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逻辑机制与实践进路

苏泽宇

自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概念的“元话语”，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日益转向从本体视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与观念形态社会意识的反身性互构向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顶层设计与大政方针的主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39 页。这是党和国家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进一步强调“两个变局”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创新与民族实践的主线和总纲，内蕴深刻价值意涵与系统逻辑机制，为新征程中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勾勒出清晰的实践进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话语从“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反映中华民族内源性、层次性的共在、共生、共聚样态。2021 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 年8 月29 日。“共同体”是指人们因血缘、地缘、利益或精神等关系而紧密联结的社会有机体，是本体与观念、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内在联结的有机性、紧密性是其鲜明特点。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19 页。“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意识”相结合的话语建构是对理论界“中华民族”概念相关争议的有力回应，强调了中国人民在共同开疆拓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的演进中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中华56个民族精神层面的有机联结，推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观念“出场”。在“共同体”的话语叙事结构中，“一体”与“多元”之间的逻辑分层、辩证关系得以清晰呈现。“一体”是最高层次的价值追求，赋予“多元”存在、发展、汇聚的自主自由与生命力，“多元”是“一体”的基本要素和动力源泉，为“一体”提供基础性滋养与交互支撑，二者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进的内聚性、稳定性和动态性，持续生成塑造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间彼此成就、互为条件、全面自由的有机共生关系。

（一）“文化—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一体”是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成员共同创造、共享与传承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文化叙事系统，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交往活动不断汇聚、交融、融新而成为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念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③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65 页。。作为一个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在由传统到现代的政治转型中，承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席卷与冲击。以“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的观念具象，可以充实和丰富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和文明传统的价值认知，赓续以文化认同为核心、推崇“合”与“一”的内在精神规定性，反思和超越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知识体系下强调“分”与“异”的“民族”概念话语，在对接民族传统与世界规则的同时，强调中华56 个民族的“命运与共”，凸显中华民族独特“文化—政治”传统基因之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类本质。“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④陈东英：《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来源和发展阶段》，《哲学动态》2010 年第5 期。。从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上看，作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社会化、共识化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以承载世界性“共同价值”的元话语内蕴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治、民族与国家的逻辑互构关系，以文化认同的价值底色固基和内聚复合型的“同心圆”共同体结构，形成内外联动、彼此关照、核心引领的有机联结。

（二）“多元一体”民族实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生性话语以民族国家精神观念的反身性作用引领“多元一体”民族实体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⑤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5 页。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呼应且使用频次较高的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华儿女”“中华文明”等一系列具有整体感、包容力的概念。这些话语都更加突出中华各民族文化交织交融、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一体”主线，强化政治上汇聚全体民族成员共同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的“中国”这一统一实体单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侧重从理论逻辑、观念意识维度确证作为本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实”，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中命运与共的实践创造记忆与客观形态，肯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统一、稳定、共生的实体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对应而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其“作为国家民族的实体性和整体性”⑥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 年第1 期。。在此历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经历从物质到意识、制度到观念、单向到多维逐步发展成熟并进一步跃升获得更加自强自信的精神状态。这一话语创新反映了中国民族社会治理基调的历史性转变以及民族理念、工作部署的转型。立足于制度完善、治理效能提升，中华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意涵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传统的坚守，与世界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对接，以观念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引领民族成员在历史记忆中获得精神归属，在世界政治比较中坚守信念，在社会转型中消弭区隔，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共识，发挥凝魂聚气的精神纽带功能。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价值内核

民族凝聚、国家富强、社会繁荣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建构的价值内核。中华民族在古代“自在性”发展的历史源流中逐渐形成以“大一统”和“天下观”为核心的整体性叙事范式，推进中华民族“中心—边缘”交融格局的历史变迁，逐渐催生中华各民族互嵌分布、交融并蓄、利益共享、情感共鸣的共生性文明形态。这种“家国同构”支撑起的大一统观念历经儒法两家的互补结合以及自秦汉大一统国家以来的民族融合，逐渐浇铸成中华文明结构内部历久弥坚的文化心理图式和政治思维定势。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探索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得到强化，多民族的优势和特色得到有效发挥。从古至今，平等团结、兼容并蓄、守望相助一直都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脉。民族团结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各民族和谐共处，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石。国家富强是公民正常行使自身权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社会各项事业繁荣发展的坚实保障。同时，唯有民生质量均衡提升、普惠共赢、社会繁荣发展，才能真正扎根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充分表明党和国家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坚持人民至上、人民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民族、国家、社会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出发，聚焦于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繁荣发展的共同理想，承载着“两个变局”中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和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最高利益，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价值归旨。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目标形态

“五个认同”从认同视角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目标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的重要性。认同是主体观念综合研判后的自觉状态，具有投射实践、涵养习性的外化特性。“五个认同”贯通历史血脉、民族根基、文化底色、政治信念、方向道路等多维向度的培育目标，指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价值旨归。祖国认同将民族成员对祖先所居之地的深沉情感与当代国民的身份意识相贯通，积淀为维系族群交汇融合的原生根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中，祖国认同不断激发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爱国之情与报国之志。作为单一制国家里的复合型民族身份意识，中华民族认同化解国家内部的族际张力，以同一性的观念行为促进国家统一、社会繁荣；
以斥异性的群体边界意识，防范外部文化同化、侵袭，抵御他国价值渗透、威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中华文化认同指涉对中华文化符号系统、情节系统、价值系统的挖掘、传承与创制，保有和生发民族成员独具特质、共同归属、持久稳定的心理定式、价值标识以及精神纽带，以共通的符号认知、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对国家社会整体进行价值转换、汇聚共识。对中国共产党宗旨、作风、精神、作为的深刻体认与高度支持不断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强大的价值期待、精神力量、外化实践，投射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征程中，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承载着民族成员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综合把握；
蕴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深刻认知，涵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规划、底线坚守的价值自觉和深度自信，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最终根本落脚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通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成员基于族源记忆、政治发展、经济共享、精神情感而形成的集体身份认同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从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政治认同等本质性维度激活、固基、强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制。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生逻辑

历史记忆唤醒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生逻辑。共同的族源记忆与社会实践生成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共同精神追求、共同身份认同以及共有精神家园，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生基因。中华民族在古代长期的交融中不断汇聚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并在近代抵御外侮中逐渐成长为一个拥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古代孕育“自在”发展的民族交融记忆；
近代“文化—政治”不断“自觉”的国难记忆，曲折与沉沦中艰苦探索的革命记忆；
现代民族国家积极建构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复兴记忆。这一系列共同的历史图谱描绘着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社会整体性、共生性的主线进程与主流形态，强化中华儿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整体性价值认知，催生各民族间彼此亲近、血浓于水的情感联结，积淀升华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继承性挖掘、叙事有助于从原生根基维度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唯有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认清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与民族特质，回溯过去建立起的文化联结，把握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民族交融、团结统一的历史主流，厘清摩擦、冲突、对抗、战争的支流，方能使民族成员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多民族的命运与共、生死相依，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固本逻辑

文化认同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固本逻辑。文化认同意涵文化成员对客体文化对象其价值效用的认可、接受态度，是一种积极性、肯定性和意向性的文化价值甄别，意涵主体对该文化价值体系的情感归属与理性自觉。“从生成发展机理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实践中文化认同的结果。”①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哲学研究》2021 年第11 期。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天下国家”形态中，“夷夏之辨”中区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的核心区分标准为是否认同华夏的伦理道德、礼仪秩序、生活方式，其本质“就是以‘文化认同’来界定‘政治认同’”②马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思想战线》2019 年第 2 期。。这种文化界定淡化了体质语言等原生区分，将认同“孔孟之道”视为认定“华夏”和“中心”的依据，相较于近现代基于语言、肤色、相貌区分的西方“民族”知识体系，其概念话语更具弹性与包容性。“同文同种”的文化认同准则塑造了中华民族“包容多元、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民族品格与文明特质。崇尚“和”“合”的价值传统生发着中华民族经久存续的强大内聚力，极大地推动了多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促成中华民族“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4 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巨大生机活力。作为最深层、最稳定、最具包容性的根基，中华文化认同已经深深融为中华儿女的民族基因和心理图式，增进民族间的文化理解和价值包容，带动民族成员对政治理论、战略路线、施政方略的理性思考，熔铸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以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认同”巩固、带动、促进团结统一的“国家—政治认同”方能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固本强基的坚实效果。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逻辑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56 个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熔铸成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大家庭，拥有共同生活的地域、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为之奋斗的主权国家。“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④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54 页。无论是悠久漫长的王朝国家时代，还是现代化进程提速和社会转型深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抑或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民族间的交往互动不仅从未中断过，并且其广度、密度、强度都在不断升级，这是“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①《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 年8 月30 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传统基因始终如一地塑造着共同体内部的流动性、互动性与聚合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团结的起始点和表现形态，更是推动殊异意识向共性意识转化的主渠道。次生民族间多元文化的差异性成为流动社会中文化融合与文化抗拒分化的重要变量。一方面文化间的多样性、差异性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选择，增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必要性，差异性中所蕴含共通性也为多元文化间的认知、学习、模仿、内化提供可能；
另一方面差异性也可能因缺乏背景理解和有机沟通带来误解、摩擦、区隔，甚至是抗拒与排斥。不断削弱同一性或过度凸显差异性都可能造成民族间交往的区隔与猜疑，如果得不到及时、针对、有效的疏导与沟通，极大可能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意识和共同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放在一起论述。其中蕴含着通过共同语言教育、互嵌交错的生活空间、共同的协作经历和共同工作生活目标来增进主体间性的理解与共识，强化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同一性，同时保护多样性，促进二者的兼容并蓄与辩证统一，重点培育“作为一体的大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归属感”②常安：《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1 期。，真正做到在国家推进“共同性”的一体化进程中充分尊重包容多样性与差异性，增进共同性与差异性、整体性与局部性之间的相互支撑与良性互动。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逻辑

政治认同提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逻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认同系统中，“民族—文化认同”居于基础层次，“国家—政治认同”居于核心统率地位。“多元一体”中的“一体”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更具规范性、整合性的内涵是所属民族国家的“一体”，是政治法律单位的“一体”，也是国家公民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个认同”的表述顺序同样说明这一点，将体现政治认同的“中国共产党认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置于侧重文化认同的“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之后，不仅没有削弱其重要性，恰恰说明政党认同、道路认同是“五个认同”的价值落脚点。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最基础的认同，巩固和带动政治认同。反之，以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认同蕴含着对国家统一的维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拥护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持守。政治认同推进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全面贯彻，促进人民基础性事业蓬勃发展，同样为文化认同的培育提供坚实保障。经历七十多年卓有成效的民族区域自治探索，民族成员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集中于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及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支持与拥护，承载着人民对党坚强有力领导的信任和期待。民族团结事业需要宣化和培育共同体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方法机制、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谋划的科学理解与政治认同，以此“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40 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逻辑机制指涉从情感归属、利益共享、法治保障、责任共担等四个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由此出发，从情感向度认识、筹划和展开民族工作，“以真情换真心，以呵护换拥护”；
优化竞争与协作相结合的利益共享机制，培育“分配理性”；
扎实推进民族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发挥法治的社会整合、规约与保障功能；
强化共同体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层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深刻体认，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政治价值自觉。从此四个向度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利益、法律、责任共同体意识。

（一）建构中华民族感性共同体意识

培育“四个与共”的情感归属，建构中华民族感性共同体意识。主观情感蕴涵导引关系聚合，激发精神动能。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是生发共同体天然情感的根基。中华各民族在共同书写的历史记忆中获得的命运与共的心理认同，形成包容共生、不断聚合“五方之民”的“一体”意识；
在多元文化的交往、融新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精神家园，形成民族成员汲取能量、获得慰藉、体验共鸣的情感场；
在现代民族国家再造和社会转型重塑中强化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手足情谊，生成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的高度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括多元，多元聚为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①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 年，第25 页。，把中华民族建设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40 页。的“大家庭”③《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 年5 月30 日。，明确了中华各民族之间关系是“一家亲”④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2 页。的家庭成员关系。“家”不仅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庇护所，更是休戚与共、情感相依的归属地，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心底最深沉、最纯粹的情感。民族工作应当充分关照和呵护这份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扬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好传统。”⑤《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内蒙古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14 年1 月30 日。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情感叙事”中可以看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个“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交心”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人民日报》2015 年10 月1 日。工程。只有从情感的本质性维度认识、筹划和展开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历史叙事、民生建设、文化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解决民族成员关切和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凸显历史与文化的“共同性”，才能使全国56 个民族真正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地感受到融情共振的温度与力量，感受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怀与归属。“以真情换真心，以呵护换拥护”的情感向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考量。

（二）建构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意识

优化竞争与协作相结合的利益共享机制，建构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意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87 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内部经历着快速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民族间、区域间流动的广度与强度大幅度提升，形成“流动的民族”。民族身份在市场经济场域中更多地呈现为市场参与者或是利益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分散化趋势增强。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人才资源状况限制，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低水平地位，与内地、东南沿海呈现不平衡发展态势，且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利益平衡感和互惠感受到一定冲击。市场整合并不意味着社会整合，在民族间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背后是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排序存在一定差异性，塑造人们在市场竞争与合作中对利益、价值、得失的不同理解、判定方式，可能造成利益关系的紧张与摩擦。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加上利益关系的紧张反而会在流动中滋生民族成员的“相对剥夺感”，疏离感和区隔感便会随之加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⑧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3 页。，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的统一、富强才能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根本性的庇护与保障，这是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最高层次。以国家民族的团结大局和最高利益疏导民族社会的不平衡感。在民族社会内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妥善处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中的各种利益矛盾”⑨《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人民日报》2018 年3 月6 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①《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福建日报》2015年11 月23 日。。这些都反映了党和国家不断保障改善民生，将人民的切身利益福祉作为民族工作的重心，将共同富裕作为民族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利益关系的共享与聚合是“共同体”得以维系、巩固、发展的重要基础。利益关系的破裂、失衡、分化是“共同体”弱化、分裂乃至衰亡的关键。

民族区域的经济建设、民生质量的提升以及共同富裕的实质性推进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党和国家继续实施帮扶政策，不断优化竞争与协作相结合的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制度设计的“分配理性”②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1 期。，搭建和疏通区域间对口支援的平台与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人才支持，资金资源配套到就业机会拓展、晋升渠道疏通、公共基础服务改善等各个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增强经济合作发展中的换位思考与理解沟通，在同进同退、经济互惠、利益共享的“共同性”利益方面持续发力，培育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意识。

（三）建构中华民族法律共同体意识

完善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保障，建构中华民族法律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在制度框架引导性、规范性、强化性的塑造中孕育共同体内部的“交往理性”，推进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社会建设，催发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意志、制度规则、价值体系的认同与信仰，增强民族成员对统一的共同体身份、国民身份、权利义务的归属感与敬畏感。民族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是民族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国家统一的法律规范、公共生活准则治理国民社会问题，培育民族成员作为统一公民身份的法治精神与规则意识，不仅推进民族成员对平等团结、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与国家意志的广泛认同，也为国家的统一安定、共同体的良性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与此同时，法治化对市场经济的规约、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以及对利益冲突的调节都能极大增强共同体成员的国民身份感知、社会信任度、公平感、安全感以及幸福感，形成稳定良性的国民心态和积极向上的国民风尚，增强对国家、政党、政府的认同和归属。以法治的统一性、科学性、稳定性、公平性超越民族传统的差异性、惯常性、流变性以及主观偏向性，增强多元价值交往的统一框架感和刚性规约度，满足共同体成员对美好生活之安全、稳定、公平等必备要素的诉求，形成一个超越地缘格局的现代交往共同体。

（四）建构中华民族责任共同体意识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的价值自觉，建构中华民族责任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工作要“坚持以凝聚人心为根本”③《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20年9 月27 日。。这里的“人心”不仅包含基础层次文化认同所形成的精神纽带，更蕴含着核心层次政治认同所生成的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价值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成员基于原生体质、历史文脉、经济交融、政治建构而产生的综合性身份认同意识。情感归属、利益共享、法治规约发挥基础性的动力和保障作用，而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内涵人本逻辑的认知与自觉发挥着筑牢信仰、坚守信念、升华意义、内化使命、共担责任的引领功能。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是“命运共同体”的一体两面。价值自觉就是对共同体团结这一最高利益的自觉维护与责任共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需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研究，注重对中华儿女关于中华民族命运与共前途未来的认知与自觉，引导民族成员将民族身份与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联结在一起。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以“大一统”为主脉、文化认同为主导的王朝国家时代，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被动卷入西方所主导的民族国家知识体系和国际规则的秩序中，由被动到主动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积极反思与艰难转型。中华儿女在近代亡国灭种的危机抗争中获得了“自觉”意识，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信仰的价值导引下，将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作为国家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儿女从外向型学习、迁移和探索的摸爬滚打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转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家底”相结合，更加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的政治传统、文化心理与价值排序，处理中国特色民族问题的道路也更加成熟、自觉。因此，共同体成员只有从共同体价值层面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使命初心以及价值立场的深刻体认，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历史与现实、国情与世情的全面把握，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之逻辑叙事的理性自觉，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责任共同体意识实现从个体意识到社会整体意识的拓展和跃升。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建构贯通“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认同”，是一项从顶层设计到底层探索、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唯有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出发，立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本土与世界、理论与实践，才能以极富理论智慧和历史洞察力的理念推动中国民族建设的话语创新和基调转变，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建构的核心价值目标，明晰其系统要素及其逻辑互动、结构功能，而且从历史记忆唤醒、文化认同固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价值自觉引领等维度型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制，指明从情感归属、利益共享、法治保障、责任共担等四个实践向度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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