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老虎沟

□ 文／王倩茜

一九七四年，黑龙江虎林县的冬天过去了，街面的雪色还有些斑驳，枝叶晃动，藤蔓和花朵纠缠着爬进了一楼的小窗。外婆双手颤抖，从厨房端进来一盆白米稀饭。“胃又疼了？”外公弓在床上，腿也蜷缩起来，听到外婆问话，痛苦地嗯了一声。他攥紧的拳头顶在胃的位置，皱着眉头，眼睛还在盯着贴在墙上的报纸看。一条条过期的新闻在他的眼前飘荡。此时，一只飞虫慢慢爬过他的脸庞。他的脸枯槁得厉害，早已没有初来东北时的英姿。

东北的春天虽然干爽，但也留不住外公南归的心思。他有十几年没见在武汉的大女儿了，比他更衰老的父母也在武汉盼他回家。为了早点回到武汉，外公和外婆前前后后打了好多电话，跟认识的甚至陌生的人，诉说自己的命运。但结果不怎么理想，日子还是无关痛痒地熬着。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外公说。他的眼睛都快要熬肿了，什么药都帮不了他。

外公是有预感的，命运卡在了时代的缝隙里，身不由己就成了一个预兆。早年间，他的父亲被错划“成分”，所以外公自己也成了有“问题”的人。想当年，激情燃烧，他和外婆从北京部队直奔北大荒，在一望无际的荒地上搭工棚，豪气万丈。刚过而立之年，外公便从部队转业了，到虎林农机厂任工程师。尽管是新晋青年，可外公慢慢察觉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所以开始低着头活着，变成一只绵羊。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后来，老绵羊又心甘情愿地到更艰苦的化工岗位刷油漆。

虎林的冬天漫长阴冷，全是黑白底色，一直往东走，边界线就快到了，对面是更远的异国，茫茫一片，没有边际。外公的身上开始沾上油漆，黑白的，或是彩色的，总要费力地去洗掉。

油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生活依旧是一成不变的懦弱。外公的眼神更加空洞，头发更加零散，走起路来歪歪斜斜。那些年，他很颓然，渺小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疾病也不停突袭。一生中，人的皮囊总是艰辛。好多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他重复着这样的生活线条：劳动，回家，劳动，回家，同时变得懦弱和迟钝。外公的人生，正在滑进深不见底的隧道。

一九七四年，真正当头一棒、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身体的彻底崩塌。他开始弓着腰走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脸颊总是滚烫滚烫的，身体里全是呕人的药味。这一切交汇于心，让外公再也吃不下东北杂粮，饥饿感让他精神更加涣散，他无比思念南方的大米。

胃继续在疼痛，并且已经止不住了。“身不由己”的病症，让外公最终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有一天夜晚，虎林下了大雪，外公收工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胃里一阵剧痛，他使劲用手顶住胃，跪在地上，呕出几口鲜血。那一晚，他被架上了手术台。那台手术切除了他二分之一的胃，被推出来时，他变成了肋骨凹陷的老人。

时间就是手术刀。在谵妄状态里，外公一遍遍喊着故乡。他在武昌黄鹤楼脚下长大，而今的十多年，他都踩在东北陌生的土地上，屡望黄鹤楼的方向。一次又一次，他都试图理解一千年前崔颢的心境，黄鹤在那时就已经飞走了，一千年后，黄鹤楼也成了他心底深邃的哀伤。

外公从病床上爬起来，看了一眼镜子，这一瞥让他害怕。那是藏在镜子里的死神啊。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一米八五的身体，干核桃一样蜷在衣服里。那些日子里，外公不停念叨，“我们为什么回不去？越是回不去，越是想回啊。背井离乡的日子啊，武汉啊——湖北啊——”

直到有一天，事态有了新的进展。这天，“十堰”两个字忽然出现在妹妹锦锦寄来的信件里。纸张软软的，带着南方的水汽和米香。

外公和外婆把信读了好几遍。

锦锦在信里说，他们已经在十堰待一年了，日渐习惯了这个鄂西北小城的生活。而促使他们来到十堰的原因，是热烈响应国家参加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毛主席说过，中国这么大，光是一个一汽制造厂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所以，她和青浦马上就从襄樊农科所申请调到了十堰，重新开启革命生涯。

信里还说，他们曾经犹豫了很久，到底是回青浦的南阳老家，还是去三线十堰。青浦果断，认定在新十堰会更好。她相信自己的爱人。事实上，这个选择真的无比正确。十堰山沟沟里到处都是东北话，十堰需要技术人才，哥哥，你是工程师，嫂嫂是教师，你们能来吗？

书信里还夹着一张黑白照片。锦锦穿着长裙子靠在一棵树下，一个肿眼皮敦厚面容的男人牵住了她的手，目光炯炯。远处是山，再远处还是山。锦锦在照片背面写下一排小字：一九七三年，和青浦在十堰。

外公把照片和书信庄重地锁进了抽屉。他盯着窗外看，大自然一切如故，没人打理的花朵们正自繁茂，越开越艳丽。在东北的几年，即使他身体和精神都抱恙，也完全留意到了，他身边的邻居、朋友、同事，都在背井离乡地搬迁。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东北人嘴里说到三线建设，说到在西部的大山里建设中国的工业基地，又说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壮举，便摩拳擦掌，总像全身都燃起了沸血。

身体衰弱到不由人的时候，外公倒是没有精力想过去参加建设三线。但此时，他恍然大悟，明白了——这正是一场冥冥之中的时代感召。

外公又找出了一沓沓旧报纸，一张一张地翻，零零碎碎地拼凑信息。原来，一九六九年九月，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在十堰开启了，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这些年，长春一汽对二汽的支援很强，派出了百名干部参加二汽的筹备，之后又派去了大量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

一九六九年，湖北省委下发通知：决定撤销“郧阳十堰办事处”，成立湖北省十堰市。放下报纸，军人的血性再一次汹涌而来。外公自一九五二年从解放军高级防校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无线电教学工作。当年他和外婆主动要求去边疆，去离家最远的、祖国最北的黑龙江。而今再次报效祖国的方法唯有此，而回家的办法亦如此，十堰，这是时代送给他的新家乡。

手术后，他壮实了一些，凹陷下去的脸颊又平缓了。他看向窗外的远处，树干萌发了新枝，他闻见空气里初夏的松脂味越来越浓，恍若身体终于收到了回音。他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军礼，无声地说，该走了。

一九七五年的三月，外公和外婆带着一对儿女返回湖北大地。火车南下了三天三夜，最后绕开了江汉平原，往西北奔去。和江汉平原比，沿途的景物索然无味，没有太多变化，接近鄂西北，铁路不断被群山包围。车厢暗一块，又明一块，在山洞里钻进钻出。所有人透过玻璃窗眺望，窗外鲜草的香气引爆了他们的情绪。这应该难忘的一天，漫长又乏味。北大荒的昔日时光一瞬，犹如长夜离去前公鸡长鸣的寂寥，怅然所失。

他们对面同样坐着几个东北人，一问，是从一汽来的。几个人无比兴奋地告诉他们，一汽是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建设起来的，人员都来自五湖四海，现在战备需要，要建立新的汽车工业基地，他们毫不犹豫就出发了。

锦锦新来的信里也告诉他们，大山里也是通火车的。一九六九年的时候，铁道兵和沿线各地民工就开始在襄渝铁路奋斗了。经过两年挖掘，火车终于通到了十堰。锦锦说，如果你们一九七四年能来，也许可以赶上十堰火车站的竣工。

火车钻进了山洞里，他们看着车窗，窗外墨黑。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一把风枪，一把铁锹，一辆推车，一双手，铁道兵们打出了通往深山的隧道。火车沿着青色的血管，裹挟着外来的杂草、砂砾，攀爬过一根根枕木。如同他们这些外来者，一边匍匐前行，一边又重振旗鼓。外公看着玻璃外，天色暗下来了，眼前的山群无比荒凉。火车又一次钻进隧道，外公听见身边的外婆在哼唱歌曲，那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三套马车飞奔前方，在寒冬伏尔加河岸上……

沉闷的汽笛声传来，歌声跟着往山里走。

他们也许在时代的隧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小城移民的光亮开始闪耀了，肌肤，身体，鲜血，心脏，青春，在这里重新打通。

一九七五年，黑龙江邮来的老木料家具占满了十堰柳林沟招待所，外婆一件一件地抚过来，餐桌、扶手椅、五屉柜，全都在。家还在。

整个十堰城就是小村镇，绿色的植被和褐色的灰土，翻个底朝天都买不到一件家具。

幸好在虎林的时候没有丢掉。外公外婆听从了朋友的意见，提前两个月在虎林寄出了一众家当。除了锅碗瓢盆，还有产自东北林场的杉木五屉柜子，那是兴趣浓时二人亲手刷漆打制的。结婚时的大皮箱子则是更早投放到了南方。大皮箱子先来，里面装满了衣服，狗皮背心、大皮袄子，大衣服包裹着小衣服。

外公从包裹里翻出一支口琴，翠绿色的，他用手绢擦拭干净，吹了起来。欢快的曲调，却吹得清清冷冷。他的眼睛越来越蒙眬，青筋在脖颈上抽动，似乎闻见了北大荒的泥土味。四合的暮色里，这里没有听众，曲调如哀悼之乐。

山里清凉，城镇的建筑没有踪影，路上往来的面孔都是陌生的。外婆心里惶惶不安，她侧在餐桌上备课，英语教材来来回回地翻，一页、两页，翻到最后一页，丢到了一边，什么都没有进心里。不，是未知侵入她的心里。外婆和外公一样，也是军人。从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后，她走进了部队，成为中苏合作的翻译。四五十年代的青年人钟情俄国文学作品，外婆也如此，她把虎林想象成契诃夫的小镇。那时候，留住他们的是浪漫、热血和无畏。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她从部队转业，成了虎林一中的英语老师。原来辛苦跋涉到达的生活，竟是这样一大团混沌。她感到窒息，感到命运即将了了。

好在六堰中学对外婆施予厚爱。一天课间，外婆剧烈地咳嗽，嘴唇没了颜色，当地的同事下午就给她带来一件衣服披着。也有几个学生调皮，一句一句念给了她顺口溜，全是方言，让她哭笑不得。歌谣说：

山沟里面把楼盖，不分城里和城外；

下雨打伞头还歪，工厂里边种白菜；

红薯叶子当菜卖，石头当成黑煤块；

一条街道通老白，电话没人走得快；

汽车进城要人拽，来到十堰跳起来。

这番情景传染了她大半年后，忽然有了剧变。——十堰半导体厂的领导侠义相助，给外公分到了一套老虎沟的房子。老虎沟在山里的平地上。平地是开山填沟换来的，散落着一些农村建房，它们衰老了样的，气息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半导体厂的大院在老虎沟的一条岔路里，被一股泥巴味包围起来。大院被分割成了两半。一般在大门的右手边，那里全是半导体厂房。大家称之为车间。车间里的物件密集归密集，还是很有心思地隔出了一块空地。空地里忙着的不是工人，而是哞哞欢叫的牛群。

另一半是一排破败的红砖平房。其中有一间是他们的家。平房又叫职工宿舍，里头住了十来户人家，都是外公的同事。每一家门口都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里的烟随风摇曳着。墙壁上的红砖已经褪了色，成了灰白的疤。墙壁太老，被撕出了裂痕，风尘不费力就吹了进来。他们是在冬天搬进去的，山里的冬天很快把平房淹没了，进屋没有了热炕头，蜂窝煤烧出的火苗颤颤巍巍。

尽管是一间四十平方米的旧房，却让外婆的嘴角柔软了不少。她用一块大木板隔出了里外两间房，又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洗水泥地、擦玻璃、糊报纸。冬天的风吹进来，房间里灌满了寒气，也灌满了烟火气。

生活像锯齿。一齿轮一齿轮，磨合得不太轻松。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钥匙。老虎沟——老虎沟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深山老林黑龙沟没有关系，也从来没有老虎出现过，反而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六堰山脚下，十堰的老百姓无人不知。贫瘠的老虎沟日日听得见鸟叫声，从湿湿的山谷那边传来。日光远了，暝色弥漫的时候，糯米黄酒的香气也飘了过来，连备课都有了趣味。

外婆的大儿子再一次问，为什么琳妹妹不能上幼儿园？她都四岁了。等过阵子再说。外婆解释说。我们刚刚才安顿下来。

“等过阵子”似乎就是戏言。这里从来不缺丛密的山林，可是没有柏油路，街道都没有，房子全长在山里。同样，这里也没有幼儿园。琳琳却对什么都好奇，她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翻翻捡捡，总想探索点什么。天气好时，她又在整个半导体大院里漫游、倒立，在蓝天和绿山之间，没有人跟她讲话，她和几只土鸡一起研究泥巴土地，烂泥沾满了全身，她挖出一颗一颗的卵石。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更多的人坐上了拥挤的省际长途班车。他们的鞋底还沾着故乡的泥土，混杂的气息让他们的眼神坚毅。武汉还在春天中，我母亲也攀上了班车。她收到了爸爸妈妈的电话，他们已经在十堰的老虎沟整顿好了小家。她的反应很缓慢，久久地盘桓，直到她爷爷拉着她在四十六中请了个假，她才拾掇了几件衣服，跳上车离开。

班车朝大山走着，进入了无边无际的麦茬儿里。这是她第一次独自远离故乡。沿途的植被绿得让眼睛沉迷，浑厚的山越来越多，山路干枯，沿途除了植被，什么都没有。她有点饿了，便从包里掏出新鲜的红豆包吃了几口。她奶奶疼她，一早就颠颠去黄鹤楼边上买鲜豆沙包。豆沙包在嘴里嚼着，她却觉得满嘴都是苦涩。这一次，尽管是去见自己的爸爸妈妈，她却完全不甘愿接受这一场见面。想着从前的经历，她的内心无比陌生。心神不宁间，她把抱在胸前的斜挎包收紧了，包里面有七十多块钱，那是她奶奶塞给她的生活费。她清楚，是全家这一个月的开销。

这是十五年间的第二次见面。

临出发前，她奶奶专门拉住她的手，一字一句地教育她，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对待你，都要说我很想念你们，不然他们会伤心，他们最爱的就是你。

这话她从来不相信。

她的奶奶根本不知道，武昌的胭脂路才是她的胞衣，爷爷奶奶才是她的挚亲。

她的思路被一阵双方压得很低的对话惊醒。她四处看了看，说话的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沙沙的嗓门说着熟悉的乡音。听了一会儿，她终于品出了女人的生活。她是妇产科的医生，一九六九年就进十堰定居了。她们当年是跟着武汉市第一医院搬迁来的，这次刚刚从武汉见亲人回来。车厢摇晃着，女人的表情平坦干净。

终点站到了，在漫长的黑夜，三堰客运站并不安静。班车大概走了十四五个小时，她从车上下来时，小腿直发抖，空荡荡的陌生感从四野八荒袭来。她四处张望，车站的路面高低不平，轮胎印淹进了水里，泥巴被无数鞋子踩得纵横交错。灰蒙蒙的空气里，还有好多人举着纸牌子也在东张西望。她麻木地往前走了几步，大脑里有风在吹，她没有找到她的小姑姑锦锦。

这时，有人在远处喊她名字，那个说武汉话的声音在风里大笑，她一恍神以为又回到了武汉。接着，锦锦姑姑从一团黑暗里跑来，带着一张年轻的脸，刘海被风吹得乱飘。“小微小微。”锦锦姑姑像踩着一团发光的云，两个麻花辫在肩膀上甩荡，有好闻的香皂味。

“欢迎欢迎！”锦锦姑姑搂住了她的肩膀。她记得奶奶说锦锦姑姑有三十八岁了，可眼前却是一个少女，强韧得没有一点年长的痕迹。

一股子味道，你要洗个头了！锦锦姑姑嘴巴依旧不饶人，她听了，放松地笑了，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锦锦姑姑嘴巴还在继续唠叨，却伸出手把她的头发松开了，一缕一缕地扭成了俏皮的麻花辫。

说说笑笑间，两人上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她把车窗打开，继续打量这个山里的小城。街道没有树木，路上全是厚厚的干泥巴。锦锦姑姑说，这条路是十堰的主干道，叫人民路。她把头伸出车窗外到处张望。吉普车慢慢走在人民路上，风飒飒的，带着一股偏远荒原的冷空气。锦锦姑姑从布袋子里掏出了几片馍馍干，一看便是刚在炉子上炕好的，脆脆黄黄，上面撒了一层白糖。她也没客气，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

吉普车越走越慢，她知道家要到了。她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老虎沟半导体厂院子”。从车上下来后，她把纸条在手心里窝成了一团，喉咙干干的，她尝试着把爸爸和妈妈喊出声。

几天的工夫，母亲就和分别多年的弟弟妹妹混熟了。有时小姑父青浦也来帮忙，他抱来一沓旧报纸，在窄小的房间到处粘贴。没有太多家当要打理，她和锦锦姑姑又是跪在地上擦擦抹抹，又是整叠衣物。锦锦姑姑拎来了糯米粉和红豆沙，故作心疼地说这是托人从武汉带来的，两人一阵打闹后，坐在桌边一勺粉一勺粉地包糯米汤圆。锦锦姑姑有时偷偷注视自己的妈妈，来了几天了，妈妈显得兴致不高，总在门口的走廊踱步，或者怏怏地坐在床边，或者伫立在门边，一待就是半天，目光恓惶。

她想和妈妈对视，寻找温暖潮湿的话，然而她失望了。小时候，她就隐隐约约地听说了些什么，十几年前，她在北京才刚出生四十五天，爸爸妈妈就态度坚定地要去东北搭建事业，那里荒无人烟，那里什么都荒凉，可谁都撼动不了他们的决心。她被径直送到了武汉，丢进了奶奶的怀里，留在了妈妈口里富饶的中原大地。这一整趟流程很快，并没有花去几天工夫，像是丢弃了一只小动物。除了她攥着拳头哭到声嘶力竭，没有人流下死去活来的眼泪。

那个时候，她忽然就断了奶，奄奄一息。奶奶整夜整夜不睡觉，搅动着汤勺，熬出一顿又一顿的米糊，终于让她活了下来。她慢慢长大了，却永远失去了爸爸妈妈的陪伴。陪伴她的只有武昌的老砖古墙，抑或是古老的长江和黄鹤楼。好在爷爷奶奶家底殷实，她在物质上从来没有受过苦，早早地就有了棒棒糖，吃上了面包和牛奶。

十几年的漫长日子，爸爸妈妈的爱完全没有眷顾到她，但是奶奶坚持给她讲述爸爸妈妈的英雄故事。奶奶不停地讲，她从抵触到接受。于是，故事就和她的童年捆绑在了一起。

寄养的孩子，从小就幻想修筑一座房子。可没过几年，弟弟便出生在了遥远的北方。又过了十多年，她听说又诞下一个女孩。她从别人口里得知，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北方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成了儿女双全的优秀父母，感动天地。她终于懂了，她从来就不是家庭成员。建了的房子摇摇欲坠，最终变成了一堆碎石，把她的心砸得全是窟窿。她和妈妈鲜有联系，也鲜有牵挂。她清楚地记得，妈妈从未给她写过一封家书。她们假扮成天南海北的母女，仅仅靠汇来的一笔笔生活费维系着血脉。

前两天，半导体院子里的邻居凝视她们母女，说，脸若银盘，眼如水杏，同样是庄重淡雅的美。那是薛宝钗的相貌。若是她和妈妈都戴上眼镜，就和亲姐妹无异。这是回避不了的事实。邻居夸奖时，她偷偷看着妈妈，妈妈正在削土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手里的动作没有停下来。大土豆的皮一点一点被削光，妈妈的眼里全是光秃秃的土豆。

她听说，妈妈年轻时因为端庄貌美，曾被电影制片厂相中，拍摄过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那个角色美极了，鲜红的大围巾，军绿色的衣裤，在麦田里欣喜地收割麦子，又欣喜地眺望远方。她从没有听妈妈说过这事。当这件事传到她的耳朵里时，她不知道该骄傲还是该怅然。

如果不是因为长得太像，她必定要怀疑自己是从外面抱养的。

她和妈妈互相沉默着，屋子里的气息沉甸甸的，除了弟弟妹妹在喧闹，其余的人都心事重重，发霉了一样。她的童年在妈妈心里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她祈祷变成一个大人。讨好，驯良，绞尽脑汁的小心翼翼。

一天前，她站在房间外听见里面的说话声，“扭扭捏捏的，见到我就躲在锦锦后面，从来不和我亲近，也不叫我妈妈。”

她听了不想作声，只是用手掩住了脸庞。连续的劳作，她纤细的手指已经被脏水侵蚀了。她依旧沉默，她的疼痛在妈妈眼里是模棱两可的，她十五年的生活也是无关紧要的。

她偶尔看到琳琳在妈妈怀里撒娇，心里一哆嗦，开始惶恐不安地假设，倘若换作她自己，会不会全身都要发抖？——她从来没有胆量尝试。她想爷爷奶奶了。

“小微，你在这里习惯不习惯？”

爸爸的语气里满是疼爱，家里唯有他会说武汉话，也唯有他给自己写家信。

“嗯……”

她不知道怎样去表达。

有几次，爸爸把三个孩子喊出去散步，他们一起走出半导体厂的大院，沿着老虎沟的岔道前前后后地走。如幽幽山谷里出来的跋涉者，不知不觉会走得很远。又沿着人民北路继续走。那条还冒着灰尘的沙土路里，沿途都缠绕着灰暗的风景。她好奇地看过去，有快要被抛弃的芦席棚住房，有干打垒，有简易小楼房，还有曾经养着黄牛的荒地。路窄窄的，爸爸的步调很有规律，不受路况的干扰，还是军人的模样。走上十几分钟，他们四个人又钻到简易棚子里看公交车，五路车摇摇晃晃要去哪里，他们一无所知。

一晚，十堰城下起了暴雨，老虎沟沿途都沉淀了泥沙。她正无聊地翻着书本，爸爸下班回家了，他把旧布鞋丢在了门口。布鞋夹杂着泥巴的湿气，把整个房间都困在了泥巴里。妈妈夸张地露出了愤怒，“地刚刚拖好，你又带进来脏水！”

妈妈越说越生气，提起布鞋把它们扔了出去。布鞋在远处哐当一声，溅起黑黄的脏水。爸爸疲惫地应付，“到处是山路，怎么干净得了？”

妈妈把窗户用力地推开，窗外一片湿黑。妈妈满脸都是悲凉感，气息快要被冲散了。“到处是山路，开窗见山，开门见山。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山，一点城市样子都没有。要不是你，要不是你们，我就回大连了！那是我的家乡！”

爸爸没有反驳，他无奈地坐下，静静地抽了一会儿烟。许久才说，“芳华，你不容易，我不该和你争的。我们慢慢会好的。”

妈妈不看任何人的脸，肩膀背对着爸爸。她看见，妈妈的手指穿进头发里扯动着，乌黑头发里开始有了白头发，微微在发光。妈妈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我们在这里要待多久？几年，还是一辈子？”

亦如灌下一碗烈酒。

锦锦姑姑中午又来了一趟，又背来了糍粑、糯米汤圆和红豆沙包，她几番托人从武汉带回的，都是武汉人爱吃的。饭后，妈妈抱着琳琳，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靠在床头读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妈妈朝她也招了招手，让她也坐在床头。她怯怯坐了过去，妈妈怜惜地摸了摸她的麻花辫，搂住了她的肩膀头，她没有躲闪开。

她还在上高一，赶着要回武汉上课。不巧半导体厂有要紧事，爸爸一大早就在车间里忙碌。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三堰客运站。

没有多说什么，她们母女俩只是沿着老虎沟沉默地走着。大山垂直在她面前，空气里有木质的温香，她知道那是太阳炙烤过的植物散发的。十堰的山太多，她觉得压抑。她看见妈妈的白衬衣上粘着米饭粒；
她还看到妈妈袖口的布快要裂开了。她几次想张开嘴，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她看到妈妈的脸塌陷了下去，妈妈摘下眼镜，用指尖揉了揉眼睛，她思忖下一秒也许妈妈会流下眼泪。

可是没有眼泪。

上车时，妈妈递给她几个馒头，妈说，给你的爷爷奶奶带个话，你爸爸现在在十堰半导体厂当高级工程师，你妈妈在六堰中学当英语老师。我们都很好，让他们不要担心。

“我不会再来十堰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她的嘴巴开始变硬，她理想里的事情没有出现。她们的交流很安静，她的心似乎被剪破了。听到这句话，妈妈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于是她忽然转过了身，直接上了班车。她的眼睛里隐隐闪着泪珠，她依旧没有等到一个拥抱。

她们再也无法亲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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