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对“抗战建国”的认知和讨论

周 游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1)

“抗战建国”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制定的国策，也是此间中国朝野具有最大共识的御敌策略。因此，随着国难的加深，“抗战建国”也成为中国朝野热议的话题。对“抗战建国”问题进行考察，不仅可以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在建国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也有助于今人对战后中国建国走向的理解。

学界对“抗战建国”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往多采用制度史方式，考辨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相关史实，并阐发其历史意义。(1)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杜世伟：《试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
何云庵、时广东：《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评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张劲：《再论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汪朝光：《抗战与建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等。也有学者考察“民族复兴”话语下的“抗战建国”问题。(2)郑大华：《“民族复兴”话语下“抗战建国”的讨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这些研究有助于笔者对“抗战建国”的理解。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仔细爬梳史料，会发现“抗战建国”并非始于“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朝野对“抗战建国”的理解和主张也存有分歧，抗战与建国并非国民政府“抗战即是建国”的权威解释，也不是由相关报刊和学者简单复制和阐发，而是有一个复相的存在，有多种声音在对话。由于各政治力量、知识界在抗战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诉求，使得他们对“抗战建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达。基于此，本文拟将“抗战建国”的讨论放在中国近代以来御敌与建国这条脉络上，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朝野对抗战与建国的认知和讨论情况。

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政治口号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抗战与建国是近代中国国家独立所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抗战与建国两件事最终合二为一，又形成“抗战建国”这个口号，其中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由于近现代中国长期遭受外敌的侵略，内部呈分裂割据状态，从建国上来说一直面临着统一和“攘外”(即抗敌)的先后急缓问题，尤其在外敌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这种轻重先后关系历来都是朝野关注的焦点。对统一与“攘外”孰先孰后问题的处理，取决于革命者的建国理念及其自身实力的强弱。革命党在清季发动辛亥革命时，虽然采用了先推翻满清政府以建国，后驱除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但建国与“攘外”一并实现的目标一直都存在。例如，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就具有双重任务，即对内建立统一国家，对外取得民族独立。在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攘外”是必须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先内后外的政治策略是其自身实力不济，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所致。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首度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欲将统一建国与“反帝”一起实现，以求“毕其功于一役”。(3)《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民国日报》(上海版)1924年9月28日，第1版。但是，从中国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和效果来看，国民革命实际上是以统一建国为主，以抗敌“攘外”为辅，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最终并未取得像“除军阀”那样的成果。

1927年中国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由于各派军阀的持续权争和武斗，中国进入了所谓的“新军阀混战”时代，在这种动荡的时代里进行建国必然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朝野虽然在“攘外”与“安内”的先后顺序上存在争议，但国民政府的主导者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建国理念，认为“统一即能御辱”，想在统一中国后再集中全国之力进行抗日，所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直被强力推行。不过，迅速统一全国和建立一个强大中国的梦想在短期内毕竟难以实现，而日本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为完全殖民地的战略却在迅速推进。日本在通过“九一八事变”吞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后，又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般来说，在国家危难之际，“御敌为先”更具有正当性，“御敌为先”也更容易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能争得更多的民心。“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这句古训就体现了“御外为先”的优先正当性。

面对国难日亟的中国，国民政府却在不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并将大部分军事和政治资源都投入到“安内”上，面对日本的不断侵略，国民党消极应对，采取“不战不和”的策略。国民政府先内后外的做法导致国土不断沦陷，促使日本侵略者日益嚣张。此种现状让知识界对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渐不满。1932年孙疚圣发文质问国民政府，“攘外”政策只是口头上唱给国民听听的高调吗？(4)孙疚圣：《安内攘外之疑问》，《斗报》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9日，第2页。王造时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忠告”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施一年来的结果，只看见人心愈怀不满，人民愈加不安，军阀愈加肆无忌惮，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中国”。(5)王造时：《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忠告》，《自由言论》第1卷第1期，1933年2月1日，第10-11页。梁实秋也表示，中国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走错了路，对内是“镇压”，对外是“敷衍”，人民非常不满，进而认为这是“对内实行独裁，对外等于屈服”。他指出一些官僚所言的“长期抵抗”“长期准备”只是“不抵抗”“不准备”的代名词，在国难之际救亡不是一党能包办的，必须实施真正的安内政策，加紧攘外的准备。(6)梁实秋：《安内歟？攘外歟？》，《大公报二十五年国庆特刊》1936年10月，第45页。

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理由之一，是国家不统一就无法集中全国力量御敌抗日，故建国先于“攘外”，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才能更好的对外御敌，即所谓“安内必能攘外”“统一即能御辱”。(7)邓雪冰：《安内攘外与统一兴国》，《军事杂志》第55期，1933年7月1日，第51-56页。对中国国民党和部分知识精英的这一说法，王造时指出，历史上许多民族和国家内部一时无法统一，却往往是通过对外民族战争实现统一的，意大利如此，德意志如此，瑞士如此，美国也如此。王造时强调，“从来没有‘宁与外人，不给家奴’的办法，可以安定内部的”。(8)王造时：《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忠告》，《自由言论》第1卷第1期，1933年2月1日，第10-11页。

随着时局的变化，民族矛盾不断尖锐，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也逐渐发生改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中国共产党暂时放下党派矛盾、以救国御辱为先的转变赢得了舆论上的主动权，得到更多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同时，在民族救亡日益急迫之际，中国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也逐渐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心生不满。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西安发动“兵谏”。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推动了“抗战建国”的讨论。邹韬奋在1937年讨论“抗战与建国”时指出，我们不要把抗战看作是完全破坏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在抗战过程中同时把艰苦的建国事业担负起来。(9)韬奋(邹韬奋)：《抗战与建国》，《抗战三日刊》第2期，1937年8月23，第12页。著名报人王芸生在“西安事变”后写给北方青年的第二封信中表示，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建国问题，即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问题。在建国途中我们遇到一切困难与障碍，都要努力扫除，现在就是要抗击日本的侵略。(10)王芸生：《再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14卷第4期，1937年1月18日，第5页。在写给北方青年的第六封信中，王芸生认为现在中国人民的路线是“团结建国”。(11)王芸生：《五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14卷第16期，1937年4月26日，第6页。王芸生在随后出版的文集之序言中还提出设想，国共两党团结携手，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走出监狱，各省军队开向战场，摩擦尽消，“冤亲一体”，“国家由统一而抗战了”。(12)王芸生：《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的自序》，《国闻周报》第14卷第46期，1937年11月29日，第5-6页。在国家日益危机之际，中国知识界在抗战与建国的认识上虽然存在分歧，但抗敌御辱为先的共识越来越成为主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合法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之前中国国民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安内”统一宣传和军事行动显然已不具备正当性，而抗敌御外、求取民族独立迅速成为国民政府的重心。在此种背景下，抗战与建国的“公约数”达到最大值，如何进行抗战与建国逐渐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

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官兵虽然奋勇抵抗，但面对蓄谋已久的日本，还是很快丢掉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面对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的迅速推进，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之前的战略构想，对抗战与建国之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并做出新的决策。1938年3月至4月，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将“抗战建国”上升到国策的高度。《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得到中国朝野各界的支持和拥护，也很快引起朝野上下的热议，“抗战建国”成为时代的主调。

在国难日深之际，如何处理抗敌与建国的关系，朝野各界因自身政治处境、思想倾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定位。关于两者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定位。1937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武汉军分校毕业式训词中指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是全国的共同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日本是唯一强大的阻力，因此他说：“目前欲言建国，必须抗敌，实行抗敌，即是建国，建国与抗敌是一件事情，不可分离。从建国方略上抗敌，抗敌乃有胜利之把握，从抗敌战争中建国，方能达到真正建国之成功；
诚建国目的，在实现三民主义，但必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事的、政治经济的种种侵略以后，方可获得之也。”(13)蒋中正：《自信自立与自强——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武汉军分校毕业式训词》，见《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印，1938年，第20页。蒋介石在讲话中强调“抗敌即是建国”、建国在作战的时候，意在凸显抗战与建国不可分离，不可偏废，一方面建国能够增强抗战的力量，建国是抗敌的基础，国力充足、国家强盛是抗敌之本；
另一方面，只有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废除其在中国的诸种侵略，建国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在抗战中要兼顾抗敌御侮与国家建设两个方面，使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

蒋介石所提出的“抗战即是建国”“抗战与建国并进”等口号，在1938年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简称《宣言》)中被进一步强调。《宣言》指出：“吾人本此精神，以从事抗战，同时本此精神，以从事建国，盖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且建国大业，必非俟抗战胜利之后，重行开始，乃在抗战之中，为不断的进行，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目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14)《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附抗战建国纲领》，《抗战文献》第101号，1938年，第7页。而且，《宣言》为了树立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投降论派的消极言论，还强调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应树立“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15)《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附抗战建国纲领》，《抗战文献》第101号，1938年，第2-16页。中国国民党在《宣言》中对“抗战与建国并行”的强调，也意味着“抗战建国”已上升到战时国策的层面。

中国国民党对“抗战即是建国”“抗战与建国并行”等口号的定调，意在兼顾抗战与建国，将建国与“攘外”“毕其功于一役”，在抗战中完成三民主义的建国目标。这也是孙中山没能实现的革命理想。对“抗战建国”的意义，蒋介石1937年7月18日在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学员演讲中曾对建国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表示要建成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抗战中要对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三管齐下，同时并进。(16)蒋中正：《建国运动》，《中央周刊》第1卷第14期，1938年11月10日，第2页。中国国民党在1938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也强调，要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放在“抗战建国”的同一过程中进行，在抗战中求取民族独立的同时，注重民生、民权等建设，使三者能在抗战中一并完成，实现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17)《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附抗战建国纲领》，《抗战文献》第101号，1938年，第19-23页。当然，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一味凸显民族主义，忽视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操作，则另当别论。

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对“抗战建国”要旨予以定位后，“抗战与建国并进”的要旨也得到中国国民党党内相关人士支持和阐发。在抗战建国之际，抗战与建国“相资相辅”、不可偏废，这是时人的共识。吴骅在蒋介石“抗战建国论”的读后感中指出，“抗战建国并进”是“中国求生存之唯一途径”，中国不可专注于抗敌而忽略建国，更不可失建国之常态而影响国力之培植，只有国力之培植，才能抗敌到底，才能建国致强。(18)吴骅：《读蒋介石先生建国与抗敌一文后感想》，《蜀风月刊》第2卷第10期，1937年12月10日，第6页。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黄旭初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要想抗战必胜，就必须加强抗战力量的建国工作。只有进行建国，才能抗战，才能抗战必胜，如果不能建国，就没有力量抗战，更无法谈“建国必成”。敌人只怕中国建国成功，才趁中国在建设途中，大举进攻。黄旭初在文末强调，抗战胜利之日，就是建国成功之日，建国就是抗战，两者是合而为一的。(19)黄旭初：《抗战建国的合一性》，《血路》第30期，1938年9月17日，第475页。任职于国民政府宣传部和外交部的程希孟在论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同时，还指出中国抗战是民族革命的战争，这种解放性质必须使消耗与创造、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进。(20)程希孟：《抗战建国纲领与民主前途》，《时事类编》第30期，1939年1月16日，第24页。

抗敌与建国自古有之，中西皆同，于是也有人从历史中为“抗战与建国并进”论寻求依据，强调对外战争对建国的意义，以及“抗战建国”口号立论的正确性。中国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杨幼炯指出，我们生逢一个空前的大时代中，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创造和再建之中。杨幼炯强调战争可以毁灭一个民族国家，也可以重造一个新国家，他列举一战后有许多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也有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出现。(21)杨幼炯：《近时世界政治转变与我国建国前途》，《时代精神》第4卷第4期，1941年7月20日，第6页。罗家伦表示，自己对1937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的演讲感受深刻，尤其对蒋介石所说的“建国就在作战的时候”这句话，他认为“实有全部历史哲学做它的基础，去支持它”，自古以来多少人类社会的制度，都是从战争中走来，一部人类的进化史，也是一部战争史。罗家伦指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有敌国外患而不知振作者国永亡”，一个国家可以因战争而灭亡，也可因战争而复兴。罗家伦以法国独立战争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表示我们现在是以战争求生存，更要以战争来建国。(22)罗家伦：《时评选辑：建国在作战的时候》，《闽政与公馀非常时期合刊》第16期，1938年2月10日，第55-57页。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也有部分政治和知识精英对“抗战建国”要旨有着不同的理解。童蒙圣在国民革命时期属于中国国民党内的“左派”，他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右派”在观念上存在许多分歧，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内部“左”“右”差别已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童蒙圣在“抗战建国”要旨上的理解与蒋介石的定位仍有部分出入。例如，童蒙圣对街上“建国必须抗日，抗日即是建国”的标语就提出质疑。他认为一个不独立的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或者一个殖民地要想完成独立建国，必须经过一次反抗侵略者的革命战争，因此中国“建国必须抗日”。但若有人认为“抗日即是建国”正确，就如同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党人认为推翻满清政府就是革命成功，“讨袁”时期许多人认为“讨袁”成功就是革命成功，这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强调抗战只是建国的一个过程，是建国工程中的一段，所以不能以一段工程概括全体，抗战也不完全是建国。他认为，我们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要自主的有计划的共同合力来做建国工作。(23)童蒙圣：《抗战中怎样建国》，《民意》第16期，1938年3月30日，第5-6页。童蒙圣对“抗战即是建国”的异议，反映了中国国民党内部在建国理想上的分歧。

在中国国民党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之后，中国各政治力量、知识界对其内容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拥护，表示要团结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抗战，努力实现“抗战建国”的大业。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也是积极拥护的。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各省委特委的指示中强调，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采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同时，中共也用一切方法推动其落实，并提出实施的具体办法，表示我们是实施纲领的最积极力量。(24)《中央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1938年4月18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91页。在是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就积极提议和推动“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一案的通过和实施。(25)《陈绍禹同志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解放》第48期，1938年8月8日，第4页。

关于中国国民党对“抗战建国”要旨“抗战即是建国”“抗战与建国并进”的定位和表达，知识精英大体上也是能够理解和认同的。例如，叶圣陶就将抗战与建国比喻为治病，表示要治好病，一方面需要用药或者开刀，一方面还得进行适宜的滋补，如果打算等身体好了再进行滋补，且不说病能不能治好，即便因幸运可以治好，病中的亏损也是病后不能抵偿的，从此可能就终生衰弱了。因此，他认为《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揭示出“抗战与建国并进”的道理，是给全国人民一个共同奋斗的总目标，是非常让人佩服的。(26)叶圣陶：《“抗战建国”》，《民力》第2期，1938年4月16日，第18页。中国青年党的徐汉豪肯定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蒋介石相关讲话中对“抗战即是建国”的定位，并表示“我们今日不仅在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生存，尤其在艰苦之斗争中负起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建国任务”。(27)徐汉豪：《抗战建国与政治改造》，《新大夏》第1卷第2期，1938年7月1日，第9页。冯友兰在论述“抗战建国”时指出，当下的建国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里的建国不是说中国本来没有国家，现在才开始要建，而是指中国的建国受到阻碍，所以要用武力克服这些阻碍。这个阻碍就是日本的侵略。(28)冯友兰：《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当代评论》第2卷第3期，1942年2月15日，第34页。叶圣陶、徐汉豪和冯友兰等都在肯定中国国民党“抗战即是建国”“抗战与建国并行”的定位，这一定位也是当时中国朝野大多数人的共识。

与中国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凸显“抗战建国”的民族主义这一面向相比，在拥护《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认同抗战与建国“相资相辅”的同时，其他政治力量、知识精英更强调民生、民主对抗战和建国的作用，也就是更强调“抗战建国”纲领的全面落实。中共就不断强调民生、民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性。抗战爆发后，难民、失业者剧增，中共认为若能对他们进行救济和组织，不仅会惠及他们，还将会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力量。(29)《救济难民与抗战建国》，《新中华报》1938年9月5日，第2版。落实民权也是“抗战建国”的主要保障。中共认为，只有充分发动全国人民，才能完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伟业。(30)任弼时：《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解放》第111期，1940年7月16日，第6页。发动人民的前提是民权的落实。潘梓年指出，只有给人民充分参与国事的权利，才能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来抗战，他表示建国需要宪政，因为中国要建的是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31)潘梓年：《宪政运动与抗战建国》，《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1939年11月5日，第1-2页。侯外庐认为，民主对全国的抗战和建国都有重要意义，民主是抗战的动力，也是民族解放的目标，他强调中国要“民主的抗战与民主的建国”。(32)侯外庐：《抗战建国纲领与宣言中之民族问题的民主意义》，《青年战线》第5期，1938年5月16日，第3页。1942年7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对“团结抗战，团结建国”予以强调。(33)社论《团结抗战团结建国》，《新华日报》1942年7月10日，第2版。1943年，蒋介石在就任国家主席誓词中宣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恢复国家领土”。对此，《新华日报》在10月11日发表社论指出，抗战与建国“齐头并进”的同时，中国人民应加强作战，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来拥护蒋介石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34)社论《完成抗战建国伟业——读蒋主席誓词和对全国军民广播》，《新华日报》1943年10月11日，第2版。中共的以上言论都是在强调民主、团结对实现“抗战建国”大业的作用。

中共以外的其他政治力量对“抗战建国”中的民主问题也格外重视。例如，中国青年党的党魁李璜就指出，《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处处都体现了民权，“抗战建国”需要全国人民共同来担负责任，势必要求全国人民共同有权。如果民权无法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也就无法圆满完成。(35)李璜：《民权与抗战建国纲领》，《国光》第10期，1938年6月29日，第6-8页。

如果从抗战与建国的“相资相辅”层面上理解中国国民党对“抗战建国”要旨的定位和宣传，中国朝野对中国国民党的定位没有太多分歧。不过，由于抗战之际民族救亡的紧迫性，中国国民党不断强调自己对抗战和建国的领导权，凸显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忽视民权主义，无暇顾及民生，且不断加强独裁集权，压缩其他政治力量的生存空间，再加上中国朝野本身在建国构想、政治诉求、利益取舍上的差异，许多人对中国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论述和实践都有不少异议。非中国国民党所属的报刊和知识界就是如此。如邹韬奋所办的《大众生活》杂志在1941年第15期答复读者为什么要“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进”的问题时强调，如果在抗战中能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则中国的国力在抗战中也会逐渐强大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在抗战中把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样才能加强国力，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36)《建国抗战要同时并进》，《大众生活》第15期，1941年8月23日，第370页。

1941年有人提出了“以民族主义抗战以民生主义建国”的口号，这一口号还被广西桂林三民主义宣传周工作委员会指定为演讲的题目。这一口号从表面来看并无大的问题，只是陈述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在抗战时期的不同功用。不过，法学家丁作韶对这一口号不以为然，他指出，从表面看来这一口号好像充实了“抗战建国”的意义，在抗战时期具体化了三民主义的分工，但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一口号把抗战与建国分为两个时期，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等划分为需要先后实施的任务，这一观点不仅在孙中山的遗教、蒋介石的言论中找不到任何依据，也与《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相关精神不符。丁作韶强调，他的“抗战建国”是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抗战与建国不但不能分离，而且还有“相资相辅”的功用。丁作韶进一步强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有它们的“统一性”和“一贯性”，要争取抗战的胜利，不只是要实现民族主义，也必须同时实现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而言，提倡民族主义加强民众的战斗意识固然是必须的，但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积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也是急不待缓的。所以，他强调这一口号没有任何依据，最好还是改为“以三民主义抗战”和“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好。(37)丁作韶：《评“以民族主义抗战以民生主义建国”》，《民族文化》第3期，1941年，第6-8页。丁作韶不能认同将抗战与建国分开，即是不认同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一味凸显民族主义、强调集权，不认同看轻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作用，不认同投入很少资源在民权、民生建设上的做法。他认为，“以民族主义抗战以民生主义建国”的口号恰恰就是中国国民党这一错误政策的另一种说法。

抗敌与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凸显。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认为“抗战即是建国”“抗战与建国并进”，将“抗战建国”定为战时的一项国策，号召大家在抗战中完成建国的任务。关于中国国民党对“抗战建国”意义的定位，中国朝野各政治力量、知识界基本上是认同的，他们相信抗战与建国在战时确实可以起到“相资相辅”的作用。因此，“抗战与建国并行”也被视为“抗战的真意义”。(38)著忠：《抗日与建国》，《联合旬刊》第4卷第5期，1938年4月30日，第388页。不过，中国国民党在“抗战建国”的实践中却一味凸显民族主义，忽视民权主义。各政治力量、知识界不同的政治理念、价值预设和利益诉求因此得以不断涌现，中国朝野对“抗战建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表达，对抗战与建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权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等问题，都有不同的认识。中国朝野对“抗战建国”的不同认识和表达，反映了他们在建国理念、利益诉求上的差异，也预示了抗战胜利后在“抗战建国”上具有不同理念的政治力量的分裂，最终他们在不同的建国理念指引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猜你喜欢 中国国民党纲领建国 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文萃报·周五版(2021年39期)2021-10-18抗战宣言书：《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湘潮(上半月)(2021年3期)2021-07-20你是我最牵挂的人艺术评鉴(2020年2期)2020-03-23“建国通宝”钱考辨中国钱币(2016年5期)2016-06-15黄建国小小说欣赏小说月刊(2015年6期)2015-04-23普京的总统竞选纲领俄罗斯问题研究(2012年1期)2012-03-25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俄罗斯问题研究(2011年1期)2011-03-25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纲领俄罗斯问题研究(2011年1期)2011-03-25“坚苦卓绝的登陆”纪念碑雕塑(1997年3期)1997-06-23

相关热词搜索：抗战时期 抗战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