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历史重构：从“琼黎图”管窥海南黎族民俗图像

赵 婷

（1.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2.三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琼黎图”作为描绘清代康熙至雍正时期海南黎族民俗的珍贵图像史料，承载了海南黎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具有极强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广义的“琼黎图”泛指绘制黎族风俗图画的总称，而狭义的“琼黎图”则是特指清代康熙至雍正时期治理海南黎族过程中，为掌握“黎情”而由官方绘制的黎族风俗图画。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已知存世的“琼黎图”主要有五种：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琼州海黎图》；
二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琼州黎族风俗图说》；
三是广东中山图书馆所藏《琼黎一览图》；
四是海南省博物馆所藏《琼黎风俗图》（原藏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
五是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黎人风俗图说》（亦称《黎人风俗图》）[1]。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琼郡舆地全图》，其所绘制的黎人的民俗事象与上述五种“琼黎图”高度契合，可视为第六种“琼黎图”。

关于“琼黎图”的研究最早见于清代乾隆时期张庆长所著的《黎岐纪闻》一书，书中记录了前人的“琼黎图说”。20 世纪初，学者闻宥提出“琼黎图”是“吾人今日所当珍视者”的观点。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琼黎图”的研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近年来，随着“琼黎图”原本及各类后世传抄本、改绘本的流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其历史文化价值，并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探讨。例如，宋兆麟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琼州海黎图》进行了初步考释（1987）；
李露露通过语言考证，提出《琼州海黎图》所描述对象是黎族侾黎支系（2001）；
符桂花将《琼州海黎图》《琼黎一览图》《琼黎风俗图》等汇编成册（2007），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资料；
戴成萍运用历史民族学理论方法，重点对“琼黎图”成书的时间和历史背景进行了考释（2011）。由此观之，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琼黎图”的研究虽在对象上略有不同，但多集中在对其图文记述的历史考证，或补充原有历史文献的缺失，或佐证已有文字记载等。此类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海南黎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但需留意，历史考证法作为静态读图法，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本文运用帕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同时关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传承和历史重构两个维度，以动态视角对“琼黎图”作为海南黎族历史民族志的文化记忆载体功能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琼黎图”的形成历经明、清两个历史时期，乾隆年间“生黎向化”后，出于政治目的绘制了大批“琼黎图”，后经临摹与传抄，演变出多个版本。“琼黎图”的形成与流变都是历史作用的结果，在此进程中，“琼黎图”自成体系，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并一直流传至今。

（一）黎族历史与“琼黎图”的形成

“琼黎图”与海南黎族的形成和演变密不可分。南岛说、多元说与大陆说是目前海南黎族族源研究的三种主要观点。持南岛说观点的研究者们（史图博，1964；
岑家梧，1992）认为黎族先民于远古时代由东南亚地区乃至大洋洲渡海迁入海南岛。多元说学者（刘咸，1940；
周伟民、唐玲玲，1999；
高泽强，2008）认为黎族族群不是单一结构，而是由百越、南岛语族经融合后形成的。大陆说是中国传统学者（罗香林，1939；
王钟翰，1994）研究黎族族群的主要着眼点，这一观点认为黎族起源于中国南方的古越族。

由于黎族历史较为复杂，历经数次迁徙后集中居住于“沿海冲要”的海南岛，因此自明代开始，朝中大臣的“议黎”奏疏就从未间断。钟芳的《悯群黎文》、谢廷端的《奏稿》、海瑞的《奏略》，从不同角度向当朝政府阐明治黎问题的重要性。明清时期，治黎也成为当朝统治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卷首语：

郡之环海包黎，惟琼为然。故外有肩背之忧，内有腹心之患。虽官兵备设，水陆兼防，而鲸浪狼烟未尽平熄，屡动军兴，大耗国帑，则经略绸缪宜亟讲也。因按今昔事情，作《海黎志》。[2]

康熙《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卷首语：

郡之环海包黎，惟琼为然。故外有肩背之忧，内有腹心之患。虽官兵备设，水陆兼防，而蜃波、峒孽尚虑靡常，则经略绸缪，宜亟讲也。因按今昔事情，作《海黎志》。[3]

乾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卷首语：

琼郡外海内黎，伺暇窥隙，譬之人身有疾，药石不施，而调摄失度者，鲜不为患。汉唐以往不具论，宋元来海寇之害，黎岐之扰，志不胜书。盖海寇起于仓猝，而黎患生于肘腋，与其临事剿抚，不若先事预防。今国家海波不扬，黎岐革面，环洋乐土，岩地直等化疆，洵一时之盛事，实防范之得宜也。志《海黎》。[4]

自万历年间开始，经康熙、乾隆两朝的治理，黎情渐安，“平黎”与“治黎”的目标得以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描绘海南黎情的“琼黎图”诞生。由此可见，“琼黎图”产生于明清时期国家边疆治理的大背景下，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记载与反映这一时期海南岛上黎族的民俗风貌。在存世的六种“琼黎图”中，围绕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琼州海黎图》的研究最多。《琼州海黎图》以《琼州府地图》《狩猎图》《射鱼图》《踩田图》《收割图》《纺织图》《沉香图》《伐木图》《住宅图》《饮晏图》《对歌图》《婚聘图》《迎娶图》《械斗图》《调解冲突图》十五幅册页的篇幅，从黎族人的性情、婚嫁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对海南岛黎族文化的多元性、特殊性、复杂性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

（二）《皇清职贡图》与“琼黎图”的流变

在中国古代，藩属向中央王朝敬献贡品表示臣属关系的行为称为“职贡”，乾隆主持编绘的《皇清职贡图》就是“职贡”行为的官方图文绘刻记录。《清职贡图》序中载：“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侗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令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这一段文字说明乾隆在位时曾令地方官吏绘制各地的民族图像[5]。《皇清职贡图》中也收录有“黎人”图像一种二幅，有文字记载：“康熙三十八年总兵唐光尧率兵剿抚，始获绥靖。雍正七年各峒生黎咸愿入版图，悉为良民。”[6]以图像的形式记录藩属的朝贡行为，是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可以帮助皇帝更直观地了解各地，特别是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从社会学的中心与边缘理论很容易解释统治者的这一行为，当时具有强大文化内涵的清王朝，利用贸易、朝贡、赏赐等各种手段，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统治力，从而维持边缘界线。“琼黎图”可以看作清朝职贡体系下的衍生物，虽与《皇清职贡图》所反映的中央与地方的宏观关联性有所不同，但创作初衷本质相同。清朝初期，政府并未将海南黎族纳入正式管辖，一直沿用着明朝土舍制度，由黎族当地人任首领管理当地民族武装。首领势力强大后拥兵自重，对上不服从清王朝管控，对下滋事生非、欺压百姓。康熙八年，清政府决定废除土舍制度，自此清王朝的统治在海南逐渐稳定下来。存世的六种“琼黎图”集中创作于这一历史时期，深刻地反映了小规模族群的政治文化生态。不同版本的“琼黎图”绘制时间稍有不同，经后世学者研究证实不同时期的“琼黎图”在表现对象、表现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图像信息和语言文字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琼黎图”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刻上政治统治与族群对立的烙印。从文化角度来看，“琼黎图”的流变最终会超越政治统治与族群对立的意识形态束缚，促进黎族文化向前发展。

在近代较长的历史过程中，“琼黎图”的研究处于相对空白状态，基于图像学、符号学以及叙事学的分析，可以窥见特定历史时期汉人对于异文化民族的审视方式，更好地去解读图像中的文化符号功能、象征意义，以及“琼黎图”在黎族集体认同及个人身份认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一）以图记事的信息媒介功能

图像与文字从古希腊开始就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柏拉图曾论述过记忆与文字的关联，古罗马的记忆术则强调了记忆与图像的关联性。“琼黎图”普遍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在视觉与语言文字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图像与文字的重要媒介功能不言而喻。《琼州海黎图》由十五册页的图画构成，以空间叙事的手法塑造了明清时期黎族的生产生活景象。《琼州府地图》《住宅图》记录了清朝海南黎族的地理分布与居住环境，《械斗图》《调解冲突图》描绘了黎人的性情，《婚聘图》《迎娶图》展示了黎人的婚嫁习俗，《饮晏图》《对歌图》表现了黎人的日常生活习俗，《狩猎图》《射鱼图》《踩田图》《收割图》《纺织图》《沉香图》《伐木图》呈现了黎人的经济生活方式。黎族人生活的各种实践借助图像媒介得到展现，黎族的族群形象依赖媒介得以塑造，文化凝聚力也通过媒介得以提升。

人类社会初期将图像作为信息媒介，是文字叙事未出现前的探索，以后更多地运用于记忆中用语言无法加工的地方。“琼黎图”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在文字已经发展成熟的明清时期，“琼黎图”依然选择以图像记事的方式保存和传递信息，也是图像绘制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为选择的结果。当时的统治者通过“琼黎图”直观获得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信息，并将图像信息“心理化”，以特殊的方式刺激想象，获得边疆平定后心理上的自豪与满足感。“琼黎图”中的黎族民族图像，不仅横向展示了当时海南岛的黎族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同，也纵向呈现了黎族族群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群体的自我认知与探索。图像记事的这一特殊媒介效力是文字信息所不能及的。然而，图像的空间特性使其在时间叙述上天生具有一定的缺陷，为弥补这一缺陷，“琼黎图”采用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方式，利用图像叙述跨越空间，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后期“生黎向化”后“琼黎图”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

（二）图像事物的文化符号功能

符号或指号的特质是物物相指，象象相涉，事事耦合。而符号与记忆则是万象共生的本质，两个或多个文化符号重复互动，形成记忆，实现记忆“结构耦合”。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的某些焦点。即使是在文化记忆中，过去也不可能依原样被全盘保留，过去通常是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属的象征物[7]。“琼黎图”中就出现了人们熟知的黎族筒裙、对襟短衣、船形屋、独木舟、编织技艺等象征物，这些象征物本是黎族的族群物象文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感官。在黎族人聚集活动的社会环境中，风俗会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把这些象征物加以固定并形成禁忌。如《黎人风俗图》中的《采香图》，绘有四个采香人，身着犊鼻裤，头盘发髻。按其装束特点可推测他们可能属今黎族哈方言人。其中，领头者着上衣，抽烟盘坐于石上，作指挥状；
余下三人，一援攀树上砍香，一以斧头敲树干听香，一坐卧休息。画中林深山崇，采香人散见于其中，生意盎然[8]，再现了黎族人民采取沉香的过程。明清时期，沉香作为海南岛的特产，因质量好且产量大，一度作为贡品受到王公贵族的喜爱。黎人特殊的采香技艺也成为他们特殊的文化符号。再如《琼州海黎图》的《住宅图》，绘制了黎族村寨的一角。“有两座船形屋，一处略高，在一端开门，门外有晒台，以木梯上下，房上有窗；
一处略低，有两个窗，也有木梯可以上晒台和房门。图上有十二个人，有的在纺纱，有的在游玩，院内有猪、鸡、狗。”[9]图中的船形屋是黎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饲养家禽，因酷似船形而得名。船形屋这一图像通过其“形”被感官直接接触，然后通过思维与信仰在黎族这一特定族群之间搭建起一座记忆的桥梁，在它能够起到连接和对记忆起支撑作用的功能框架内，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与其他多种符号一起，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独特记忆体系，而这种独特的记忆体系会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到加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作用。

（三）图像象征意义的集体记忆功能

象征概念在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处于一种能量文化理论的中心位置，由此对于个人记忆的心理状态了解转向了跨个人记忆的想象。对于黎族族群而言，这种跨个人记忆的根源在于族群形成初期的历史阶段甚至更早期。帕诺夫斯基作为图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图像学研究的“三层次”更多地被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第三层次的图像学解释可以视为广义的图像学分析，即对于图像象征意义及文化内涵的阐释，也是从观者对图像的直观认知向内在文化象征意义认知的转变。依靠文化符号支撑起的图像象征意义，不可能在族群独处的环境下产生，一定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群间互动，以及与外来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它的多样化发展与时间流变和空间记忆事件相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琼黎图”中的这些文化符号比黎族史料的文字记载更为重要，这主要归因于它的内在记忆的力量。

对于黎族本身，之所以能称之为族群，也是因为它与其他族群的共存与共处。“琼黎图”的图像象征意义是建立在文化符号体系的前提下的，如船形屋、黎锦、对襟开衫等，这些“形”可触、可感，它作为文化符号的承载信息，这些信息又外化为符号，以个体记忆为载体，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将黎族的现在与过去连接在一起。作为中国台湾版“琼黎图”的《黎人风俗图说》，它的十八幅图册中的第六幅《跳鬼割鸡图》展现的是：“一个人在跳跃，前面摆着祭鬼的动物祭品，旁边是三个人在敲锣打鼓，一个人在用刀割鸡的场面。画面反映的是黎族人有病不知用药，只知用跳鬼割鸡的办法来应对。”[10]同样的场景在《琼黎一览图》与《琼黎风俗图》中用图画表现出来。黎族人的自然崇拜涉及天地、山石、水火、日月等多方面，当人们生病时，会认为触犯了各种“鬼”，需要杀猪、杀牛或杀鸡祭祀。这种祭祀活动有祈平安、佑丰收的双重作用。祭祀活动由村里记忆力强，历史地名等知识最为丰富的老人（黎族称为“奥雅都”）为代表进行，祭祀之日村里人聚集在一起，敲锣打鼓听“奥雅都”念咒语、跳舞，以这种方式向神传达他们内心的祈愿。由此可知，“琼黎图”中的《跳鬼割鸡图》描绘的正是黎族人的祭祀场景，反映了黎族人的原始宗教信仰。《跳鬼割鸡图》中的仪式场景，对于黎族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便是现在海南的黎族聚居区，也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这一习俗。图中描绘的用于祭鬼的动物祭品，人们敲锣打鼓的形态，杀鸡祭祀的行为，其特别含义不仅在于图像中对它们加以描绘的方式，还在于它们带有唤起某种特别记忆的作用。哈布瓦赫已经论证过群体回忆与群体认同是如何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在此不再赘述。对海南岛的黎族而言，他们对“琼黎图”中的《跳鬼割鸡图》所表现的仪式场景具有共同的认知，这种记忆在历史的演进中产生于集体之中，虽然这些回忆借助于媒介进行传播，或许在传播过程中由于承载者的弱化或消亡，使它让位于一种新的记忆，但这种依靠个体的交往经验建立起来的回忆空间，可以在往后的多代人中延续，依然成为黎族集体认同的动因。

图像与文化是不可分割地编织在一起的，如前所述，黎族人用不同的方式，通过文化符号的载体功能，最终实现族群的文化认同。他们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保留着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故而不能只将“琼黎图”作为一种理所当然存在的绘制图像，应该进一步追问图像生成以及传承的条件，找到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递方式，才能明确黎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延续的要素。关于“琼黎图”的产生问题，在第一部分“琼黎图”的形成与流变中已经做了阐述，此部分主要分析其传承的条件。

（一）“琼黎图”的文化传承动因

从黎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角度来看，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民俗文化，成为当下黎族人民的精神寄托。随着黎族生产生活水平的提升，“琼黎图”的记忆载体功能也助力黎族人寻求文化认同。历史和实践的经验表明，多数文化遗产能够传承至今，其根源在于它本身具备较强的资源属性，“琼黎图”也不例外。黎族先民在秦汉时期进行了大范围的迁徙，跨海到达海南岛。初到海南岛面对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他们需要通过寻求自我认同来缓解文化焦虑，寻求本族群的社会依赖及精神归属，最终增强族群的凝聚力，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在明清时期，“琼黎图”先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与传抄本，在绘制和传抄的过程中，黎族文化通过图像表征和内涵被构建出来。已知存世的六种“琼黎图”中，经先行研究考证，《琼黎风俗图》《琼州海黎图》与《琼州黎族风俗图说》同源，绘于清代乾隆初年前，《琼州一览图》与《黎人风俗图说》同源，绘于清代乾隆后期以后[11]，《琼黎风俗图》绘制于清代中晚期。这些“琼黎图”在共时性或历时性的空间中并存，主题涉及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形式多集中于群体生活的再现，具有强烈的精神意义与象征指向，可以称为黎族历史民族志，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及研究价值。

从黎族民俗保护与发展的角度来看，“琼黎图”内容丰富，是明清时期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及非物质文化的双重反映。民俗文化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极具特色，海南岛的黎族文化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由于海南岛身处边疆，历史与经济因素的制约使得当地的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黎族面临着生活方式变革，资源开发过度导致的民俗文化衰微的情境。“琼黎图”描绘的内容包括海南岛的黎族及其支系，现存的历史文字材料尤其是地方志，如《琼州府志》《琼山县志》《崖州志》等，对于黎族及其支系的记载还是较为详细的，缺乏的是记录具体形象及生活状况的图像资料。“琼黎图”记载的原始农耕劳作、民间信仰、生活交往等图像，作为地方性的知识载体，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如何在黎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实践探索中，将黎族的民俗文化遗产保存在其赖以生存的地理区域与文化环境中，通过诸如“琼黎图”之类的图像资源加以传播，是延续黎族传统文化，保护黎族民俗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琼黎图”的当代重构

从政治属性上看，“琼黎图”自产生时就打上了政治烙印，中国古代的诸多绘画，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其创建的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琼黎图”区别于《皇清职贡图》等“职贡图”，主要在于它展现的不是宫廷中异域来使朝见的画面，而是侧重描绘黎人社会生活的场景。图中描绘的黎人辛勤农耕的图像，表达了统治者重视农业，期望农业社会有序发展的根本意图。“琼黎图”的政治属性正是所有图像在绘制之初的社会认识功能，即以什么为创作对象，创作图像要达到什么目的。在当代社会，黎族通过与其他族群的接触、混居与融合，形成了今天海南岛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的多元一体格局。基于以上诸多原因，不论黎族是否选择现代化，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现代化的潮流中。在这样的文化重构、情感落差、族群冲突、价值追求和自我认同中，黎族人需要面对民族内外的各种要素作出选择，他们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不停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使他们保持传统文化的边界，寻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获得群体中的安全感，最终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民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就应该重视“琼黎图”等图像资源的文化功能。

从生活属性上来看，“琼黎图”中不管是对于黎族传统服饰还是婚嫁礼仪、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展示，都是对于全体黎族群体在内的个体社会身份及生活历程的表达，表现出了明清时期黎族先民原始质朴的美以及勤劳的特质。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存在复杂的关系，在人们眼中，西方的工业化是理性的产物，而东方的农业化则是文化的产物。也许“琼黎图”所描绘的生活场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农业工具是不先进的，其辛勤劳作的人均产值也低，如《琼州海黎图》中表现的耕作场景，旱地耕作的刀耕火种，水田耕作的以牛踩田等，都是较为传统的耕作方式。即使如此，黎族人拥有一笔宝贵的资产，就是“琼黎图”中展示的黎人的民俗生活。民俗是生活文化，它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在日历之上的日程框架内，包含了有关节日、生老病死的人生活动，它跨越了阶级、阶层、行业和空间的界限。民俗赋予社会成员以基本的生活观念，奠定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基础[12]。“琼黎图”展现的黎族民俗，每一次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里进行的，看似它是在重复着旧时的行为活动，其实每次活动都有所突破，因此，这些生活图像不是静止的图画，而是一个民族的民俗活动渐进和演化的过程。后来的黎族人在黎族先民创造的生产生活规则中，通过不断的实践满足了个人需求，也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再造与发展。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背景下，应当将“琼黎图”中的黎人生活方式及民俗文化看作一种过程，只有尊重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尊重黎族自身的文化发展轨迹，寻求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和谐发展，才能呈现出民族文化风貌，真正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以图像为载体的“琼黎图”，与历史上清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反映了黎族先民真实的生产生活状态，其文化象征功能又体现出极强的“非物质性”，为研究当时的黎族民俗提供了珍贵史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在当今民族融合的语境下，对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这种外来冲击也能促使少数民族成员形成个体身份认同，保持其文化边界。从实践上看，黎族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决定了其文化符号及意义的封闭性，由于黎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谱系的特征，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一定的认同危机，我们应该重视文化符号的功能作用，在各民族交往与交流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这对于实现国家的民族关系稳定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琼黎图”的图像学研究，能够为以后的黎族民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及研究方法，有助于将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和扩展黎族民俗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对于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促进少数民族民俗的跨文化传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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