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山在抗战后方的“跳槽”风波——从顾颉刚致丁山的一封佚信说起

郭晓娜 方 辉

朱洪涛先生在苏州市档案馆偶然发现一封1942年2月11日顾颉刚回复丁山的长信，全信1660字左右，刊于《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并作了简释(1)参见朱洪涛：《顾颉刚致丁山的一封佚信简释》，《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第184-187页。。朱洪涛先生在简释中推测了顾颉刚不去城固国立西北大学的原因，及其为何要介绍丁山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还提到了顾颉刚为介绍丁山忙前跑后甚至被同事造谣。由于这封信是顾颉刚给丁山的回信，信中所讲其实皆有因由。本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从另一个角度略谈丁山1939年至1942年由三台国立东北大学到城固西北大学再到重庆中央大学(2)本文涉及三台国立东北大学、城固国立西北大学、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及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为行文方便，除首次提到外，余皆省略“国立”二字。任职的经过，就正于方家。

顾颉刚想介绍丁山入中央大学，不自听闻丁山“有意脱离西大”(3)朱洪涛：《顾颉刚致丁山的一封佚信简释》，第185页。始。早在1941年8月28日，顾颉刚就有此意(4)顾颉刚：《致丁山、陶梦云》(1941年8月28日)，《顾颉刚全集·书信集》卷3(以下简称《书信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9页。，只是当时介绍丁山入中央大学的时机并不成熟：顾颉刚尚未正式入职中央大学，正处于从成都“转场”重庆的过渡时期。

在从成都“转场”重庆之前，顾颉刚还有一个从昆明“转场”成都的过程。顾颉刚1938年9月从甘肃前往昆明，曾在重庆停留28天(5)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全集·日记》卷4(以下简称《日记》卷4),1938年9月9日至10月22日，第130-151页。。在这28天之中，顾颉刚除了处理事务和接洽应酬之外，频繁与丁山约谈。此时的丁山正作为前国立山东大学教授被派在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6)参见丁山：《史董序例》，《史董》1940年第1册；
丁山：《丁山日记》，1938年5月30日、6月6日，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116-117页。。顾颉刚1938年10月22日抵达昆明后，在云南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两处任职；
到了1939年6月，又经张维华牵线，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聘顾颉刚为该校国学研究所主任，9月22日顾颉刚便从昆明到达成都开展国学研究所事务(7)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38年10月22日，1939年6月15日、7月7日、9月22-23日，第151、240、251、287页；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6(以下简称《宝树园文存》卷6)，第381页。，完成了从昆明到成都的第一次“转场”。丁山则是在1938年12月改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以下简称庚款会)聘，于1939年1月抵四川三台东北大学(8)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38年12月8日，1939年1月13日，第154、167页。任国文系讲座教授。自顾颉刚从昆明到达成都之后，丁山与顾颉刚有了更加密切的书信往来。

那么，顾颉刚为何又要从成都“转场”重庆？直接原因是朱家骅1941年1月邀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顾颉刚起初并不情愿，将赴重庆的时间由年初推至暑假后(9)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1年1月11日、9月3日，第471、575页。；
间接原因是顾颉刚主任下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齐大国学所)内部人事关系紧张，应邀去重庆反而成了顾颉刚的一条“退路”(10)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82、384页。。1941年6月初，顾颉刚到重庆参加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7月19日回到成都，《文史杂志》以及入中央大学教书事在此期间曾有接洽(11)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1年6月5日至7月19日，第541-559页。。但正如顾颉刚于本年8月28日回复丁山信中所说，此时尚“无法介绍”丁山进中央大学(12)顾颉刚：《致丁山、陶梦云》(1941年8月28日)，《书信集》卷3，第139页。。

接下来，一方面是朱家骅催促顾颉刚前往重庆，另一方面是齐大国学所因所务矛盾继续扩大，顾颉刚最终于1941年9月14日启程，10月7日再次到重庆(13)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1年9月14日、10月7日，第579、590页。。然而，顾颉刚在重庆着手开展《文史杂志》业务后又深感失望，故满心追随顾孟余进中央大学，任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14)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1年11月30日，第610页；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86页。。待这些事务安排妥当，顾颉刚于1942年1月23日飞回成都(15)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2年1月23日，第633页。，就丁山之前累次来函(1941年9月19日、11月26日、12月2日，1942年1月5日(16)本文所引丁山致顾颉刚的未刊书信，皆据藏于丁洹先生处的手稿影印件。)于2月11日回了一封长信，这便是顾颉刚在这封长信里开篇就“请罪”的原因。这封长信既对丁山之前累次来函为西北大学史学系约聘教授事提出意见，并明确表明自己确实不能到西北大学开展工作，也向丁山表示如今可以将其介绍进入中央大学。

当顾颉刚因引荐丁山入职中央大学而被同事诟病时，他在1942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了几句独白：“其实中大无教甲金文及商周史之教员，丁山来实与学生有益也。”(17)顾颉刚：《日记》卷4，1942年7月10日，第707页。这话固然不错，但背后另有隐情。丁山与顾颉刚关系匪浅，丁山视顾颉刚为“相知较深之朋友”，顾颉刚也往往给予丁山力所能及之“掩护”(18)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9月4日)，未刊手稿。。顾颉刚介绍丁山入中央大学，直接原因是应丁山之请，并行朋友之义：

闻中大创立研究所，有聘兄主持息(意？)。未知兄亦曾哀念故人沉沦潼川否？(19)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8月5日)，未刊手稿。

兄既有离东大意，弟自当代谋，惟须假以日时。……待此所成立，弟有发言之权，彼时自必提出尊名，劝其罗致也。魏、张、冉三君，如欲弟安插，亦不敢辞。(20)顾颉刚：《致丁山、陶梦云》(1941年8月28日)，《书信集》卷3，第139页。

丁山欲入职中央大学，倒不是因为中央大学当时“光明的前途”(21)朱洪涛：《顾颉刚致丁山的一封佚信简释》，第185页。，而是想在顾颉刚领导下从事工作：

此后如能常随兄作研究生活，尤所望也。(22)丁山：《致顾颉刚函》(1939年10月20日)，未刊手稿。

且弟个性愚戆，与世枘凿，亦非在相知较深之朋友掩护下，不能安心工作。五六年来，每欲在兄领导下，从事学问者此也。得廿八日瑶章，知兄已应中大聘，弟亦弹冠相望矣。(23)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9月4日)，未刊手稿。

顾颉刚在成都任齐大国学所主任时，丁山除任职三台东北大学以外，还兼任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五服务团研究部(以下简称第五服务团研究部)名誉导师，指导该团团员魏兴南、张震泽、冉昭德等(皆前山东大学毕业生)整理二十四史，并希望能与顾颉刚领导的齐大国学所开展密切的学术合作。后来顾颉刚由成都“转场”重庆，中央大学便自然进入丁山的视野。除了丁山想在顾颉刚领导下从事工作以外，还有对自己当时境遇的不满。丁山自1939年1月抵三台东北大学，工作半年余便有辞职之意(24)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39年8月16日，第212页。，一年聘期期满后赖校方师生连日挽留才同意续聘，最终于1941年9月结束在东北大学的教职(25)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0年1月17日、2月11日、3月2-4日，1941年9月26日，第246、252、256、393页。。在与顾颉刚的通信中，丁山诉说了生存需要、学术研究需要以及对校务、院务的不满三项原因(26)参见丁山1939年10月20日、1940年6月21日、1941年4月11日、1941年9月4日致顾颉刚未刊书信。。

丁山的不满，并非无病呻吟与空穴来风。丁山得庚款会聘赴三台东北大学，系1938年12月在重庆与杭立武(庚款会总干事)商定，但1939年初到校任职后便发现学校聘书与在重庆所商定的条件不合(27)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39年1月30日，第172页。。丁山在1939年10月20日致顾颉刚信中说“谁知校会之间，稍有异辞”即指此事。庚款会设置大学讲座教授的待遇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战时各校教职员薪俸也有折扣现象(28)参见康兆庆：《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年，第127-128页。。我们不知道1938年底丁山与杭立武约定的薪水数额，但从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度教职员薪俸说明书来看，当年庚款会派在该校的四席讲座教授，除丁山月薪220元以外，其他三人皆200元，远低于东北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平均月薪(370元有余)(29)庚款会当年派在东北大学讲座教授有四席，分别是历史学系的丁山、地理学系的杨曾威、经济学系的潘源来、工商管理学系的田克明；
从1941年东北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地理学系三系教授的薪资来看，月薪最高为院长萧一山480元，最低为历史学系教授杨春田240元，其他教授多在420至300元不等，教授的平均月薪也在370元有余。参见《国立东北大学三十年度教职员薪俸说明书》，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4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16-22页。。加之后方物价连续上涨，丁山必不乏萧条之感。1939年10月他还曾向顾颉刚抱怨“苒荏今兹，无聊已极”(30)丁山：《致顾颉刚函》(1939年10月20日)，未刊手稿。。

三台偏居一隅，素非文化中心，加之抗战局势，购书异常困难，这为丁山的个人研究与整理二十四史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再以个人研究及整理国史诸工作言，眼前书籍，无处可借。……尤其非另觅藏书较富之处，若干问题，无从下笔，倘平研究院或其他可与有为之学校，需要尚有研究兴趣之教书匠，如弟之不材，恳兄代为留意。(31)丁山：《致顾颉刚函》(1939年10月20日)，未刊手稿。

丁山师从沈兼士，出身北大国学门，曾任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以学术研究为本业，无书便难为无米之炊。此外，东北大学从1939年起就风潮不断，其中的是非曲直，令丁山不安。1939年5月6日，国文系一钱姓学生沉江，丁山既同情学生，又因校方当局的态度而极度愤慨(32)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39年5月6日，第192-193页。。丁山言钱某“惨遭灭顶”，或有认为该学生死于非命之意。东北大学学生离奇沉江也不止1939年5月一件，1941年3月就有进步学生聂有人被身捆石头沉入涪江(33)参见李江春：《东北大学在四川三台时期的学生运动》，《绵阳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第15页；
中共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台历史大事记(1919-2000)》，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1页。。聂有人事件凶手未查明，但在当时却被军统利用以打击中统，进步学生进而以壁报“揭露”院长萧一山，并利用校长臧启芳与萧一山之间的派系矛盾，最终“欢送萧院长荣迁”(34)原文为“肖院长”，“肖”系笔误。见李江春：《东北大学在四川三台时期的学生运动》，第16页。，教学秩序受到极大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各方有各自的立场和考虑，学生之死成为各种潜伏已久的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当各种矛盾纠缠正酣之时，学生之死本身反而被挤出了“热点”。丁山在日记中记学生钱某一事，体现出他作为一名侧身后方的大学教授对学生的爱护之情。东北大学校友编著的《东北大学史稿》评价丁山“不仅是海内学术界名流，而且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35)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编著：《东北大学史稿》，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基本可以反映当时东北大学学生对丁山的一般印象。

丁山对臧启芳治下的东北大学之教育行政和地域团体意识尤感不满(36)参见《丁山致朱家骅函》(1940年2月21日)，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003，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转引自王春林：《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39-140页。。东北大学最初由奉系军阀创办，学校职员与地方官员经常相互流动，奉系官场政治文化便被不自觉地移入学校的运作之中，20世纪20年代曾任教于东北大学的吴宓、萧公权、张忠绂等，对东北大学校内的官僚作风皆有所抱怨(37)王春林：《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第35-38页。。30年代，东北大学虽然走向了国立化，但与此过程相生相伴的还有东北沦陷的政治现实、“抗日复土”的教育方针以及东北人士流落异乡的共同境遇(38)王春林：《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第74-81、109-110页。，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得东北大学浓重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在脱离了奉系军阀之后又借另外一种契机、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凝聚起来。再看1939年东北大学在三台有两院(文理学院、法学院)五系，从校长到“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再到各院长、系主任，东北籍人士占绝大多数(39)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编：《东北大学校志》第1卷(1923.4-1949.2)，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62页；
王春林：《抗战时期东北大学的省籍问题：以1944年壁报风潮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93-94页。。当东北大学作为一所国立高校迁入四川三台时，丁山对东北大学国立化的希冀有如任鸿隽早年对四川大学国立化的期待：将“国立”二字真实化(40)参见《本校举行本学期开学典礼》，《川大周刊》第5卷第1期，1936年9月21日，第1页；
《新新新闻》1936年6月25日，第10版，转引自王东杰：《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家：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86页。。丁山性情耿直，心系高等教育，对东北大学校务、院务的失望，从表面上看是省籍、同乡会问题(41)“此间一山兄在东北同乡会支配下，弟久无意在此。”见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4月11日)，未刊手稿。“东大内容，在其同乡会势力支配下，我辈外籍教授，唯有听命受气，屁也不许放声。即庚款会所聘四人，今已去其三，惟弟留此，殊觉无味。”见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9月4日)，未刊手稿。，实质上是对东北大学各级教育行政职员德才不能配位和对浓重的地域团体意识裹挟校务、院务、系务的忧虑。

到了1941年秋，丁山曾报以极大希望的第五服务团研究部，又因经费缺乏由停顿而解散。以上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当时的丁山离开东北大学之意甚为决绝。按照一般逻辑，既然丁山有意追随顾颉刚，顾颉刚也愿意尽朋友之义，那么丁山在1941年9月底从东北大学辞职后，就应该随顾颉刚入中央大学。但是前文已指出，此时顾颉刚引荐丁山入中央大学的时机并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丁山便去了城固西北大学，只是丁山任职西北大学的经过充满了坎坷与复杂。

西北大学约聘丁山发生在1941年上半年，而顾颉刚可能也曾动过去西北大学的念头。1940年下半年，教育部参事陈石珍继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胡庶华之后代理该校校长一职，11月便邀正在三台兼任第五服务团团长的杜光埙(字毅伯)前往西北大学任训导长兼总务长(42)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第293页；
丁山：《致顾颉刚函》(1940年12月13日)，未刊手稿。。杜光埙在兼任第五服务团团长之前，是教育部总务司第一科科长，与教育部参事陈石珍关系熟络。而在任职教育部之前，杜光埙是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恰与丁山同事又是好友，丁山在三台兼任第五服务团研究部名誉导师就与其有关。西北大学力约丁山奔赴城固，丁山难以推脱，其中的人情世故占很大分量。

杜光埙虽然应邀前往城固西北大学，但直到1941年5月中旬才正式交接第五服务团团长一职(43)教育部于1941年3月批准杜光埙辞去第五服务团团长一职，5月中旬，该团第二任团长邵秀峰正式“接钤视事”。见《恳准开去团长兼职，可否就蒋、郭等选派正副团长》的批示(1941年3月)，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43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3页；
《为呈报遵令五月十六日到团视事，请鉴核备查由》(1941年5月21日)，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43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9页。，期间常两地奔波。1941年3月28、29两日，顾颉刚曾见杜光埙(44)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1年3月28-29日，第509页。。4月1日晚杜光埙到达三台，第二天丁山早课后便登门拜访(45)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1年4月2日，第366页。。4月11日丁山在信中力促顾颉刚奔赴西北：

毅伯兄还，闻兄允就西北聘，不胜雀跃。弟愚戆不合时宜，但愿此后能在兄领导下读书研究而已。史学系仍盼兄主持。文学院内，他系不能变更，惟史系可以尽量充实。……聘教授难，西北以交通不便，聘人尤难，史系惟兄可以全力整顿……据毅伯兄云，陈校长盼兄能早日成行，从事调整。(46)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4月11日)，未刊手稿。

自顾颉刚1939年9月抵达成都开展齐大国学所事务以来，在1940年初虽与张维华略生嫌隙，但毕竟将钱穆、胡厚宣罗致所内，到了1940年下半年国学所的工作便渐上轨道(47)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0年9月21日，第430页。。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4月1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抱怨对国学所事务已“颇兴退志”(48)顾颉刚：《日记》卷4，1941年4月11日，第519页。。也正是在4月11日这天，丁山在信中言自己听杜光埙说顾颉刚“允就西北聘”，并传达西北大学校长陈石珍的嘱托，由此可以推测顾颉刚在面对齐大国学所内部矛盾时，可能曾动过就西北大学的念头。但西北大学偏居陕南，仅交通不便一项足使顾颉刚裹足。对于顾颉刚而言，此时与其去城固，不如去重庆。当顾颉刚收到丁山来信说自己将就西北大学聘时，曾有回信(49)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1年5月19日，第535页。予以澄清。丁山得知顾颉刚之意后，6月29日便在信中说：

前蒙赐书，当即转交毅伯兄，人事错综，兄既不能赴西北，弟亦决留东大。(50)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6月29日)，未刊手稿。

1941年6月29日，丁山因为顾颉刚不去西北大学而决定继续留在东北大学，可丁山的实际境遇促使其从此时到10月初一直焦灼不安。一方面，丁山寄予厚望的研究部与第五服务团团本部嫌隙已深，研究部要么解散，要么脱离第五服务团而另谋他处；
另一方面，丁山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与北平研究院之间游移不定：西北大学一直急切约聘，北平研究院迟无消息，追随顾颉刚去中央大学则眼下时机又不成熟。摆在丁山面前的似乎也只有西北大学一个选择。

但直到1941年9月19日，和西北大学相比，丁山更倾向去北平研究院：

研究部并于平院，虽有成议，尚待聘书。前向旭生先生及吴士选寄去预算草案月共需1440元，未知能通过否？如能照准，弟决赴白沙，专在平院研究矣。(51)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9月19日)，未刊手稿。

丁山向徐旭生“寄去预算草案”是1941年9月10日的事情(52)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1年9月10日，第390页。。从9月11日到19日，丁山对是否接受西北大学聘约发生反复：11日和蓝孟博(53)蓝孟博在1940年下半年入职东北大学之前，曾任职西北大学，对西北大学校内环境较为熟悉。谈过后决定辞西北大学，16日同杨曾威谈过之后又决定应西北大学聘，并给陈石珍和杜光埙发了电报，19日除了给顾颉刚写信之外，还收到了西北大学回电(54)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1年9月11-19日，第390-391页。。丁山虽然更想去北平研究院，但一是由于好友杜光埙正在西北大学而且西北大学约聘急切；
二是对北平研究院信心不足，并且对方迟无音讯；
三是丁山夫人此时正在病中(55)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1年8月25至10月21日，第387-397页。，家庭压力无形之中增加了丁山的焦虑，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丁山无法安然等待北平研究院的确切消息。在1941年9月26日丁山对东北大学做一结束时，观望之中的丁山潜意识中已经在做去西北大学的准备(56)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1年9月22日，第392页。。江之泳与高亨于10月7日阻丁山西北之行，丁山在日记中感叹“惜为时已晚”(57)丁山：《丁山日记》，1941年10月7日，第395页。。由于顾颉刚1941年9月14日已经启程去重庆，丁山9月19日的这封信顾颉刚可能并没有及时看到。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就接收第五服务团研究部一事，在1940年9月就已经得到北平研究院方面的初步应允，那么丁山为何迟迟不得聘书？这是因为北平研究院就接收研究部一事，迟至1940年11月14日才向教育部请示(58)参见《据钧部第五服务团研究部丁山函请并入本院史学研究所祈鉴核示遵由》(1941年11月14日)，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430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194-195页。，而丁山于10月28日离开三台，11月11日就已经抵城固西北大学(59)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1年10月28日、11月11日，第398、403页。。12月24日，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在同意北平研究院所请的拟稿中批示丁山先生已任西北大学史学系主任(60)参见《据请将第五服务团研究部经费图书并入该院分别指示仰知由》(1941年12月20日)，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430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193页。，研究部并入北平研究院一事也就即此作罢。

顾颉刚在1941年5月就已经明确拒绝西北大学的邀约，而在1942年2月11日回复丁山的长信中再次拒绝西北大学，说明在这段时间内丁山没有放弃邀请顾颉刚去西北大学。丁山到达西北大学之后，对该校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转变。

丁山1941年10月28日启程，11月11日抵城固，作为西北大学史学系主任整顿系务，当务之急便是聘人和筹措图书。丁山一边约聘史学系教授，坚邀顾颉刚来西北大学，一边想办法为史学系筹措图书设备费用，并全力支持西北大学成立史学研究所。1941年11月26日、12月2日以及1942年1月5日，丁山向顾颉刚写信三封，言辞恳切，每一封都力盼顾颉刚能挥师西北：

据弟理想，兄来开创研究所兼主史学系……此种计算，有兄领导，定观厥成。……即使孟余先生聘兄，弟亦盼兄不忘西北一张白纸，待兄设计布置，以成比较健全之史学系。……兄能来，弟即卸系事，系内用人，当由兄约定。兄如不来，盼兄为此间统筹发展计划，兼顾教授人材。(61)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1月26日)，未刊手稿。

研究所事，石珍兄急盼兄来主持，石珍不日赴渝，当可访兄详商。……倘得兄来领袖群伦，大张学术，弟愿在大义之下，从事个人研究，此实情也。(62)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2月2日)，未刊手稿。

研究所仍盼兄来领导……此间史学系，似非无望，则兄来主持研究所，基础亦较充实。……史学系事，盼兄兼之。总之，此间环境诚复杂，史系则简单，敢请兄不弃也。(63)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1月5日)，未刊手稿。

丁山热切盼望顾颉刚能来西北大学开创研究所并主史学系，并不断为史学系筹划人马。在这三封信中，丁山还先后提到了杨向奎、黄文弼、陆懋德、钱穆、蒙文通、周谦冲、韩儒林、陈玉书、夏鼐、朱延丰、劳榦、王崇武、林冠一、王绳祖、汤象龙，拟定了各自所任课程与顾颉刚相商。于是顾颉刚在那封1660字左右的长信中告知丁山：黄文弼已经允就西北大学，韩儒林因肺病卧床，汤象龙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参考材料甚多，钱穆在赖家园子甚安谧又适于著作，蒙文通主持四川省立图书馆，周谦冲也有家累，夏鼐已回浙江，这几位皆不大可能去西北大学。还提到杨向奎询问朱延丰、陈述(字玉书)是否已到城固，并推荐王拭可任中国近世史；
至于劳榦、王崇武，好意提醒丁山恐怕傅斯年不会放手。丁山从一开始亦自知所聘教授之难：

王、朱(即王绳祖、朱延丰——引者注)俱庚款会出洋，已另函骝先先生代为劝驾。兄晤骝公，请为从旁解说。贞一、崇武兄均须孟真兄同意，始能来此。亦尝请骝公劝孟真放行。倘预定计划，能一一来到，决不患他方攻击与破坏，西大未始不可成一比较充实之史系也。(64)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2月2日)，未刊手稿。

丁山一心为西北大学筹划一比较“健全”“充实”的史学系，明知其难也要尽力争取。在赴城固之前，丁山知城固对外交通不便，亦听闻学校内部矛盾复杂，仅此两项便可让大部分知名学者望而却步。丁山此前拒绝西北大学约聘，就有两个核心原因，一是“该校内容复杂，恐无发展可能”，二是难以约齐教授(65)参见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9月4日)，未刊手稿。。好在困难之中亦有机会。丁山到校恰在教育部参事陈石珍代理校长任期内，而陈石珍掌校，表面上看虽和后来的校长赖琏、刘季洪一样，属于官僚系统内的“官员办学”，但实际上他推崇蔡元培的教育理念(66)高远：《书生本色——陈石珍》，《丝绸之路》2014年第20期，第67页。。当时陕西省委统战部调查材料中也认为陈石珍是“办教育人材”，“处事态度一般站在办教育及巩固自己地位的立场，不谈国共关系，避免政治问题，不偏一方，各派皆拉”，系“较开明分子”(67)《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以下简称《调查材料整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2年)，内部材料，1993年，第93-94、169-170页。。陈石珍的这种办校与处事基调，符合丁山对高校校政的基本期待。同时丁山、陈石珍(代理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皆与杜光埙(教务长)交好，杜光埙的角色在丁山与陈石珍之间既可以是友谊的桥梁，又可以是矛盾的缓冲阀。丁山任西北大学史学系主任整顿系务，至少在人事关系上少一些牵制。从校内矛盾的角度看，史学系在西北大学内似可以“偏安一隅”。在西北大学的历史渊源中，从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一直到五校分立时期，法商学院一直是学生运动的中心；
法商学院虽在西北大学，但史学系毕竟在西北大学的文学院，而文学院“政治斗争不明显，中间派最多”(68)《调查材料整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2年)，第169、182页。。因此丁山在致顾颉刚信中能够反复强调“西北史系现在内容单纯”(69)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1月26日)，未刊手稿。，“此间环境决不如外间传说恶劣”(70)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2月2日)，未刊手稿。，“此间环境诚复杂，史系则简单”(71)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1月5日)，未刊手稿。。加之当时政界、教育界力倡西北边疆建设与教育，“此间民风淳厚，学生颖异者多”(72)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1月26日)，未刊手稿。，也使得丁山在艰苦的条件下敢于坚拉顾颉刚放眼西北。

丁山为西北大学大刀阔斧地四处约聘教授，自然是为了办好西北大学史学系。但从拟约聘的教授来看，颇有“挖人墙角”的嫌疑：不仅挖顾颉刚齐大国学所的顶梁柱，还挖傅斯年史语所的精干分子。顾颉刚尚能就事论事提出建议，但傅斯年脾气上来便要“大炮”一番。1942年1月14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骅信(73)参见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2年1月1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10页。中“大骂”丁山就有此因由。可是，傅斯年1929年全力筹划与主持史语所时，也是一心要为史语所请一些大人物(74)参见傅斯年：《傅斯年致林语堂》(暂系于1929年8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61页。；
听闻北大要请蔡元培做校长，傅斯年苦口婆心建议蔡元培“来亦积极，退亦积极”：“如来则真来，不来则真不来”，“有人，有办法，则真来；
无人，无办法，则挂名为谁哉？”(75)傅斯年：《傅斯年致蔡元培》(1929年8月2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66页。丁山积极投身西北大学史学系建设，办事态度与当年意气风发的傅斯年如出一辙。从另一个角度讲，丁山挖史语所墙角不得傅斯年谅解也实属正常，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傅斯年的脾性及其与丁山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挖人墙脚”本身在当时学人心中确实属于小动作，但暗中为此者又极普遍。顾颉刚为主持齐大国学所，延揽钱穆、胡厚宣，颇费周折。此外，顾颉刚还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韩儒林介绍到华西大学，这几乎引起徐旭生与顾颉刚绝交(76)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12月4日、23日，1941年4月2日，第316、323、515页。。

丁山深知此时西北大学的史学系不仅缺教授，还缺图书。丁山在三台担任第五服务团研究部名誉导师时，曾向教育部争取经费购置整理二十四史所需基本书籍。1941年秋研究部解散，丁山抵达西北大学之后，随即建议陈石珍向教育部申请由西北大学接收这批图书。由于研究部尚有遗留问题没有查清，教育部没有同意转拨(77)参见陈石珍发电教育部(1941年11月26日)，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43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338页；
高等教育司发给陕西城固西北大学的代电(1941年12月20日)，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43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336-337页。。丁山还向顾颉刚写信请其协助：

此间除教授急须大量充实外，图书尤为紧要。图书馆中，除一部不全之《丛书集成》外，一无所有。人人无书，将亦无能为力。弟尝函请骝公由庚款会资助大量图书设备费。……此信与致庚款会骝公信同时发出，兄如认为值得干下去，即请骝公予以人力物力之援助。山再叙。(78)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2月2日)，未刊手稿。

丁山欲在西北大学整顿出一个健全的史学系，需人需钱，所面临的困境着实不小。1941年的西北大学史学系，图书馆书籍很少，文理学院只有数百册(79)《调查材料整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2年)，第111页。，史学系又是“拱辰兄(杨向奎)外，纯粹空虚”(80)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12月2日)，未刊手稿。。在这样的条件下，顾颉刚1942年2月11日的长信，就丁山约聘教授计划给予的回复已经是一个打击，而有关急需图书设备费用的回复更是令人绝望：

中英庚款自铁路沦陷，收入不足，本年各机关之津贴俱已停止。西大图书恐骝公不能为力。于彼已直接答复矣。(81)朱洪涛：《顾颉刚致丁山的一封佚信简释》，第185页。释文据原手稿改正。

此时最让顾颉刚不解的是，既然丁山为西北大学史学系的建设如此煞费苦心，为何又“有意脱离西大”。所以顾颉刚在回信中会说“弟闻之疑甚”，并问“其信然耶”。但最懂丁山的还是顾颉刚，也就是在这封长信中，顾颉刚不仅回应了丁山之前的各种疑问，还不忘前事，抛出了中央大学这根橄榄枝：

如果如此，则弟当向中大介绍，或在国文系教甲金文，或在史学系教商周史，或兼任之，或并教地理沿革诸课，乞兄见示，弟当于暑假前办成也。(82)朱洪涛：《顾颉刚致丁山的一封佚信简释》，第185页。“简释”中脱漏一“向”字，此处将“向”字补上。

随后，顾颉刚表达了此时他对中央大学的期待。他认为在顾孟余掌校下，中央大学前程远大，有光荣之将来。

陈石珍代理西北大学校长欲不问政治，一心一意办教育；
丁山任史学系主任也希望“能将史学系组成一纯学术与友谊之团体，徐图发展研究所作西北民族文化及考古学研究之根据地”(83)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5月14日)，未刊手稿。。可是大学的校务、院务、系务的顺利进行，必然要面对和协调各种矛盾，校长、院长、系主任推动各项工作，也必然从始至终都要处于与各方的动态博弈之中。

陈石珍代理西北大学校长，前有胡庶华(法律系教授王治焘曾在胡庶华之后代行校务)，后有赖琏。陈石珍为缓和胡庶华掌校时遗留下来的校内矛盾而来，到校之时“犹如工程师步入一机械已生故障之工厂”，后因1941年西北大学毕业的一批被当局列为重点抓捕对象的革命学生和地下党员顺利转移到了陕北而不得教育部支持，终以“黄包车事件”于1942年3月卸任代理西北大学校长一职(84)参见高远：《书生本色——陈石珍》，第69页；
张在军：《西北联大》，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年，第341-342页。。如果以“后见之明”看，丁山在西北大学的任期恰逢陈石珍掌校尾声，又在赖琏治校初见成效之前无奈离开，完美错开了西北大学校内环境最“风平浪静”的时期(85)参见陈钊：《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第48页。。

丁山1941年11月11日抵西北大学，1942年3月10日，行政院第554次会议通过赖琏为西北大学校长仍兼西北工学院院长(86)参见《陈立夫致赖琏电》(1942年3月11日)，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55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12页，转引自陈钊：《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第41页。。在这个节点前后，丁山1942年3月9日写信向陈石珍辞系主任，12日慰问陈石珍卸任校长，18日记“晚在毅伯家谈天，盖校长易人，殷祖英、黎谭之流，俱欲联合逼毅伯离校。灯下写信颉刚、澄平，论北大同学总撤退事”，19日“写信朱骝先先生，请援助北大同学在此受小人群压迫事，又写立武论庚款讲座，请调中央”(87)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3月9日-19日，第425-427页。。由此看出，丁山本身虽不问政治，欲专心钻研学术，但他在史学系主任的位置上整顿系务，也难以完全避开各方矛盾纠葛。顾颉刚在1942年2月11日给丁山的信中抛出中央大学这根橄榄枝后，在3月、4月还给丁山写信两封(88)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2年3月11日、4月3日，第651、661页。。这两个月丁山积极准备退出西北大学，顾颉刚也积极推荐丁山进中央大学(89)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2年4月22-23日，第668-669页；
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3月18-19日、4月16日，第426-427、431页。。

赖琏深知西北大学经费无着，接到命令后坚辞不就，直到1942年5月5日才带着教育部拨来的经费到校办公(90)参见陈钊：《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第41页。。而此时的丁山去意已决，在赖琏到校当天就写信向其辞职(91)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5月5日，第434页。。西北大学本就缺教员，赖琏到校既要挽留欲辞职的教授，又要大力新聘，力促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92)赖琏：《安定第一纪律至上——国立西北大学赖校长就职时对全体学生讲词》(1942年5月6日)，《教学与卫道》，第3页，转引自陈钊：《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第41-42页。。1942年5月11日，丁山携行李至车站准备离开城固，但被学生和诸同事挽留(93)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5月11日，434-435页。，第一次辞西北大学未果。为此，丁山在5月14日专门写信顾颉刚说明情况：

十一日晨，弟行李已上车站，忽史学系同学络绎而至，寻景瑚校长暨毅伯兄亦偕来，坚不放行。同学等强收行李，搬回原寓，弟南行计划，遂暂不果。(94)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5月14日)，未刊手稿。

1942年5月11日丁山辞职未成，15日“在家，草拟下年度史学系课程及应加聘教授计划，答校长之问也”(95)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5月15日，435页。。6月到7月，赖琏大力约聘知名教授(96)陈钊：《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第42页。，拟约聘的文史教授，比如钱穆、周谦冲、陈恭禄等，可能与丁山的建议有关(97)丁山在信中专门提到请顾颉刚劝陈恭禄、周谦冲去西北大学。见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5月14日)，未刊手稿。。然而此时的西北大学史学系对丁山来说，可谓是拿不起，也放不下：整顿出一个比较健全的史学系，确实面临着人钱困顿的局面，考虑到个人的学问与经济，丁山不得不走；
与此同时，丁山对西北大学史学系和研究所寄予很高的期待，又放不下西北学术前途，而赖琏上任后的整顿举措似乎又给丁山一线希望。所以，丁山第一次辞西北大学未果，便继续积极筹划西北大学史学系与研究所的建设。虽然最终还是在1942年6月22日向校长赖琏二辞西北大学，但在辞行的同时仍不忘与其谈系务(98)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6月22日，第442页。。在1942年5月14日、6月15日、7月10日致顾颉刚的三封信中，丁山将对西北大学的依依不舍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倘研究所能有办法，盼兄即来领导。(99)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5月14日)，未刊手稿。

西大史系，弟拟荐仲良兄自代。谦冲能来，若再添中/近史及魏晋南北史各一人，即可把握得着。……赖校长热望兄来开创西大史学研究所，以提高西北文化水准。同学闻讯，异常兴奋。兄既婉谢，弟亦为之惋惜。西北边疆民族文化问题，固可以西大为研究之中心，即渭水流域考古学，将亦有待西大经营。倘兄能来主持西大史学研究所，将来学术上贡献定超过北大、中大，以眼前学术地位言，西大诚不免落伍泰甚，若论其前途，弟则盼兄重新考虑可否暂来西北筹备研究所也。(100)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6月15日)，未刊手稿。

兄不能即往西北一行，展开史学研究所局面，弟认为无上憾事！倘以渭水流域考古及西北民族文化为西大研究所两大中心工作，成绩将决不后于安阳也。弟前向赖景瑚先生罢职，变为请假一年者，仍不欲放弃西北学术前途也。现在西大史学系暂由仲良代理，秋后盼能实任……景瑚好大喜功，信任甚专(窥其在工学院作风如此)。兄即不能赴西大，愿无决绝,为祷。(101)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7月10日)，未刊手稿。

丁山辞西北大学前颇为踌躇，想着要为西北大学史学系安排一个较为靠得住的基础。黄文弼在1942年任史学系主任，或许也与丁山的推荐与支持有关。丁山1942年6月22日向赖琏辞行，29日抵三台(102)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6月29日，第443页。，7月10日给顾颉刚写信时已在三台。除了放不下西北学术前途，赖琏的主张与整顿也让丁山相信西北大学史学系和研究所值得期待和努力，所以明知顾颉刚已任中央大学聘而不能赴西北大学，依然期待顾颉刚“愿无决绝”。

1942年7月15日，曾一心要整顿西北大学党务的法律系教授施宏勋向朱家骅写信，详细叙述了他在推行党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认为丁山离职他去即是先闻学校当局掣肘党务之先端(103)参见《施宏勋来函》(1942年7月15日)，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06-34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第30-34页，转引自贺金林：《1945-1949年间学界阵营分合研究》，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2-153页。。但在致顾颉刚信中，丁山执意奔赴中央大学，主要原因无外乎两项：学术与生存。

弟无大志，但愿在兄领导下完成一切个人学术工作，是以弟仍盼暑后赴渝，在中央半教书半研究。此间专门图书不足，弟之若干工作半途而辍，再则弟自去年到此……现已亏空至于四千。虽赖景瑚先生极为调整教员生活，然内子长留三台，每月仍须赔垫。如即迎内子来城固，则路费三千，弟又无法筹措。是以为个人学问前途及经济计，弟能将西大史学系布置就绪，暑期仍须南归。(104)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5月14日)，未刊手稿。

1941年11月上旬，丁山只身一人抵城固西北大学，1942年6月底离校，在西北大学的7个月欠款四千。为去中央大学，丁山1942年4月16日“发电颉刚，请代商诸孟余先生寄路费来”(105)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4月16日，第431页。。4月22日顾颉刚便与中央大学校长接洽，5月1日丁山收到汇款1200元(106)参见顾颉刚：《日记》卷4,1942年4月22日，第668页；
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5月10日)，未刊手稿。。从城固返三台，即用去路费千元；
到达三台之后，丁山既要还西北大学欠款，又要顾及一家生计，还要继续筹措从三台到重庆的迁家路费。1942年6月15日，丁山写信顾颉刚希望中央大学早发聘书早日起薪，因为“自八月之初，一家生活，即须渝中接济(月须千元)”，而丁山欠西北大学的钱，每月扣还，“恐七月份薪水津贴，即被完全扣除抵账。不足，尚须寄钱还账”(107)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6月15日)，未刊手稿。。到了8月，丁山不得不通过顾颉刚再向中央大学筹措由三台到中央大学的路费：

……将来移家，恐非1500元不能到地(就坐船言)。盖现在旅行，略带行李，每公里即须二元以上(包括伙食)，非我辈死要钱，实路上消费太贵。弟辈平日收入，仅足维持生活，决无力再筹路费也。(108)丁山：《致顾颉刚函》(1942年8月1日)，未刊手稿，时间由引者所补。

丁山最终如愿进入中央大学，只是中央大学接下来的发展并没有如顾颉刚开始期待的那样顺利。从1941年秋到1943年春，顾孟余执掌中央大学不到两年，两次建筑费使其负债八百万元，学校基本的生活条件不能保障，而付给顾颉刚的十万元出版设备费也被索还，出版部的工作难以开展(109)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86-387页。。顾颉刚认为二陈有意对顾孟余治下的中央大学进行“经济封锁”，办校缺乏经费，顾孟余势必要辞职。顾颉刚在中央大学“乘兴而至，败兴而归”，最终于1943年2月16日结束在中央大学的教学(110)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全集·日记》卷5，1943年2月16日，第27-28页。。

1942年9月上旬丁山抵重庆，10月20日开始在中央大学上课(111)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42年9月、10月20日，第450-451页。。在顾颉刚1943年2月结束中央大学教职后，丁山对中央大学也有不满和抱怨：

迩来贫病兼攻，颇以重庆居为不易，中大在猢狲、猪悟能群把持下，电灯不明，生活不平，此亦中古时代也！奈何！(112)丁山：《致顾颉刚函》(1943年8月30日)，未刊手稿。

丁山在中央大学的处境，恐怕要比在其他大学时更为复杂。无论政治派系还是学术南北，中央大学内部的分歧泾渭分明。桑兵指出“扶植朱家骅以制衡CC派，应是蒋介石全盘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家骅的本意或许并非专门针对CC派，而是处于和CC派尖锐对立的境地，身不由己地被推到派系斗争的风口浪尖”；
而“所谓朱家骅派，是由于其主持组织部与CC派产生全面对抗而逐渐显现轮廓，开始似无结党营私的主观，后来则不无党同伐异的取向”(113)桑兵：《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6、359页。。顾颉刚20世纪50年代回忆往事，认为二陈对他的攻击，目标乃在朱家骅，自己系被牵连(114)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85页。。朱家骅与文教界人士广泛结缘，一方面是保护与成全，另一方面也是为己所用、推进工作，丁山、顾颉刚与朱家骅的关系多属于此。当顾颉刚、丁山等倾向朱家骅的一系学者齐聚中央大学，互相通气，势所难免。

除政界渗透以外，中央大学教授之间还有学统上的差异。沈卫威认为抗战胜利中央大学在南京复校时，学统与派系之间的矛盾曾集中爆发，北京大学“新青年派”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衡派”的矛盾、冲突，还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中国台湾的文化教育界，而这又能从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在重庆办学的那段历史中找到渊源(115)参见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19-120页。。从朱东润的笔下，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央大学文科教授那种赤膊上阵般的文斗(116)参见朱东润：《朱东润自传》，《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75-276页。；
从刘起釪的回忆中，又能看到一边“敌忾之情”，一边“目无余子”(117)参见刘起釪：《我和〈尚书〉》，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10-613页。。这种治学取向的不同却也会被用以影响人事关系，足见在当时条件下推进大学系务面临局势的复杂。这种学统上的差异与矛盾，不仅顾颉刚深谙其意(118)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全集·日记》卷5，1945年4月30日，第453-454页。，而且丁山向来以“北大同人”称道，也是自陷其中的局中人。

丁山在日记中浓墨重彩地记一笔“中大在蠢猪狡猢狼狈为奸下，决无可为”(119)丁山：《丁山日记》，1944年4月，第503页。，可见其对中央大学的失望和另谋他就的坚决。

丁山与顾颉刚在抗战期间的现存书信，透露出在抗战大局之下，迁至后方的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中央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阵地，其内部或隐或现的政治与学术上的派系矛盾、地方团体意识，与当时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限纠缠在一起；
也透露出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等给学者个人生活和工作带来实实在在的困难。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埋头故纸，向不参加政治活动(120)丁山：《丁山来信》(1950年1月25日)，顾颉刚：《顾颉刚全集·日记》卷6，第585页。，只愿意教书、做点研究工作(121)丁敬：《丁山先生及其家人》，《中国文化》2017年第2期，第283页。的丁山，偏偏又“个性愚戆，与世枘凿，亦非在相知较深之朋友掩护下，不能安心工作”(122)丁山：《致顾颉刚函》(1941年9月4日)，未刊手稿。。丁山以为能够在顾颉刚领导下一边教书一边研究，便是得相知较深之朋友的掩护，可使自己的工作与学术研究得一归宿。

从1926年丁山跟随其师沈兼士南下厦门大学，到1938年第二次任职山东大学，十三年间八易其职，历经六所高校、中研院史语所和浙江省政府(123)参见郭晓娜：《丁山先生和他的殷商地理氏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第13页。。抗战期间，丁山在后方生活七年有余，四次调整任职，历经五所高校(124)参见丁山：《丁山日记》，1939年1月13日，1941年10月27日，1942年6月24日、30日，1942年9月，1944年2月-3月，1945年9月,1945年10月27日，第167、398、442-443、450、503、513-514、521页。。老友李济诮之“旅行教授”(125)顾颉刚：《丁山事迹》，《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卷13，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2页。。1940年10月15日，尚在三台东北大学文理学院代理史学系主任的丁山，在其《四十自序》中略略提到了他之前离职的种种原因，将矛头指向具体个人的，如史语所、山东大学；
笼统归咎于“人事”的，有中央大学、四川大学(126)丁山：《四十自序》，《丁山日记》，1940年10月15日，第333-334页。。在顾颉刚看来，丁山“其性情傲上而亲下，故不能久其职”(127)顾颉刚：《丁山事迹》，《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卷13，第82页。。

青壮年时的丁山，自勉“不儒不仙不佛，不文不武不才，赖有一腔浩气，长与天地徘徊”(128)丁山：《丁山日记》，1940年10月，第321页。丁山28初度曾题：不仙不佛不儒宗，不墨不杨不谙农；
文不成章武不剑，不知天地我何钟；
诗酒浇愁愁不开，开轩聊文月徘徊；
一天星斗胸前列，哪管霜风冷峭来。见丁敬等：《怀念父母，追忆丁山先生》，《中国文化》2017年第1期，第309页。，与陈石珍的座右铭“不逢迎，不干禄，不求闻达；
静养生，静观世，静度春秋”(129)高远：《书生本色——陈石珍》，第71页。陈石珍的座右铭有另一说：不干禄，不逢迎，不求闻达；
静养生，静思过，静摄天和。见八五老人赵铁玫提供资料，杨谨修整理：《陈石珍先生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阴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00页。相比，丁山一身浩然正气与耿直的性情跃然眼前。顾颉刚曾评价丁山“性倔强，不能与时屈伸”(130)顾颉刚：《顾颉刚全集·日记》卷7，1952年9月9日，第271页。自然有其道理；
山东大学历史系“八马”之一赵俪生说晚年的丁山“倔犟之中亦有其世故在”(131)赵俪生：《由一个人的死引起的政治风波——回忆丁山先生》，赵俪生、高昭一：《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也是实情。若从丁山在抗战后方由东北大学至西北大学再到中央大学的经历来看，其“傲上亲下”也并非仅仅出于自身的脾性，背后的情形更为复杂。丁山在抗战后方浮沉于多所高校的经历，也足显其待人接物之真诚。

丁山在高校中频繁变动不是特例，这几乎也是当时多数史学教授的流动常态。影响教授流动的因素有很多(132)参见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89-91页。，丁山当年任职于三台东北大学和城固西北大学就是高校本身变化与教授流动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就丁山所经历的山东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中央大学而言，当时实行一年一聘的教授聘任制，又以制度的形式释放甚至是促进了大学教授在不同高校间的流动。

猜你喜欢 中央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木香文学社小小说月刊(2022年14期)2022-07-18非线性q- 分数阶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差分方法科学技术创新(2021年18期)2021-06-23The Analysis of The Bluest Ey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ntz Fanon’s Post-colonialism校园英语·下旬(2019年11期)2019-11-28《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6期)2019-11-19《我们》、《疑惑》小品文选刊(2017年18期)2017-11-241932年中央大学教授索薪事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5期)2016-11-18东北大学成功实现“零污染”低成本制取金属钛粉新疆钢铁(2015年3期)2015-11-08从学人刊物看学人谱系现代出版(2015年3期)2015-07-01《国风》半月刊的思想理念文学教育(2014年11期)2014-11-15A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to College Oral English Teaching科技视界(2014年35期)2014-08-15

相关热词搜索：一封 抗战 跳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