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省投资效率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符 蕾，张林涛，蔡 潇

(1.海南大学 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海南日报，海南 海口 570216)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五年。无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都离不开有效投资发挥的关键作用。海南省作为我国内地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其投资效率的改善和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对于形成具有示范、复制、推广效应的制度创新“试验田”和建设最高开放形态的自由贸易港经济体系至关重要。

海南自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投资实现了跨越性的增长，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与我国发达地区及国际著名自贸港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追赶任务艰巨。本文拟通过构建投资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2009—202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DEA“静态”与“动态”模型，全面测度海南省投资效率的情况，并使用空间自相关指数分析投资效率的空间格局特征，把脉自贸港建设前后投资的变化规律、各个阶段的特征及驱动因素，以期为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与投资策略奠定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实现“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的阶段性目标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撑。

投资效率主要是反映一个经济体中“投资所费”“投资所得”及二者关系的综合指标。投资效率既要体现投资总量中是否存在“投资冗余”与“投资不足”，还要体现投资结构中资本配置与流向是否合理(1)樊潇彦、袁志刚：《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定义与衡量：一个文献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投资效率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直接研究各省或区域的投资效率的文献较少，更多的是研究各省或区域内某一产业的投资效率(2)任喜萍：《基于DEA方法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7年第5期；
董杨：《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农业环境规制的投资效率问题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而且以自由贸易区和自贸港的投资效率为研究对象的尚处于空白状态。二是投资效率的测度方法。大致可归纳为四种：资本产出比法、资本配置有效性法、AMSZ准则和DEA法。资本产出比法是指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增加的单位产出量所需要的资本来表示投资效率(3)刘颖：《货币政策对宏观杠杆率缺口的影响研究》，《财经论丛》，2018年第6期；
杨轶波：《中国分行业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80—2018年)》，《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该方法优点是简单易行，缺点是稳定性不足，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4)Radelet, S. and J. D. Sachs，The Onset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0, vol.47,no.6.，因此相关学者提出了配置有效性法与AMSZ准则。配置有效性法从宏观资本流向是否正确来衡量投资效率(5)Wurgler, J.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 vo1.58, no.1；
戴伟、张雪芳：《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AMSZ准则通过比较资本总收益与总投资之间的关系来定义投资效率，如史永东等和戴一鑫等使用该方法分析了中国宏观投资与经济问题(6)史永东、齐鹰飞：《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世界经济》，2002年第8期；
戴一鑫、吕有金、姜青克：《资本过度积累与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基于土地财政视角的一个解释》，《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6期。。这两种方法虽然解决了不稳定性问题，但它们自带的宏观属性更适用于国家而非省级层面的测度。近年来被广泛应用的DEA法是一种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的非参数统计方法，多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是否技术有效(7)李美娟、陈国宏：《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研究与应用》，《中国工程科学》，2003年第3期；
赵佳丽、郭惠英、程光辉：《我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资效率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1期；
廖凯诚、李晓晔、谢慧敏：《地方政府经济与社会投资效率的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效应评价》，《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相较于其他三种方法，DEA法无论在计算方法、客观性，还是对测度对象的限制性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此外，近年来学界开始转向空间关联理论，对投资效率的区域差异问题展开研究。根据空间经济学相关理论，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现象存在着相关性，如赵善梅、袁芳等分别测度了我国资本回报率和西北各省绿色农业投资效率并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8)赵善梅、吴士炜：《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
袁芳、张红丽、陈文新：《西北地区绿色农业投资效率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统计与决策》，2020年第24期。。

总体来讲，投资效率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区域层面的深度研究尚待补充与完善，且界定方法、衡量标准也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9)同①。。基于此，本文将构建适合区域层面的且较为完善的投资效率测度体系，并使用DEA对海南省的投资效率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改善投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

1.静态测度：DEA基础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DEA-CCR模型与DEA-BCC模型是目前测度效率最常用的两个模型，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效率的状态。

首先，CCR模型见公式(1)，所得结果为投资的综合技术效率，用于反映海南省投资效率历年来的基本情况，它假设规模收益不变(CRS)：

(1)

VDε为决策单元的投资效率；
X和Y分别代表投入和产出变量；
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
e为单位短阵；
S-、S+为投入与产出的松弛变量，表示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
θ为具体决策单元的投资效率指数；
λ表示具体决策单元的线性组合系数。

最后，根据“规模效率=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这一关系式，计算出投资的规模效率。

2.动态测度：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上述两类DEA模型只用于决策单元的横向静态比较，而投资行为是一个动态且长期的行为，需要考虑时间跨度因素下的投资效率问题，因此本文在一般“静态”DEA模型的基础上，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投资效率的逐期动态变化，以反映海南省投资效率在时间上的趋势，使得结果更加精准。此外，Fare等人又把该指数模型所测度的效率结果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其分解因子可以全面反映各个具体要素变化对效率带来的影响(10)Fare. R, Grosskopf. S, Norrism, et al，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 vol.84,no.1.。

(2)

Tfpch=Effch•Techch=Pech•Sech•Techch

(3)

3.空间自相关系数

使用全局莫兰指数来判定海南省投资效率的整体空间相关度是正相关、负相关抑或是不相关。具体模型如下：

(4)

进一步使用局部莫兰指数反映各市县投资效率的空间聚集情况及演变趋势，有可能出现四种情况：“高-高”聚集(H-H聚集)，表示自身投资效率较高，其周围市县投资效率也较高；
“低-高”聚集(L-H聚集)，自身低而周边高；
“高-低”聚集(H-L聚集)，为自身高而周边低；
“低-低”聚集(L-L聚集)，为自身低、周边也低。具体公式如下：

(5)

(二)投资效率测度体系的构建

DEA方法的运用是否准确关键在于投入与产出指标的选取。尹小剑将测度政府的投资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归类为经济类指标和社会类指标两个子系统：经济类指标主要用来衡量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包括生产性投入与生产性产出的相关指标；
社会类指标主要衡量投资带来的社会效益，包括社会性投入、社会性产出指标与基础设施产出的相关指标(11)尹小剑：《中国省级政府投资的效率评价》，《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期。。鉴于现实中经济类指标与社会类指标关联性较强，本文将这二者合并为经济与社会类指标子系统。此外，一项合理的投资除了会带来预期的产出之外，还可能会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善或相关溢出效应(12)余建形、章勇、周丽英：《构建扩大有效投资的项目评价体系》，《浙江经济》，2014年第4期。。因此，笔者认为完整的效率测度体系还应包含结构优化类指标和经济外部性指标两个子系统的相关指标。

由于受限于海南省各市县的数据，本文仅选取了经济与社会类和结构优化类这两个指标子系统中的相关指标(见表1)(13)依据笔者构想，未来在对其他自贸区或是其他省市构建投资效率测度系统时，在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可追加投入产出指标。如：在经济与社会类指标子系统中增加“利用外资与投资便利化指数的产出”等指标；
在结构优化类指标子系统中增加“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等指标；
在经济外部性子系统中增加反映环境的“环境污染指数”等非期望产出指标。。

表1 投资效率测度体系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20年(14)以2009—202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该时间段不仅是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上升期，更是探索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转型期，且该时段内各项指标数据登记逐渐规范与完整，具备较好的研究价值。海南省18个市县(三沙市除外)的数据，来源于《海南省统计年鉴》《海南省经济发展与社会统计公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少量缺失指标用插值法补齐。由于产出指标所涉及的二级指标较多，因此运用熵值法整合到一级指标。同时，为避免各指标量纲可能对测度结果产生干扰，笔者还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本文使用DEA“静态”与“动态”模型全面反映海南省投资效率的情况，利用软件Deap2.1实现该测度。

(一)投资效率的静态测度分析

1.整体水平分析

由表2可知，海南省这12年的投资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低，纯技术效率相对较高。首先，整体投资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160，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2011年，该值接近完全无效的状态，仅为0.090。其次，投资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582，且基本年均保持在0.5以上较高水平，说明过去12年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动和自贸港政策的加持下，政府着力于提高投资管理水平和技术要素等，提升了纯技术效率。再次，规模效率水平较低，均值仅为0.275。最后，无论是投资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均在2018年达到峰值，说明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国家战略对改善投资效率产生了重大的政策效应。整体来看，相较于纯技术效率，海南省投资的规模效率略显不足，是拉低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今后若要实现真正的有效投资，应着力于提升投资的规模收益。

表2 海南省投资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2009—2020年)

表2 (续)

2.区域差异分析

由表3可知，有效投资分布区域明显，各市县投资效率的差异较大。从区域间的比较来看，投资规模效率显现出不均衡的特点。有效投资主要集中在以海口和三亚为中心的两大经济圈，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都高于其他市县。出现该结果并不意外，海口与三亚作为海南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圈，长期以来吸引了省内大部分投资，形成了良性的规模效应，投资效率遥遥领先。

表3 海南省各市县投资效率均值(2009—2020年)

再从区域内部的比较来看，经济圈内的核心城市在投资发展过程中的辐射作用不显著，未产生“溢出效应”。具体来看，海口与三亚投资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值均达到极值1，处于投资完全有效的状态。而隶属于海口经济圈的澄迈和三亚经济圈的乐东的投资综合效率仅在0.1上下波动，接近完全无效的状态。即海口、三亚两地的投资对周边呈现出“虹吸”现象，致使圈内其他市县的投资规模不足，影响了海南省整体的投资综合效率(其均值仅为0.160)。

(二)投资效率的动态测度分析

接下来通过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研究海南省投资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继续使用DEAP 2.1测算2010—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及规模效率变化等指数，所得结果见表4与图1。

图1 海南省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趋势图(2010-2020年)

表4 海南省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2010—2020年)

如表4所示，对于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为1.064。在尚未开展自贸港建设的前10年整体进步缓慢，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由2010年的1.125波动下降至2018年的0.882，进步趋势不容乐观。但自2018年以来，投资项目开足马力，效率指数得到十分显著的提升：其中2019为自贸港建设启动期，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为1.142，较上年上升了29.5%；
2020年开始自贸港进入加速建设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与海南省相继颁布实施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等政策，相应的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达到了1.916，为所测度时期的最大值，较上一个区间年上升了67.8%。此外，综合效率变化、技术进步与纯技术效率变化的指数值均大于1。尤其是技术进步在自贸港建设的带动下快速提升，2020年达到2.476，取得质的突破，表明海南在产业聚集、招才引智、制度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投资的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为0.996，小于1，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导致了指数下降。因此，在后疫情自贸港建设时期，海南应更加注重发挥政策优势与提升风险化解能力，从而逐步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真正形成规模效应和规模经济。

如图1所示，海南省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波动上升，呈现“逆 L型”的变动趋势，2010—2018年海南省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中变化不明显，2018年以后才显著拉升，并在2020年达到最大值。进一步看，在自贸港建设之前的9年间大体出现2个小高峰：第一个是在2009年国家宣布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后的2010年出现；
第二个是在2015年海南获批成为我国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后的2016年出现，诸多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包括西环高铁与昌江核电站等在内的各项建设均在该时期内建成与投入使用，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一个高速期。2018年以后，海南成为我国最大的自贸区并开展自贸港建设，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并在本阶段形成大高峰。两个小高峰与一个大高峰的出现，佐证了长期以来海南投资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外在政策推动，因此更应牢牢抓住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历史机遇，强化投资的内在驱动力，坚持练内功、转动能、引外力，使投资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从图1还可以看到，在各分解指数效率的影响中，技术进步率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海南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可以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持续加大人才引进和技术创新。

(三)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表5采取Rook邻接空间矩阵，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软件Geoda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海南省投资效率呈现一定的空间负相关性。投资全要素生产率的全局莫兰指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0.261，投资效率越高的地区，其周围地区的效率就越低；
反之亦然。各市县投资效率的反差较大，存在着明显的高低之分，这与前述分析吻合。说明海南12年间的重大投资建设集聚在以海口和三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圈中，产生了较为负面的“虹吸效应”，拉低了其周边市县的投资效率。同时，各个分解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也均为负值，其中投资的综合效率变化指数的莫兰指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是造成海南省呈现空间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表5 海南省投资效率空间全局自相关检验结果(2009—2020年)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海南省投资效率的空间聚集格局的演变趋势较为明显。如表6所示，海南省各市县投资效率聚集格局的演变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9—2011年，市县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第二个阶段为2012—2017年，各市县发展较快，投资效率开始呈现空间聚集特征，但主要以低效的“低-高”“低-低”和“高-低”聚集型为主，表明彼时海南省各市县间的投资效率存在普遍的不均衡。其中乐东、保亭、白沙和琼中属于“低-高”聚集型；
海口和定安则是较为明显的“高-低”聚集，反映出海定的投资效率较高，且对相邻市县产生了“虹吸效应”；
万宁与屯昌的“低-低”聚集形态说明这两个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投资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三亚和陵水有着较为明显的“高-高”聚集空间格局聚集特征，说明他们自身的投资发展态势良好，同时也积极带动了周边地区。第三阶段为2018—2020年，各市县“低-高”“低-低”和“高-低”聚集形态明显减少，逐步向“高-高”聚集转变，反映出近几年各市县投资效率正持续向好，逐步步入良性循环。这一时期，中部的五指山、琼中与白沙首次出现“高-高”聚集，释放出海南正在逐步摆脱市县间投资发展不平衡困境的积极信号。定安的“低-高”聚集表明它与其周围城市地区的投资效率差异较大，海口的省府辐射效应未能很好地传导。以上三阶段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与前文分析吻合，也再次印证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投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表6 海南省各市县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空间聚集特征(2010—2020年)

(一)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投资效率测度体系，使用DEA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深入系统地研究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省的投资效率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实证结果显示：

第一，海南省2009—2020年的投资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较低，纯技术效率相对较高；
有效投资分布区域明显，主要集中在海口经济圈与三亚经济圈，各市县投资效率的差异较大。

第二，全省的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大致呈现“逆L型”的发展趋势，在2009—2020年间的“两小一大”高峰特征表明长期以来海南投资效率提升主要靠外在政策推动。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受技术进步指数拉动最为明显。

第三，海南投资效率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负相关性，各市县的投资效率演变趋势较为明显。

(二)相关建议

根据世界著名自贸港和我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经验，投资的发展阶段大致需要经历优化投资结构与效率—扩大投资领域与开放—深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等阶段。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以及国内大多数自贸区均处于以外生政策驱动型为典型特征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之间，然而内生动能驱力下的第三阶段即制度的集成创新及推广才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及各大开放型经济体成功的关键。因此，如何顺利地开展第三阶段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工作，提高海南省投资效率，从而推动海南自贸港更好更快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创新管理制度，扩大投资领域

在自贸港的投资建设方面，政府除了要按照既定要求与目标稳扎稳打，也要加快制定投资管理制度、风险防范机制等，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和动能。借鉴分级投资、分级管理的制度，根据投资效率的高低、带动效应的多少、投资规模的大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重点产业和重大储备项目进行优先级、中间级和底层级的划分，为投资的先后顺序和比重大小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2.转变政府职能，释放投资活力

政府要加快完善“承诺即入”“极简审批”与“负面清单”等制度，并逐步实现从过去“家长”的身份向现如今“良师益友”身份的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从而更好地引导投资与释放投资活力，同时为避免挤占效应，政府投资应更多地用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加快已出台投资政策落地生效，提供相应配套措施，实行动态政策监管制度，对于在省内部分试点地区试行成熟的投资政策进行全省推广，对于在施行过程中存在争议的投资政策要及时调整与完善。

3.明确重点领域，优化投资结构

锚定“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引导资本主要向实体产业聚集，向海南省重点投资领域聚集，构建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制造业为主的“3+1+1”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形成自身的内在驱动力。补齐以路、光、电、气、水组成的“五网”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坚持去房地产化和“房住不炒”，支持住房租赁金融创新和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并持续加大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

4.加大技术引进，激励自主创新

随着廉价劳动力红利与资源低价格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自贸港的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及其使用效率。“十四五”时期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投入以及头部企业的引进，推动规模化的技术变化，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和基础设施，降低企业在海南的运行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强化创新能力。

5.加强城市圈拉动作用，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可考虑采取分层次投资的区域雁阵模式。着力发挥头雁海口、三亚、儋州洋浦核心城市圈的牵引拉动作用，按照三大增长极来定位；
加大第二雁阵琼海等东部城市群的优势，着重发展旅游、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
适度发展第三雁阵五指山中部城市群和三沙市，主要发展生态文明相关产业。同时要量体裁衣，部分规划投资项目适当向其他市县倾斜，这样才能保证市县间的协调统一，使得区域的整体投资效率均衡高质提升。

6.构建自贸港特色金融体系，拓宽融资渠道

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可以对标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金融开放，抓住发展契机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各种产业交易中心，发展区域型特色离岸金融服务以吸引外商投资。探索融资租赁、大宗商品融资、供应链金融等业务模式的创新，完善金融机构及相关配套服务。加强信息化等数字智慧网络建设，实行自贸账户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制度，显著增强跨境结算和服务消费的便利性，降低贸易的阻力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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