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与信用：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信用霸权及其批判

熊治东

1.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

2. 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信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域。马克思详细考察了信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资产阶级通过信用的途径进行资本集中、资本借贷时形成的信用霸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借助信用进行剥削的理论实质以及把信用当作剥削工具的客观事实。当前，大数据的兴起和广泛运用为信用的发展和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数字化转向，也使得资本主义信用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对大众进行操控，资产阶级对大众的剥削和压榨也呈现出神秘化特征。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的形成及其在大数据时代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的新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借助信用进行剥削的新机制，从而揭示以数据为基本要素的当代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的演化逻辑，探析当代资本主义信用发展的新动向。

何谓数？何谓数据？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从不同的理论维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从本体论的层面看，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对“数”推崇备至，提出了“数是万物之始基”的哲学命题。他们认为，“数”先于万物而存在，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可以被归结为数的规定性[1]42-43，从而赋予“数”以本体论意蕴。柏拉图学派沿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认为“数”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理念就是数[2]77。数学概念和数学知识不依赖经验而自有其实在性，它不能为人所发明和创造，只能被人发现和使用。从认识论的层面来看，笛卡尔从方法论维度批判了传统哲学的基础，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提出了“普遍数学”这一探求真理的指导性原则，强调数学的方法是普遍适用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康德把数学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范畴，认为“真正的数学命题永远不是经验的判断，而是先天的判断”[3]19。数学概念是以先天的纯粹直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是理性演绎的结果，不受经验的裹挟。在现代哲学中，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等围绕着数学产生的基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主义认为，数学是逻辑学的延伸，一切数学都可以从逻辑学中推导和演化出来。以布劳维为代表的直觉主义批判了逻辑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数学不依赖逻辑和经验，而是源自思维中固有的构造性直觉。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认为，数学是由符号构成的形式系统。弗雷格强调，“数”既不是感觉经验抽象出来的，也不是心灵的创造，而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4]71。尽管针对何谓数以及数的起源问题仍然纷争不断，但是数对于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数是以“量”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测度的概念。

数据(data)是不同质的数构成的，数是数据的基本单元。博根和伍德沃德从数据—现象二元关系的视域对数据的本质作了阐释，他们认为，数据不能等同于现象，是现象的表征[5]。然而，现象是多元的、变化的，因此，单个数据不可能完全表征现象的所有内容，只能是对现象特定维度和特定方面所对应内容的反映。莱奥内利指出，数据是记录被调查实体或过程的特征和属性的数字符号[6]192。数据与所表征的对象特征、属性密切关联，是所表征对象的特征、属性的数字化表达。英国皇家学会把数据定义为：“指定一种现象属性的数字、符号或图像。”[6]197不难发现，莱奥内利和英国皇家学会对数据的界定与博根和伍德沃德对数据的定义是一致的。马哈默批判了博根和伍德沃德关于数据的解释路径，认为其所谓的现象是通过实验的方式获得的数据建构起来的，然而现象本身不是孤立的、稳定的事物或事件[7]。弗洛里迪认为，从认知层面看，数据是提供进一步推理的基础或构成经验证据的事实的集合；
从信息层面看，数据是能够被存储、处理和分析的信息；
从计算层面看，数据是计算机输入或输出的二进制元素的集合[8]27。由此可见，立足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对数据的内涵做出不同的解释和说明，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论和探讨。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相对于传统小数据而言的，是从“量”和“质”等层面对小数据的超越。大数据以其庞杂性使特定主体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提取、加工碎片化的数据信息，并根据自身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分析，以掌握事物本身及其演化趋势[9]。大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延展到人类社会诸多领域，将人类社会的碎片化信息连接成相互关联的数据信息系统，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变革，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模式。

当前，数据工程师们正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够实现数据实时互联和迅即共享的“泛网络平台”，试图通过大数据将人类社会连接成为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这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的信用及其形态带来变革。从历史上看，信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来已久，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交互性关系，也是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文明自觉的重要标志。在彼此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中，信用建立在道德自觉和道德约束之上，以彼此之间的信任为前提，若一方违背约定，便会受到熟人共同体内部道德规范的谴责，使其无法在熟人共同体内部立足。尤斯拉纳指出：“信任他人是基于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假设。”[10]2相信他者与自身存在共同向“善”的愿望，这是人们进行合作的社会道德基础。福山也提出：“共同体是基于互相信任之上的，缺了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生成。”[11]28就其实质而言，信任是对象向主体表现出来的可预期性承诺，驱使主体从心理上信赖对象的过程。在陌生人社会，信用的基础与熟人社会有所不同，交往主体与交往对象的关系从彼此熟知变为互不知根知底。交往对象的陌生化和交往行为的博弈性使得人们之间的信用行为不可能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充满着不信任，彼此将信将疑。因此，陌生人时代的信用需要以制度为保障。通过制定信用法律、建立信用制度，对行为人的潜在违约意图形成震慑效应，确保行为人不逾矩。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信用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无论何种形态的信用，都是以约定的方式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制，以促成行为人自觉践行做出的承诺和达成的约定。

虽然信用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较早，但是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信用普遍化拓展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信用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受资本增殖逻辑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和商品交换催生的借贷关系多重驱动，资本主体高度重视信用在调节资源配置和协调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论是货币借贷，还是商品赊销，都必须按时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2]356资本主义信用是以资本偿还为条件的特殊价值运动形式。那么，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信用的方式建立霸权的呢？“霸权”(hegemony)一词意为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凭借实力建立起来的支配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资产阶级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进行文化压制和文化占有，形成文化霸权，以消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也围绕霸权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他们认为，霸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化的话语层面和关节点”[13]3。资产主义信用霸权是资产阶级通过信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支配权。从资本积累的过程来看，早期资本积累除了圈地运动、黑奴贸易、对无产阶级的极限剥削和压榨之外，还包括信用制度的建立。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
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12]218资本家通过信用将闲置的社会资本汇聚起来，成为以经营货币为生的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利用掌握的资本，调节着社会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形成了金融资本家支配生产资料的情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12]497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赋予资本家特定的支配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借贷主体地位的金融资本家利用自身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霸权支配着他人的财产和劳动，资本主义信用的拓展、扩大化意味着资本家支配他人财产和劳动的权利增大，相应地，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宰制的程度亦随之加深。从资本借贷的过程来看，金融资本家通过信用集中社会资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本的增殖，获得更多的财富，而资本增殖的前提是资本流通。因此，金融资本家需向产业资本家放贷，而产业资本家为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问题，也需要向金融资本家进行借贷，并且产业资本家必须按时偿还本息，才能得到金融资本家的持续信任和借贷。对此，马克思说道：“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12]541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信用制度是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重要途径，成为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工具。这必然在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与资本借贷主体间形成一种支配关系，资本主体贷出资本的同时便获得一种权利：要求借款者按期支付本息的权利，也称债权。若借款者不能按期偿还本息，则会按照约定接受相应的惩罚，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由此形成。

信用并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而是商品经济关系所共有。应当说明的是，资本主义信用霸权也不是当代资本主义才出现的，而是伴随资本主义交往关系、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的。在大数据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信用霸权不仅未因数字的出现带来的信用变革而消解，反而以更加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继续发生作用，形成了以信用数据为基础的信用霸权。建立在算法基础之上的信用数据成为数据资本家谋利的新途径，如美国著名的标准普尔、穆迪等公司就利用自身掌握的信用数据向大众有偿提供信用报告和信用咨询服务，把信用数据作为用于市场交易的数字商品。因此，全面检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信用霸权对大众的新剥削，需要剖析数字时代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的形成过程和表现。

(一)初级阶段：信用数据生产环节的资本主义信用霸权

信用数据是对信用本体的信用进行数字化表达的符号。基钦认为，数据本质上是通过传感器收集关于世界的直接原始信息，是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8]23。数据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借助数字技术的手段反映事物现象和本质的产物。从信用数据的生产环节来看，虽然信用本体是信用数据的直接生产者，但信用本体生产数据的过程需要依托移动终端、计算机、互联网以及数字平台，可以说，信用数据不能脱离数字技术而存在。信用本体利用与网络数据平台关联的软件进行交易所产生的信用数据源源不断地上传至网络数据平台，从而在数据资本家创建的网络数据平台形成关于信用本体的信用数据集。如果数据资本家创建网络数据平台的目的是以服务社会大众为旨归，那么就不存在借助网络数据平台形成信用霸权的问题。然而，资本家的逐利本性决定了网络数据平台不过是其谋求私有利益的数字工具。由于网络数据平台属于数据资本家私人所有，因此，信用本体在网络数据平台中生产的信用数据自然在无形之中被数据资本家无偿占据。吊诡的是，信用本体置身于数据资本家创建的网络数据平台和算法逻辑自觉地进行信用数据出让而不自知。在此过程中，数据资本家实现了信用数据的私有化。

数据资本家占有信用数据的目的不是纯粹收集数据本身，而是利用数据进行牟利。在数据资本家眼中，信用数据是能够被算法生产出满足大众需要的各种数据产品的原材料。数据资本家利用写入网络数据平台的算法将信用数据开发成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并用于交换，使信用数据本身及其衍生性数据商品化。信用数据之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和商业价值，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可交易的个人信息[14]。在数字资本主义构筑的社会信用关系中，信用本体的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受资本主义信用秩序制约，信用本体需将自身置于资本主义构建的社会结构中，才能获取所需资料。然而，数字资本主义凭借在数据占有方面的主导地位向社会大众兜售信用数据产品。对于信用数据生产者的信用本体而言，使用自身的信用数据和产品需要向数据资本家支付采集、加工信用数据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量相等甚至更多的费用。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中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12]405信用本体生产的信用数据越多，数据资本家占有信用数据的量就越大，对信用本体的支配也就越充分。信用本体为获得与自身关联的信用数据产品，不得不委身于数字资本主义，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奴役和剥削的对象。由此，数字资本主义构建起了基于信用的经济霸权和社会权力结构。

(二)中级阶段：信用数据监控环节的资本主义信用霸权

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监控无时无处不在。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利用有限的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对生产过程进行了严密监控，将工人划分为监督工人和生产工人两种类型，防止生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偷懒、旷工、故意损坏生产设备等。马克思将监督工人称之为“工业军士”[15]488。随着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监控从生产领域拓展至社会领域。“从生产监控发展为社会监控是资本主义权力运行的必然趋势。”[16]尤其是在监控技术不断提高、监控设备数量剧增、监控方式日臻完善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监控程度和监控能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福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监控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经济因素，既是生产机构的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特殊机制[17]198-199。资本家进行监控的目的是通过规制主体的行为和思想，使之符合资本主义社会设定的结构秩序。对此，资本主义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分层监控策略、刑罚体系和定期检查制度。在福柯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监控以去集体化方式将个体分解为独立的原子式存在，使其无法与社会体制相抗争，从而形成一种持久的规训机制。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监控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相比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盯人”的监控模式，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监控呈现出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趋势。无处不在的网络平台、智能终端、监控软件不间断地进行监控，使信用本体处于完全“敞开”状态。对于信用本体而言，很少有人在意自身在社交软件、购物平台上留下的数据痕迹，认为这些残余数据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甚至是多余的。殊不知，信用本体在网络数据平台上留下的痕迹被监控资本主义逐一记录[18]，并对其进行跟踪。数据跟踪是现代监控技术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牟利的重要方式。Alexander[19]26认为，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等企业进行数据跟踪的目标是建立和连接有关消费者的尽可能多的数据点，为广告的投放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兴趣、健康状况、购买习惯和位置。时至今日，日益增多的线上交易，使得信用本体“主动”地向网络数据平台输送自己的交易信息和支付信息，而这一切都在资本主义的监控中。资本主义利用信用本体无偿提供的数据信息进行信用评级，一方面向信用状况良好的信用本体推送商品链接和商业广告(利用算法进行杀熟)，诱使信用本体消费，以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贪欲；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用数据监控的新兴逻辑建立起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全新监控制度，任何背离资本主义信用规则的行为都会被及时发现，从而在资本主义与信用本体之间形成一种规训权力。资本主义监控的不是信用本体的行为本身，而是行为产生的数据痕迹。对于信用本体而言，即便知道自己时刻处于被监控之中，但又无从知晓具体的监控者。这就使得信用本体不敢轻易地僭越信用规则，确保了监控资本主义权力的持续在场。Calo等[20]指出，优步(Uber)等企业促进了数字平台上陌生人之间的可信任交易。消费者如果没有及时向提供服务的陌生司机支付，便会被数字平台监控并限制继续消费，只有支付打车所产生的费用之后，数字平台才会继续提供服务。因此，在对出行软件的依赖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消费者会自觉地遵守信用。数字平台监控形成的规训机制对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提高社会规范性程度具有积极作用，是数字时代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有助于信用本体守信意识的培育和守信精神的形塑。然而，无时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使数字技术的触角已经延展到社会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数字资本家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监控的根本目的是攫取和占有更多的利益，从而导致数字技术对人们的监控程度随着数字资本家贪欲的加深而提高，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权力也随之弥散。

(三)高级阶段：信用数据异化环节的资本主义信用霸权

信用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必要环节。没有信用，就难以理解资本逻辑的运作过程。马克思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资本家企图通过信用外衣掩盖其剥削的本性。他指出：“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21]169资本主义信用以货币的关系取代人的关系，人成为货币的指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信用与支付能力紧密关联，“‘诚实的’人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21]168。支付能力代表着偿还能力，支付能力越高，偿还能力就越强，信用度也就越高。以资本的偿还能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信用加速了资本向少数资本家集中的程度，掌握资本的资本家的信用自然好于偿还能力较低的穷人。这意味着偿还能力较高的资本家比偿还能力较低的穷人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虽然信用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它也将人推向非人的境地，人的主体地位在资本主义信用关系中丧失，沦为资本家奴役的对象。“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大资本家同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21]169由此形成了穷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有的境况。资本家在贪欲的支配下，不仅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剥削，而且操控着劳动者的人身自由。马克思指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12]497资本家以信用为中介进行资本积累，信用成为资本家攫取社会财富的重要工具。哈维将这种积累称为“掠夺式积累”[22]245。它不是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赤裸裸的“资本掠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信用的异化使穷人不仅在道德上无法得到资本家的信任，还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富人请求贷款[21]169-170。因此，资本主义信用使人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信用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据资本家利用网络数据平台收集信用数据的便利掌握着信用数据的所有权、支配权和控制权。作为信用数据生产主体的信用本体，不但没有从数据资本家那里获得使用自身数据的报酬，反而造成了信用数据与信用本体的分离。信用本体作为免费的“数字劳工”，生产的信用数据越多，离自身本质就越远，被操控的程度也就越深。数据资本家将信用数据作为评判依据和尺度，通过“让信用数据发声”和“以信用数据为准”，使信用数据从客观呈现主体信用状况的代码转变为操控主体的工具，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数据资本家利用自身在信用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推行信用数据霸权，制定符合资本家自身利益的数据规则，对违反规则者进行惩罚，逐步消解信用本体的主体意识，使其自觉接受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剥削和宰制。正如福克斯所言：“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是在政治经济利益背景下进行的，目的是对个人进行政治经济控制。”[23]58数据资本家占有信用数据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掌握信用规则的制定权。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据资本家为了遮蔽他们与生俱来的贪婪和剥削本性，通过“数字信用”的表象隐藏剥削关系，使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表现为信用本体与信用数据的对立。表面上看，信用本体遭受的是数字技术和算法机器的控制，而不是数据资本家，实际上则是数据资本家将自身的观念、制度和意识形态以算法形式植入结构化的信用数据中，使结构化的信用数据成为数据资本家意图的“代言人”，进而实现控制信用本体的目的。Hassan[24]165对算法的本质进行了揭示，认为它们是人为编写的代码，引导计算机通过特定的步骤朝着特定的目标迈进。网络数据平台输出的不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算法改造过的结构化数据。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用剥削更加隐蔽。信用数据的商品化和工具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新的不平等现象出现，形成信用数据鸿沟。

信用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工具和评价依据，被资本主义广泛应用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信用评级，还是信用决策都依赖数据分析，由此形成信用数据依赖。离开信用数据，资本家就无法进行有效判断。对信用数据的高度依赖使人对其产生宗教式的崇拜。马克思曾分析了信用在资本主义拜物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资本是由货币转化而来的，货币成为资本的前提是流通，在流通中才会出现货币借贷、商品赊销等信贷行为，才会产生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家、垄断资本家之间的借贷关系。信用维持着资本主义交往行为和生产活动的连续性，为资本家疯狂地追逐资本提供可能。因此，信用是资本主义拜物教形成的重要环节，“在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形成过程中需要以信用为中介”[25]。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用数据的采集和解释权被数据资本家把控，掌握信用数据的资本家与不掌握信用数据的资本家在利益获取、资源调配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从而使信用数据成为资本家争夺的对象。信用数据以虚拟方式进行的监控及其产生的威慑、规制效应使其带有神秘色彩，不仅数据资本家对其展现出了无限的渴求，企图更多地占有信用数据以获得更多社会财富和掌握更大的社会权力，而且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仰仗信用数据做出的信用评级和信用评价，对信用数据的依赖促成了资本主义数据拜物教的出场。

资本主义信用霸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以借贷、赊销等方式让渡所有权而获得支配权并建立依附关系的特殊权力形式，是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由资本主义信用霸权带来的资本集中和投机导致的生产过剩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不胜枚举。譬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资产阶级利用自身掌握的信用霸权无限制地发行信用货币导致的信用货币增长速度与实体经济产出不协调引发的危机[26]，是信用霸权过度扩张的结果。进入数字时代后，资本主义信用霸权未能像资产阶级所期望的那样筑牢自身的统治秩序，而是造成了信用数据资本家与信用数字劳工之间的新冲突，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裂痕，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和新的社会问题。

(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信用霸权

资本逻辑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运动过程。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资本自我扩张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不断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15]269然而，资本增殖的重要前提是资本转移和资本集中，也就是要将“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15]722，为资本自我扩张提供基础。因此，资本转移和资本集中要以信用为基础，通过信用承诺和信用担保促成资本积累。由于生产力发展、人口过剩、资本过剩等因素导致的资本利润率下降与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相悖，因此，资本家为了更多地占有利润必然会铤而走险，进行“投机、信用欺诈”[12]279。这种盲目扩张必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各种投机、欺诈蔚然成风，造成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进而激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出现资本家宁愿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河里也不愿低价销售给穷人的情形，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资本主义信用霸权蕴含着资本主义危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过程的数字化，马克思曾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信用在数字网络中拓展至虚拟交易、虚拟交往、虚拟生产等领域，数字信用成为资本主义信用的新形态，曾经的要约式信用获得了虚拟形式。数字信用的兴起使资本主义能够更加便捷地掌控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在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监控范围内，服从资本增殖的目的，人成为数字信用奴役的对象。数字化使得资本逻辑进一步渗透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结构中，导致人类面临新的生存困境。对于身处数字世界中的人而言，无力摆脱资本主义创设的虚假消费幻象和数字网络平台的购物诱惑，而每一次消费都会以数据的方式反馈到数字网络平台中，并形成个性化的信用记录。当人的生活逐渐被日益增多的数据网络平台操控时，人就受制于资本主义信用规则。就此而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用霸权相比前数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数字信用改变的是资本主义信用的形式，而不是本质。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信用仍然遵循着资本增殖的逻辑理路，为资本扩张和资本的剥削、压迫提供合理性辩护和合法性论证。

(二)资本主义信用霸权以形式正义掩盖实质不正义

资本主义信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文明进程，但它并未使资本主义沿着正义的道路迈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信用实现资本积累，加速了社会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成为货币资本家。货币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向需要资本的实业资本家发放贷款，而实业资本家在偿还本息的压力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驱使下必然加大对劳动者的压榨力度。因此，资本主义信用成为资产阶级用来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工具。资本主义信用发展程度越深，资产阶级掌握的信用霸权就越大，受剥削的人数也就越多。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资本主义信用的主要宣扬者是骗子[12]500。资产阶级极力推崇的信用制度，不过是其凭借形式正义的谎言宰制劳动阶级的骗术，资产阶级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信用制度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至于劳动阶级被剥削这一事实，资产阶级避而不谈。可见，资本主义信用具有不正义的一面。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的不正义性进一步凸显。当前，人类社会正步入“算法为王”的时代。资本主义信用霸权表现为算法霸权。作为能够发出指令，用于解决问题的算法，原本属于一种以客观事实和技术为基础并全面描述事物本质特征的技术手段，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然而，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联姻，使算法被资本家垄断和控制，致使算法背后有资本的力量为其背书或加持，成为资本家逐利的工具。掌握信用数据的资本家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雇佣技术工程师按照特定要求编制不同的算法指令，从而使网络数据平台输出的信用数据或决策建议符合自身需要。如部分网络数据平台利用不透明的算法为用户进行信用评分，向评分较高的用户提高信贷额度、推送理财产品等，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或收益。为掩盖这一图谋，数据资本家大肆宣扬“算法中立”“技术无国界”，其意在混淆算法工具化和资本化的客观事实，表面上客观中立的算法在资本操纵下带有特定的指向性，不可能是正义的化身。数据资本家基于信用数据和数字技术制定了完整的信用规则，似乎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资本家自身处于规则的顶端，主导着“游戏规则”，因而，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用规则对资本家而言无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其剥削的工具。正如布坎南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中，“预设了某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的归纳”[27]71。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信用霸权下所谓的正义实质上是不正义的。

(三)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的全球扩张及其新问题

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运用使整个世界的互动和交往更加便捷，催生出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信用形态，使人类迈入了数字信用时代。然而，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会加剧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程度。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由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是资本主义无限贪欲的逻辑使然。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信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12]500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信用霸权的全球形成和深度拓展。数字资本主义下，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向弱势国家强行推广信用霸权和肆意践踏信用规则。例如，部分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绝对霸主地位，不顾与他国达成的约定和承诺，大肆进行技术封锁，企图遏制别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发展势头。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没有塑造出更加合理和公正的国际信用秩序，反而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平等，为资本主义推行信用霸权提供了新契机。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跨国数字巨头迅速崛起并通过网络数据平台收集全球范围内的信用数据，从而获取巨额利润，形成了以经营信用数据为主要业务的跨国资本集团。由于跨国数字巨头主导着全球的数字信用市场，是推动数字信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因而全球数字信用市场的规则制定亦被跨国数字巨头掌控。与传统的资本主义跨国企业不同，跨国数字巨头通过经营“数字劳工”免费为其提供的信用数据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无需从事实业生产。在这种背景下，受利益的驱使，数字资本家不断制造出流通假象和虚拟消费幻象，忽略了流通和消费的基础是商品的生产和制造，使资本主义生产转化为虚拟生产，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虚拟化。就其实质而言，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而是资产阶级谋利的基本途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称之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12]500。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信用带来的资本集中，客观上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进程。恩格斯指出：“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28]557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公有。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信用数据被数据资本家私人占有，信用数据的收集、存储、清洗和分析仍然遵循着资本的扩张逻辑和增殖逻辑。信用数据生产的社会化与信用数据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矛盾蕴含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信用危机和社会冲突。

数字技术既可以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也可能沦为资本主义盈利和剥削的工具。数字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后者，根源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数字技术与信用结合，不但加剧了资本的集中程度，为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奠定了资本基础，而且催生出了以信用数据生产、信用数据监控、信用数据异化为表征的资本主义信用霸权。这种霸权的出现在为资产阶级提供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将人推向了更加禁锢的技术深渊。因此，当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寄希望于数字技术和信用时，就必须祛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信用的操控，打破资本家对信用数据的垄断，复归信用数据及其产品的公共属性。

猜你喜欢 资本家霸权本体 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4期)2022-09-20眼睛是“本体”哈哈画报(2021年10期)2021-02-28“量子霸权”之谜科学(2020年2期)2020-08-24Bernard Shaw’s Wisdom 萧伯纳的智慧阅读与作文（英语高中版）(2020年5期)2020-05-25You’ve got questions? she’s got answers (but you probably won’t like them)汉语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2019年3期)2019-07-01正义概念的所指霸权和能指反抗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3期)2017-05-17基于本体的机械产品工艺知识表示制造业自动化(2017年2期)2017-03-20三十六计之釜底抽薪小天使·三年级语数英综合(2015年5期)2015-06-06工程师变成“资本家”创业家(2015年7期)2015-02-27专题图书与情报(2013年1期)2013-11-16

相关热词搜索：信用 霸权 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