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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时间：2023-03-24 17:15:06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 李晓红 陈雅妮

    2022 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坚持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充足的绿色投资是进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然而，通过查询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及可持续报告书等，从企业公开披露绿色投资的情况来看，90%的重污染企业不明确披露绿色投资数额，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不披露的大多企业未进行绿色投资或投资数额过低。可见，我国上市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规模不足，恐难以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

    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企业必须对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环境污染负责，成为进行绿色投资的主体。而企业作为盈利组织，不可避免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难以积极主动参与短期不能获取经济效益的绿色投资活动。但从长远来看，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能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好处，也有助于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提高。征收环境税作为政府发挥调控作用的重要手段，具有稳定长效的特点。毛恩荣和周志波（2021）定义环境税是为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的一系列税收制度的总称，并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了逻辑阐述，“双重红利”意味着环境税可以在环境保护和提高经济效率方面发挥双重作用。最终提出：“双重红利”能否实现，与环境税制度的设计、环境税改革的方式以及制度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都有重要联系。然而我国环境税制存在税种缺失、税率低、税收优惠政策分散等诸多问题（周旭和郭天昱，2021）。这直接阻碍了环境税发挥优化环境质量的作用。

    （一）理论分析

    目前大量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切入、运用不同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绿色投资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伴随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环境税收作为环境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绿色投资有何影响，这是环境规制的绿色投资效应更为细化的研究方向。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能对企业的绿色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毕茜和于连超（2016）研究发现，环境税的征收有利于企业绿色投资水平的提升,且国有控股公司通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投入更多的绿色资金。Liao & Shi（2018）指出地方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监管会鼓励企业增加绿色投资。第二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推迟和阻碍企业绿色投资。马珩等（2016）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Farooq et al（2021）运用GMM 系统模型研究发现碳税率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第三类观点认为两者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唐国平等（2013）提出政府环境管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李强和田双双（201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市场竞争越强，环境规制发挥的作用越大。

    一般来说，由于绿色投资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回报周期长、效率低，企业往往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环保投资活动，需要政府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进行督促和引导。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增加环境污染成本来倒逼企业加大绿色投资。吴勋和王艳（2019）基于2010—2015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环境税收与企业环保投资呈正相关关系。陈建涛等（2021）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证明了开征环境保护税能增加重污染行业的环保投资，但同时也加重了环境保护税负担，这表明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行业增加环保投资的力度有限。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给予环保行为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激励企业投入环保事业。谢东明和王平（2021）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减税激励带来的增量利润能弥补企业环保投入初期的净损失，从而增加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

    另外，企业投资项目的确定不仅会受到外部法律法规的影响，而且与企业内部治理制度也有着密切联系。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适宜的股权集中度既有利于企业的监督治理，也有利于企业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管亚梅和孙响（2018）提出股权高度集中成为很多企业的通病，第一大股东掌握企业命脉，控制企业发展和投资方向，阻碍了经济效益较少的绿色投资项目的推进。彭勇（2021）研究得出，股权集中度会降低企业的长期绩效,而提高股权制衡度则有利于提高企业长期绩效。建立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分散股权，有利于多股东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环保投资事业。

    综上所述，第一，环境税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是积极正向的，从长远来看，可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征收环境税会增加企业排污成本,而绿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无法弥补环境规制的成本,反而挤占了企业的其他生产投资，会阻碍企业发展；
    第三，环境税对企业的影响可能不是单纯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环境税在不同强度范围内对企业绿色投资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因而需要着重确定环境税征收的合理区间。另外，绿色投资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一部分，不仅受外部环境和政策的约束，还受企业内部股权结构的影响。所以，本文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环境税和企业绿色投资间的关系，并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深入探讨企业内部股权制衡度的调节效应，从而丰富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研究成果。

    （二）研究假设

    姜英兵和崔广慧（2019）提出，企业在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等的压力效应下，环保产业政策对环保投资有积极的影响效应。为防治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不少环境保护政策，例如，自1982年开始实施的排污费制度，虽然其存在随意性强、费率低等缺点，但也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发挥了一定的环保作用。伴随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在排污费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更为规范的环保税法代替排污费制度，污染排放标准也更为科学、严格。在国家政策制度压力之下，企业为得到政府的许可和社会公众的认同不得不增加绿色投资。同时，伴随环保法律的规范化，排污成本逐渐内化成为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企业越来越能深刻感受到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需要付出的“代价”，为降低这种成本，企业会增加绿色投资以使其所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国家标准。总之，本文认为，环境税作为环保产业政策的重要部分，能通过增加环保制度管理压力和排污成本影响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当绿色投资规模较低时，企业面对税负增加的刺激更容易作出大幅度增加绿色投资的决策；
    当绿色投资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时，税负的增加对绿色投资的刺激程度会有所下降。所以，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环境税会增加企业绿色投资。但在绿色投资规模的不同分位数上，环境税对其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张悦（2017）在研究监管制度对企业环境投资的影响中发现，规模较大的企业自身资金协调能力强，面对逐步加强的环境监管，会“身先士卒”的进行环境治理投资。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规模决定企业的综合实力，不同的综合实力决定企业不同的发展目标，从而投资决策也大有差异。规模较大的企业不仅资金雄厚，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能力增加绿色投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
    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立法的规范，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消费者更喜欢选择消费“绿色产品”，投资者将更注重投资绿色环保产业。大企业更注重培育企业良好形象和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通过增加绿色投资来承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从而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和投资吸引力。所以，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企业的绿色投资更容易受到环境税的影响。

    姜锡明和许晨曦（2015）提出环保投资与公司治理制度的股权结构密切相关，并实证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越低，即股权越集中于某一大股东，越不利于环保投资的增加。当股权过度集中在某些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掌握较大的发言权，就能左右公司的投资方向，那么大股东很可能会选择短时间内能获取利润的投资项目，同时，大股东选择高利润项目获得的收益也更高，对抗环境税收压力的能力也越强。相反，提高股权制衡度，让股权分散在各个股东手中，则可能迫于环境法规或环境税收的压力以及自身抵抗压力的能力较弱而不得不迎合政策要求，转向参与绿色投资项目，以求得一定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综上，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提高企业股权制衡度，更有利于发挥环境税促进绿色投资增加的作用。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重污染行业企业排污量、能源消耗量更大，理应更多承担环境保护、环境治理责任，所以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研究重污染企业环境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择深沪A 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6-2020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重污染行业的分类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为依据，包括火电、水泥、采矿等16 个行业。由于部分数据无法获得，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ST、*ST公司样本值；
    （2）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561个有效样本。

    企业的绿色投资额数据是通过查找国泰安数据库和手工整理财务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得到；
    环境税数据由国泰安数据库查找下载和手工整理得出；
    控制变量都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绿色投资。姜锡明和许晨曦（2021）将绿色投资界定为与环保有关的技术研发、环境污染治理、环保设备的购建、清洁可再生项目建设等支出。可见，绿色投资具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定义范围，是指企业为了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等进行的一系列支出。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投资的衡量仍未确定统一的方法，本文借鉴刘传哲等（2019）的研究方法，选用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绿色投资。

    2.解释变量：环境税。本文选用的环境税收，是指企业承担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所有税收，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税、车船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需要说明的是，2018年前，用排污费代替环境保护税。

    3.控制变量。为更全面地研究环境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本文借鉴王瑾等（2018）和邓博夫等（2021）的研究，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现金流量比率、成长能力、股权制衡度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构建

    根据前面综合分析考虑，本文设定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式（1）中，ΣControli，t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ε为残差值。

    为检验股权制衡度在环境税和绿色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构建模型（2）：

    式（2）中，ETi，t×Balance表示环境税与股权制衡度的交互项，其余变量不变。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检验

    1.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由表2可知，绿色投资的最大值为27.95，最小值为11.43，说明企业之间绿色投资规模参差不齐；
    环境税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3.24，表明企业间缴纳的环境税收存在很大的差异。而我国企业绿色投资披露现状也大致如此，企业间以及企业不同年份间数据披露不尽相同。比如，依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我国目前可划分至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有1000 多家，然而每年较为明确披露环保投资额的企业仅有100家左右，约占总样本量的10%，甚至某些年份不足10%，可见增加企业绿色投资，促进环境改善任务迫在眉睫。成长能力最大值为56.17，最小值为-0.59，说明样本企业的发展前景大相径庭。企业规模均值为22.73，取值在20.09到27.07之间，说明上市重污染企业规模整体较大；
    资产负债率均值和中位数都为0.41，表明大部分企业偿债能力较强，资本结构较好。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2.相关性检验。如表3所示，ET与EI的相关系数为0.512，说明环境税对绿色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
    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比率、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75、0.353、0.184、-0.167，说明这四个因素对企业绿色投资都有一定影响。经过方差膨胀因子VIF 检验得出，VIF 值均小于5，所以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相关系数表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基础回归。表4 是模型（1）和模型（2）的全样本回归结果，由表4 的模型（1）可知，环境税ET的回归系数为0.133，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环境税征收力度的增加，企业会加大绿色投资，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

    表4 全样本回归结果

    此外，本文以企业规模的中位数为分界线，将总体样本分为大规模企业样本和小规模企业样本，并分别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小规模企业环境税对绿色投资的回归系数为0.048，并不显著；
    大规模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166，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环境税的征收对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相对于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表5 基于企业规模的分组回归结果

    本文还通过研究环境税和股权制衡度的交互项与绿色投资间的关系，得出了股权制衡度的调节效应。如表4 模型（2）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20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股权制衡度提高时，能有效促进环境税发挥增加企业绿色投资的积极作用，验证了假设3。

    2.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可以描述更为细节性的趋势关系，为全面详细地研究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情况，本文借鉴毕茜和于连超（2016）的研究方法，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了两者间的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仍呈现出正向影响关系，但是，不同分位数上两者间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是不一样的，从分位数15至分位数85，环境税的回归系数是先下降再上升的，15分位数上，ET的系数最大，为0.25，且低分位与高分位上，回归结果更为显著，尤其15 分位数上，其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绿色投资规模较小时，企业最易受环境税的刺激随之增加绿色投资；
    随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环境税对其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幅度不大。换句话说，随绿色投资规模的持续增加，环境税对其的影响力度有所下降，但经过一个拐点后，这种影响力又会有一个较小幅度的上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即在绿色投资规模的不同分位数上，环境税对其的影响程度不同。

    表6 分位数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解释变量，采用环保税、资源税（ETI）这两种最为直接、最具有环保意义的税种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第二，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1/2的样本量再次进行回归检验；
    第三，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可能会影响企业绿色投资规模的因素，如：资本支出（Invest）、资产周转率（TAT）等变量。经过上述操作，环境税和绿色投资的回归结果与前述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本文的研究结果较为可靠，结果见表7。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深沪A 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6-2020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调节效应的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即加大环境税征收力度能达到增加企业绿色投资的目的；
    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仍具有积极影响，只是不同分位数上两者间的显著性不相同，即当绿色投资规模较低时，环境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最大；
    处于绿色投资的中分位数时，影响不显著;当绿色投资规模较高时，环境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略有增加；
    第三，规模不同的企业，环境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各不相同，即环境税对大规模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更显著，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四，提高股权制衡度，能促进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积极作用的发挥；
    第五，企业的成长能力越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充足，企业绿色投资往往越多。

    （二）建议

    1.政府层面。第一，提高环境税税率，增加环境税税负，细化环境税税率档次。我国环境税税率偏低，且税率档次划分比较简单。根据《2020年度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2020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10638.9亿元，比上年增加1400多亿元。然而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环境保护税的税收收入仅为207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到0.13%。可见，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税的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建议逐步提高环境税税率，并设置累进税率，加大环境税的调节力度，让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承担更高的环境税负。而且由于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直接影响当地环境，应该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决定的权力，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环境承受力，制定适宜的税负，从而更加有效地刺激企业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和节能减排活动。第二，完善环境税优惠政策，激励企业绿色投资。现有的环境保护税仅有两档优惠，不利于激励企业的绿色投资。除了环境税的优惠政策，相关的绿色投资的优惠政策散见于各个税种中，如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某些优惠政策也体现出引导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理念。建议细化现有的环境税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在相关税种中加大对环保投资的激励力度，让纳税主体更多地享受到绿色投资行为的减免优惠，激励企业主动参与到绿色投资活动中。第三，针对不同规模企业采取不同的管治方式。对大规模企业而言，可以逐步规范污染排放、环保投资等相关披露内容和格式；
    增强环保监督管理，对违反环保法行为从严处置；
    并加强进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给予相应地奖励或惩罚，从而大力引导其投资意向；
    而对于小规模企业，政府应加大企业绿色投资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绿色投资，承担环境治理的社会责任。

    2.企业层面。第一，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股权制衡度。建议企业适度分散股权，建立多个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为企业增加绿色投资创造有利的股东持股结构，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第二，充分利用环境税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应当将税收优惠政策与绿色投资行为有机结合，合法节税，提高绿色投资水平，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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