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蕴

王铁柱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的一部经典著作。列宁在书中列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幼稚病的系列症候并展开了批判，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学术界关于这部经典著作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列宁党建学说、列宁斗争思想、错误思潮批判、列宁统战思想等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审视，这部著作也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精辟论断和实践路径，因此从这一角度进行学理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的一部重要论战著作，列宁对一系列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判。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读此篇文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容亦是其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指导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路径。在论述俄国布尔什维克何以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维持“铁的纪律”时，列宁强调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1]（p136）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对各类错误思潮予以批判。列宁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这一理论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各类政治派别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源于物质生产关系。列宁针对不同错误思潮产生的原因，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在批判“左派”拒绝任何形式妥协问题时，列宁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联系的观点予以论述，指出“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1]（p148）联系具有条件性，条件是影响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各种要素，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对事物的认识也要变化。还如列宁在批判各类政治派别不懂科学处理进攻与退却关系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有“历史辩证法”[1]（p138）的观念与行动，列宁根据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同历史阶段进程，指出各类中间、过渡、摇摆政治派别应当补课，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这一课。还比如列宁在批判“左派”不懂进攻与妥协的辩证关系时，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予以批驳：“‘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1]（p167）这里“左派”颠倒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主体实践是主体认识之源泉，主体的思想观念要从主体的实践生成，“左派”将自我主观认识看作客观现实，从而得出的思想结论是不科学的，这正是列宁在此书中提出的著名的真理与谬误关系基本原理的历史语境，列宁认为，只有“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1]（p211）才会将“左派”幼稚病医治好。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相关的直接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应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作为开展教育实践的思想武器。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方法

比较鉴别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常用的方法，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对比两个及以上不同事物得出正确结论，从而实现教育目的的方法。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以恢宏的视野对比分析了俄国、德国、荷兰、英国等不同国家的“左派”情况，灵活使用比较鉴别法，有力驳斥了各国“左派”的错误思潮。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灵活运用异质比较、同质比较等比较鉴别法对“左派”展开批判。针对德国“左派”不承认凡尔赛和约问题，列宁对比分析了俄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历史。针对德国“左派”拒绝参加议会问题，列宁对比分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1917 年9 月参加立宪会议的历史，在批判“左派”拒绝任何形式妥协问题时，列宁就运用了同质对比法。同质对比法指的是对本质相同的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差异化比较引出正确结论的方法。列宁对比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早期、1903—1912年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1918年等不同历史时期同不同派别的“妥协”。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灵活使用不同类型的比较鉴别法，才会使教育对象更深刻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比喻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运用比喻修辞阐明事理的工作方法，它的作用在于使抽象概念具体化、深刻哲理通俗化。善用比喻修辞是列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典型特征。对错误思潮的批驳，列宁指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1]（p147）在批判“左派”不做任何形式妥协时，列宁使用了“强盗”“武器”“钱”等生活化比喻展开对“左派”的批判，在抢劫行为中，列宁通过分析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投降”，生动批判了“左派”对待妥协问题上的机械僵化观点。“左派”不了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以至于在反对机会主义时全部否定了一切妥协。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立足客观形势条件，在制定革命策略时可以适时地采用迂回妥协路径，为此列宁援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1]（p180）列宁使用“人行道”这个比喻修辞，指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事业不仅需要直接进攻而且还需要迂回包围。还比如列宁在批判“左派”不顾现实条件企图一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做法，就将其比喻成“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1]（p159）还比如列宁在批判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不懂运用辩证法、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僵化机械地恪守某条真理时，列宁将政治比喻成数学，数字前面的符号改变时，数字之间的大小关系也会改变。[1]（p210）在这一系列的形象比喻中，人们很容易理解列宁所表述的思想内涵。生动的比喻能使教育对象更容易理解教育内容，从而达到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使用比喻修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构建生动活泼的话语体系，用比喻修辞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予以形象具体、生动活泼地表述。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艺术

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正如列宁指出的：“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1]（p189）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达到思想教育目的而积极能动地建构具有感染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技巧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学识、视野、能力、经验、灵感等。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与技巧批判错误思潮，展现出列宁作为政治家、革命家高超的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特质，书中最鲜明的是列宁所运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展具体工作的重要媒介工具，语言形式的选择、内容的构思都会对教育者和受教育对象之间的互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效能产生影响。列宁在谈及宣传教育语言时曾指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2]（p89）这就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将通俗准确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准则。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经常使用一些通俗、形象、生动的语言对错误思潮展开批判。如在第八章批驳“左派”不顾客观形势条件而不做任何形式的妥协时，列宁指出：“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罕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1]（p179）列宁在这里使用了比喻修辞语言来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灵活能动的妥协问题。还如列宁在批判一些政治派别拒绝任何妥协却幻想革命一帆风顺这种情形时，列宁使用“包治百病”“江湖骗子”等生活俚语予以嘲讽。还比如列宁在批判荷兰和德国“左派”对待议会上的全盘否定态度时，引用了俄国寓言故事“熊的帮忙”作为注解予以嘲讽和批驳。正是在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词汇里，人们很容易理解列宁所表述的思想内涵。这就启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需要科学理论的逻辑思维来证明，也需要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展现真理”，应善于利用生动活泼、形象易懂的语言展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原则

求实原则。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立足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在革命斗争条件发生变化时调整斗争策略，他肯定德国工人充分利用普选权这样“一件新的武器”[3]（p388）来开展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应根据变化了的革命条件积极利用普选权作为斗争武器。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运用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批驳“左派”在对待领导工会、参加议会、适时妥协等问题上的“幼稚”症候，列宁认为，“左派”将主观臆想看作客观现实，割裂了认识与现实的关系，从而使他们的所谓“真理”变成了“荒谬绝伦的东西”。[1]（p172）“左派”不顾环境和条件，将自我主观臆想看作客观现实，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在理论上形成对革命形势的误判，在行动上造成摒弃工会、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脱离群众等情形的出现。这就说明，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避免“一厢情愿”地“空喊”“高喊”，应从客观现实环境条件出发选择适宜的教育策略和方法，不能凭主观臆想脱离客观环境和受教育对象的实际来开展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因时因地选择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方法，使之与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环境条件相适应，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通俗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运用比喻、谚语、故事等多元化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左派”幼稚病》这本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1]（p815）这一副标题启示我们，通俗准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升教育成效的重要路径。列宁在批判错误思潮时经常使用一些生活化、具体化、形象化的话语，使对方更容易理解。在第九章列宁批判英国“左派”不注重灵活“妥协”问题时，将英国“左派”看成是一种“孩子气”表现。在此书中，列宁多次使用“孩子气”这个通俗词汇来批驳“左派”的幼稚行为，使人们能容易地理解其思想内涵。在最后一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自觉承担起“唤醒群众”的历史任务，不能因为人民群众中存在落后思想元素就放弃对其进行教育，为此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1]（p207）这些通俗性话语容易使人知晓理解，可以很好地发挥语言的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据受教育对象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同，建构通俗性话语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灵活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基本准则基础上，依据客观环境条件和受教育对象的不同特质，灵活选择相适宜的教育方法和策略。“左派”认为议会在历史维度、政治维度上都已过时，列宁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相关原理，认为在宣传意义上，“过时”是对的，然而“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1]（p166）列宁认为，议会是否“过时”应置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分析，不能简单绝对地全部否定，“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1]（p168）列宁认为，“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1]（p209）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现实的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中且人是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避免教育模式的机械性，而要根据客观环境条件的不同，灵活选择教育载体和方法。

《“左派”幼稚病》中的一些经典和精辟论述，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论断。这些论断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论证有力，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教育、训练和培养全面发展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

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诉求，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取向，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核心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主题。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阐述产业工会时指出：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1]（p159）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关于受教育对象成长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设置、环节建构、任务设计等层面都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逻辑主题展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路，全面发展的“人”不是一种抽象主体而是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4]（p146）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不是一个抽象臆测而是一个实践生成。正如列宁批判“左派”抛弃工会问题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立足现实条件，要将工会作为无产阶级成长和发展的“共产主义学校”。[1]（p160）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动力源自人的发展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向度决定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立足现实条件，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条件，推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以正确的革命理论为指导，而理论并不是教条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论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其中重点系统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征程和重要意义。列宁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俄国思想界在19世纪40至90年代苦苦寻求革命理论的历史，“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1]（p137）列宁强调，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生命力和革命战斗力就是“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1]（p137）列宁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强调“理论并不是教条”，[1]（p136）俄国布尔什维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了15年实践的历史”，[1]（p137）这里列宁鲜明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自觉将正确的理论“实践化”到具体工作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科学论证了“妥协”的客观条件，列宁将“妥协”划分为“客观条件所迫而作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1]（p177）列宁认为，客观环境的不同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调整相应的革命策略，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机械运用，因为“左派”总将主观臆想看作客观环境条件，试图“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1]（p177）这样做只会耽误革命。在列宁的论述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不能机械地当作教条，而要依据客观形势环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客观实际相结合而灵活运用，列宁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角度批判了“左倾”学理主义和右倾学理主义，列宁强调“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1]（p211）才是医治幼稚病的良方。这体现出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态度，也正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运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逐步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之基，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应结合不同的介质环境、资源条件、现实基础，有机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方法论和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采取教条化模式，不能试图找寻一个应用于各种受教育对象的万能教育模板，而应结合教育实践环境，制定教育内容、优化教育方法、科学设计教育载体，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三）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群众”是《“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高频词，这体现出列宁在批判错误思潮时自觉运用了群众史观原理与方法论。列宁在批驳“左派”因工会的反动色彩而拒绝领导其工作的问题时，指出了工会的地位及历史作用，“左派”拒绝在工会进行领导工作，这些“左派”总是“高喊‘群众’”，[1]（p162-163）却不到人民群众中做具体工作，只停留于抽象的思辨和主观臆测之中。针对这些问题，列宁鲜明地提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1]（p163）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在推进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变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构成基础。群众史观的这一基本观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充分关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有充分认知，人的需求引发人的思想动机，进而影响实践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引领人们科学处理不同利益关系，树立正确思想观念。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走入人民群众中，实事求是而非主观臆测。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深入工会组织，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和引导工人阶级，不能因工会中的落后元素而主动放弃对他们的领导和教育，“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1]（p164）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因为受教育对象存在一些落后不正确元素就主动放弃教育和引领他们，要深入受教育对象，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以科学的理论引领他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教育、引领人民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从而引导受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凝聚他们的力量，如同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去领导工会，而且还要“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1]（p158）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动中，科学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11）人民群体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列宁强调，“党的全部工作”是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1]（p158）无产阶级政党应注重发挥科学理论的引领作用，在实践中激发群众的自我教育功能，正如列宁所说：“在多次罢工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1]（p177）实践是认识的产生源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除了应加强理论教育之外，还应在实践中让受教育对象加深对所学理论的认知。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紧团结群众，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

（四）无产阶级政党在反对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

“斗争”是《“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在列宁的论述语境中，“斗争”表现之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列宁在书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展开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实践。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在同孟什维克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左倾”共产主义等派别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指导斗争。“左派”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忘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声称要保持学说的纯洁，将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列宁认为，“左派”的这些做法“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1]（p180）“左派”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以保持学说纯洁性，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说，而是指导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无产阶级政党不应成为“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1]（p171）而要结合不同的客观环境条件加以使用。列宁在最后一章专门重点论述了要充分结合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开展斗争，强调：“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1]（p200）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根本地位，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论对思想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斗争，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立足受教育对象的实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受教育对象解开思想困惑，夯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具体环境不同，因为教育对象特质的差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在这些“特殊性”基础上制定相适应的教育策略。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结合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1]（p209）“斗争”表现之二是对待群众力量的态度。在这一层面上，“教育”在此书中出现的频率也较高，体现出列宁对思想教育在激发群众主体力量功能方面的重视。“社会革命”党等派别夸大个人恐怖、暗杀等在革命中的作用，看不到群众的革命主体力量。列宁批判“左派”只是空喊、高喊群众，通过主观臆想来构造纯粹，却未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实践，针对这种情况，列宁鲜明地强调：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1]（p164）不能因为群众中的落后元素就主动放弃，而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列宁在最后一章明确提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还需要对整个阶级、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来支持先锋队，这样才会取得胜利。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对群众的领导除了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之外，还要带领他们在实际的斗争中获取政治经验，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1]（p178）理论认知源于生活实践，且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的认知才会更加深刻，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才能逐步提高，才会更加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正如列宁在第九章指出的，虽然俄国群众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但经过革命实践的洗礼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主义。[1]（p197）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主体，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群众的思想认知结构，发挥他们的自我教育功能。“斗争”表现之三是革命情绪与革命策略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现实环境，[1]（p173）“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p209）马克思主义认为，情感、灵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主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非理性因素不能完全替代主体对客观事物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理性认识。人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有机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人学基础。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将非理性因素和理性认识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身不能只靠激情等非理性因素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还需要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条件和教育对象特质的理性认知基础上，科学设计教育内容、优化教育方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

列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认识与理论体系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社会历史的思想产物，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左派”幼稚病》作为一部具有鲜明哲学理论性、实践论战性、思想引领性的经典著作，从历时态的纵向视角审视，这部著作中所蕴含的思想在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集中运用党史分期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俄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分期，并从党史纵向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各种思潮主义中的实践价值进行了系统论述，实现了俄共党史分期与俄共思潮批判史的有机结合。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在同错误思潮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运用党史分期法批判错误思潮来开展思想教育，在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具有鲜明的史学特征，列宁的这部著作也开创性地运用党史学方法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

列宁将俄共历史划分为五个主要历史阶段即革命准备阶段（1903—1905）、革命年代（1905—1907）、反动年代（1907—1910）、高潮年代（1910—1914）、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 年2 月至10 月）。列宁列举了每一历史阶段的各类错误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在列宁对错误思潮的批驳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承担了两种角色。一是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层语境中，列宁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不断成长、壮大，原因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1]（p145）同理，正是“左派”没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分析问题时往往陷入一种错误思路以至于造成“思想混乱”。[1]（p151）二是，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方法论展开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列宁运用历史分析法科学认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运用历史辩证法科学分析进攻与妥协的关系。概而言之，同形色各异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是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和实践基础。在列宁的经典文献中，《“左派”幼稚病》运用党史分期法进行错误思潮批判和思想教育，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维原则，在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具有鲜明的史学品格特征。

从党的历史纵向视角审视，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演变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错误思潮中的认识同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演进过程。梳理列宁经典文献可以发现，1917 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学理化阐述与论证，另一方面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后，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集中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思想路线。这一时期鲜明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基础的理论自觉。191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欧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逐步高涨，但欧美国家的共产党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盲目照搬俄国经验，不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策略，至1920年初，“左派”错误思潮在英、德、美、奥、法等国严重泛滥，为克服“左派”幼稚病以教育引导这些国家共产党科学领导革命，在1920 年4 月撰写的这部著作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论原则，这一原则影响到他后来对党和国家建设、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战略政策建构思路，甚至在晚年，列宁还在口授的文章中批评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态度。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运用史学研究法批判各种错误思潮，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的科学方法论。

（二）着重强调了党的纪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保障作用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为布尔什维克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1912 年1 月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共（布）从此有了独立的组织领导核心。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力、领导力还需要严格的纪律保障，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发挥政治领导和思想教育的重要保障。

注重党的领导一直是列宁建党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在以往党建理论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列宁对党的纪律的重要论述不仅在列宁党建学说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列宁晚年的“政治遗嘱”中，列宁承继于《“左派”幼稚病》中党的铁的纪律的思想理论，立足俄国最新境况，重申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纪律性问题。

列宁自参加革命伊始就非常注重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同样在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重视党的领导也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内容。较以往论述更具特色的是，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不但再次重申党的领导的作用，而且更明确地提出了党的纪律问题，在本书的第二节，列宁系统论述了党的纪律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成为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的复调叙事。在这之前列宁的诸多文献著作如1904 年《进一步，退两步》、1906 年《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9年《走上大路》等都提及了党的纪律问题。但在1920年《“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专论了党的纪律问题。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保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管理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履行组织管理的职责”。[6]（p282）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严格的、铁的纪律有效保障了其先进性，进而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管理、有效运转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政党纪律性的重视影响了他后来的党建学说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列宁愈发认识到，党的纪律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在后来发表的《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强调了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先锋队的先进性问题，只有加强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才能更好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在晚年，列宁更是以政治家的勇气论及了俄国的政党纪律问题，在列宁生病后口授的“政治遗嘱”中，他专门提及了党的纪律问题。《“左派”幼稚病》对党的纪律的论述，在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蕴涵，也充实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纪律观内容。

（三）鲜明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

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问题，党要“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1]（p159）民主革命时期，列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们的革命意识和阶级觉悟，“使一切工作、一切努力、一切考虑完全服从于战争，而且只服从于战争。”[7]（p50）从而为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阶级基础。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的战略任务由领导革命向领导建设逐步转变，与此相适应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成为俄共（布）的重要战略任务，列宁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

人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问题决定了其根本目的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状态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列宁在继承以往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思想基础上，在《“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提出了人的全面训练、全面发展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会做一切工作的人”，[1]（p159）列宁认识到只有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才会更好地促进群众成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侧重于从社会制度的视角进行论析，直至十月革命前，俄国群众仍处于受剥削压迫的非人异化状态，基于此，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领导群众推翻旧制度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列宁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逻辑基础上提出“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8]（p193）此外，1917 年前列宁还在与民粹派的论战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尤其是论述了教育与劳动的内在关系，但囿于国内外革命形势的现状，列宁的论述侧重的是一种革命化叙事逻辑和学理论论证范式。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19 年3 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中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9]（p79）列宁还领导筹办建立了统一劳动综合技术学校，编制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等教育文件，开始在实践层面逐步推进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1920 年随着国内外战争形势的变化，列宁愈发感觉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匮乏现状，阐述了俄国进行思想教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基于俄国建设的迫切需求现状，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训练问题，这时列宁的论述语境逐步由革命叙事逻辑向建设叙事逻辑转换，列宁认为只有不断培养受到全面训练的人才会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基础。《“左派”幼稚病》中的建设叙事逻辑也影响了后来列宁对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建设思路，在随后的诸多文献著作中，列宁的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基本沿着如何提高俄国教育文化水平、提升俄国生产力等叙事范式进行论述。甚至在列宁生病后口授的“政治遗嘱”中，他以政治家的战略智慧表达了对俄国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的忧思。在《论合作社》《日记摘录》等多篇文章中，列宁论述了对俄国农民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大力提升俄国文化水平的战略目标要求，在这一时期的论述语境中，常见到“全体居民”“人人”“优秀的”“文明的”“本领”等字词，体现了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建设目标。以上可见，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鲜明提出的全面发展的人、受到全面训练的人的叙事逻辑，在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动员和团结人们共同奋斗的方向旗帜，列宁《“左派”幼稚病》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论述也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标志性内容。

（四）重点论及了灌输与引导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式

“灌输论”是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列宁的论述语境中，“灌输论”强调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教育引导作用。列宁最早在1902 年《怎么办？》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论点，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应到一切群众中去教育和引导。在列宁的论述语境中，“灌输”不是将群众作为被动僵化的对象，强调的是先进分子的知识启蒙与思想引领。从历史纵向维度审视，1921 年以前，囿于俄国国内外革命战争的现实环境，列宁的“灌输”论侧重的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教育作用，通过先进分子的规训、教化和引导，培养俄国民众的革命意识和阶级觉悟。1920 年后随着国内外战争态势的变化，在列宁的诸多经典文献中，可以发现列宁在注重先进分子“灌输”教育的基础上，也更加注重发挥群众的积极能动性和主体创造性。这些教育思想在《“左派”幼稚病》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在《“左派”幼稚病》批评了“左派”对群众作为革命主体的认识偏见，他们只是“空喊群众”却根本没有认识到群众的政治主体作用。列宁在此书中依据群众史观原理和方法论批判了“左派”对群众的错误思想，并在对第二国际错误思潮的批判中提出了应充分发挥群众的自我教育主体功能。“有效的思想灌输式政治教育，除要反对教条化的政治说教外，还要将这种教育与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使教育的内容易于被他们接受。”[10]（p483）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时就指出：应把“理想”与“问题”结合起来。[11]（p353）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在承继以往思想“灌输”范式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如列宁强调“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1]（p178）进而又指出：“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1]（p192）在《“左派”幼稚病》的论述语境中，列宁批评“左派”的说教宣传，强调了群众主体在政治实践中注重自我教育。通过历史纵向审视，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通过对“左派”的批判，一方面继承了以往提出的先进分子灌输教育作用的思想，正如他强调的“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1]（p168）另一方面也推进了“灌输”思想的主体范式转换，由注重教育者（先进分子）的灌输作用到注重受教育者（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作用。这也影响到列宁随后的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说，列宁在晚年更是注重发挥群众的自觉作用，更加注重文化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

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不仅阐述了群众的自我教育，而且花了许多笔墨论及了无产阶级政党教育引导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党必须要在借鉴某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时，注重所处环境、条件的实际差异，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工作方法论。他认为，只要民族、国家的差别还存在，各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也就存在多样性的客观条件，就需科学灵活运用普遍性原则。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通过对布尔什维克15年历史阶段的分析，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左派”机械地固守旧形式，不顾群众所处环境的变化，不懂斗争的灵活性，从而造成斗争的失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是在一定环境里进行的。”[12]（p99）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认为，进行思想教育不是不顾条件的理论说教，而是要立足客观的实际环境，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教育引导作用。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使用“环境”“条件”“客观”等字词强烈批判了“左派”不顾实际环境进行空洞教条式的实践模式，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从所处的实际环境条件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引导。十月革命前，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一种革命化叙事，目的是培养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储备革命主体力量。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逐步转向现代化建设叙事，但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缘故，因此革命化叙事一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调。但在1920年随着俄国国内外斗争的逐步胜利，现代化建设叙事逐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显性话语，特别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对“左派”机械化地固守革命化叙事的批判，现代化建设叙事逐步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调。1921 年俄国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根据俄国实际环境的转变，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愈加强调了现代化叙事。尤其是晚年时期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等文章中，都告诫俄国共产党及领导人应重视俄国建设的实际环境，根据俄国群众的经济文化条件开展思想教育、科学文化和经济社会建设，体现了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条件的高度重视。由此观之，列宁《“左派”幼稚病》在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不仅逐步实现了“灌输”思想的主体范式转换，而且对环境、条件的重视影响了后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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