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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发轫逻辑、认知结构和实践进路

    时间:2023-02-19 20:35:14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刘 旭 雯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所处的阶段以及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表明我们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经从过去“量”的积累开始向“质”的变化转变。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4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可见,共同富裕是一个复合命题。因此,我们把握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必须把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两者统一起来,推动其均衡发展。

    尽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学术界多从宏观概念上对共同富裕或者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进行研究,围绕共同富裕的概念、百年经验和实践路径来展开,并产生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则是相关学者将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逐渐延伸后出现的,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从当前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共同富裕的框架出发进行了以下几类研究。一是对理论基础展开的研究。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双重维度的统一体,其中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分别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和高级目标[2]17。二是对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意义进行的研究。有学者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最新要求,也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继续推进涵盖全体人民,并涉及全领域、全方位共同富裕的建设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共同富裕向更深层次推进的一项宏伟愿景,更是事关党和国家改革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3]168-169。三是立足新时代分析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难点以及实现路径。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呈现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进入一个更高水平阶段,但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方面却面临着供给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因区域、城乡和群体差距导致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4]22-23。另一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精神文明的宣传教育和加强农村地区的价值引导等[5]77。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不仅是人民生活从“全面小康型”阶梯式发展为“全面富裕型”,更是社会从总体上由“全面小康社会”提挡升级为“共同富裕社会”[6]46。

    既有的学术成果主要聚焦于新时代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难点和解决路径,缺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整体性研究,即如何准确完整地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概念和实践方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轫逻辑、认知结构和实践指向来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框架,阐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如何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的。

    理论的出现和发展都离不开特有的发轫逻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轫逻辑是通过阐明精神财富如何缘起、如何共同创造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奋斗目标,旨在回答新时代推进精神共同富裕“为什么”的问题。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表达,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历史目标,是大同理想关于精神境界论述的具象表征,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要求。

    (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表达

    马克思穷极一生所追求的是找到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这也是他所畅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最根本特征。他的这一基本主张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出场的理论逻辑。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在他对精神生活的相关论述中依然蕴含着大量精神富有、精神需要的要素。在他看来,社会分工分离出了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类人类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人类既能满足延续生命的物质需要,也能获得区别于动物界的精神需要。而这些恰恰又是人主体性的直观体现。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看,他生活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年代,那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相比于过去发生“质”的飞跃的时代。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7]15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再次指明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597。马克思的这些论述都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为精神生活富裕提供了基本前提的肯定。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非正义发展的后果,资本主义增值的本性、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和异化劳动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生命活动与人相异化了。不仅在物质层面造成了少数资本家物质财富的加速积累和多数人贫困的加剧,而且在精神层面出现了类似鲜明的对比。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7]51。因此,只有进入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当产品生产和储备已经能够让全体社会成员获得丰裕的消费,人们不再让劳动占据绝大多数时间,逐步将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来追求精神生活富裕,即“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9]199时,人们才能真正实现物质生产“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以及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历史目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一样,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辛探索并为之付诸实践的理想目标。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改变旧中国落后愚昧的状态,使其成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0]66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发展大生产、开辟“南泥湾”这一陕北好江南、解决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外,还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17所院校,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文学艺术事业和新闻出版事业等各种方式帮助当地群众提高文化水平、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并坚定抗战信念。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到达延安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窑洞暖小米香,他赞誉延安是他心目中施展才华的理想圣地。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的早期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要“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1]348。基于此,围绕经济建设,我国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上;
    围绕文化建设,强调立足服务人民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先富后富”的方式,加快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步骤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另一方面明确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同等重要,强调在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的建设,并确立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略的顺利完成,人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并朝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习近平提出统筹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要实现“口袋”和“脑袋”的共同富裕,“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要交出优异答卷”[12]767。这一提法是将社会效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加快发展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认识的深化,也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明了路径。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大同理想关于精神境界论述的具象表征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经验证明,将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正确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科学内涵的重要视域。从这一角度来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轫逻辑,可以发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赓续了大同理想中关于精神境界论述的精髓。大同理想不仅是古代人民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希冀达成的远大目标。大同理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中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在孔子看来,大同社会包含两大要素。一是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足和国家的和谐稳定,具体体现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在这样的社会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其中是以足以满足民生保障的雄厚物质基础作为根本前提的。二是人民精神生活的充沛,具体体现为“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劳动精神和“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拥有高尚的品格和富足的精神境界,“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社会成员也由此达到了全面发展的最高境界。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特别是对人民精神境界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诸多契合之处。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对实现大同社会的渴望愈发强烈。爬梳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大同社会的理解有所不同,对其中包含的精神境界的理解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描绘了一幅“无差等”的物质文明和道德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康有为的《大同书》则是在吸取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具体地描绘了大同社会下“人人能仁”的精神境界。在康有为看来,只有人们具备“教化既备,治具毕张,人种淘汰,胎教修明,人之智慧、澹泊、勇力、艺能、礼乐,皆人人完备,而后为天生之成人也”[13]278,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如今,中国共产党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在扎实推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下,协同推进“人尽其利”“讲信修睦”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因此,要准确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轫逻辑,应当从赓续大同理想中关于精神境界论述中予以探寻。

    (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

    人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主体和享受主体[14]65。事实证明,随着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收入对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步降低,而美好精神生活的影响则逐步提高,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局面。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改变,人民除了对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产生新的期待以外,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这些精神生活内容的追求也日益增强。特别是在2021年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后,如何加快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议题也进入大众视野。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使人民能够在精神层面获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党中央提出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这里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高层次以及物质和精神相协调、充分发展的共同富裕。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精神层面上同样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从横向来看,与物质生活水平相比,人民精神生活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我们在物质层面已经完成了脱贫,但是精神贫困问题依然一定程度地存在。例如在农村的一部分脱贫群众中间依旧存在着“等、靠、要”的心理,在城市人群中的青年群体也出现了“躺平”“佛系”的心态以及老年群体中出现的情感缺位、价值缺失等。二是从纵向来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丰富多样的消费品已经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物质生活的满足并不意味着精神境界的富足,精神产品的增多也无法说明其质量的提升并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民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下,践行物质和精神生活富裕两大要义,继续创造更多优质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来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富裕”实现的同时,以“共同”理念来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注重解决物质和精神生活层面中的公平问题,确保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公平推进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质”与“量”的协调统一。

    认识精神共同富裕的发轫逻辑,是为了回答我们为何要坚定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接着,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知结构是由以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必要条件、以满足人民对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向往作为基本要求、以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作为关键要义、以缩小全体人民精神文化差距作为旨归所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这一根本主线构成的,并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关系。

    (一)以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必要条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以丰富的物质生产作为必要条件和前提保障。当人们只有在吃穿住行上都有了“质”和“量”的保证,不再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而出卖体力时,人们就有了闲暇的时间追求和选择精神文化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到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他认为在高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前,首先要解决低层次的需要。而低层次的需要包括人们对食物、水和空气等的生理需要,这是人最重要且最有力量的需要。当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就会逐渐增加。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我们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从过去粗放型向高质量迈进,已经有物质基础和能力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向往,但不能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精神富裕的实现程度依然与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我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不争的事实,缩小收入差距和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一方面要继续牢牢抓住发展的第一要务,在物质生产上还要继续做大、做优“蛋糕”,同时着重处理好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只有先确保物质共同富裕的“水涨”,才能为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船高”作准备;
    另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地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需要。

    (二)以满足人民对优质精神文化资源需求作为基本要求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5]130。这意味着人不仅有与动物相同的物质需要,也有比动物更高级别的精神和社会的需要,并构建起“意义”和“价值”的精神世界。这种需要为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动力支持。进入新时代以来,作为美好生活向度之一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到如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时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6]43。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一部分人在“先富后富”中率先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但是他们中小部分人却由于缺乏生命灵魂的支撑,出现了理想信念“滑坡降档”甚至屡屡发生违背道德底线和触犯法律红线现象。归根结底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虽然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对精神财富创造的关注远不如物质财富,导致精神文化资源的供给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存在巨大张力。这就需要我们加紧补齐精神文化资源短缺的短板。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包括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三个组成部分。心理生活是相对于物质需求而言的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心理活动;
    文化生活是涵盖文艺、阅读、写作、体育等以艺术为主的生活方式;
    信仰生活是前两者以外的、对生活的本真追求和价值反思的精神价值追求。因此我们在补齐精神文化资源短板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补齐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短板,满足人们对心理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要补齐信仰生活的短板,将先进精神文化资源的价值引领力通过转化成充足的优秀文艺作品释放出来,并加快推动其完全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此满足人们对信仰生活的追求。

    (三)以共建共享作为关键要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其主体是全体人民,全体人民既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享有者,又是建设者。在资本逻辑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掌握着“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7]199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上绝大部分劳动阶级将“劳动力每日最大可能量”[18]53全部贡献给了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而他们的劳动力在道德方面的正常发展却被抑制了,这不仅造成了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也导致精神生活的普遍性及共享性的丧失。对此,马克思作出了旗帜鲜明的抨击。在他看来,能够体现出人民性的才是真正的精神生活,生产本应“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7]200。这里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习近平多次提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9]13。这里的发展成果不仅是物质发展的成果,还包括精神文化发展的成果。由此看来,如何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日益成为重要议题。共建是实现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共建的目的和内生动力,共建共享是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要求,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成员参与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的积极作用,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不断激发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汇聚更多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有了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量”的积累后,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公正合理的分配,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精神交往、消费和享受的权利得到保障,并在推动优质精神文化资源大众化中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素养。

    (四)以缩小精神生活差距作为旨归所在

    放眼世界,贫富两极分化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现象。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大财富差距不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消除两极分化,才能维护社会和谐安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习近平看来,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既不是“城市一块、农村一块”,东西部“各提各的指标”,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20];
    但从根本上来说,推进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是“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1]5,这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旨归所在。从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业排名上来看,文化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排名前三的为北京,4406,广东,4253,江苏,3978;
    排名后三位的为宁夏,40,青海,33,西藏,25[21]773。由此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公共文化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甚至全国平均水平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部地区之间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发展贫富差距依然悬殊。东部地区及大城市聚集了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精神文化资源、成果和服务,且配套有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精神文化财富分布集中。反观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的农村,精神文化财富相对匮乏,文化娱乐手段单一,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与东部地区相差甚远。这些都严重阻碍了西部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向往的实现。因此,只有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指导,不断缩小地区、城乡和阶层之间精神生活差距,才能扎实推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马克思在论述关于人的精神生活和生产时,从批判资本主义造成人异化为精致利己的“原子人”出发,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在《资本论》中这样形容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22]683的社会。列宁在提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其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双重满足的过程。习近平在谈到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时明确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8从人的本质上来看,人本身是文化的而非“物化”的,是全面的而非单向度的。从这一点来看,人类除了追求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以外,还有对精神生活充实、人际关系和谐以及对生命意义价值的追求。归根结底来说,如果单从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经济方面的需求来理解共同富裕,那么它还不能构成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完全实现。因为物质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并不是同步前行的,物质富裕不代表精神生活一定旗鼓相当,反之也是如此。人们只有将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内化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融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要求中,才能在精神生活中不断获得体验感和幸福感,在促进精神富足中更好地驾驭物质富裕,防止被物质所奴役,成为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需求者”和金钱至上的“拜金者”,进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的真正自由全面发展。

    回顾过去,为的是更好地启迪当下的智慧。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我们既要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轫逻辑和认知结构,又要从中获得启示,以期在新时代更好地为推动全体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基本遵循和方法论指导。为此,需要以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为发展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促进区域之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均衡发展并激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作为实践进路。

    (一)推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高质量发展

    丰富且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是中国共产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它不仅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得到丰富,还能推动其在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上的增强和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方式方法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突破,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精神文化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够不够”转向“精不精”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思路,以创新为驱动力,推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从粗放式逐步向高质量的方向转换,以此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具体而言,一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科技力量赋能文化新发展。科学技术方兴未艾,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加快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为此应加快推动公共文化产品的数字化建设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充分应用VR人机交互等新兴技术以及数字内容、视频直播等新型文化业态,实现“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在推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中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质增效”。二是强化金融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助推作用。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这一活水的浇灌;
    同样,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也需要金融的支持。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银行等金融机构应给予针对性的投融资服务,特别是重点扶持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以此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三是向增加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侧发力,打破原有的文化产业封闭管理“围墙”,着重打造更多富有民族特色和当地特色的高质量公共文化空间、公共艺术和景观等,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放共享,进而推动以传统的“物”向以现代的“人”为核心的文化消费场景转变,引领多元文化消费新风尚。

    (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单靠自发力量很难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还需要价值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深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一重大问题,不仅积聚了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而且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这种关乎“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一旦固定下来成为一个国家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在人民中形成一条“精神纽带”。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能够历经沧桑经久不衰,其奥秘就在于其中的精神灵魂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理念,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引领,除了能够更好地搭建起人民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凝聚社会和价值共识之外,人的精神品格和境界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得到有效提升。正如习近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作空气,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的影响应该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过程中。一是要融入人们日常实践的行为准则中,使其成为基本道德和价值遵循。二是要融入日常生活礼仪中,如入团仪式、入党仪式、升旗仪式,或者大型传统纪念活动中,以增加人们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三是融入家庭、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中,通过家风、学风建设,“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23],为下一代的心理健康成长打下良好基础。四是广泛宣传道德榜样的先进事迹,发挥其鲜活价值观和有形正能量的示范作用,使崇尚、学习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覆盖全社会,引导人人向先进人物和美好事物学习,逐步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高尚情操。

    (三)促进区域之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均衡发展

    基于东西部不论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还是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发展之间的差距,我们需要牢固树立底线意识,打破“文化贫困陷阱”,西部地区更加注重将公平作为其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实施“以公平促效率”的文化政策,并加快构建统筹兼顾、资源共享、协调发展的精神产品分配制度。根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和2035年所要达成的目标,一方面需要设立兜底的文化保障安排。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国家应在财政上加大对西部地区公共资源的投入力度,确保西部地区的公共文化投入保持在一定增幅且不能低于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平均增长幅度。从微观层面上来看,通过各种手段激励西部人民在文化消费支出上的增长不能低于上一个五年计划。另一方面需要鼓励生产要素向西部地区转移。光靠中央转移支付的单一“输血”方式很难弥合东西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之间的差异,只有在横向上推动东西部地区实现联动发展这种“造血”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区域之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均衡发展,从精神生活领域推动“先富”和“共富”的统一。例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应加强联动,特别是在资本、人才、技术、项目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方面创新转移举措,确保西部地区在承接更多东部地区发展红利中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的同时,在思想观念和文化上也要对西部地区同步进行改造,补齐西部地区因地区经济水平差距导致的精神产品“两极分化”的短板,实现精神生活差距与物质生活差距的同步缩小。

    (四)激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在当前“以物为依赖”的阶段下,我们在推动精神文化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片面物化和异化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人们精神生活物欲化、精神世界单向化和精神信仰危机化等现象,归根结底来说,是人的主动性缺乏,即内生动力不足造成的[24]110。人民群众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如果不充分调动其参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发展合力,是难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全体社会成员“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和“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8]670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推进:一是充分尊重人民对精神文化资源的选择和追求的权利,并尽可能提供更多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精准对接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针对部分群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群众因文化水平较低导致的“精神贫困”现象,应从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入手进行提升;
    三是针对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出现的少部分旁观和漠视的群众,采取激励措施来调动其参与的内驱动能;
    四是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在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中的合力作用,搭建多样化的文化建设平台和表达沟通渠道,创新联系和服务群众机制,在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中提升人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从而更好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热情,凝聚人民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必须将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样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共同强盛,而且相较于物质上的强盛,精神上的强盛是更持久、更深层的力量所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却发现二者协调统一并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过多注重提高精神境界而忽视了物质财富的基础性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急于实现财富积累而忽略塑造人们纯洁向上的精神世界: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人们对文化消费的质量、品位和审美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且多样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将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使其成为我们未来工作的着力点。无论是在高雅艺术还是大众文艺的创作上,我们都应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的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在创造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来满足人民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动态平衡,在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全面和重点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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