化遗存的集中出土。1930年代,除了韩家坟、马鞍山的报道外,外国学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器物研究的著述①J.G.ANDERSSON.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4,1932;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长城地带》见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东京:日本新时代社,1935;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东京:星野书店,1938.。有些内容可能属玉皇庙文化,不过多系收藏品,没有明确出土地点。当时,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包括今天看来或归属玉皇庙文化的遗存在内的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但还没有从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角度考虑问题。

此后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探索处于较长时间的空白期。一直到1964年,张家口市怀来北辛堡墓地的发掘使学界较早从科学发掘的材料中认识到燕国西北存在着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北方文化遗存,当时限于对比材料没有指出这批遗存应该属于哪一支北方文化[3]。1979年,张家口市宣化白庙墓地发掘[4]。林沄②附记:为行文简便,对诸位我素所敬仰的先生,文中均直书其名,敬祈谅解。后来提到,当初在整理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白庙墓地与北辛堡墓葬文化性质相同,这是学界较早注意到桑干河谷可能存在不同于中原各国的同一支考古学文化[5]。

真正有意识地以一支考古学文化探索玉皇庙文化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考古课题组成立,拟探索“冀北山地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从考古学上解决这一文化遗存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燕文化,以及匈奴文化的区别问题[1]4。这一宗旨说明当时课题组业已意识到“冀北山地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文化遗存”可能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1985—1986年,苏秉琦与军都山课题组负责人靳枫毅进行了三次谈话,明确指出葫芦沟墓地、玉皇庙墓地所代表的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燕文化等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1]序前1-4。这一卓见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玉皇庙墓地等遗存的独特性问题。1989年,发掘纪略提出以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垙等三处墓地为代表的冀北山地一带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应属于山戎部族,遂把有关遗存称之为“山戎文化”[6]。这一认识较早专文公开将以往在冀北山地发现的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遗存以及北辛堡、炮台山、小白阳、白庙等墓地和遗址相关遗存统归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并将其与周邻地区文化区分开来,具有非常积极的学术意义。

至此,在多批材料发现尤其是军都山考古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玉皇庙文化”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已经被辨识出来。军都山考古课题组为此付出了很大辛劳。遗憾的是,以“山戎文化”命名的处理方式不够恰当,也为后来诸多学术争论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属于“山戎文化”命名引起广泛争论并将该文化族属认识导向深入的时期。1990年,在多年收获基础上,“北京东周山戎文化考古成果研讨会”召开,众多学者围绕“山戎文化的考古成果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研讨。佟柱臣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样,玉皇庙文化又是一样,西边的鄂尔多斯又是一家”,建议“从考古学惯例来看,是不是把玉皇庙遗存定名为‘玉皇庙文化’,但是推断说属于山戎”[7]。这是学界首次公开提出“玉皇庙文化”的命名。可惜的是,这一科学处理方式未能及时被学界采纳或注意到,致使后来又出现多种命名方式。1991年,《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一文发表,继续把军都山墓地有关遗存称为“山戎文化”,并进行多方面系统总结[8]。该文促进人们深入了解“玉皇庙文化”内容,但“山戎文化”的称谓必然引发较多争论。

以林沄为代表的不少学者对“玉皇庙文化”属“山戎”持否定态度,更不赞成“山戎文化”的命名,并就如何从考古学文化角度称谓有关遗存给予了处理方式。1992年,林沄批驳了“山戎文化”的命名,并认为所谓“山戎文化”乃是被赵襄子所灭的代,建议这批遗存按最初发现地点称之为“北辛堡文化”[9]。1994年,韩嘉谷指出军都山墓葬属白狄、不属山戎,同时认为军都山遗存是由西部传入的,属于河套一带“桃红巴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10]。1995年,陈平认为以葫芦沟、西梁垙、玉皇庙墓地为代表的所谓“山戎文化”族属改定为无终戎更为适宜,并将其称之为“广先匈奴文化”的“玉皇庙类型”[11]。2000年,杨建华指出军都山遗存以及与周邻文化的联系,说明它应当属于古代的白狄,建议暂时命名为“军都山东周遗存”[12]。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支持“玉皇庙文化”“山戎说”,同时对有关遗存的文化归属提出见解。1990年,同样是在“北京东周山戎文化考古成果研讨会”上,郑绍宗认为“山戎墓葬”可以提[13]①郑绍宗先生较早将冀北山地两周时期有关遗存对应为山戎族,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省滦平县发现山戎族墓葬群》,光明日报,1977-12-09(3).。后来,他又将“玉皇庙文化” 遗存归入夏家店上层文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山戎文化[14]。1994年,张秀荣直接引用军都山东周遗存材料对山戎族进行综合分析,显然认同“玉皇庙文化”属“山戎”[15]。1997年,田广金将玉皇庙等北京和河北北部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遗存统称为“山戎文化”[16]。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因玉皇庙墓地等重要材料的披露,促进了学界对“玉皇庙文化”的了解。绝大多数学者认同这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但多数不赞成“山戎文化”的命名。关于该文化的族属,基本可概括为“山戎说”“狄人说”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从有关论证看,“狄人说”明显要有力得多。诸多论述尤其是对立性辨析有效推动了对“玉皇庙文化”内容和族属认识的深入。

第三阶段:21世纪初的10余年,是“玉皇庙文化”命名被广泛采纳及学界逐渐明晰该文化内涵的时期。2001年,靳枫毅发表两篇关于该文化研究的重要论述,继续使用“山戎文化”称谓的同时[17],也契合了佟柱臣当年的建议,正式提出“玉皇庙文化”的命名[18]。基于“从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的小地名”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19],这支文化似应称作“韩家坟文化”。但鉴于韩家坟等地材料长期未被学界了解且很零散,玉皇庙墓地内容非常系统和完整,“玉皇庙文化”的提出是合理的,很快得到学界广泛响应。

2004年,杨建华专文“再论玉皇庙文化”,赞同玉皇庙文化的命名,进一步通过全面讨论将西拨子、东南沟、五道河子遗存从该文化中剔除,并从时代、地望、历史事件等补充论证了族属是狄人建立的代[20]。同年,《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出版,专辟一节“玉皇庙文化”,从分布与分期、文化特征、与相邻文化的关系、族属与渊源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界定,但认为族属问题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21]524-530。2007年,乌恩岳斯图出版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专著,第十章即“玉皇庙文化”,对该文化进行了全面详尽归纳,关于其族属已倾向于是代[22]276-299。

2007年、2010年,玉皇庙文化最为系统的材料——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垙三处墓地的发掘资料全面发表,对玉皇庙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系统探索[1][23]。有关认识,靳枫毅还以“论玉皇庙文化”为题专文刊出,内容极为详尽[24]。2011年,韩建业对玉皇庙文化的分期年代、文化面貌与发展等有较多探索,倾向于该文化属于狄人之代文化[25]143-168。同年,滕铭予等系统总结玉皇庙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状况,并对该文化分布与特征、年代、族属、源流等提出了自己的认识[26]。

至此,不仅“玉皇庙文化”这一命名已流行开来,并且随着学界不断地深入探索,关于玉皇庙文化的界定愈发清晰。除少数学者坚持外,北京市延庆西拨子、承德市平泉东南沟、朝阳市凌源五道河子等遗存已被学界排除在玉皇庙文化之外。多年的探索基本明确了玉皇庙文化是冀北山地一带晚期北方青铜文化的主要代表。关于其族属认识,延续了上一个阶段的情形,更多的人将其与狄人建立的代相联系。

时空位置的界定,是探索玉皇庙文化族属的基本前提。从目前发现看,该文化主要分布于桑干河中下游、洋河、妫水河、白河、潮河、滦河中段等地,大致以白河为界分为西、东两大区。西区代表性地点有北京市延庆玉皇庙、西梁垙、葫芦沟、张家口市怀来甘子堡[27]、涿鹿倒拉嘴[28]、宣化小白阳[29]、白庙等。东区代表性地点有承德市滦平蔄子沟[30]、韩家坟、梨树沟门[31]、丰宁五道沟门[32]等。结合零星发现,整个文化分布范围西南约在壶流河流域,西北抵大马群山一线,东北不逾七老图山,东南至天津市蓟州邻近,涵盖了冀北山地大部分地区。所涉遗存年代不出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

以玉皇庙文化时空范围来审视以往族属认识,首先“山戎说”不够合理。关于山戎,有一条几乎不存在争议的史料,即《春秋》载鲁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此系公元前664年,时当春秋早中期之际。夏家店上层文化广布于辽西和冀北山地,约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最为发达,至春秋中期全面衰退[33],无疑与山戎部族的发展史最为契合。目前所见玉皇庙文化自春秋中期方才兴起,它是不是属山戎或容待讨论,但至少不应该是“齐人伐山戎”那个“最确凿的山戎”。若选取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山戎部族相对应,夏家店上层文化显然要远优于玉皇庙文化。

再看“狄人说”。学界关于此说最有力的论证有三点。一是桑干河谷古称“代谷”,《战国策》《史记》等皆有载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灭代之事。二是“代谷”这条东西向天然通道向西延长线上,有一些特殊的文化一致性,契合“狄人东进”的路线[5]。三是玉皇庙文化遗存所具有的“白狄传统”能够在狄人建立的中山国中得到确认[34]。无疑,玉皇庙文化与“狄人”关联极为密切。

玉皇庙文化西区范围位于桑干河谷及邻近,“狄人说”论证内容也主要用了西区材料,并且本地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明确的同时期异质文化,因此西区玉皇庙文化大体与代文化相对应。需要指出的是,代是国别,族别与狄人相关,具体族称当以俞伟超早在1979年率先指出并使用的“代戎”最为合理[35]。

代戎之名见于《后汉书·西羌传》,曰“代戎,即北戎也”。有研究辨析了学界关于代戎的认识,并提出“代戎为白狄与代地土著融合而成”的观点[36]。这一论断不仅于史有据,与对玉皇庙文化探源的认识也较为一致①洪猛《玉皇庙文化探源刍论》见《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93-107,本文对玉皇庙文化来源的认识皆出自该文。,颇有道理。通过分析文化来源,还有助于进一步思考代戎的融合可能源于哪些族群。

玉皇庙文化早期主体因素来源于两周之际前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拨子遗存[37]、北方长城地带邻近中西部区域遗存,以及可能还吸收了境外草原文化因素等。这一认识针对玉皇庙文化整体而言,从比较内容看同样适用于该文化西区。前已指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时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大概可对应古族山戎。

西拨子遗存地处军都山山地,这批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既有联系又很独特的遗存的族属颇值得玩味。从时空位置考虑,首先不能完全排除它也属于山戎。但文化内涵显示,其对中原礼仪的认同要远强于同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38]。如属于山戎,或是山戎部族中乐于效仿中原文明的一支。从所出双耳圜底铜鍑与宝鸡市岐山王家村[39]、传出内蒙古中部[40]同类器相似等看,西拨子遗存还与关中、陕晋北部同期戎狄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一面。先秦时期北方部族甚多。其中“无终”两见于《左传》,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据裘锡圭考证,无终早在商代就已存在,大概属北狄一支[41]。零散史料显示,无终于商周时期在今陕晋蒙冀交界一带存在多次迁徙。裘先生认为无终很可能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到过,甚至已经散布到了今山西、河北北部的不少地方。古籍中有不少无终、山戎关系密切的记载。如《国语·晋语七》韦昭注“无终,山戎之国,今为县,在北平”;《左传·昭公元年》正义曰“《释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无终三名为一”等。还有一点值得玩味的是,无终、山戎关系密切,《国语·齐语》却载“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并未涉无终。这一方面或因为此时无终与齐、燕等国修好,不属于被征伐对象;另一方面可能其时无终分布不在“齐人伐山戎”来往行军的交通线邻近,即令支、孤竹等地望显示的今冀东地区一带。诸多线索表明,西拨子遗存与无终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多有相符之处,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相对于山戎,西拨子窖藏铜器更像是为北狄古族无终所有。对于无终,有研究进一步认为是北狄系统中白狄的一支[42],很有可能,可备一说。

对玉皇庙文化探源所涉及的北方长城地带邻近中西部区域遗存,主要包含庆阳市宁县宇村[43]、宝鸡市岐山王家村、榆林市米脂张坪[44]、呼和浩特市清水河西麻青[45]等地材料。对于这些遗存的归属,学界已有明确认识,如宇村、王家村遗存属戎文化因素[34],张坪、西麻青遗存与狄文化相关[46]。关于西周春秋时期族群称谓中的“戎”“戎狄”“狄”,三者共同点皆主要指代非华夏族人,单独称谓都非特定族名,主要区别在于适用性不大相同。“戎”分布极为广泛和散乱,是一个内涵非常宽泛的非华夏族指代概念。“戎狄”与“戎”相似,但往往出现在议论这群人的特征时使用。“狄”和“戎狄”具有特指和泛指之分,多在叙述这群人与某个国家作战时使用,地域上主要用以指代北方地区的非华夏族人,具有多个分支,其中陕晋高原黄河两岸的主要是“白狄”[47]。

玉皇庙文化兴起过程中,也应该吸收了境外某些草原文化的成分。有关比较涉及现今蒙古东部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较多。一般认为分布于这一地区的石板墓文化应是匈奴文化的前身[22]352。

从上述分析看,考古学所揭示的代戎遗存是多源的,可能至少包含了山戎、无终、北狄(白狄)、西戎等不同族群的文化,甚至或还吸收有早期匈奴的因素等。借由文化内容可将代戎与若干族群联系起来。一般来讲,文化传播的媒介以人群的迁移最为深刻和重要。在这样的认识下思考代戎形成,最简单的推断或是上述有关族群约当春秋中期在代地融合出现了新的族群,即代戎。但由于文化传播的复杂性,不同探源遗存发展的独特性及其与玉皇庙文化早期内容比较呈现的巨大差异,乃至族属与文化常见不对等性等原因,如何解读代戎形成以及其形成机制的实际情形可能都是非常复杂的。结合有关认识对此略作讨论。

就现有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西区)早期内容的相似性最多,该文化春秋早中期之际已趋衰落,但在辽西、冀北仍有广泛分布,这也很可能意味着山戎当是玉皇庙文化兴起前冀北山地尤其是偏东一带存在的主要族群。西拨子遗存尚属孤例、内涵不丰富,真正实证古族“无终”还有待更丰富的发现。但该遗存与玉皇庙文化相似的成分占其所见器物的比重甚高,相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地点邻近、见有铜鍑、模仿中原礼制等方面都表现出与玉皇庙文化较多特殊的关联。所涉及的北方长城地带邻近中西部区域遗存内容纷杂,一些特殊的或许有族群标识的器物如虎形牌饰、花格剑、铜鍑等反映出与玉皇庙文化别样的联结。这一空间地域广阔,两周时期分布着众多不同分支的戎狄人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区域在玉皇庙文化时期依然有大量遗存,体现与玉皇庙文化的密切联系,相关联系也常以所谓具有族群标识的器物作表征。相对来讲,目前对有关的境外草原文化认识还不够清晰,其与玉皇庙文化相似的成分分布范围极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广大草原地区同时代风格的反映。

谈到古代新族群的形成,有学者认为在古代民族史上,一般而言,当血缘的氏族、部落转为地缘后,新组建的群体常常以氏或部相称,这些氏族、部落则多以首领的名或姓为名称[48]60。这对于理解代戎的来源富有启示。具体来看,像玉皇庙墓地M18墓主人就属于玉皇庙文化西区早期的代表性首领级人物[49]。该墓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葬俗差异较大,而上面指出的所谓具有族群标识的器物虎形牌饰、花格剑、铜鍑等皆有发现,很可能说明这位首领属于狄人而非山戎。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代戎部族的本质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玉皇庙文化西区早期除可能有上述人群外,还应该有来自华夏等族群的人。玉皇庙墓地M2墓主人即属一例。该墓级别甚高,葬俗颇异常,随葬非常完备的中原式铜容器组合,人骨据鉴定为成年女性。据推测,她应该是一位从华夏部族出嫁至此地的女性[49]。

综合以上认识,在诸多背景因素交织作用下,代戎族群的形成或是这样一种图景:约当两周之际,华夏国家的北西边缘戎狄昌盛,控制了广阔的北方长城地带邻近,其中冀北山地邻近为强盛的山戎部族所占据,可能还有“无终”等群落。当是时,戎狄与诸夏时战时睦。春秋早中期之际发生的“齐人伐山戎”是华戎族群关系史上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其显著影响之一是导致了山戎族迅速衰落、燕山南北的族群乃至政治格局面临改变。在山戎作为一支独立强大力量消退之时或稍晚,冀北山地桑干河一带兴起了以狄人为主导的群体,其核心力量究竟是本地原有“无终”的延续还是新近东迁的“白狄”尚难遽下结论,但总归与早前的山戎人迥然不同。这个群体不仅包含大量的狄人,也应该囊括了一定的山戎人、中原人乃至或许还有更北的草原人等。与华夏的修好使他们得以迅速壮大。不同来源的人不断融合,其首领人物为狄人,整个人群遂依附首领、认同狄人文化,成为所谓的狄人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文化标识的群体,即代戎。但代戎的人群融合并不局限于某一时期,而是贯穿其部族发展始终。代戎的人群构成及其变化过程都是非常复杂的。玉皇庙等墓地人骨鉴定得出的古居民群体来源是多方位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点[50]。这大致是目前对玉皇庙文化西区所对应的部族——代戎的基本理解。

玉皇庙文化东区族属的情形可能还要复杂一些。一方面或如有研究推定代国疆域即玉皇庙文化分布范围体现的逻辑[51],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布等同于特定国别、族群的分布,玉皇庙文化东区、西区是同一文化,那么也应是同一族群,故东区同样属于代戎。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有物质文化同一性的支持,合理性显而易见。但细加考量,将玉皇庙文化东区径直归属代戎也有薄弱之处。一是缺乏文献支持,史料中不见代(戎)分布到潮河、滦河中段一带的任何迹象。二是对玉皇庙文化西、东区的文化差异重视不够。从现有发现观察,东区既有蔄子沟、五道沟门等典型的玉皇庙文化地点,也有像承德市隆化骆驼梁[52]、转山[53]等具有浓郁夏家店上层文化因素的遗存。骆驼梁等资料较少,发表也不够理想,虽暂可据一些饰品等将其归入玉皇庙文化,却也明显体现出一种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中介状态。三是可能忽视了族群与文化对应的复杂性,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族群与文化对应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进行文化的族属推定时必须格外谨慎。以上文研究内容为例,刘观民当年就曾警示:对延庆的发现称之为“山戎”的看法,是不可以夏家店上层文化邻近燕齐、接壤地广,且已被称作“山戎”为理由,排除还有另外的考古学文化的人群,同样会被周人称作“山戎”的可能性,从而反对将延庆的发现视为“山戎”。因为周人对异族的称谓并不是依照有特征相同的器物群来区别认识的,而是在相同的种族政治条件下的称谓,完全可能包含着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内容[54]。刘先生这一高见极富逻辑性,但玉皇庙文化西区未被视为“山戎”是因有更合适的“代戎”称之,上文对此有大量论证,不再赘述。如上警示针对性更强的是玉皇庙文化东区。这里不仅地处夏家店上层文化腹地,文化特征也呈现与后者更紧密的关联,一直到战国早期还有夏家店上层文化葬俗遗风[55],在玉皇庙文化兴盛的春秋中晚期之时更应该有着大量的“山戎”人残余。对这里的玉皇庙文化人群,在文献中找不到对应称谓的背景下,其族称是非常模糊而难以确指的。从来源看,像蔄子沟遗存等因接近于玉皇庙文化西区面貌,其既可能是“代戎”人,也可能是“山戎”人的“代戎化”,而更北隆化一带的骆驼梁遗存等更可能是后者。结合有关背景认识,玉皇庙文化东区的族群情形很有可能是代戎与山戎并存、代戎逐渐取代山戎的历史进程。这里的资料发表情况也加重了辨识难度,弄清一些遗存的具体归属还有待更关键材料的出现。

除了西、东区遗存,分布于边界的玉皇庙文化人群族属可能还有独特性的一面。像天津市蓟州西山北头的发现[56],年代处于春秋晚期中段。《汉书·地理志》载“无终,故无终子国”,多据此认为春秋时无终国曾在蓟州一带,不排除西山北头等发现就属于春秋晚期的“无终”遗存。

上文首先按照时间顺序评述了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过程,随后以较大篇幅讨论了玉皇庙文化族属问题,主要有以下收获。

从1920年承德市滦平韩家坟的发现算起,到21世纪初“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广泛认同,学界历经80余年的辛苦努力,最终明确了这样一支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冀北山地乃至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段晚期青铜文化的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玉皇庙文化的确立主要是通过与周邻文化的比较得出的,命名的过程也是深化认识这一文化内涵的过程。目前基本可确定玉皇庙文化是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主要分布于冀北山地一带的考古学文化,属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段迄今发现的晚期北方青铜文化的代表性遗存。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族属一直是个热点问题。从遗存大致分区出发,借助文化来源分析等推测,位于桑干河谷邻近的西区当系代戎部族的遗存,代戎是以狄人为主体融合了众多来源不同的人群形成的一个新的部族,人群构成及其变化过程都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位于燕山腹地的东区族称一时还难以确指,这里很有可能是代戎与山戎并存、代戎逐渐取代山戎的历史进程。该文化的边界族属或还有独特性的一面。另外,将玉皇庙文化主要分为西、东两区也是基于现有考察得出的大致推论,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总体来说,玉皇庙文化的族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能明确一些,也有模糊之处,尚有较大的讨论余地。

玉皇庙文化命名的曲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受族属认识分歧影响,这一方面反映出考古学文化与人群族属关联的密切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之间联系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将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与族属相对应是一个非常谨慎的问题,对此,夏鼐早已指出,以族名来命名的办法,只能适用于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须有精确的考据[19];林沄也曾着重建议,当一种文化遗存的族属尚有可讨论之余地时,不要用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9]。族属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务必对相关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都做深入思考后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文关于玉皇庙文化族属的认识立足于对迄今发现的理解。目前发现实际上有一些不足,除文中指出的东区材料较零散外,像文献多载冀西北蔚县一带是古代国中心、晋东北一些区域属于代地,而这些地方均缺乏有关的扎实考古学资料。考古发现的缺憾使得必须对当下作出的一些判断保持足够警惕。相信随着考古遗存的不断增多,一定会逐渐对冀北山地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代戎的边界问题等有更合理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考古发现对于古代族群尤其是文献记载模糊的族群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猜你喜欢 遗存考古学族群 从佛教文化遗存看天水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4期)2022-11-18工业遗存的活化——叁伍壹壹的时光与鲜花当代陕西(2022年5期)2022-04-19论《白牙》中流散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1年2期)2021-02-16辽代圹墓的考古学初步观察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20年0期)2020-08-13新兴族群的自白时代邮刊(2019年24期)2019-12-17归来吧！精灵（大结局）学苑创造·C版(2019年11期)2019-12-05浅析不同层次的认同是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青年生活(2019年27期)2019-10-21浙江安吉汉代土墩遗存大众考古(2015年8期)2015-06-26翁文灏与中国考古学大众考古(2015年3期)2015-06-26“比较方法”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学者的“利器”之七大众考古(2014年2期)2014-06-26

相关热词搜索：命名 文化 玉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