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G20国家面板数据模型

程泽强，周利梅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跨国贸易和国际投资不断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而中国在这股国际贸易与投资作用不断凸显的洪流中，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得到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因此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受到了各国的关注。我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世界第二，连续四年占世界投资总流量的比重超过一成，存量稳居世界第三位。此外，经历了国际贸易严重受阻的2020年后，在“后疫情”的今天，国际直接投资对各国经济稳步向上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对中国来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充分发挥国际投资加快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的作用，以逐渐形成更为成熟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新的阶段，并融入全球经济大潮至关重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全球化态势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借力于二十国集团(G20)对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促进。G20的合作始于1999年为防止东南亚金融危机再次发生而建立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2008年，在金融危机爆发引起全球性经济衰退之时,G20正式升级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被确认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G20也由此从一个应对危机的特设委员会升格为一个关于金融和经济的全球治理机构[1]。G20密切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致力于推动国际投资合作，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并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为加强全球投资发展做出了持续性贡献。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迅速，但仍有不足，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经验积累较少，使得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规模与吸引外资的状况相比仍有差距。在此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成功与否也受到不同国家文化特性的影响。随着G20国家之间投资合作的深入，不同文化的多元化、底蕴的复杂性逐渐凸显，对国家间直接投资的潜在威胁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来研究中国对G20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助于从文化距离的角度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

作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化距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其影响。

首先，在文化距离的概念上，Luostarinen(1980)[2]首次对“文化距离”进行概念解释，认为“文化距离”是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能够创造知识需求,同时又可以阻碍知识流动从而导致其他要素的流动也受到阻碍的要素总和。随着对文化距离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尝试量化指标来更好地研究文化的差异性。在对文化差异研究中最著名的是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2001)[3]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在他的定义中，文化距离主要反映在四个维度上——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权和女权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在最新的理论体系中他又加入了两个新的维度，即长期与短期导向以及放纵与自我约束，共同构建成了文化维度体系的六个方面。之后在该理论基础之上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文化价值调研，并对调研国家的每个文化维度进行打分，Kogut和Singh(1988)[4]在文化维度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构建出文化距离指标KSI指数(Kogut and Singh Index)，为之后很多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文化距离对OFDI影响的研究上，发现主要影响形式表现为三种:负向影响、正向影响、非线性影响。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化距离对OFDI呈负向影响,如Flores和Aguilera(2007)[5]等对1980年及2000年美国前100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区位分布进行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与美国OFDI呈负相关。綦建红和杨丽(2012)[6]对2003—2010年中国对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并引入文化距离与地理距离、双边贸易额的交叉项变量，发现文化距离与OFDI呈负向关系，环境感知、沟通以及跨国公司隐性知识传递会随着文化距离的扩大而增加难度。Gagne(2018)[7]通过对2003—2015年中国对40个非洲国家OFDI数据的检验，确定文化距离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而且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带来的影响较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带来的影响大。李俊久等(2020)[8]通过对2003—2017年中国对94个国家的OFDI数据的分析，得出文化距离对OFDI起到抑制作用，且远超过制度距离的促进作用。杜健等(2021)[9]在研究国际化战略建立模式时发现文化距离对OFDI有负向影响，认为伴随着文化距离的扩大，跨国企业自身的整合风险和外部制度、资源获得等不确定性风险随之增大。另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OFDI呈正向影响,如Lucke和Stefane(2016)[10]对1995—2009年期间29个投资来源国和65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外国投资者倾向于在社会多元化程度低于自身社会的国家进行投资。Dai和Nahatar(2016)[11]以外国银团的跨国投资选择展开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差异对外商投资有吸引力，因为当文化距离较大时，有助于凸显产品的差异化，而差异化产品有助于打开东道国市场。更有学者认为文化距离与OFDI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如殷华方和鲁明泓(2011)[12]为解释“文化距离悖论”，利用1993—2006年共49个重要经济体在29个OECD成员国的OFDI数据对文化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文化距离和OFDI间呈水平S形曲线的关系变化，认为在“走出去”时需要考虑文化距离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罗钦方等(2020)[13]等参考美国对52个东道国(地区)的直接投资及各控制指标数值，发现文化距离与美国OFDI在门槛效应下，呈倒U形关系，究其原因，则为“外来者收益”和“外来者劣势”的共同作用导致。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读，虽然国内外学者在文化距离与OFDI的关系上进行了广泛且多样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样本、测算方法、计量方式不一致，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仍有较大研究前景。此外，现有研究中暂无学者以G20国家为样本研究文化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而中国作为G20中作用逐渐凸显的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对G20国家集团的共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文化距离与我国对G20国家直接投资的关系，可以揭示在G20国家交流日益频繁、融洽的今天，文化距离对各国资金融通、投资合作的影响如何，从而为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提出建议，对今后各国交流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距离对OFDI的影响机制

在乌普萨拉国际化模型之中，Johanson和Vahlne(1977)[14]提出国际化经常发生在心理距离相对接近的两国市场，其中所提到的心理距离则是具有阻碍市场流动效果的差异条件的总合，如语言、教育、商业习惯、文化和产业发展等，这些差异成为国际经营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也促进了国际经营中的“外来者劣势”[15-16]。“外来者劣势”也成了现有研究中国际投资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基础[12]，多数实证文献以文化距离阻碍直接投资作为假设加以验证[17]。

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中国企业会根据文化距离调整投资区位选择的风险偏好[18]，将交易成本、管理难度、区位优势纳入对外投资时区位选择的考虑范围。

1．交易成本增加

在对文化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当中，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国家间贸易中文化差异会阻碍贸易关系的良性发展，研究认为文化差异的存在会阻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各国文化差距越大，贸易伙伴的理解能力、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越大，从而增加了沟通成本和贸易成本。文化差异阻碍论在跨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同样适用。国际投资的前期规划、中后期谈判及运行不免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产生空间成本和不熟悉成本。前期规划时，需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局势、规章制度、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等要素，由于文化距离的存在，导致获取要素信息的难度加大、用时增加，从而交易成本提高；
中后期谈判及运行过程中，文化距离的不同带来谈判双方思维方式、沟通导向、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这也决定了合作双方在商务洽谈、合作运行过程中的决策模式、效率偏好差别，这种在商务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差异会直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进程的进行，从而增加交易成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企业倾向于“以和为贵”，用谦虚、温和的态度进行交易往来，而在文化差异下这样的商业行为容易被认为是虚伪或是不积极，导致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交易时留下负面的“刻板印象”。G20国家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底蕴并不相似，导致在理解各国经济政策、政治局势等要素信息时出现偏差，正如杨永聪和李正辉(2018)[19]研究发现，经济政策、政治环境的不确定会增加外部风险，减少投资的可能性。

2．跨国管理难度加大

从跨国管理的角度看，因文化距离而产生价值观方面、管理风格、信息理解、民族个性的不同，会使得母国管理层与东道国员工在工作的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一定障碍，而且员工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容易造成生长在不同文化的员工之间存在相处问题，难以培养团队精神，导致跨国企业的管理难度加大，管理成本上升，最终致使企业的经营绩效受到负面影响。同时，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不一定被东道国员工快速适应，从而影响员工工作效率和贡献度，最终绩效下降难以避免。正如联想在收购IBM后发生的管理层文化差异一样，滔滔不绝的美国高层与沉默不语的中方领导对彼此态度的理解出现偏差，使最终决定难以达成，出现管理者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20]。

3．区位优势不明显

文化距离的增大不仅使投资者面临与东道国公司的误解甚至冲突，还需要面对东道国政府、市场的不同待遇，也可能受到母国政府的监管限制，产生东道国环境成本和母国环境成本。由于文化差异、民族特性等问题，东道国政府、市场可能对外来企业、投资商存在抵触、排斥心理，这种心理最终会反映在投资效果上；
而母国政府可能会对海外投资施加一定限制条件，从而影响投资效果和经营绩效。最终，因文化距离出现投资区位优势被限制、被抵消的问题。肖红军(2014)[21]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与文化距离差距大的国家表现出较差的社会责任绩效。当中国企业以不同的规则进入东道国时，需要表现出东道国的社会责任，但实现这种社会责任的困难与两国的文化距离有关，距离越大，难度越大，就此，东道国政府对中国的跨国企业有越强的抵触，导致区位优势难以体现。

G20国家与我国文化根基差异较大，我国与G20国家开展投资往来时，文化距离会成为关系维系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G20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作用越明显。

(二)文化距离分维度对OFDI的影响机制

根据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库数据，中国在权力距离维度上的得分为80，说明我国对于不平均的权力分配有着较高的接受程度；
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维度上得分为20，说明我国更强调集体主义，注重对集体的忠诚和一致；
男权和女权主义维度得分为66，说明我国社会气质为中性偏男性化，追求竞争；
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得分为30，说明我国社会对于不确定性事物的宽容度较高，可以接受不同建议和集思广益；
长期与短期导向维度得分为87，说明我国更倾向于追求长期利益，强调长远发展；
放纵和自我约束维度得分为24，则说明我国注重社会规范，提倡“先苦后甜”的做事态度，看重自我克制和自我驱动。

基于H1及我国文化维度得分，本文提出另一假设：

H2：中国在与G20国家开展投资合作时，更倾向于选择权利距离、男权和女权主义、长期与短期导向得分高且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放纵与自我约束得分低的国家进行合作。

为了考察文化距离对我国面向G20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设定模型时把文化距离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多个控制变量，最终加入五个控制变量，并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

lnOFDIit=α+β1lnCDit+β2lnDISit+β3lnGDPit+

β4lnGNIit+β5lnEFIit+β6lnOPENit+μi

(1)

其中，OFDIit为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在东道国i第t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CDit为解释变量，是中国与东道国i的文化距离。另外包含五个控制变量：DISit为中国与东道国i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GDPit为东道国i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NIit为东道国i第t年的人均国民收入，EFIit为东道国i第t年的经济自由度，OPENit为东道国i第t年的国家开放程度。μi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的含义及相关说明可见表1。此外，为了消除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表1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说明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原数据几乎恒定的文化距离CDit与地理距离DISit的构建方法。根据以往文献，对文化距离的测度以Hofstede文化维度指标为数据来源，最新数据包括了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与短期导向及放纵和自我约束6个维度指标，并采用Kogut和Singh提出的文化维度的测算公式，即KSI指数( Kogut and Singh Index)：

(2)

式(2)中，CDj为中国与东道国j的总体文化距离，Iij为东道国j在第i个文化维度的得分，Iiu为中国在第i个文化维度的得分，Vi则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得分的方差。此处特别说明，因为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库中暂无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两国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的指标数据，因此中国与两国的文化距离仅根据长期与短期导向及放纵和自我约束两项数据进行测算。

由于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库最近一次更新于2015年，故在以往的研究中假设文化距离不随时间而变动，但是在现实中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距离也会随之缩小，因此本文参考前人的做法，在文化距离指标中引入中国与东道国建交年数Tju的倒数[22]，中国与东道国的建交年份参考了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数据，最终获得以下文化距离指标表达式：

(3)

由于运输成本的变化会影响国家间的投资决策，因此地理距离DISit的测度用各年度的石油价格乘以地理距离来衡量[23]，石油价格来源于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库，以2010年为基期计算。

表2列出了各变量数据的基本信息。基于对G20国家的研究，综合各个变量的数据可得性，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为2008—2017年中国对G20中18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除去欧盟)的面板数据。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以国家为样本，并未统计国家联盟组织——欧盟的数据，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后续运算的顺利进行，本文研究时除去欧盟样本，但G20中已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欧盟主要国家，所以研究结果对我国与欧盟的资金融通、投资交流，仍有可参考性。

表2 描述性统计表

(一)计量检验

在正式回归之前本文做了一系列的检验，保证了后续回归的有效性。本文使用的模型检验的步骤主要为：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考察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
接着，在确认不存在单位根的前提下继续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
最后，运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

1.单位根检验

本文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文化距离、地理距离、东道国GDP总量、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经济自由度、国家开放程度进行IPS检验和LLC检验，原假设为数据存在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单位根检验

由表3可以看出，表中IPS检验和LLC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00，即检验结果拒绝“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该面板数据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得知数据平稳后，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面板数据的协整程度，如表4所示。本文采用Kao (Engle- Granger based)检验方法，此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是面板数据不存在协整关系。

表4 协整检验

由表4可知，P值为0.0000，即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方可保证后续回归结果的真实性。

3.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在分析文化距离对中国在G20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有何种影响时，选取了6个变量，考虑到如果各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会使得回归结果出现误差。对此，本文在正式的回归前对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一般认为，VIF的数值大于5则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由表5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处于较低水平，最小值为1.61，最大值为3.96，小于所规定的标准值5，据此证明本文所用模型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Hausman检验

为保证回归的可行性以及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Hausman检验。该检验方法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Hausman检验结果

由表6可见，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0，即该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更优的原假设，因此回归时选择固定效应。

(二)回归结果

1.全样本回归

表7显示的是将文化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

表7 全样本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上可以看出，本文的解释变量文化距离(lnCD)对lnOFDI影响的系数为-132.144，在1%水平上呈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假设一致，这说明文化距离对中国在G20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即两国之间文化距离的差距使得两国员工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理解能力、沟通手段等存在差异，中国到文化距离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会增加沟通成本和管理成本，从而影响投资效益。lnDIS对lnOFDI影响的系数为-2.710，在1%的水平下同样呈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地理距离对中国在G20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会起到负面作用，因为地理距离的增长伴随着运输费用的增加，即便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方式开始多样化，但比较之下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的成本依然较高。lnGDP的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东道国的GDP越大，越能吸引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投资，东道国GDP总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市场的活跃程度以及市场规模大小，而这正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lnGNI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中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考虑东道国的收入水平，过高的收入水平会增加对公司的薪酬负担。lnEFI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在对G20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比较谨慎，虽然经济自由度高意味着企业有更高的自主权，但缺乏政府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市场秩序，而且经济自由度在G2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即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种效应并不明显[24]。lnOPEN在1%的水平下为正，说明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会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选择，东道国开放的经济条件会促使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

2.分样本回归

由于对样本数据进行整体回归会使得实证结果过于宽泛，无法细致地探究文化距离角度下中国对G20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差异化影响。因此，本文将根据测算文化距离所用到的Hofstede国家文化六大维度对面向G20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评估，以此来探讨不同文化维度对中国面向G20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表8显示的是在不同文化维度指标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其中，lnPDI、lnIDV、lnMAS、lnUAI、lnLTOWVS、lnIVR分别为引入中国与东道国建交年数Tju的倒数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的规避、长期与短期导向及放纵和自我约束的自然对数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库中暂无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两国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的规避的指标数据，所以在分样本回归中剔除两国数据。

如表8所示，模型(1)至模型(6)分别代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的规避、长期与短期导向及放纵和自我约束对中国面向G20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首先，从表8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主要解释变量文化距离维度下的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对中国面向G20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在进行OFDI区位选择时，东道国社会对权利平等的追求程度以及社会成员的独立性并非首要的考虑因素；
而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的规避、长期与短期导向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注重和谐人际关系，能够灵活应对不确定性事件且关注长期的利益及改变传统来适应变化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放纵和自我约束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会考虑东道国社会的约束力，更愿意与员工能自我克制并创造有利境地的东道国合作。总体来说，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的规避、长期与短期导向及放纵和自我约束的影响显著大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其次，地理距离、东道国GDP总量、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国家开放程度的回归结果均与表7保持一致，而在分样本回归中经济自由度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限。

表8 不同文化维度指标分样本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验证本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解释变量文化距离采用其他测算方法重新计算。本文原采用的文化距离是基于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KSI指数计算而来，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欧几里得度量指数(Euclidean distance index,EDI)测算中国与G20各国的文化距离，具体公式如式(4)所示。式(4)中的各变量含义与式(2)、式(3)相同，为符合现实性，式(4)中仍引入中国与东道国建交年数Tju的倒数，实证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文化距离的稳健性检验

(4)

另外，在对文化距离各细分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取东道国与中国在各文化距离维度得分差值的绝对值[25]并引入中国与东道国建交年数Tju的倒数，具体公式如式 (5)，各变量含义与式(2)、(3)相同，实证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文化距离细分维度的稳健性检验

(5)

由表9、表10结果可知，改变文化距离测算方法并不会对文化距离及其具体细分维度的正负及显著性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实证结果稳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库中暂无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两国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的规避的指标数据，由于所选用测算公式的特殊性，为保证结果的准确，参考现有研究在稳健性检验时剔除这两国数据，修整后的数据并不影响本文最终结论。

文化距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08—2017年中国对G20国家中18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除去欧盟)的OFDI数据，考察了文化距离对中国面向G20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通过前文分析可得，文化距离会对中国面向G20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度量文化距离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地理距离的负面作用、东道国GDP总量和国家开放程度的正面作用对中国面向G20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的负面作用的影响次之，经济自由度的影响较小。此外，从测量文化距离的六维度来看，男权和女权主义、不确定性的规避、长期与短期导向及放纵和自我约束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随着G20国家在贸易和投资的合作上的深入和融洽，经贸往来将不断增加，文化距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优化中国对G20国家的投资布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当前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制定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也有一定参考意义。首先，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国跨国企业在进行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既能变成合作机会，也可能成为合作的“绊脚石”。在选择东道国时，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底蕴、教育特点、沟通方式等,抓住差异进行推广，注意差异进行合理谈判，从而尽可能降低管理成本、运输成本等。其次，政府应当持续展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尊重G20国家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互动，尤其需要关注对直接投资产生阻碍作用的特定文化维度，减少文化隔阂。最后，基于与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的沟通和管理成本考虑，政府与企业应注重对跨文化交流人才的培养，避免在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运营过程中出现由于文化距离带来的风险，保证企业稳定的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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