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如何兼顾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自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鲜华，李红霞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兰州730101)

2020年初，自新冠疫情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各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形成了深刻共识。同时，以企业肩负着经济、社会、环境及治理等责任为前提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理念，被各方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素[1]。为了克服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过于庞杂且难以量化的弊端[2]，在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推动下，独立评级机构对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方面(即ESG)表现的评级及评分，开始成为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表现的量化指标，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也由此渐入主流。根据中国投资论坛(China SIF)发布的《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20》[3]，截至2020年10月，我国共有13家公募基金管理人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泛ESG公募基金数量已达到127支，约占市场所有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规模的2.16%；
同时，涉及ESG理念的理财产品大量涌现，共有10家商业银行或理财公司推出47支泛ESG理财产品。此外，受价值观、风险管理和投资收益等因素驱动的个人责任投资者数量也在稳步增加。

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表现开始受到重视的背景下，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血液和资金融通载体，其ESG评级更是引发了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及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究其原因，金融企业不但需要保障自身的经营效益，即时辨别和预警经营中的ESG风险，而且还需兼顾社会价值，密切关注融资企业及其供应链的ESG影响，肩负起助力全社会绿色化转型的责任。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权重和重要性持续加大，已成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金融行业也随之被寄予兼顾高质量增长与社会价值创造的厚望。然而，毋庸讳言，虽然我国绿色发展领域融资规模在低基数的基础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绿色项目往往成本高、回收期长，且需要额外认证，金融行业在提供绿色融资方面的动力并不强劲[4]。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42家A股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ESG评分作为其社会责任表现的代理变量，检验样本公司在其运营中兼顾财务绩效和社会价值的现状、趋势以及影响因素，从而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源动力形成更为深刻的认知。这不仅有益于重新认识金融业的价值和责任，还将对改革和重塑金融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5]。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学界开始就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表现展开相关的绩效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Carroll A. B. 在1979年发表的《企业社会绩效的三维模型》[6]一文。作者基于开放系统理论(Open System Theory)，将企业置于一个复杂环境中展开分析，并将企业对周遭环境可能形成的影响整合进同一个模型中，以期能够用于指导企业的责任践行实践，并对企业的责任践行结果进行量化与评价。在文中，他用 “绩效” 替代了 “责任” ，一方面期望能够回避 “责任” 所包含的道德动机，另一方面也期望模型中所包含的变量皆能得到准确计量。然而，该模型虽屡经修订和补充，但因既未能有助于澄清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影响和结果，也无助于验证良好的社会绩效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提升财务绩效而备受质疑。究其原因，此种多维模型结构需将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政策及实施细则，以及可计量结果等一系列相关要素融入其中[7]，但对于如何系统计量履责结果，存在太多争议。直至ESG评级产品的出现，此种状况才得以缓解。

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责任投资，起初往往采用负面筛选法去淘汰不道德或不负责任的企业，ESG计量指标在其中充当了过滤器的作用。初代ESG指标为二进制代码(如初级版的KLD评分)，只能粗线条地判断企业运营是否符合相应的可持续标准，存在高度主观、缺乏一致性，且披露方法不尽完善等问题[8]。此外，作为一种排除性责任投资策略，负面筛选虽可视为对非道德企业的惩罚，但距离可持续发展愿望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经过持续演化，ESG指标进入了正向筛选(或最佳实践推选)阶段。第二代ESG指标体系扩展成为分绩效的区间评分模型，除了总得分外，还分别为环境、社会和治理等三个维度设定了得分标准及相应权重。虽然评级指标的整体稳定性和有效性仍受诟病[10]，但具有影响力的ESG 指数往往在独特性与透明度之间取得平衡，使得企业间的比较成为可能。同时，精准度和相关性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且能够保持持续更新。因此，发展至今，投资者开始习惯基于ESG评级构建责任投资组合，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凭借良好的ESG评级获得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

随着学界开始采纳相对统一的ESG评分，企业社会绩效领域内的研究开始呈现出精细化趋势。聚焦于提升ESG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相关结论集中于三个层面。首先，企业社会绩效与其自身特征密切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规模、女性董事占比及平均年龄等)、知名度及媒体曝光率[11]。其次，企业所处的行业属性，会对其ESG绩效形成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相关研究表明，金融和医疗保健行业在披露自身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的信息透明度最高，而消费必需品和信息技术行业的透明度则较低[12]。不过，企业特征对于ESG绩效的影响往往超过所属行业的属性。再次，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所处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甚至是否位于金融中心，都将对其ESG绩效产生深远影响[13]。

综上所述，中外学界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和ESG绩效领域内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针对金融企业ESG绩效的研究还不多见，大样本研究往往因金融行业的特殊属性最先将其剔除。在有限的相关研究中，多以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践及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主，结论也并不一致[14]。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金融企业，尝试深入了解行业ESG绩效现状及发展趋势，同时还将其置于由利益相关各方交织而成的生态圈图谱中，多层面探寻提升其ESG绩效的影响因素，以期找到金融企业义利兼顾的源动力。

(一)样本选取

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截至2021年第2季度，A股金融上市公司共计122家。其中，根据彭博ESG披露表现榜单，共有42家在2011—2020年间取得了ESG评级及评分。由此，42家金融上市公司在10年间的ESG评分，构成了420个ESG总得分样本数据和1260 个分维度样本数据。

分析中所采用的数据，除ESG得分来源于彭博评级外，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经过手工整理和汇总后，采用Stata 16软件进行处理。

(二)假设提出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深入人心，作为社会化大生产链条中颇为重要一环的金融行业，其在ESG方面的表现备受关注。2003年，金融领域提出了赤道原则，之后相继发布了负责任投资原则和可持续保险原则。截至2019年，全球有超过130家银行共同发起了负责任银行原则，中国有三家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和华夏银行)成为首批签约行。基于来自158 个行业的617 家美国公司历时9 年间的经验证据表明，企业的ESG绩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越来越佳的线性变化特征[15]。

即便行业整体的可持续领域表现日益向好，但ESG绩效仍然可视为金融企业应对不同利益相关方要求的权衡结果，其绩效提升程度往往会受到企业特征、所属行业属性以及其他众多因素所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作为企业决策方的经营者(或大股东)所秉持的经营哲学，以及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态度和意志等；
企业的构成及其公司治理结构、已形成的文化氛围以及员工的价值取向等；
不同程度影响到企业的消费者群体、债权人、合作方、社会团体、所在地区民风以及政商关系等[16]。

有研究表明，来自22 个国家的162家银行在2003—2009 年间ESG绩效与其自身的个性特征息息相关，特别是与其财务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17]。

此种关联在我国新兴资本市场背景下也得到验证：基于企业规模、负债水平、股权结构等因素的分析表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良好的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18]。而且，盈利能力、创新能力、财务风险、成长性和公众压力等因素均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19]。小企业为了生存，有可能忽略或无力履行社会责任，但资源较为充裕的大企业则在社会关注下对社会责任领域投入越来越多[20]。对于金融领域来说尤其如此。相关研究表明，美国国有银行的财务绩效与其社会绩效之间均存在着正向关联[21]。不过，也有研究表明，银行的履责表现与其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不同维度与不同特征之间呈现出的相关性往往会有程度上的差别[22]。由此，提出假设1的3个子假设。

H1a：金融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ESG绩效越好；

H1b：金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ESG绩效越好；

H1c：金融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越合理，ESG绩效越好。

其中，有必要对第3个子假设做出特别说明的是，不同于其他行业，由于金融企业以负债经营为基础，在合理范围内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提升经营绩效，尤其以银行为甚[23]。

基于经济地理学和制度理论主张可推断，企业所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促使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履责参与度[24]。一个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将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也各有特色，将导致身处不同地区的企业所背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为此付诸的行动也有所不同。例如，周中胜学者通过研究上市企业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后发现，若企业周边的要素市场优越，且所在地区法律环境良好，那么，企业往往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也更高[25]。由此，提出假设2的3个子假设。

H2a: 金融上市公司所处区域市场政务环境越公平高效，ESG绩效越好；

H2b: 金融上市公司所处区域经济增长规模越大，ESG绩效越好；

H2c: 金融上市公司所处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ESG绩效较好。

(三)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为样本企业的ESG绩效，即样本公司在 2011—2020 年间取得的彭博 ESG 得分，以及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三维度的分项得分。解释变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样本企业的个体特征，包括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分别按照相关研究惯例选择了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资产负债率作为代理变量；
另一部分为样本企业所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首先，选择了营商环境指数，用于表明样本企业所处省域的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是否公平和高效[26]；
其次，选择了GDP这一通用指标，作为样本企业所处区域经济发展规模的代理变量。同时，因为所处区域的市场化水平会促进企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27]，由此，樊纲市场化指数被设置为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详见表 1)。此外，企业成立的时长[28]，会对其治理效率与价值体现形成影响，由此将企业年龄设置为控制变量。

(四)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金融上市公司ESG总绩效及三个分维度得分与企业自身特征的关系，本文构建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ESGi,t=α+β1*Sizei,t+β2*LEVi,t+β3*BEi,t+β4*GDPi,t+β5*MIi,t+β6*Agei,t+ε;

(1)

ENVi,t=α+β1*Sizei,t+β2*LEVi,t+β3*BEi,t+β4*GDPi,t+β5*MIi,t+β6*Agei,t+ε;

(2)

SOCi,t=α+β1*Sizei,t+β2*LEVi,t+β3*BEi,t+β4*GDPi,t+β5*MIi,t+β6*Agei,t+ε;

(3)

GOVi,t=α+β1*Sizei,t+β2*LEVi,t+β3*BEi,t+β4*GDPi,t+β5*MIi,t+β6*Agei,t+ε.

(4)

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样本公司，t表示当期。若假设成立，β系数应当(显著)为正。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实证检验的第一步是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如果以60分作为合格线，样本公司在2011—2020年间的ESG绩效并不理想：无论是ESG总得分，还是环境、社会和治理三维度的分项得分，均值未能达到60分。其中，得分最高的治理维度，均值也仅为50.16分；
环境维度的表现最差，最小值竟只有1.10分；
社会维度表现居中，最大值达到了60分，但样本企业间的表现差异也最大(标准差达到了11.44)。究其原因，可能与环境与社会维度指标大多为自愿披露项目，而治理指标所涵盖的内容(如股票和债券发行及变动情况、大股东持股情况、董事会组成、高管薪酬等信息)大多为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强制要求披露的内容有关。

表1 变量定义表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样本企业整体规模差别较大(标准差达到了61.092)，但盈利能力的差别相对规模来说不能算悬殊(标准差为13.578)，资本结构的差别则更小(标准差仅为0.212)。另一方面，从样本企业所处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营商环境从最低值的2.860到最高值3.943，差别不大(标准差仅为0.274)，但省域间的GDP规模差别较大(标准差达23.801)，且市场化程度总体较高(均值达到8.681)。

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趋势(即样本公司在2011—2020年间ESG总得分的变化趋势，见图1)表明，均值从2011年的21.95分提升至2020年的28.70分，逐年在提升。从分维度来看，三个维度的变化趋势与ESG总得分相类似，只是环境维度较之其他两个维度的表现不佳。这是因为金融企业本身虽不是高污染高排放的主体，但是可通过其强大的资金纽带和风险溢出效应，对其他行业和企业的环境风险及水平形成深刻的影响[31]。若施加的影响有限，则会受其 “连累”，承受相应的环境风险。即便如此，无论是在ESG方面的总体表现，还是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单维度的表现，样本企业均呈现出逐年提升的趋势。

(二)相关性分析

实证检验的第二步是对变量间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3)表明，无论是 ESG 总得分，还是环境、社会与治理三个维度的分项得分，均与企业规模显著正向相关。此结果验证了众多既有研究的结论，即规模越大，受到的关注越多，企业越可能有意愿投资于社会责任领域，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另外，ESG 绩效与当期的盈利水平也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盈利能力越强的金融企业，越有资源和能力进行责任投入，从而提升 ESG 绩效。与此相类似，企业的资本结构越合理，越可能带来好的经营绩效，也更可能向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假设1中的三个子假设得到初步验证，即金融上市公司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以及资本结构越合理，其ESG绩效越好。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图1 2011—2020年样本企业ESG绩效趋势图

样本公司的 ESG 总得分以及环境、社会与治理三个维度的分项得分均与其所在省域的营商环境、GDP 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呈现出显著正向关联，说明金融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表现不可能脱离其所处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假设 2的三个子假设均得到初步验证。

(三)回归分析

实证检验的第三步是分别以 ESG 总得分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分维度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表中看出，两个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对ESG绩效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影响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表明，将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样本企业的个体特征，无论是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还是资本结构，均可视为其ESG总绩效的正向影响因素，从显著性来看，营商环境维度与区域市场化进程似乎对企业的社会绩效虽然有正向关系，但作用不是很明显，样本企业所处省域的市场和政务环境目前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对于企业社会表现没有带来显著影响。盈利能力对于企业社会绩效有一定正向促进作用，盈利能力越强，企业对发展的预期提高，会促进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此外，与前文的分析一致，企业的规模以及资负债率对于ESG绩效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公司规模大的企业，眼光长远，更加注重企业长久的发展，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就尤为重视。由于样本企业为金融上市企业，且多为银行业，合理的财务杠杆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就ESG绩效的三个分维度而言，盈利能力对社会和治理两个维度的正向影响力也相对较弱，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金融行业面临着增长变缓的挑战，迫切需要从“规模驱动”向“以客户为中心”和“价值驱动”转型，从同质化转向差异化发展之路。同时，从所处省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因素来看，情况则相对复杂。此外，营商环境只与治理维度的ESG绩效呈现出了显著的正向相关，甚至与其环境维度表现出了负相关(呈现10%水平上的显著性)。这似乎表明了样本企业所处省域的市场和政务环境越公平高效，对企业在环境维度方面的要求越高，但金融上市公司的表现显然并未能够达到相关要求。所在省域的GDP规模对环境和社会维度形成显著而正向的影响，但是对企业治理维度影响却不显著，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好，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可能对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表现带来促进作用，但是很难对企业自身内部的治理产生影响。至于市场化程度，从分维度来看，对于环境维度表现的影响正向且显著。

综上，假设2的三个分假设整体上得到了验证，但并未得到个别单维度验证结果的支持，尚需对此展开更为精细的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上市公司所处省域经济发展水平越好、经济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无论是对ESG总绩效还是分维度，都具有促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实证分析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稳健性检验分析。采取缩小样本量的方法，只选取研究窗口中的2016—2020年5年期间的样本量重复以上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两次结果是否相同或类似。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表明(见表5)，样本公司的ESG总体绩效依然与其规模、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只是个别维度的正向关联不够显著。同时，金融上市公司所处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虽也是其ESG绩效的正向影响因素，但情况也呈现出了复杂性：营商环境与市场化程度对ESG绩效具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此结果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且可靠的。

(一)研究结论

依托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既有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基于以上检验和分析，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

首先，在研究所覆盖的时间窗口内(2011—2020 年)，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 ESG 绩效呈现出逐年提升的趋势，特别是在治理维度，表现相对突出，这可能源于证监会在此方面提出了较为严苛的强制要求。然而，总体来看，距离各方所期待的义利兼顾还尚存广阔的进步空间。特别是在环境维度，金融企业的资金纽带和环境风险溢出效应尚未能形成深刻影响。

其次，金融业上市公司的 ESG 绩效受其自身特征影响显著。一方面，企业的规模越大，其 ESG 绩效越好；
另一方面，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资本结构越合理，其 ESG 绩效越好。这可能源于金融企业的行业属性特殊，特征越明显，所受到的关注越多，企业承受的履责压力也越大。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我国金融行业的同质化发展面临着持续增长的挑战，需要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转型。

再次，金融企业所处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如市场与政务环境越公平高效、经济增长规模越大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其 ESG 绩效越好。这表明，随着各地支持政策不断健全，相关标准逐步规范，ESG 产品工具日益丰富，责任投资逐渐会占据主流，投资群体也相应扩大，终将赋予金融企业不断提升自身 ESG 绩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表5 稳健性检验分析

(二)现实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实际，可得出以下现实启示。

首先，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政府及监管部门在推动上市公司重视 ESG 因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亦然。例如，十九大后，污染防治已被确定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决胜时期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迫切需要形成相对完善的长效监管机制，使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方式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得以持续。在对省、市、自治区编制量化的污染排名，并对排名落后地区进行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完善激励机制，对一贯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或拥有较高环境与社会标准的地区或企业予以资金支持。同时，利用绿色金融行业自律机制确定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通过信息披露倒逼企业信息公开和责任投资。此种监管举措将会推进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中主动融入 ESG 因素，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建立积极的品牌形象，同时，让金融企业的自身利益与客户利益，甚至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协调统一起来。

其次，随着 A 股被纳入更多全球主流投资指数中，国内外投资者已成为上市公司提升ESG 绩效的另一股重要驱动力。近年来，我国金融企业总体面对着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和行业业绩分化加大等现实挑战。欲加速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转型，金融企业需要认识到自身禀赋和短板，在核心业务跑赢大势的同时，控制风险，实现持续且系统性增长[32]。在此过程中，对 ESG 议题的理解有限、欠缺与 ESG 相关的企业文化，以及缺少可对比的 ESG 历史数据[33]，皆被视为金融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由此，在 ESG 发展的初级阶段，金融企业需完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将 ESG 方面的风险与传统金融风险结合起来。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本土 ESG 信息数据库逐步建成与壮大， ESG 因素可逐渐融入信用分析流程中。毕竟，义利兼顾的金融企业 ESG 实践之路，需要以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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