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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时间：2023-04-07 18:30:07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张岂之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段论述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总概括，也是我们对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信念。

    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这是我们关于文化自信的坚实立足点和出发点。众所周知，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历代在这里祭祀人文初祖黄帝。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视察工作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对此加以阐发，使更多的人了解，从而建立坚实的文化自信基石，这是十分必要的。

    “文明”一词不是外来语，《尚书·舜典》中的“睿哲文明”，指治国理政者应当具有文明的美德。唐代孔颖达疏解释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中华历史文献中对“文明”的赞美词很多。与“文明”相对的是愚昧野蛮，由此产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论，这一直是中华儿女熟记于心的箴言。

    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国家的时候，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模式，走了与西方古希腊不同的发展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中国历史上出现“百家争鸣”，有其历史条件。战国时代，“士”这个阶层活跃起来，他们中有些人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有些人则出身于平民阶层。“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其中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这种古代社会的变动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的繁荣。

    儒家创始人孔子着重论述关于“仁”的思想，将“仁”解释为“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在“君子”(有道德修养的人)的生命中，恪守道义是必不可少的。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这些才体现出君子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早论述人生价值观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文化自信表现在他一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的事迹上。

    秦汉之际有一部书，名《礼记》。《史记·孔子世家》说它是孟子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后来，《礼记》中的一篇《中庸》受到唐朝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推崇。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被称之为“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对元明清三朝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庸》中的一个核心理念，称之为“诚”。从自然界看，“诚”是四季、昼夜的更替，按天道规则运行，君子与此相应，按规矩做人办事，不得妄为。这也就是说，君子在自尊、自信、自律、自省上应有所建树。为此，《中庸》强调君子应“博学之”(广博地学习)、“审问之”(详细地向人请教)、“慎思之”(周密地思考)、“明辨之”(明确地区别是非善恶)、“笃行之”(切实地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孙中山先生赞赏《中庸》上述五种学习方法，曾经手书赠给广州中山大学，希望师生们以此为学习的座右铭。

    先秦诸子中对自然科学研究最广泛、深入的是墨家。墨子是墨家的创立者，他和他的后学建立起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它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春秋末期科学家和能工巧匠们的创新思路。

    墨子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办法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给贤良之士以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形成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

    墨子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学派后来被中断，未能传承下去，但墨家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尚贤”的文化思想被后代继承发扬。

    哲学是时代的反映、民族文化的灵魂。关于“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深入研究“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哲学开创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在老子哲学中，“天道”受到赞扬，而“人道”则遭到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老子》书(又名《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像无形的巨网广大无边，虽稀疏但没有任何遗漏，将一切事物都囊括在其中。与此不同，“人道”便显得自私、不公。于是问题便产生了：如何改造“人道”？老子的回答是：“人道”应效法“天道”。

    老子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绚丽画卷，反映出哲人的智慧和洞察力。毋庸讳言，老子哲学用自然的“天道”否定“人道”自身的特点，在理论上有其偏颇的一面。不过，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封建社会的治理者在一定范围内将老子哲学的某些方面加以实践的时候，确实有过若干成效。

    在中华文明中，政治文明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后，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产生，这就是中央集权制。这反映在逐渐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上。春秋时期，秦、楚等国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官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在国家制度中由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使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
    二是国家管理人员由职业官员取代了世袭领主。

    战国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集权制度，其中以秦国最为典型。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建立起由君主执掌大权、卿士执行的制度，实行“耕”“战”并重的法家政策，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实现了统一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大一统国家，意义重大。

    一个王朝，在治国理政的政治设施中，最主要之点是：如何选拔辅佐皇帝治国的百官臣僚。这在中国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汉代以察举(即推荐官员)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解决了自战国以来军功制和养士制不适应治理国家的问题，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由夺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

    隋、唐时期在官吏的选拔上有新的进展，创建了科举制。这种制度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科举制力求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知识化，使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相结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的作用。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得到唐代统治者的重视，而且得到以后各个王朝的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制度之一。

    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选官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有特色的内容，反映了它们在历史演变中能够修复、完善并自我发展，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息。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华夏族是在夷夏融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刻，比如有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他们在进入中原以前，都处于比中原汉族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积淀，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中华文明有什么特点？中华文明是人文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结合。这一点，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第283-284页)

    战国时代，在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没有成功。汉并天下以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而地域文化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以儒学为主导，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于是产生了宋代理学。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如泉之水，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因为它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它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取域内和域外的文化，能够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的理论成果。这正如庄子在《天下篇》所说，诸子百家的观点，都是宇宙真理某些方面的表现。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点不同，表述的方式有别，但都是对于世界的探索，有助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这也正是儒家“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体现。

    中华文明的形成、传播、发展与文字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源远流长，起源于模仿自然、图画纪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并诞生了别具特色的符号系统。以汉字为例，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实践，逐渐形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六种造字法与用字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各地乡音不同，但书写的文字相同，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才有了保证。

    秦朝“书同文”的文字统一政策影响深远，虽然后代又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文字书写的变化，但秦统一文字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文字的统一有效地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的畅通，对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同中保留有特色的差别，体现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文字的相对稳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独特贡献。因为文字(特别是汉字)具有象形与表意的特点，在表达人文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即使是时过境迁，后来者在阅读古籍时也同样可以由文辞而把握其道理与智慧，将世代积累的优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孔子对文字很重视，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思想要传播久远，需要有文采的语言文字记载。古人所强调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见文字在文明承传中的重要意义。古代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传统，显示了文化典籍和语言文字在传承思想、培育人才与改善社会风气中的积极作用。

    丰富的语言文字，需要有相关的工具书帮助人们掌握。东汉许慎撰写的字书《说文解字》，通过剖析文字构件(文)来解说字义，对规范字形、字音与字义做出了贡献。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甚至成为显学，代表性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词书《尔雅》，保留了大量多学科(特别是博物学)知识，为丰富汉语词汇的语言形式、融会沟通词语的意义建立了基础，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成为阅读“五经”的重要准备，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

    独特的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的书写形式，形成了符合人们审美需要和表达人们审美感受的书法艺术，它与单纯的具有社会实用功能的交际工具不同，是以艺术形式表达艺术家的思想、修养、爱好与情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般于毫端”(陆机：《文赋》)。因此，不同时期的书法本身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它既受到历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又间接地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如易学的阴阳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相反相成观念、禅宗的顿悟静修主张等。书画同源，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对独特的中国国画(水墨画)的形成影响很大，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宝。

    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古今传承，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对域外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还侧重于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注意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比如，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源头。这是中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说来，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当时占主导地位(即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的经学。它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含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
    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到“十三经”，是因为社会演进的需要，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血脉，而不致发生敌对的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适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普及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其中的价值观进入当时青少年的头脑，使他们在立德立业上有所遵循。应当指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今天不能简单照搬。

    除去儒家经书，中国还有史书，各个思想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以及个人的文集等。经史子集，汗牛充栋，丰富多彩。

    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清代产生了“专门汉学”，许多学者再次精心研究、整理中国古代的文献，纠正了许多错误。学者们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严密的搜集、排比、分类以及识别文献资料的方法，对保护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中华文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化自信”，之所以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除上面论述外，还由于它渗透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既有理念方面的指导，又有实际行动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大会的讲话中这样说：“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我们应当加以深入理解，在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上，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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