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阐释与中国方案

郭 毅

(北京工商大学 国际经管学院， 北京 100048)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之间来自经贸、科技、产业等领域的冲突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各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加剧，国际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当一些国家保护经济和产业自主的“安全原则”超越既往的“效率原则”之时，凝聚人类共识，齐心协力，共同行动，建立新时期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显得尤其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并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全球化退潮的现实使世界各国清晰地看到既往主导经济全球化机制的问题与弊端，而各国基于地缘关系、民族关系等纽带尝试建立的区域性、局部性多边经济合作共同体的努力充分表明，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和政治互信的共同体关系，是重构国际经济合作的社会生态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传统局限于经济属性的主体行为假设，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审视经济系统与其所依托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态之间的辩证互构关系，以此分析既往全球化陷入困境的缘由，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在促进全球经济系统社会生态重构进程中所秉持的价值目标、基本行动方案和中国在其中的历史方位及所做出的贡献。

“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经济社会演进的重要范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单纯地基于“成本—收益”假设等范式理解经济的主体行为，而是更加注重分析经济属性与其社会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并不是基于抽象、同质的视角，而是从决定“物的占有关系”的“物的生产关系”出发来探索人的本质。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异质性”社会联系，这些社会联系以不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不同的精神纽带所连接，形成了无数具体且“异质性”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进而作为“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在社会层面影响经济基础，推动经济系统—社会生态的发展演变。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

基于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状态及其经济—社会生态演化过程，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类“共同体”的演进体现着经济系统与其社会生态之间融合、背离、超越、再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1.自然的共同体

“自然的共同体”是指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生产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生产力落后，劳动者以土地为基础，以血缘、宗族、宗教等为纽带，形成小规模生产组织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将这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共同体称为“自然的共同体”，是以“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的共同性”为纽带，以土地为物质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群体结合方式。这种“自然的共同体”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个人存在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态表现为一种低下的、受动的、不自由的、不充分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受原始生产方式限制，是从自然界力求最大限度获取资源的适应性选择，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极大程度上被生产依托的“共同体”形式所束缚。“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2]。

2.虚假的共同体

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生产力迅速发展，以“自然的共同体”为基础组织的生产，无法满足规模化生产要求，新的生产方式要求构建新的共同体认同来适应上述发展趋势。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
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3]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也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范围内构建起来。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单个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形式”。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的“虚假的共同体”在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形式下掩盖着基于经济地位差异所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利益集团借用“共同体”的名义掩盖获取并占有利益的事实和日益扩大的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阶段，这一“共同体”的确立推动英国、法国、德国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飞速发展，工业革命后其生产力水平更是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后发国家持续拉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在快速进行价值创造和财富积蓄的同时，也日益呈现出与自身社会生态系统的内在矛盾。经济系统在实现自我强化的同时，不断破坏其自身所依托的社会生态系统，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人的主体性丧失等问题，“虚假的共同体”逐步陷入系统性危机。资产阶级为了克服危机，除了限制进步生产力和过度开发旧市场之外，不断开拓培育新的市场[5]。在全世界范围内，运用暴力手段建立起殖民帝国，并运用文化教育、宗教传播等形式建立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认同，缔结“虚假的共同体”关系，为殖民时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态系统。随着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和跨国公司组织形式的出现，以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更多的国家民族被裹挟进来，进一步扩大了“虚假的共同体”的外延范围。

这些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而产生的“虚假的共同体”具有一些共性，它们都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作为联结纽带，秉持着相似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通常披着自由、民主、平等的外衣，在所谓“发挥比较优势”的论调下掩盖并不断强化国家民族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期待的由全球化带来的“趋同”从未出现。产生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这些“共同体”是基于自身利己主义的需要与欲望；
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全人类整体的福利增进本身就不在主导所谓“共同体”建设的发达国家的目标考量之内。“虚假的共同体”中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普遍联合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只是运用“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连接纽带，根本无法走向人类真正的联合与解放[6]。

3.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虚假的共同体”中人和人之间只有表面上的自由平等，只是少数人才拥有的自由平等，这种异化的共同体只会阻碍人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基于此，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中的私有财产占有关系，阐发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未来社会，“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由此可见，“真正的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在于，实现“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异化、被扭曲的社会属性的回归，马克思将“真正的共同体”同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的一种共同体才能实现每一个个体真正的自由平等，使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独立性得到充分实现。马克思主张“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成将为全球协作的经济系统创造合理有序的社会生态，但这一“共同体”归根到底是在一个具体的有着鲜明民族、历史以及文化特点的社会环境中构建起来的，其构建方式和形成共同体一体化链接的价值纽带，也将根据具体的、历史的条件而有所改变。例如，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就充分考虑了东方社会的特点。而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的纽带，除了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等财富诉求之外，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地缘风险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都是危及人类命运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命题，也只能通过凝聚人类共识、协同行动才能得以解决。这是面对全球化退潮条件下，实现全球经济系统社会生态重构的必由之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主要国家对于全球市场经济形成相对共识，全球产业产品标准建设以及跨境通信、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构筑了全球协作经济系统的社会生态基础。原有基于民族主义主权国家内部相对一致文化价值、制度体制、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态的“国内产业分工”系统，逐步开始外扩，引发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渐渐形成了“产业内的国际分工”。

毋庸置疑，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凭借着其自身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本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7-8]。然而，上述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金融资本及科技影响力所主导的，由“价格机制”“比较优势”等所谓的“自由平等”市场参与机制掩盖着各国基于历史传统、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方面差异造成的实质性不平等，这种“虚假的共同体”所支持的全球经济协作系统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破坏自身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系统，引发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之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价值链不对等地位强化国家间贫富差距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通过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基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解释。沿着这一路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充分论证了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学理逻辑。然而，学派在理论建构走向庞大而精致的同时却面临着现实解释力上的危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自我调节市场的全能神话预设，在现实中逐渐崩塌[9]。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传统产业优势和国际交往行为加入全球分工协作系统。但系统“平等”的参与机制却无法消除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在系统内部悬殊的地位差距。之前聚焦“专业化分工生产什么种类的商品”的经济体，现在大多考虑的是“应该处于价值链条的什么位置”[10]。技术更加先进、资本更为充裕、人力资源储备更丰富的发达国家占据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在国际分工中自然处于更高地位；
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只能依靠原始的自然资源条件或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这些产业链“外围”国家显然受到处于“中心”地位国家的剥削[11]，在价值链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剩余价值的跨国别转移[12]。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断强化国家之间经济地位和财富积累上的不平等，全球经济协作系统的演化不断破坏自身所依托的社会生态，终将危及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民族主义国家丧失经济自主权

以国别为基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分工，能够以专业化提升产出效率，并在全球贸易中获取经济收益。然而，对于具体国家尤其是小规模经济体而言，由于缺乏国内市场体量，不具备规模经济条件，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专业化分工往往也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单一化”，会形成对国际市场的深度依赖。国与国之间的价值认同和政治互信能够构建良好的国际社会生态，支持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扩展国际经济协作的广度。而一旦国家之间因为地缘政治等方面原因关系恶化时，常态社会中致力于提升效率的专业化分工往往成为“卡脖子”因素，蜕变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参与全球分工的资源条件差异和可替代性状况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协作体系内的话语权和谈判力，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原始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等可替代性要素进入全球协作体系，不得不受制于源自发达国家、处于垄断地位的国际金融资本和科技力量，从而丧失了经济主权的独立性[11]，这将会通过主权债务风险等形式危及国家政治安全[13]。此外，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维护也是全球经济协作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持，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弱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强势的话语权[14]，这进一步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保护全球经济利益的权力和能力。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上述国际经济协作社会生态系统恶化的担忧，在认清“虚假的共同体”本质的同时力求将国际经济协作建立在更为稳定的地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之上，原本深化全球产业分工的“效率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捍卫经济主权的“安全原则”。

3.传统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遭受解构

不同民族在自身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与其经济生产方式相互支持、相互建构，不断发展演化。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的突出标志，是以现代经济市场要求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对传统进行解构，以整齐划一替代丰富多元，以快速简洁替代隽永含蓄，摧枯拉朽式地将诸多传统国家拉入现代化体系。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蕴含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马克思曾说，东方国家(中国)一旦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相接触，那么它们长久以来形成的秩序就会消失。以上逻辑在现如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也同样适用。“跨国公司力图控制全球资本和物质资源，跨国资本阶层力图控制全球权力，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跨国性行为主体和机构力图控制思想领域”[15]。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依照全球治理机制组织东道国经济社会生活，而东道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代价便是在一定层面上放弃本土的社会治理传统，以适应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要求[16-17]。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作为快变量的技术变革与社会既有经济组织方式之间，以及构建于其上的社会治理机制、文化价值观念等慢变量之间的冲突，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在现代国际经济贸易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体现。东道国传统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遭受冲击，面临被解构的威胁，甚至危及民族主义国家的治理根基。这种“虚假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不适、警觉与反抗，是当前诸多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重要缘由，也造成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协作系统丧失了广泛的跨文化价值认同和政治信任，逐步失去其赖以形成和借以发展的社会支持力量，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系统无法建立在一个和平稳定、统一有序的全球社会生态系统之上。

4.全球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自然生态系统是广义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深层次，也通常被认为是最为稳定的支持系统。然而，自人类社会开启工业文明以来，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长期以来被当成是经济活动“负外部性”成本转移的承受者，引发当前气候变化、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生态危机[18]。其次，由于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凭借金融、科技优势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而将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原始能源资源从事中低端制造加工业。有些国家甚至以“低环保优势”自居，以宽松环保政策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碳泄漏”，或者作为电子垃圾填埋场，形成“生态洼地”，以此方式参与全球化。最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早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国际环境保护机构也在不断发展，有关环保的国际公约也层出不穷，但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许多发达国家并不遵守此类公约，甚至直接退出；
而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支持，无法达成改善本国生态环境的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公共投资的财政能力约束，更多地将公共资源投向防灾、住房、医疗、就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往往没有列入优先考虑选项[19]。

全球化在深入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深化和彼此融入程度的提高，这无疑对维护经济一体化的底层社会生态支持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系统不能离开社会支持系统而独立存在，经济系统应当“嵌入”一定的社会系统。卡尔·波兰尼指出，倘若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为少数发达国家所主导，以经济价值创造为基本导向，那么经济协作系统必将与社会、文化、政治等为一体化协作提供支持的社会生态形成“脱嵌”[20]，进而危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可以视为国际社会应对波兰尼“脱嵌”危机的一种自我纠偏[20-21]。

既往的全球化一味追求经济绩效的全球产业分工及效率目标，忽略保障国家经济主权、产业安全和文化体系自洽。当主权国家对于国家经济主权、产业安全的焦虑超越了经济追求，或者民族意识、宗教价值观念超越了融入全球化的利益考量时，产业链所依托的底层社会生态支持系统将被瓦解。无论疫情冲击，还是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都使得原有延展至全球范围的供应链、价值链网络面临严峻的危机。

既往的全球化历史和当前全球化面临的上述危机，已难以用单纯的经济逻辑加以解释，必须将其放置于更为广泛、更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生态当中，关注社会经济系统与其所依托的社会生态关系的统一与失衡。卡尔·波兰尼曾说，“如果社会所有行为和活动都需要服从于经济价值与市场的操纵，会导致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关系的错位”。[20]大卫·哈维也曾论述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行政框架、生产与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以及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等经济系统与社会生态相契合等七大领域问题，“类似于一个社会生态结构”般交织在一起，相互支撑。以资本逻辑为价值引导的全球化，过分强调经济收益，而忽视保障国家经济主权、产业安全和文化体系自洽等价值原则。当来自国家经济主权、产业安全的焦虑或者民族意识、宗教价值观念超越了经济追求，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变量时，既往全球产业链所依托的底层社会生态支持系统将发生破裂、崩塌，搭建于该基础之上的商业生态体系自然无法幸免[15]。

以单一经济逻辑推进的全球化扩张在当前遭遇了巨大挑战，人类面临困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不是某个国家能够单方面独立解决的，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达成某些共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缔结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阐述“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是当前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世界前途命运的共同价值。这一“共同价值”为解决全球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有着本质区别。“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基础上，具有排他性、绝对性和虚伪性；
“共同价值”是以马克思主义人本论作为理论基础，反映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诉求，具有包容性、相对性和发展性[22]。前者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作为虚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其本质在于向全球推广所谓的“普世”的“西式民主”及其价值体系[23-24]；
后者则是对前者的超越与重构，欲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的实质性变革[25-26]，以包容视角构建全人类共识[27]。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通过各个国家、民族和各种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表达得以彰显与具体化、个性化，这个思想扎根于中国本土实践，着眼于全球发展，是对全球价值共识的民族性彰显与贡献[28]。

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发展经历了大国的轮番崛起，成为影响不同时代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主导力量。新兴大国要发挥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必须直面时代困境和世界各国关注的命题，必须提出一个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方案。该方案既能够凝聚广泛的国家间共识，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又能彰显新兴大国的实践先行地位和领导作用。例如，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当东西方商贸通道受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进行海外探险，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亚当·斯密等学者倡导发挥国家比较优势，发展自由市场经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针对全球民族主义兴起，美国提出了“威尔逊主义”民族自决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响应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的战后诉求，美国提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一系列国际秩序重构方案；
等等。然而，尽管上述大国崛起是人类社会走出“自然共同体”状态并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阶段，各个阶段的先行国家均打出“平等”“自由”“共同繁荣”等口号，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却在遵循“虚假的共同体”的逻辑，要么依靠暴力和殖民的手段将后发国家纳入其经济版图，要么在平等的形式下无视外围国家现实的差距，甚至将这种差距作为构建全球经济“有机系统”的必要条件。

与“虚假的共同体”抽象的价值原则相比，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项原则落到实处，必须直面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发展鸿沟等当前影响和危及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概括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

1.具有全球共识性行动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直面当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从而能够凝聚最广泛人类共识，形成统一行动目标，并由权威国际组织加以概括和表达。

在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涵盖范围广泛的主题目标，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和平、正义和高效机构相关的方面，提出了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17项目标和169项子目标。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指出，“这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人类的共同愿景，也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与各国人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它们既是一份造福人类和地球的行动清单，也是谋求取得成功的一幅蓝图”。

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多边主义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论述，为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同各国领导人一道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我国“十三五”规划之中，体现了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视。2016年，习近平主席主持并参与G20杭州峰会，制定《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开创性地将“联合国2030议程”具体化和可操作化。2019年，习近平主席受邀参与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的致辞，系统阐述了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

2.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实践经验

随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一致。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明了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也提供了当前人类社会所关注的重点议题在中国本土实践中探求解决方案的价值指引。例如，反饥饿和反贫困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两大首要目标，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中国7亿多农村人口全面摆脱绝对贫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对世界减贫做出了超过70%的巨大贡献。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教授哈尤姆·汗曾对中国脱贫攻坚事业作出评价，“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在扶贫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由此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世界扶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开展了针对特定人群的专项扶贫行动，取得显著成效，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又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关键问题。但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退出多边主义行动框架，导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行动步履维艰。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气候行动中充分展示了大国担当，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放缓的重要力量。中国力求二氧化碳的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直面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推进“双碳”目标，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

3.注重构筑国际经贸合作的社会生态

面对当前世界“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融入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发展对外经贸关系进程当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将东道国不仅视为“市场”，更要视为“家园”，在国际投资贸易活动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目标，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筑牢国际经贸合作的社会生态基础。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和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为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提供了新平台，大大提升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突破。在当前世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复杂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使命。中国不断向沿线国家投资建设高铁、电站、港口，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满足了当地基础建设的需求，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福祉，让内陆国哈萨克斯坦拥有了出海通道，白俄罗斯拥有了轿车制造业，马尔代夫拥有了桥梁，巴基斯坦电力短缺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善，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

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施载体。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和开发的同时，注重项目经济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经济合作筑牢社会生态基础。企业的优势在于敏感的信息研判、快速的决策响应，以及专业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这种能力源自长期以来的市场磨炼。然而，一旦这种能力由商业领域转向社会公共治理领域，往往能够表现出极高的运作效率，这是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目标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企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万企帮万村”是中国摆脱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实践经验。中国机构和企业在非洲建设多个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于2021年9月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由国内多家行业组织、金融机构、对非投资合作企业以及在非洲49个国家的中资企业商协会和企业等1 700多家单位共同携手发起“百企千村”活动，将自身的商业行动融入东道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中。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使沿线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 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展现了中国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也是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

4.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实施基础

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不断得到深入的阐释。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地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在关联，强调“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 。

党的二十大对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也作出了进一步深入的阐释。针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报告重申“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在推进这一目标中，“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在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时，“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对已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弘扬，又是根据新时期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要求进行的创新和发展，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历程，是国际法治的重塑融合。发展新型国际关系针对既有全球化中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国际关系危机提出了战略决策，一方面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求同存异”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与当今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问题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体现。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给出的中国方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前经济社会实践而形成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针对既往经济全球化所带来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精神纽带，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为新型全球化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信任的社会生态，并作出了中国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引领全球化走出困境，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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