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价值、调适与建构

刘 颖，陈志君，张法连

(1.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8；
2.绵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3.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8)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多元化、传播媒介互联化等大趋势下，在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建设进程中，政治社会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日益引发关注。新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稳步快速发展，体现了与政治传播效用的一致性，与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关系着政治文明的建设，甚至影响着政权的稳固与发展。政治社会化中的政治传播，不但起着搜集、反馈、传播政治信息的作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双向传播互动，还重新构建了社会个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与样态。因此后疫情时代，世界与中国的政治传播更是面临着诸多新现象与新挑战，深入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有利于深刻理解政治社会化的原理原则、实践过程、演进路径与作用规律。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探讨二者关系的方式与方法应当从国家整体情势和社会环境的演变发展出发，注意满足理论研究与实践反馈的现实需要，面向并回应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这些工作都需要理论工作者持续跟进、深入探索，结合实践效果作出相应的回应。正确把握与完善中国当前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建设，进一步探索中国当前政治传播的领导方向和主导权力，持续提高面向社会的政治传播内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广泛扩展政治传播的社会传播方式与路径，使主流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深入社会并得到社会个体的认同和共同参与，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契合中国本土实际情况的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才能推进社会整体获取政治常识、筑牢政治基础、完善政治人格、转型政治生活、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活生态环境，最终实现国家稳定、政治秩序稳固和社会政治文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关系密切，政治传播中的政治价值理念内化、社会个体政治行为外显等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动态重构的有机过程，与社会现实联系更加紧密。社会个体选择性地接受政治传播效果造就的政治人格，又反馈并不断修正政治信息，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持续完善政治社会化的实现过程。政治文化生态在这样交互影响和互相构建的发展路径之中，实现持续自我更新和完善，动态呈现了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良性循环。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基本价值是实现政治传播的目的，使社会个体将政治文化内化于心，从而认同传播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并稳固政治秩序；
其最重要的价值则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发展需要，适应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与法治建设的更高要求，培育社会成员的法治思维与政治理性，从而推动一个良好的政治传播和政治社会化进程，以满足时代现实需求，构建政治生态核心体系，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良性竞争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进步。

理解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之关系的理论内核，可以从特定政治环境和国家地区间有效的政治沟通互动进程中去解读：政治社会化是在特定政治环境和国家地区关系之中，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政治实践，与国家有效沟通与互动，从而得到政治知识、形成政治素养、培育政治人格的有机过程。二者关系呈现如下特征：第一，政治社会化只能孕育于某种特定的政治传播环境和社会关系中；
第二，政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成员参与政治传播的能动过程；
第三，政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成员通过政治传播的途径获取政治知识、培育政治素养、完善政治心理、形成政治人格、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
第四，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发挥主客观能动作用的政治传播互动过程。

(一)西方研究理论摘述

政治社会化理论与政治传播理论相伴相生，西方政治理论中历来存在诸多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二者关系的学说。政治社会化理论起源于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的美国政治理论学家进行的公民教育研究为标志。政治社会化研究正式形成学科意义，则大体成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社会化的概念首次出现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是《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美国的戴维与罗伯特合著)，率先开创了世界学术界专门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先河。出于理论研究的维度差异，关于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之关系的理论内核呈现多种解读。有学者对国外学说作出总结，梳理出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关系的核心要义有以下几种：社会教化论，即将政治社会化看做是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对该社会的个体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的过程；
个体学习论，即强调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获得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过程；
文化传承论，即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
政治传播论，即用传播理论的模式将政治社会化理解为政治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过程；
社会环境论，即将政治社会化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

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的框架基本成型并涵盖了诸多领域，如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水平，培育政治理念与完善政治人格；
探求政治社会化内在运作规律、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与相互作用等问题。这些多维度的探讨已相对成熟与完善，为学术界专门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问题提供了范本。现代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关系理论创始于美国，世界各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得益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西方先行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成熟完善，客观上有力促进了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学科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但同时，西方政治社会化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繁复冗余的计量方法有时会导致数据、结论的混乱，过于依靠数学模型及计算量化等数理方法来对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行为进行事无巨细的量化分析，反而导致增加大量繁复冗余的工作，有时并不能逻辑自洽。

政治社会化内容也体现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马克思从社会政治的宏观角度看到了政治传播中政治社会化的价值意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角度出发理解政治社会化，并凸显了社会主体(人)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将政治社会化与社会主体(人)的现实需求、社会主体(人)的劳动实践等联结，彰显了社会主体(人)的价值与地位。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在政治传播主体即个人、组织、大众与国家等的互动过程中去发现政治社会化的运作规律，并构想了明确的政治社会化实现进路。

(二)我国研究现状概览

通过多年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学、政治社会化理论，我国的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研究初步形成了彰显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理论。比较突出的理论包括马振清的代表性作品《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赵渭荣的代表作《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高峰的代表作《美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匡和平的代表作《从农民到公民：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董雅华的代表作《知识信仰现代化：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张昆的代表作《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袁颂西的代表作《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实证》等等。

中国学者对于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关系的理论核心呈现出各种类型的详细阐释，如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政治社会化看成是人获取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与之相关行为的知识的过程，是个体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学习政治价值观、接受政治态度、塑造政治行为的过程[2]；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要求与体现，是公民从“自然人”向“公共人”转变的过程，也是政治系统塑造和调控其成员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的过程，是政治文化的教育和传播过程[3]；
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4]281。整体而言，上述大多数著述学说都着重从“公民-人类群体”的角度出发，探讨普通公民或特定社会群体政治社会化演进的机制原理与策略路径。

(三)中西方理论研究评述

从本质上和方法论看，中西方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的特性是否存在根本区别？从宏观角度和整体上看，西方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在理论架构、价值意蕴、核心内涵和研究进路等的建构上都日渐趋于成熟和完善，也对我国的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历经多年的探索，我国学术界在理论架构、价值意蕴、核心内涵、研究进路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理论积极指引并作用于实践，取得较大成效。因此从宏观角度和整体上看，中西方理论研究的特性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差异。从微观角度和具象上看，我国政治传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我国学者重复引用西方理论较多，模仿跟随较多，自主创新依然不尽人意，其主要原因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深层次原因是对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关系研究的微观进路和具体分析方法的认识不够深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时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5]在当今国际政治文化语境下，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的形势下，我国政治传播研究需要大力发扬这一担当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明下积累的中国智慧，必将为国际、国内政治传播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政治传播的目的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价值藉由政治传播而彰显。政治社会化最终会将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内化于社会个体的内心，从而认同传播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并稳固政治秩序。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藉由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外显于行，从而满足社会政治发展需求，适应现代政治环境，契合现代政治法治要求，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理性。

(一)关系内化：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藉由政治社会化内化于心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人)从“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历程。它是政治传播中发生的有机能动的动态过程，是政治传播主体与被传播对象彼此发生作用、相互影响的历程。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个体(人)进行政治认知和政治实践，从而适应现代国家政治环境需要、补充现代政治德治要求、培养社会成员政治理性的实现过程。社会个体(人)通过学习与接受将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内化于心，从而认同传播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传承相应的政治文化并参与稳固政治秩序。

(二)关系外显：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藉由政治社会化外显于行

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关系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藉由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外显于行，推进构建有序竞争、逐步适应市场时代需要的政治传播和政治共同体生态系统。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成员逐渐获取、认知政治传播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等的过程，社会成员(人)通过实践行动将已内化于心的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作用于社会实践，以实际行动参与政治传播、弘扬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和政治社会化生态体系，因此更具实践和现实意义。

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体现在社会个体对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内化与外显的双向互动过程之中，是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

在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历程中，社会价值观和经济政治结构发生改变。社会成员自我意识迅速觉醒，利益分配机制多元分化，诸多因素导致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必须不断自我调适与建构，自我完善以适应新的环境和回应持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个体选择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关注个体的利益诉求，改变传统的单向度、教化式的政治传播方式，探索和发展出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双向、互构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以增强个体对于政治文化信仰和对政治社会化的认同性[2]。因此，要形成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良性互动机制，对二者关系的调适与建构是二者自我完善的应然之意。

(一)价值关系：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决定和深化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实践

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政权主张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政治传播的价值理念，规范和引导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内容。社会个体政治行为的直接动机是对政治价值的判断和评价。社会成员通过成立政治团体、组织政治活动、形成政治联系进一步培育政治力量，对进入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一切政治事件和现象，必然作出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进步与保守退步、是与非、优与劣和善恶美丑等的政治价值判断。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政治传播作用于政治行为主体而产生价值需要关系，社会个体根据接受的政治信息、内心判断与价值需要，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身的行为选择。社会个体对这一过程不断内化再认识，并对此内化认识通过政治选择与行为外显表达，形成了特定主体的政治价值观。它更为内在、深刻、恒久地影响着社会个体的外在政治行为，从而构成了政治社会化的演进进路的实践表达。

(二)主体关系：政治传播的成败关键取决于政治社会化的主体(人)

透过现象看本质，政治传播和政治社会化二者关系的建构，其前提是对社会主体(人)在政治传播中的实质作用的正确认识定位，其基础是以社会主体(人)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根本问题是对政治传播和政治社会化对象即社会主体(人)的政治培育与价值塑造。政治社会化作为社会主体(人)认识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作为主观内在政治价值外显满足客观要求，作为促进社会个体政治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始终以当今社会的核心主体(人)为服务中心，关注当今社会主体(人)地位从享有政治自由和快速政治发展这一追求的能动过程。

政治传播和政治社会化二者关系建构的前提条件、定位基础和核心关键，决定了政治社会化选择的路径。政治传播和政治社会化要产生预期的良好成效，应当特别凸显社会主体(人)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将政治社会化与社会主体(人)的现实需求、社会主体(人)的劳动实践等联结，充分发挥社会主体(人)的价值与地位。在政治传播主体即个人、组织、大众与国家等的互动过程中去发现政治社会化的运作规律和实现进路。统治阶级的思想与主张的作用之发挥，首先就要树立一种“普适性”的观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的分工阶层，是分别传播这一“普适性”观念的主体。其次要通过传统教育和大众舆论及媒体等政治传播渠道，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具有“普适性”的观念持续传播给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人)以参与社会交往、政治活动等形式接纳与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普适性”的观念，以此达至统治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稳固。

(三)内容关系：政治传播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规范和引导政治社会化的内容表达

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层面来看，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迅速传播，首要的就是政权主张的意识形态内容，包括政治信仰信念、政治认知态度、政治情绪动机、政治情感愿望等等。政权主张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通过政治传播的多种渠道，陶冶、教化和改变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个体，从而培育社会成员一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同时，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必须经过社会主体的实践检验和现实表达，契合社会主体的利益，满足社会主体的现实需要，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传播的目的。

(四)过程关系：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在过程中实现双向沟通和互动

政治传播实现过程是政治体系通过多种政治社会化方式引导建立其社会成员政治信仰信念和政治认知态度的过程。政治传播的具体实现过程与实际效果，受政治社会化过程和效果的深刻影响。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史均表明，用一定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教育、教化社会个体，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和政治信仰，是国家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根本和基础。同时，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现过程与实际效果准备了条件，政治传播的具体实现过程与实际效果是推动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渠道。

(五)效果关系：政治传播的效果蕴含于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效果之中

政治传播的效果蕴含于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效果之中，是政治内容社会化广泛分享和传播辐射的过程。提升政治传播的效果、提高政治传播的效率，也是强化政治社会化实现效果的应有之义。但在传播实践中，我国个别传播主体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发挥依然不足，甚至偶尔对社会个体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信仰信念起到不良的反作用；
个别传播主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专业性与叙事性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对内找到准确的传播定位，对外借鉴先进的传播理论研究与传播实践成果，进一步为社会个体接受优质传播信息、提升政治传播效果提供创新借鉴。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从传统还是到现代，关于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一直在不断探索中，并形成了丰富的学说著述和各具特色的思想理论。马克思政治社会化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强调从宏观概念上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的认知、认同与批判进行整体分析，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推动价值[6]。后疫情时代，难以预料的各种政治危机与挑战更是层出不穷。世界各国及其人民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法独善其身。全球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将重新审视旧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从而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理论成为实践中指导、推动我国政治社会化的方法和理念。

在当今世界，真正重要并决定人类未来的，是风险、问题、挑战和机遇之间的系统性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社会化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复杂而又漫长，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涵[7]。当今政治传播在网络传播技术的多元异质、虚拟流动、去中心与去权威的解构与建构相抗衡的技术逻辑与身份政治这一后现代政治的互动下进入后政治传播时代。后政治传播具有不确定性、多元差异、去中心、去权威等显著的后现代特征[8]。因此，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十分重要的命题，对于当代中国公民政治素养的培育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态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效。深入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可以更好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助益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原理、运行规律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深入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二者关系的研究，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积累的中国智慧，必将为国际、国内政治传播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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