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界定、甄别与超越

王虎学，陈婉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当前，世界、时代和历史的嬗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个别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竭力扩张军事同盟，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倡议：“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1］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我们党对世界新秩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相较于西方“普世价值”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和本质有着根本不同。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明辨这两套价值观念，廓清意识形态领域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错误思潮迷雾，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是否存在“普世”的价值的思考

谈到价值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世上是否存在一种价值是“普世”的。

先来看何谓价值，马克思分析，这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P406），具体来理解，即相互作用的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也可以理解为事物对个人具备一定的意义和效用。价值的实质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需要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因此，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质”或“关系态”，是与人的主体需要密切相关的。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何谓“普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横向角度，“普世”即世间普遍适用的，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对所有人都有用。若是有一部分人不赞同就不能称之为“普世”。如果一些人强行把自己赞同的价值标榜为“普世”的价值，进而强加给其他人，恰恰证明这些价值只代表着某一群体或某一阶级的一种意愿。二是纵向角度，“普世”即适用于任何社会，不囿于时间空间，不论哪种社会形态都持有并适用此价值观念，且不会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具有永恒性和绝对性。但是，现实情况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观念是由该阶段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并不存在所谓“普世”的价值。

为了深入阐明并不存在所谓“普世”的价值，在此简要回顾恩格斯对杜林“永恒论”的辨析和批判。作为先验主义者，杜林鼓吹人类历史领域存在永恒的正义、真理和道德，并认为这种正义、真理和道德适用于一切世界且凌驾于历史发展和所有民族差别之上，而且不允许人们对这些“永恒原则”的适用性表示失望。细想杜林的观点，对照当今世界，我们不难从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一些人的论调中找到“永恒”与“普世”的相似性。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对其虚伪性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关于“永恒的道德”，恩格斯首先分析人们的道德观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变化，不存在适合一切时代的道德观，道德观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其次，他分析人类社会产生阶级后，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因其所处阶级地位所依存的现实关系而产生自己的道德观，道德观具有阶级性的特点。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P471）也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分析的那样，“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P222）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价值是“普世”的，没有一种价值观念可以适用于所有主体、时间、空间。至此，我们应该更能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价值霸权、话语霸权的内核。

（二）何谓西方“普世价值”

狭义上讲，“普世价值”是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念，超越国家、超越历史为世人所接受，任何国家都应该遵循西方设定的价值观念。广义上讲，“普世价值”是等同于西方模式、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价值表达，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和推行的强迫性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是“抽象人性论”的衍生品，充分反映了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野心。

在我国舆论界，西方“普世价值”思潮大致自2005年10月境外反华势力借助“民主”（即“普世价值”）针对国内重大社会事件炮制政治新闻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始，至今波澜不断。这暴露了一些人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企图，具体形式表现为：政治上，妄图以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
经济上，试图以全盘私有化取代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思想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奉西方价值观念为圭臬，力图使意识形态西方化；
国家统一问题上，结合西方反华势力支持“台独”“藏独”“港独”等，阻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等等。我们必须立足历史和现实，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荒谬本质，旗帜鲜明抵制它的渗透。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普世价值”的立论吊诡并不在于承认人有共性的价值，而在于它将人之共性脱离了鲜活具体的现实。人所具备的现实共性生成于不同维度的“共同体”鲜活具体的社会实践，并由此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共同价值”。理论的生命力和魅力恰恰离不开实践的检验。西方基于“普世价值”的实践逐渐失去了说服力。西方“普世价值”从字面看是追求人类美好价值的实现，但其价值取向带有明显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特征，立足点仍旧是狭隘的地域性利益。西方以“普世价值”之名对其他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就是这种狭隘性、虚伪性的例证。

（三）何谓“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次提出是2015 年9 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时，基于国际变局、人类走向问题提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5］（P254）。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和平是人类所共同向往的，也是世界得以发展的基本要素；
发展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公平是社会更好发展的引擎，可以实现劳动与发展成果分配得当；
正义作为一种国与国间的契约精神体现对国际社会的道义担当。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民主的内核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自由是以掌握必然规律为前提的相对自由，是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统一，是具体而非抽象的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核是寻求人类价值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是一种世界文明向度的发展观和价值体系，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践路径，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壁垒，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价值支撑，契合人类共同追求。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发出号召，充分彰显了我国始终愿为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及国际秩序稳定贡献力量的决心和信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否则，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6］（P52）世界和人类也需要共同凝聚起意志与力量，对国际性问题达成普遍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解决这一共识性问题的，推动人类所向往和认同的价值世界化，如同精神纽带一般凝聚全世界最广泛的力量，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断得以延续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体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念也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当今世界，人类命运日益紧密并形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脱离不了现实个体的具体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要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生产生活实践和物质利益为现实考量的前提下，更关注人类面对共同问题的精神世界。当前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认清个体的具体生产生活实践在资本逻辑和抽象价值影响下的现代异化，要去探求人类共同价值在当前实践中尊重多样性前提下的张力，也就是基于共同的义利观，增进各国交往交流互信，承认共同价值的历史性和具体性。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应放在整体性、系统性视域中考察。当今世界特别需要一个帮助全人类达成认同的科学价值，那样人类在面对共同时代难题时才能凝聚起团结伟力，由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大理念应运而生。

（一）理论缘起不同

1.西方“普世价值”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期，是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宗教势力对抗的产物。彼时，新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愚昧，掀起资产阶级革命，对当时推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家体系开始以资本升级武力不断扩张，以孤芳自赏的文明定义处于不同文明体系的其他国家，以强权、霸权开展外交。“普世价值”是形成于西方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价值观念，不可能超越历史，凌驾于所有时代。如今早已不是封建社会，“普世价值”推行的时代基础不复存在。因而，它并不是能在当今人类命运与共时代中发挥有益作用的价值观念。

“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抽象人性论”。所谓“抽象”，就是将“具体”的设定都抽掉之后的东西，少了“具体内容”而留下了“普遍形式”，内容和形式被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正是在如此思维方式中，“抽象人性论”得以产生。“普世价值”论者就是立足于“抽象的人”，认为在向善的天性和理性的驱动下，人类会逐渐形成超越时代、地域、族群等条件限制的“普世价值”［7］。这一理论用人的共通点或共同点来生成超时空、超阶级的存在，忽视了人的特性，忽视了时代发展和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变化；
相反，它认为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等的设置要以抽象人性为大前提。它用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超阶级意义的“利益”来迷惑人心，却并不能带来普遍的、现实的利益。

基于这些抽象价值而形成的“一己私利”才是资本虚幻共同体的灵魂纽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那样：“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8］（P168）他深刻地剖析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资本属性和阶级基础，而这种“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恰恰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和资本范畴内商品所有者的自由意志和等价物交换基础之上，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视角揭露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价值必然存在的阶级性和局限性。列宁更是尖锐地指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9］（P721）毛泽东也揭露了这一事实：“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0］（P870）西方“普世价值”传递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资本全球增殖的利益需求，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价值观念颠覆的险恶用心。

2.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随着民族历史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交往中，形成了一些价值的共同认识，即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不是约定俗成的，也不是少数天才思想家的发现，而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立足于人类进步和各国实际，具有历史必然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实践、人类共同交往、人类价值交流互动的产物。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价值的最大公约数，但这个最大公约数不是对静止的、孤立的价值提炼的结果，而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交往、共同实践的结果。

全人类共同价值生发的时代是全球发展日益紧密相连的时代，是人类命运与共、日益形成共同体的时代，是中国发展与世界繁荣同频共振的时代。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不可逆转地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产物。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是神秘力量在推动，而是体现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之中。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4］（P169）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论。马克思认为，抽象地去谈论人性毫无现实意义，若是脱离“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生活活动而抽象地去讨论和建构所谓人性，这就等同于“在岸上学游泳”［11］（P118）一样。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对人的讨论必然脱离不了其社会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135）人性就在“现实的人”具体的物质生产生活关系和实践当中，人有各种鲜活丰富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因而其人性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要坚持人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承认人类所具有的人性普遍性和共性，也承认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都各自有着阶级阶层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特征和个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它强调了人的共同属性所必然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共同需要和价值诉求，例如，希冀人和人、国和国能够和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得到维护和实现等。另一方面，尽管当前人类有许多共性的需求，但是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又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特殊性同样不能被忽视。没有那种只关注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的一劳永逸、适用万代的“普世”的价值观念。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的一种价值共识，在当今时代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凝聚人类，实现求同存异、共生共荣。

（二）价值体系不同

价值体系的意义在于价值引领主体锚定价值目标进行坚定实践。因此，价值体系涉及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价值主体，一个是价值主体锚定的价值目标。

首先，二者的价值主体不同。价值主体是价值体系中最核心、最能动的要素，决定着价值体系的成员结构，影响着价值实现的效能。从价值主体来看，“普世价值”的倡导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及少数利益团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全人类为主体，主要倡导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其超强实力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格局的主导者。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浪潮不可逆转，权力在这一进程中流散和重组。长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支配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具备代表性和合法性，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中心—外围”的全球治理范式被打破，全球治理由单一主体转向多元共治的治理局面。因此，“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12］（P41）。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激荡全球的大变革、大调整，致力于摒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崇的“零和博弈”，尽力贡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和理性判断，为破解时代难题找到和衷共济、求同存异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其次，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普世价值”意图确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利益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打造囊括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兜售冠以“普世”之名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所驱动的价值幻象，是在权衡现实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之后作出的看似十分符合人类价值追求的观念构造。这些价值幻象寄居在价值追求的理想状态与价值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构建出解决应然与实然矛盾的虚拟方案。以“普世”为幌，实质是为了否定进而取代其他国家价值体系，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从价值目标上讲，“普世价值”旨在确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共同体能持续保持世界的主导地位，凡是与其意愿和利益相悖的他国政权必将受到打击围堵，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巨大的战略利益和资源利益。“普世价值”作为一种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致力于使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使非西方国家听从于西方制定的价值规范。其他国家一旦接受了“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基础就会扩大，资本主义世界利益共同体也会进一步强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13］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由此鲜明呈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多变，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治理和国际秩序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各国交往开辟了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道路，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基础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钩沉过往，我们不难发现，少数国家妄图用单一价值来一统天下是必然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脱离实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各民族、国家多元价值中追求价值的最大公约数，主张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跳出狭隘的“原子化”利己视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推动全人类文明进步、共同发展中焕发出蓬勃生机。

（三）实践路径不同

结合国际关系的现状来看，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践方式是“自私扩张式”的。与之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方式则是“立己达人式”的。

从西方“普世价值”的发端和发展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它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对外扩张和资本增殖倾向，满溢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例如，美国以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长臂管辖”他国事务，一旦涉及本国类似事务时却充耳不闻、另行方案。尽管这种行为披上了所谓人道与合法的外衣，但本质上仍是以非战争性的手段迫使其他国家遵照西方的规则行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司法的领先发展和遍布全球的情报网络、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掌控国际话语权，强行将个别的、抽象的价值体系兜售给非西方国家。如此，分裂、对抗、冲突就不可避免，全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不安就会成为应然。这种体现历史唯心主义的治理价值不可能成为变革21 世纪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支撑，也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世界各国人民意识到，“普世价值”其实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抢占“道德高地”的道具和对外形象宣传的面具，是包裹在漏洞百出的“双标灯塔”外的一层遮羞面纱。

与之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选择了立己达人的实践路径。这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内生于世界普遍交往的具体实践中，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创造价值。它摒弃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扩张式排他性，着眼世界发展的特点和要求，顺应时代潮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制度间的“同心圆”，鼓励各个国家的人民依据本国实际制定实事求是的发展路线，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实现“立己”和“达人”的辩证统一。现实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的充分驾驭把握上，运筹大国关系，积极推进大国之间的协商合作。中国带头作表率，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积极推进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世界对中国的认同，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让全人类共同价值走深走实。在全球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之今日，解决国际间争端需要大智慧，这一智慧归根结底是要找到价值观的共通处和利益共赢的“桥梁”。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文明互鉴的“桥梁”，又是合作共赢的“桥梁”。

依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唯物史观立论基础，马克思揭示了人类文明整体演进路径：生产力发展、变革生存方式，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民族和文明共兴共荣代替分裂对抗。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性可以从以现实具体超越抽象普世、以系统和谐超越对抗冲突、以胸怀天下超越霸权思维等维度来阐释。

（一）以现实具体超越抽象普世

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结合当今国内外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它以唯物史观视野看“现实的人”的问题，是对西方“普世价值”妄图以抽象价值“普世”的积极扬弃和超越。

马克思曾鲜明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P10）客观上讲，西方“普世价值”脱离了“现实的人”的活动和社会交往，所以就不能也不可能找到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和潜在规律，对人性和价值一系列问题无法作出唯物的、辩证的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自然也就不是以人为本的、彻底的理论，具有虚伪性、抽象性、极端性。主观上讲，西方“普世价值”是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因而它不能也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不能也不可能回应多样化的人类利益诉求，自然不能也不可能是为人们普遍且世代所认同的价值，具有封闭性、狭隘性、片面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普世价值”论者把自己的价值体系置于抽象的人性分析之上，否认人的本质和差异，认为存在超越阶级阶层、超越民族与国家、超越历史与时代的价值观念，这显然是虚无缥缈、无根无落的。

我们要充分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但也应该充分肯定基于人类命运日益紧密和扩大交往的实际所具备的达成价值共识的可能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尊重各国由其历史和国情决定的文化不同，致力于寻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和而不同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共同价值以人民性呼唤创造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精神养分。这其中的逻辑，既是“人的逻辑”又包含发展的逻辑。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通过寻求共同价值来对国际关系发展走向进行校准和把握，推动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契合当今世界实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得到了各国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因而也能现实地、具体地体现到人类利益实现的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我们用丰富的实践创造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结束了“西方文明=现代化”的“单数文明观”，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真诚相信，中国好，世界才好；
世界好，中国才会更好。我们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立己达人；
信奉的不是本国优先、唯我独尊，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我们更进一步发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背后，其实是“人的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无限是资本增殖的重要假说。在资本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恶劣性质之下产生了资本主义文明，但其内在必然存在的缺陷——私有制生产关系阻碍了现代生产力发展，因此，这种文明终将被取代。虽然资本主义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只是用暂时的繁荣掩盖了恶劣本质，在其本性支配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得不到源头性化解，困厄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都归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核是资本逻辑。相反，在“人的逻辑”主导下，我们完成了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人的逻辑最大限度地尊重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和价值实现，有力地超越了资本逻辑导致的资本捆绑和束缚。

（二）以系统和谐超越对抗冲突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系统和谐思维看待世界、凝聚世界，超越了西方以阶级分裂对抗为特征的“普世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的变迁。在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下，资本“死劳动”紧紧支配甚至过度支配了人的“活劳动”，从而导致了人与物对立、资本与劳动对立。这种文明之下的“普世价值”，不可避免地要制造分裂。西方“普世价值”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和扩张野心，它不允许与它相悖的声音出现，因而处处制造分裂、对抗、冲突，来迫使非资产阶级对其形成认同。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不变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价值共识。分裂、对抗、冲突不能也不可能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系统性取代单向度，以和谐化解分歧，以对话解决争端，它不囿于一国利益，而是不同国家间形成的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它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又承认各国各民族价值之间的共性和普遍性，将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拓展到价值高度，于差别和多样中求统一、寻一致。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揭示人类在价值层面有共同追求的同时，实现了中国和世界价值体系、话语体系的和谐共进，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彰显了中国气派与世界情怀的高度统一，展现了胸怀天下、守正创新、担当有为、开放包容的鲜明的大国形象。具有系统性、和谐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实现对以分裂对抗为特征的西方“普世价值”根本意义上的超越。

（三）以胸怀天下超越霸权思维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大家庭”超越西方“普世价值”主导下的霸权主义“小圈子”。

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类解放为目标，本质上具有国际主义视野和胸怀天下的情怀。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世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422）。这一思想阐释了在共同体（联合体）中，人与人的交往是自由、广泛、普遍的。因此，人与人的交往需要冲破地域、民族和价值观念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滞碍，形成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构建如此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动力所在。

长期以来，西方“普世价值”先验地把世界一分为二、主客二分，强调自己的主导支配地位。以作为主角应该担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想当然地将个别价值当作“客体”国家（其他国家）都该接受的价值，组建价值联盟和阵营，大搞价值对立。这种做法反映的是零和思维与霸权思维，在世界上制造出不少矛盾冲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坚持胸怀天下，以宽广视野和历史担当谋划人类前途，以生动发展实践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14］（P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胸怀天下”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坚持胸怀天下”确定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球治理，倡导文明平等交流，不以国家大小、贫富作为话语权的依据，反对个别国家妄图以原始丛林法则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中国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愿意且始终为维护人类和平发展贡献力量。如此看来，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胸怀天下的情怀，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霸权思维的超越。

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蕴含的强大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理论张力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魅力。我们应该同世界人民一道，大力传播、积极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彻底揭穿西方“普世价值”的双标“外衣”，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和抵制，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各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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