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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文献与王国维楚辞研究

    时间:2023-02-23 16:15:05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李南洵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 漳州 363000]

    晚清之时,由于外来思潮大量涌入,社会各界都发生了巨变,学术界更是如此,中国传统学术步入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历程当中。传统的金石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逐渐演化发展,学者们对出土文献投入了更多的目光,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就是这种学术转型背景下的产物。结合王国维的楚辞研究历程来看,用好二重证据法,对于学术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观点:“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认为当今的学术研究是幸运的,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地下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地下文献可以用来补正传世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实际上《古史新证》中并不是第一次表现对出土文献的重视,早在1913 年,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就提出要重视出土材料与纸上材料的相互印证,他彼时的观点被称之为二重证明法。二重证明法可以看作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前身。

    和二重证明法相比,二重证据法显得更加客观严谨,二重证据法的指向性是中立的,即可以用出土文献来证明,也可以用出土文献来证伪或者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在二重证据法的理论引导下,王国维自觉运用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开展对古史研究学术的理论概括。而二重证明法一般强调印证,即用出土文献来证明传世文献的某些观点。从二重证明法到二重证据法,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思想构建逐步趋于完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当时中西学术思维碰撞交融的结果,同时也是甲骨文、金石文献、简帛文献以及敦煌写本诸多考古大发现下刺激的结果。

    王国维对出土文献的重视可能还和他对宋代金石学的研究有关,他的一生都热衷于金石碑刻,并认为古今金石学有明确的传承关系,“近代金石学之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对宋代金石学提出高度评价,从他撰写的《宋代之金石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二重证据法思想的萌芽,宋人“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这种根据史书记载考证遗刻,又根据遗刻材料来考证史传真实的研究方法,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明法非常相似,只是当时没有形成对此方法的理论体系罢了。历史学界对宋代金石学和王国维理论体系构建之关系也一直关注,比如王记录就认为这种以史传考金石、以金石考史传的“二重证据法”虽为王国维所提出,但实际在宋代乃至以后的考据史学中也多有应用。

    总而言之,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恰逢当时疑古思潮盛行的时候,宋代金石学遗刻史料互证是其萌芽,二重证明法是其前身。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标志着近代文献学的一大突破,学者们在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指导之下,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王国维本人既是这项学说的提出者,同时也是这项学说的身体力行者,他本人既不全信古,亦不全然疑古,而强调的是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强调证据为先。就拿我们下面要说的楚辞研究举例,地下新材料的不断发现逐渐完善着楚文化的本来面目,对他个人而言,他一生完整的楚辞研究体系中,就有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要成果。对20 世纪楚辞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二重证据法成为一大主潮,产生了难以计数的皇皇巨著。

    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王国维本人的楚辞研究历程,在王国维一生的读书经历中,楚辞的身影一直可见,早在其而立之年撰写的《自序》中就有“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的记载,这里并没有提到楚辞。不过其后来编撰的《静安藏书目》中就有六本王逸所注的《楚辞》。由此可见,在他青年之时至少已经广泛接触到楚辞作品了。《自序》中还写到他二十二岁到上海以后开始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加上他游学日本后广泛涉猎西方著作,如尔彭之《社会学》、巴尔善之《哲学概论》、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这些西方著作带给王国维哲学思想中浓厚的近世哲学精神,这就意味着他的楚辞研究也势必会受到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

    王国维研究楚辞经历了从引用到化用的过程,在1903 年之前他的楚辞研究侧重于引述,在1903 年以后他开始侧重对屈原伟大人格的推崇,在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作品里开始追忆屈原,《尘劳》诗中有“至今呵壁天无语”和“子云何事反离骚”之语句,这是化用了《天问》里屈原呵壁问天和扬雄作《反离骚》反诘屈原的典故,屈原呵壁问天,是心中抑郁难舒;
    扬雄作《反离骚》,是其认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的学术雄心所致,扬雄所处的时代是“今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经学利禄化现象相当显著,拘泥执障和繁琐冗杂的学风普遍流行”的时代,再加上扬雄本人木讷少言,好静少动,本身就带有抑郁气质,王国维在《尘劳》诗中引用其形象,是一种千年来孤芳自赏的共情心理,指出学者们共同的心声,王国维也在其中汲取到精神力量。

    1906 年到1908 年是王国维楚辞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几年。1906 年他撰写过《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将我国春秋之前的学派划分为二:一是帝王派,贵族派、入世派等;
    另一派为非帝王派、平民派、遁世派等。如此划分是否合理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王国维如此划分是从后向前推测的,是从学术大成于孔子、老子等上来推测的,而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所以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王国维如此划分在逻辑上是否严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这篇文章如此划分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他想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文化地理论的观念,这也是近代楚辞研究中一个新的收获。

    文化地理论,即不同的地域特征影响着不同文化的生成特点的差异性,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社会性是人最重要的属性,而文明和文化则是人社会性下的集体产物,在《屈子文学之精神》这篇文章中,王国维将学派分为南北两派,认为战国以后的诸学派皆受此两派影响。南派是散文的文学,而北派是诗歌的文学,南派的理想在社会之外,而北派的理想在社会之中,即南方文学多想象,而北方文学多现实之作。“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
    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放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放南方学派者也。”按照王国维的观点,北方在诗歌文学领域要强于南方,但他同时也认为虽然南方文学不如北方发达,但南方文学却拥有着“诗歌的原质”,南方文学拥有伟大的想象力,这一点远胜于北方。想象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质,它是各民族史诗得以形成的重要原质,古希腊、古印度灿烂的神话就渊源于光怪陆离的想象,南方文学伟大的想象特质给予了文学创作以无限的可能。在王国维看来,北方虽然是诗的国度,但因为缺少了想象,所以体裁上就不会产生鸿篇巨作,而南方文学则保留了这份可能,“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所以到了屈原作品中以政治现实为表达主题,同时得助于南方文化丰盈的想象力,充沛真诚的感情和恢弘浪漫的想象合而为一时,《离骚》这样伟大的作品便呼之欲出了。

    王国维把文学派别划分为南派和北派,承认了地理因素对文化倾向的引导作用,说明他也吸收了西方地缘文化学的观点。丹纳在《艺术哲学》、斯太尔夫人在《论文学》等作品中都认同于此。近代赞成文化地理论学说的实际上不只王国维一家,像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也以南北地域为分,且这篇文章发表于1905 年《国粹学报》,还早于《屈子文学之精神》一年。刘师培也是近代楚辞研究的一位重要学者,和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相比较,《南北文学不同论》更像是综论性质的文章,从先秦文学论述到清代文学,而不是专论楚辞及屈原。同时刘师培认为屈原之作渊源于二《南》,和王国维的观点大异其趣。这两者都是论及文化地理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客观上,王国维的这篇《屈子文学之精神》在影响力上是大于刘师培的。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此缘于前者体现出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因此,笔者以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为20 世纪《楚辞》学之发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对20 世纪楚辞研究来说,其意义是划时代的,王海远先生对此做出精炼的总结,他认为一是它离开了局限于一个国家的传统,从而拥有了国际视野,二是离开了传统《楚辞》对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阐发,也离开了对于屈原人格的争论,从而开启了后世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向。

    1907 年王国维撰写了十七篇《文学小言》,这十七则简短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学的思想,他认为文学和其他科学不一样,它不是利禄的事业。一个民族文化不发达是不会诞生真正的文学的,而个人汲汲于争存者也绝非真正的文学家。同时文学的发展要经历三重境界,也就是非常著名的三境界说,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文学是非常推崇的,他推崇文学,首先当然是推崇伟大的文学家,在《文学小言》十七篇中,直接提到屈原的当有五则,分别是第六、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则,并且这五则有提纲挈领之意,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伟大的诗人只有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轼,这四个人都是文学的天才,而天才都是数十年或数百年才能出现一个,再加上真正的大文学家必须以德性和学问佐之,同时也要有高尚伟大的人格。所以文学天才是很难出现的,按王国维的看法,三代以下只有上述四位。其中屈原位列其首,王国维不仅推崇他的文学,更推崇他高尚伟大的人格。《文学小言》中以屈原为例,体现了气盛言宜的文学观点,将作者人格、作品质量、时势因素等联系起来考察,表现了他学术研究中侧重个性和多维的态度,他的很多文学理论用词可以直接追溯到屈原或者《楚辞》当中。1906 年他写就了著名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其重要性和意义我们上文已经分析,1908 年他在《人间词话》手稿中引用屈原的原文,认定“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关于“要眇宜修”的解释历来是众说纷纭的,王逸认为在《楚辞章句》中“宜”是应该,“修”是修饰,也有人认为应该从相反方向理解为对修饰的否认,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王国维确实将屈原的文化观念用到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当中来了。

    在上一节中,我们梳理王国维一生研究楚辞的脉络,从对屈原人格的推崇到将楚辞的一些文化观念融入自己的文学理论当中来,大部分都是从宏观层面论述的,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从微观考证的角度,用出土文献中的甲骨卜辞为例,展示出土文献研究对王国维楚辞研究的补充,这也是二重证据法在楚辞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楚辞·天问》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该秉承德,厥父是臧。”其中“该”作何解历来众说纷纭,有认为是人名的,有从字形角度分析的。试举几例,王逸认为“该”是苞之意,即商汤能苞持先祖之德;
    柳宗元认为是兼并之兼,即能够兼秉大禹之德;
    朱熹从字形角度入手,认为“该”即“启”字,因为他认为两者自行相似;
    胡文英认为该是少氏的第四子……当这个持续千年之久的学术难题抛到王国维手中的时候,彼时甲骨卜辞研究正火热,王国维从甲骨卜辞中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蛛丝马迹,他认为“该”即殷王朝之先祖王亥。

    罗振玉编撰《殷墟书契考释》,第一次从卜辞中发现了王亥这个名字,王亥是谁这个问题吸引了王国维的兴趣,《殷墟书契前编》中有两篇关于王亥的记载,而在《殷墟书契后编》中关于王亥的记载有七篇,《龟甲兽骨文字》中也有一则关于王亥的记载,王国维比较这些记录,发现其描写的祭祀都用辛亥,祭祀用的牲口从五头牛、三十头牛到四十头牛,乃至三百头牛,牛在古代社会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能同时用这么多头牛来祭祀,这是祭祀礼仪当中最重的,因此王国维认为王亥一定是商的先王先公这样的人物。考察《史记·殷本纪》中对于商王朝先祖的记载,并没有出现王亥这样一位人物,不过王国维对其中一句“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其中的“振”产生兴趣,他根据《索隐》中记载的“振”在另外一个版本中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中写作“垓”来入手,认为《史记·殷本纪》中的“振”是“核”或者“垓”的讹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写到关于王亥的传说,古今本《竹书纪年》中都提到了殷王亥,王国维根据记载的时间逻辑顺序来梳理,最终认定王亥此人是殷商先王,典籍中的核、垓、该等都是其通假字,王亥才是其真正的本名,最终他证明了《天问》中的“该”就是王亥,并且认为《天问》中从“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到“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这几句韵文是记录王亥其事的。紧接着王国维又根据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推断出《天问》 当中的另一句话“恒秉承德”中的恒即王恒,并认为王亥和王恒其时代当是延续的,此举使得《天问》 中关于殷商王朝历史的记录真面目得以浮出水面。最后他感慨万千地说:“《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上述所引事例,是王国维用出土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实例,二重证据法的使用,完善了王国维本人的楚辞研究体系,使他在宏观描述上和微观考证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陈寅恪评价说“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之轨则也”。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恰是此句明证,王国维是真正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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