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边界与“新文科”的交叉融合

张 剑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正式将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内涵定义为五大研究方向，即外国文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这是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内涵的一次拓展，从原有的语言、文学、翻译三大方向，扩展为五大方向。随着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国标》(2018)和《教学指南》(2020)的出版，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边界被进一步明确。(1)参见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90页；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页。有些高校外语学科曾经存在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现在也获得了合法化。

然而，从传统的学科分类来看，外国语言文学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学科。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学科复合体。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在国外都是独立的学科，而国别与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学科，其内部除了文学和语言，还包含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也同样包含多个类似的学科。因此，如果谈学科边界，外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相比，边界很模糊、很不清晰。

不仅如此，外语学科的内涵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2020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开了关于“新文科”建设的启动大会，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2021年教育部又设立了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标志着新文科建设跨入了实操阶段。作为教育部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举措，“新文科”建设的使命之一是要促进中国高校的学科“交叉融合”。这背后的逻辑是，人类的知识体系和大学的学科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高度分工、相互独立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讲，学科间的壁垒阻碍了新思想的产生，不利于新问题的解决，因此学科交叉融合是时代和创新的需要。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展，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内涵将进一步扩大，边界将进一步模糊，最终可能变成一个超级学科。就这个学科而言，这种局面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有利于学科发展，还是有损于学科的本体建设？本文将聚焦“新文科”的学科“交叉融合”，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出发，探讨固本与创新的关系，探讨交叉融合的发展路径及其对我们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

“新文科”所强调的学科交叉融合可分为两大类：1) 文科和文科的交叉；
2) 文科和理工科的交叉。应该说“文文交叉”相对容易，因为学科跨度较小；
“文理交叉”相对困难，因为学科跨度较大。两种交叉都有各自的特色，都有不同的效果或各自的优势。我们的综合型院校、理工科院校、民族院校、农业院校和师范院校，集多学科于一身，为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课程共享、研究团队融合、兄弟院系合作，在这些学校可能都相对容易。但是具体来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一) 文文交叉

在外语学科内部，“交叉融合”业已存在。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它已经不只是从前的审美研究和形式研究。它广泛运用了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超越了人们所说的文本细读和内部研究，成为一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它的研究议题已经深入到了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领域，涉及阶级、种族、性别、生态、战争、宗教，甚至贫穷、社会正义、老龄化等议题，比如，从历史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将文学作品与当时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女性解放、大英帝国、东方、奴隶贩运、现代性等议题结合起来研究也非常普及。这些都是交叉融合可能给这个学科带来的生气和活力。

当然，反对者可能会指责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变成了其他学科的附庸或者丢掉了文学自己的本体。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平衡审美与历史的关系，是否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我们学科发展的路径，同时又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大手大脚。如果从“新文科”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对这种交叉融合的潜能进行了深入挖掘？是不是对不同学科的优势进行了互补和整合？这种交叉，我们到底做了多深，走了多远？同时是否达到了优化和创新的效果？各个领域可能条件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也有可能不同。“新文科”的建设，就是要将这种交叉融合向前推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这里边有许多的可能性，并且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文学是人文学科，它主要靠理性思辨，很多结论是一种推理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准确的数据统计，所以文学就它的科学性质来讲，可能要比语言学和翻译学离技术更远一点。但是这也有一定的好处——它可能更容易抓住趋势、抓住大局。虽然它的出发点是一种假设，但是这种假设的提出也是基于过去的证据，因此可以弥补科学数据的机械性和生硬性。也就是说，它可以一种质性研究来对量化研究进行补充。在研究方法上，文理双方需要一种互补，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我们学科发展的路径。如果能，那么技术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应用可能还是大有可为的。

(二) 文理交叉

如果外语学科在交叉融合方面走得更远一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那么它就应该寻求“文理交叉”，就是将外国语言文学与理工科交叉，比如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文科的研究要引入信息技术，引入统计方法，将文科的研究做得更科学，结论做得更客观。如果这个目标达成，那么它将真正或者大幅度改变文科的面貌，从而给文科一种“新”意。长期以来，文科属于人文学科，有它特别的研究目标和研究使命。人文学科的研究主要通过将各种历史的、现实的信息汇总起来，进行逻辑推理和归纳总结，从而得出一种符合逻辑和符合情理的结论。

我们不能说这种研究方法有问题，甚至不能说这种研究方法太主观，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或者完全客观的。即使是理工科的研究也存在主观的因素，完全客观是做不到的。量化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统计的不完全性和选择性的问题，即使统计做到的所谓尽善尽美，也存在着视角的选择问题。而且，它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关注细节，忽视整体。因此，文科和理工科、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互补的，是应该相互配合的。文理两科交叉融合是绝对有必要、绝对有意义的。但具体如何去做，需要我们所有人去探索、去发现。

这种交叉融合的意义可能还不只是一个“新”字可以完全概括。“学科际”或“跨学科”研究活动往往是新的科学生长点，或者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年第1期，第58—60页。也就是说，新知识、新理论的源泉往往与“范式”(paradigm)有关，也就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1962)中所说的范式的改变。“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对传统的和基督教的宇宙观的全面颠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对基督教的‘存在的大链条’和‘创世说’的全面颠覆。这样的基于改变范式的创新有可能完全推翻前人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3)张剑：《英语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1—72页。

“新文科”建设的雄心可能应该从“范式”层面来理解，即通过方法和范式的革命，达到知识的创新。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22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学科门类“交叉学科”，包括六个一级学科：1)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 国家安全学；
3) 设计学；
4) 遥感科学与技术；
5) 智能科学与技术；
6) 区域国别学。(4)《重大调整！新版学科专业目录来了，新增6个交叉学科一级学科》，2021年12月26日，https：//xw.qq.com/cmsid/20211226A01WV800，2022年6月26日。这些学科布局为的是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但它也有知识创新、占领学科前沿的目标，即在交叉融合中谋求“新的生长点”。

从外语学科的发展现状来看，“交叉融合”已经在五大学科方向进行，只不过人们对它们的动态可能没有特别关注。如果审视和评估这些动态，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学和翻译学与理工科的交叉融合做得最好，文学和国别区域研究则次之。

(一)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在语言学领域，我们已经有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等。这些学科分支都是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的结果，比如神经语言学就是语言学与神经医学的结合；
心理语言学就是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结合；
语料库语言学是语言学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各个学校都在发展这些领域，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语料库研究院”等都是在交叉融合的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应该说，语言学与理工科的交叉融合已经比较成熟。这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做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深入的问题。据我所知，这几个领域的教师发表论文都不是在SSCI杂志，而是在SCI杂志。也就是说，他们的成果属于科学论文索引，而不是社会科学论文索引的范畴。他们这种交叉就是文理交叉，实际上他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路子，当然其潜能是不是已经被完全挖掘出来，是不是还有新的可能性，还不好说。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领域的研究也不仅仅是我国在做，外国也在做，并且比我们做得早。语言学的同行们都知道，柯林斯出版社曾经于20世纪80—90年代与伯明翰大学合作，做了一个COBUILD项目，出版了包括《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在内的辞书，从而改变了词典的编撰方法。这个项目在语言学家约翰·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的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大型语料库，收集尽可能多的当代语料，对其中的词语进行分析和标注，包括其使用频率、搭配等等。当我们查阅其中任何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词在具体语境中使用的例句，以及使用频率、搭配方式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语料库方法使词典编撰更加科学、更加容易。它提供的例子不再是手工收集，挂一漏万，而是在大量现存文章或书籍中使用的鲜活例句，同时过去的用法与现代的用法之区别，也一目了然。现在它成为世界最大的英语语料库，包含45亿英语单词，不仅有各种纸媒的文字资料，还有广播、电视和日常口语资料，它被描述为“词汇学研究的一次革命”。(5)The History of COBUILD：A New Generation of Dictionaries for Learners of English，http：//blog.collinsdictionary.com/the-history-of-cobuild.

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都像理工科一样，使用实验仪器来探讨语言习得或语言认知的问题。比如，研究语言认知过程，即从语音到意义的过程，涉及声母、韵母和音调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用“眼动仪”和“脑动仪”来测量实验对象在遇到某个词汇时眼睛的反应或大脑反应。(6)T.Zou，Y.Liu，H.Zhong，“The Roles of Consonant，Rime，and Tone in Mandarin Spoken Word Recognition：An Eye-Tracking Study”，Frontiers in Psychology，vol.12，no.2(2021)，pp.1-19.这样，从语音到符号到意义的认知过程，以及几个因素在认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得到来自这两个仪器的实实在在的实验数据的支撑。当然，这种研究模式在心理语言学中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它源于20世纪80—90年代西方语言学界所兴起的心理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语言学与工科的融合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但是同样的问题是，在这个方向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还能够向前发展多远？这些也是需要我们的“新文科”建设去探讨的。

(二) 翻译学

翻译学与技术的结合也发展得很快，我们现在讲的“机器翻译”就是它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融合。现在不但自然语言处理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技术，而且语言—文字转换软件和翻译软件都安装到了我们的手机。科大讯飞、腾讯、华为等高科技公司也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做了很多工作，以至于我们用中文讲出来的话，马上就可以被识别并转变成文字。转变成文字之后，马上又可以被转换成英文，然后英文的文字马上又被转换成英文的语音，这样我们说的中文就被变成了英文。也就是说，计算机可以很快把我们的发言内容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形成一种同声传译。虽然目前机器翻译的准确率还不够理想，但是国外有公司正在研究一种计算框架(a framework of algorithms)，能够模仿人类大脑的识别模式，这将大大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率。在不远的将来，它的准确性可能不会输给人工翻译，并且它不知疲倦，可以连续工作数小时，这是人工同声传译所做不到的。

从事翻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翻译学有很多分支：如认知翻译学、翻译技术、翻译项目管理、社会翻译学、生态翻译学等等。这些就是翻译学与计算机技术、与管理学、与心理学、与社会学、与生态学之间的结合。这些交叉融合曾经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知识。一个典型的认知翻译学的问题可能会涉及“眼动仪”和“脑动仪”的实验，这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路数比较接近。比如，我们在做同声传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的活动如何？我们的眼睛的活动如何？这些活动能够告诉我们关于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的什么情况？这些研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我们想什么，眼睛就会看什么，眼睛的活动是大脑活动的索引。因此，认知翻译研究将眼睛活动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翻译难度可以从眼睛活动中看出：难度越大，眼睛活动就越多。(7)刘艳梅、冉诗洋、李德凤：《眼动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59—66页。

翻译与技术的结合已经走得较远，或者正在步入成熟，并且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甚至可能威胁到我们搞外语专业的人的饭碗。如果机器都能做得很好了，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多高校校长都可能担心的问题，这也是计算机技术、AI技术对我们外语学科的冲击。我们需要主动去迎接这些挑战，在这个挑战当中赢得我们生存的机遇和空间，而不是在科技的发展中坐以待毙。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和课程都要与时俱进，不能够一本教材从头用到底，五年十年都不变。各个高等学校的翻译学课程设置都在发生变化，“技术翻译”课程已经成为标配。如果连这门课程都没有，那么这个学校可能就落后了。各个学校都在蜂拥而上地建设同声传译实验室，安装Trados和MemoQ等翻译软件。“翻译实践”课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要求学生纯粹人工翻译，而是先让软件走一遍，然后让学生再去校对和编辑，或者判断机器翻译是否准确。这些都是技术给翻译学科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是“交叉融合”的可能性所在。

(三) 文学

文学与技术的“交叉融合”看似比较困难，但是实际上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比如说，美国加州的克莱尔蒙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莎士比亚作品真伪诊所”(Shakespeare Clinic)项目就是利用计算机和语料库的方法来研究莎翁作品的项目。众所周知，所谓的莎士比亚作品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有些可能是他跟别人合作写的，有些可能完全就是别人的作品，放在他的名下出版。那么，计算机能够做什么呢？首先通过计算机的标注找到莎士比亚的特殊风格，给这种特殊风格做一个定义，再以此为标准用软件来扫描和评判莎士比亚全集，就可以发现有些地方可能与这种风格不符，或者这种风格不是太明显。同时项目组也检测了58位可能是莎士比亚作品作者的诗人，看他们的风格是否符合。(8)W.Elliott and R.Valenza，“Was the Earl of Oxford the True Shakespeare?A Computer-Aided Analysis，”Notes and Queries，vol.38,no.4 (December 1991),pp.501-506.所以，计算机技术在文科的有些领域也可以有所应用。在我国，《红楼梦》也有类似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正作者是高鹗，还是曹雪芹本人？也有人用同样的方法在做研究。(9)冯庆华：《语料库文本研究视角探析》，《语料库研究前沿》2020年第1期，第1—22页。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用计算机技术来分析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著名短篇小说《一枝玫瑰送给艾米丽》(ARoseforEmily)。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后的南方，传统贵族家庭的小姐艾米丽杀死了未婚夫，将其尸体藏匿于家中，直到尸体发出臭味，引来市政府的检查。计算机技术能够对这样一个故事做些什么呢？这个哥特式故事的背后存在着两种不同时间观：一个是线性的、历时的，另一个是并存的、共时的。对于前一种，时间就是一条在后面不断消失的道路，而对于后一种，时间仅仅是一片绿色草坪，过去的一切都在那里，不会消失。艾米丽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传统保守的南方女性，不愿意看到美国内战后的社会变迁。在她的记忆中，过去的一切都没有消失。因此，故事的叙事方法是时空交叉，顺序前后穿插，很难理清其中真实时间顺序，造成故事情节扑朔迷离。计算机可以用逻辑约束编程(constraint logic programming)将各个叙事节点统计出来，还原它们的真实时间顺序，重建事件的原貌。(10)王腊宝：《文学经典的跨学科阐释——以〈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为例》，《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21年第2期，第26—32页。

法国文学研究中也有一个跨学科研究项目：它研究的问题是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哪一个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这个问题出发，研究者选取19世纪作品畅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为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做人口档案，对主要人物、次要人物的职业，身份，家庭人口，年龄，以及他们的出现频率等几十个可确定项做出记录。通过计算机的分析，得出“小说人口学”的基本数据，比如职业比例(农民、工人、贵族、商人)、平均年龄、家庭人口数量、出生率(小说中诞生了多少婴儿)、死亡率等等，然后再与19世纪英、法两国真实人口数据作对比，最后得出总结论是：狄更斯比巴尔扎克更现实主义。(11)弗朗索瓦兹·拉沃卡、袁筱一：《虚构人物的人口学》，《外国美学》2018年第1期，第152—168页。这种研究可能会引起一些来自审美主义的质疑，但是在另一层面，它的确可以为文学研究注入一些活力，让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将技术引入文科，是“新文科”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值得我们各个外语院校去探索、去深入研究、去大胆尝试。

不只是计算机统计方法被用于文学研究，人工智能(AI)也被用于文学研究和创作。微软著名的智能机器人小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机器，它的阅读能力和耐受力是人类无法比拟的。它在短时间内读完518位中国现代诗人的诗歌作品，1万次重复阅读并消化其中的内容、风格和形式，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诗歌写作基本素质。它所创作的诗歌在豆瓣、天涯等社区的诗歌讨论区发布，引起了一定反响，没有人发现或怀疑这位“少女诗人”不是人。它结集成册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分10章，共计139首诗。每个章节都突出展现了一种人类的情感，如孤独、悲伤、期待或喜悦。诗歌非常可读，只是有点伤感，说明小冰不仅具有智商IQ，而且具有情商EQ。它的创造者们认为这是AI技术复制人类情感的一大突破。(12)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除此以外，同样的AI技术也被用来解决中古文学阅读的语言障碍问题。人们同样让计算机大量学习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并且逐步掌握两者的特征，从而实现在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之间的转换。也就是说，它可以将《贝奥武甫》(Beowulf)或者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英语，方便了阅读和研究。

(四) 国别与区域研究

国别与区域研究旨在就对象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但是具体到某一个项目，就必须聚焦某一个领域，如对象国的政治、历史、经济、外交、文化、民族等等。在我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最常见的聚焦领域是外交或国际关系，因为这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最容易涉及的领域，也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传统就业领域。在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中，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话语分析国际关系等。后者的一个典型案例是运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去分析中美两国的“安全话语”。从这样的研究中，人们会发现中国的安全话语经常谈及和平、发展、“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而美国的安全话语常常谈及威胁、挑战、全球战略、文明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话语的区别说明了中美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侧重点和战略目标，显然一个强调合作，另一个强调冲突。(13)施旭、李靖：《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研究》，《中国外语》2021年第4期，第12—18页。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用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即生态话语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英国和俄罗斯媒体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英国的《泰晤士报》和俄罗斯的Sputnik新闻通讯社对这个贸易战的报道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话语，强调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利益。俄罗斯媒体强调的是自由贸易，批评美国挑起贸易战，而英国的媒体虽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也极力强调盟友之间的团结。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媒体的“贸易战话语”背后，自由贸易的规则已经让位于盟友团结，盟友团结可以超过一切原则，牺牲自由贸易。(14)M.Cheng and W.He，“News Reports about the Sino-US Trade War：An Ecolinguistic Approach”，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vol.7，no.2(2021)，pp.428-460.这两个例子都是语言学运用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案例，也就是说，国别区域研究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以上的跨学科“交叉融合”案例主要还是文文交叉，跨度有限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就到达了“数字人文”，即大数据和云计算与人文研究的深度融合。目前，西方的著名大学牛津和哈佛都有数字人文研究所，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等都已经开设了数字人文硕士专业。在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但是开设专业的高校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并且也不是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开设，而是在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开设。目前，外语教指委所编撰的《教学指南》没有将“数字人文”写进课程设置之中，只有个别高校在外语专业开设了“数字人文导论”的课程。

那么，数字人文专业是如何将大数据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的呢？学生在课堂上都学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KCL)用于招生的专业介绍为例，来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数字人文硕士专业包括数字记忆、人文数据建构与可视化、数字人文应用技术三个特色研究方向，课程体系包括人文学科基础、数字人文基础、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人文应用技术四大板块。在这些课程板块中，前两个是基础板块，后两个是应用板块。也就是说，后两个板块是交叉融合的应用。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字人文学院设有数字资产与媒体管理、数字文化与社会、数字经济、文化与社会大数据、数字人文科学五大专业。从它的专业介绍来看，最后两者应该是我们所理解的技术和大数据与语言、文学、历史、艺术、考古、博物馆等领域的交叉融合。

这些总体状况可能比较抽象，让我们来看几个案例，以了解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人在《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DigitalHumanitie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一书中，为读者提供了五个“研究案例”，其中第一和第四个值得在这里分享。第一个涉及“在新世界相遇中绘制差异地形图 ”。这里的“新世界”指的是美洲大陆，涉及的具体历史时期是15—16世纪的殖民时期，那时美洲大陆相对欧洲来说是“新世界”。这个研究案例的主要工作是：1) 将所有的历史档案，包括文字和地图资料录入计算机，使它们电子化。档案涉及的历史人物有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菲利普·布歇(Philip Boucher)和阿伦·亚伦·史密斯(Allen Aaron Smith)等人，他们的资料包括航海日志、书信、日记、地图等等。需要知道的是，无论是文字还是地图，他们留下的资料都严重依赖印第安人所提供的信息，因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第安人的地理和空间概念。2) 将这些档案所反映出来的不同地理和空间概念进行比较，建构美洲印第安人的地理和空间概念的模型。印第安人的地理和空间概念由于以口述方式传承，没有文字资料记载，因此只有在欧洲殖民者的文献中去寻找。3) 依据对两个群体观点的比较，采用特定的方式绘制出他们的差异地形图的仿真模型。这样就可以用可视的方式，呈现两个大陆、两个种族对地理和空间的不同理解。(15)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等：《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马林青、韩若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164页。

第二个研究案例是“阿富汗难民营文化记忆的虚拟重建 ”。这个案例是运用虚拟仿真技术，重建位于喀布尔的一个苏联入侵时期的阿富汗难民营的虚拟模型。建立这个虚拟仿真难民营的缘由在于，有许多当年出生于难民营的孩子，后来在其他国家长大，如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等，但是那个难民营可能是他们的一段历史记忆，而且有些国际组织也关注这个人群的流散、同化和文化记忆的模式。这个项目需要完成以下工作：1) 建立一个共享记忆资源库，收集有关那个难民营的照片、视频资料、录音带、信件、日记、旅行笔记等等，形成一个资料中心。2) 用这些资料重建一段共享历史，用纪录片、合成故事的方式讲述一些核心家庭的历史。3) 建立这个难民营的虚拟模型。通过虚拟仿真形式重现昔日难民营的日常生活，用准游戏式虚拟环境，提供身临其境的机会，“使之成为和解、证词提供、记忆重建和纪念的场所”。(16)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等：《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马林青、韩若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2页。这个工作涉及政治学、建筑史、行为研究学等几个学科，并且需要与计算机融媒体技术通力合作，因此是一个跨学科的“数字人文”工作。(17)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等：《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马林青、韩若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1—175页。

可以看出，数字人文所追求的是人文学知识的数字化呈现，即把以前用文字叙述的东西可视化，或者虚拟重建。正如安妮·伯迪克等人在他们的书中指出的，在人文学最早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知识的现代概念是建立在创作、叙事和印刷媒介组成的文本模型之上”。(18)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等：《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马林青、韩若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但是，21世纪的大数据和网络改变了这一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也即从伽利略以来人类所使用的人文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的编辑、储存、呈现、出版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的书籍、文章大量使用电子媒介储存，可以进行搜索、统计、汇总等技术性操作；
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类似操作，可以实时呈现舆情。这些都为人文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现在的许多人文知识是以可视化模式呈现和处理的，包括图片、视频、动画、纪录片、虚拟场景等等。可以虚拟呈现的不单是艺术品、考古发现、博物馆、艺术馆，那些曾经存在、现在已经消失的事物和场景也可以虚拟重建，让它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这就大大地拓宽了人文研究的领域和范畴，并且可以使人文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

教育部的课程建设“双万计划”的“虚拟仿真课程”可以说就是“数字人文”专业的研究内容的一个部分。其他类别的课程，如线上线下融合课程，也不是简单地从线下搬到线上，而是用更加直观和可视化的方法呈现教学内容，增加图解和图案成分，以增强理解和记忆。也就是说，视频课、公开课、微课等新形式不是一个噱头，而是一种课堂革命。通过课堂翻转，课程的教学方法都会被改变，知识灌输的模式可能真正走向“思辨”模式。可以说，图像化和可视化是这些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然还不能说这些就是“数字人文”，但是可以说它们是这个大趋势的一种表现，是下一代的大学生能够接受或者更容易接受的教育模式。

2021年，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召开了一次“学科范式变革”专题研讨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26位顶级专家聚集在一起，探讨学科范式变革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人类科学发展经历了从高度集中到多学科分化的阶段，再到呈现多科学研究向交叉融合的整体化发展的趋势。”有些专家称之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全国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联席会秘书处：《拥抱变革、谋划变革、适应变革——“科研范式变革”专题研讨会会议综述》，《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2期，第123—129页。本次会议的与会专家多是科学家，来自理工科专业，交叉学科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拓展，还可能是范式的改变。研讨会暗示，交叉学科可能通往新知识、新范式、新理论。科学界必须做好“拥抱变革、谋划变革、适应变革”的准备。

“新文科”所说的“交叉融合”与以上专题研讨会所说的“学科范式变革”有密切关系。“新文科”与新工科、新理科、新农科和新医科是平行的概念，它们是同一个发展趋势的一个部分。以前的科学研究注重的是细分，现在将注重整合。在达·芬奇时代，没有文理科之分，没有艺术与科学之分。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经过了几百年的学科专业化发展，每一个专业方向的确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专业化的弊病可能也逐渐凸显出来。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涉及多个学科，而学科之间的壁垒阻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新的瓶颈导致新的发展难以为继，成为学科和学术实现创新和突破的阻力。”(20)聂珍钊：《文学跨学科发展——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31—43页。新形势呼唤学科消除壁垒和交叉融合，使学科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撑，做到一加一大于二。这可能就是“新文科”建设的动机和动力。

从外语学科来讲，我们特别需要这样一个新机遇。如果说我们的理工科已发展到在有些方面完全能够与西方在同一平台上竞争，那么在文科方面，说得直白一点，我们并没有登上同一平台。相对于西方的人文学科，我国文科的发展应该说相对滞后，还有很大的加速空间。比如在理论创新方面，无论是文学、语言学，还是翻译学、社会学、政治学，我们都没有产生能够引起世界关注的理论。美国权威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收集了全世界从古到今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批评理论是缺位的。虽然该书2010年的第二版收录了中国评论家李泽厚的《美学四讲》中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理论，(21)顾明栋：《原创性是学术最高成就的体现：从〈美学四讲〉入选〈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看中国文论的世界意义》，《文汇报》2010年7月7日，第12版。但是毕竟在所收录的150多位理论家中，中国仅有一位，是非常少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的理论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我们自己的原创理论屈指可数。有人称之为“失声”，称文科的工作是“搬运工”，称文科的做法是“拿来主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最大问题是原创性不够，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22)顾明栋：《原创性是学术最高成就的体现：从〈美学四讲〉入选〈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看中国文论的世界意义》，《文汇报》2010年7月7日，第12版。如果按照李泽厚先生的推荐者顾明栋教授所言，“原创性是一位学者最高成就的体现，也是其在众多学者中安身立命的最重要资本”，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对人类知识能够做出的最高成就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资本。如果学科交叉融合所带来的“范式的改变”能够同时带来一种新思维，促进一种新思想，产生几种新理论，那么“交叉融合”的确值得我们去尝试和追求，从而助推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实现建立中国学派、发展中国学术、发出中国声音的“新文科”的目标。

有人说，“新文科”(New Humanities/New Liberal Arts)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美国的斯洛恩(Sloan)基金会推出，2017年美国的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又提出了系统的“新文科”改革。(23)曲卫国：《“新文科”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教学改革？》，《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25页。的确如此，希拉姆学院的改革目标是将新的技术与传统的文科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这所始建于1850年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文科和理工科并存的大学，主要从事本科教学。“新文科”改革并不意味着这所学校的性质有所改变，而是要实现它现有的优势学科的整合，实现文理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如此，“新文科”概念的重新提出，与“科技人文”或者“数字人文”这个大趋势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或者是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它感到兴奋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它暗示了一种思维的改变，一种范式的革新。

在文科中，无论是文史哲，还是艺术、考古、图书馆和博物馆管理等学科，所用的方法常常是理论假设，即用理论假设去分析现实中存在的现象。理论假设虽然一般都是从现象的归纳和分析中建构起来，但是它只是基于抽样、基于局部的结果。后来者一般会运用理论去分析新的现象，从而验证它的有效性。这种方法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但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将改变这一切，研究中可能直接省去假设和验证环节，通过大数据的统计直接使我们得出结论。“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布迪厄对阶级习性的分析，都远远比不上谷歌和支付宝对人的行为的数据跟踪调查。在云计算时代，我们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前所未有，完全可以抛弃所有理论假设，用可靠的数学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24)陈后亮：《新版“理论终结”：大数据方法的应用与后理论时代的来临》，《英语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16— 27页。如果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检测大型数据库的模式来推断，那么(理论)建模的确已经没有意义。我们人文学科的性质可能会被完全颠覆，或者说，现代技术的运用预示着人文学术性质的重大转变。

那么，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中，数据的力量是否将使从伽利略时期就开始运用的科学方法变得过时呢？应该说，任何一个新的举措或新的理念的提出，可能都会产生争议，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解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者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理解，甚至有人还会说风凉话。但是“新文科”的确不是一个炒作的噱头，更不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架子。有些人可能将它与现在人们所热衷的线上课程、线上线下结合课程、虚拟仿真课程画等号，认为它们虽然用技术活跃了课程，但是没有改变文科的实质和性质。这些人想到的也可能是科技英语、医学英语、农林英语、商务英语等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新文科的“交叉融合”，而是一种语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甚至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看似“交叉融合”的议题，如英语文学中的医学、英语文学中的经济学、英语文学中的法律等等，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文科的“交叉融合”。它们可能是一种视野的拓展、眼界的开阔，但不是方法和范式的改变，不能引起一种学科革命。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给北外老教授回信，包含了以下两点重要内容。第一点是外语学科大有可为。“大有可为”跟我们对“新文科”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已有成就上，而是需要走得更深、更远，需要使我们的文科有一个“新”的面貌。第二点是要为党为国家培养有国家情怀、有国际视野、有专业本领的“三有”人才。(25)《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2021年9月26日，http：//edu.china.com.cn/2021-09/26/content_77775855.htm，2022年6月28日。外语学科培养的人才不能只有知识，没有三观，同时他们也不能没有知识，只有三观。他们必须是有知识的人才，具备思辨和创新的能力，才能服务于国家和人类。

在新形势下，全球化所建立的分工机制、供应链机制、知识共享机制都在受到威胁，中国的发展在许多领域还可能受制于国外的技术和工艺。经过了过去十年的历程，中国越来越明白，在科学上或学术上，我们应该走自主发展的道路，不能靠别人的供应链和共享机制，否则我们就会被卡脖子，我们的发展就会受遏制。因此，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都是我们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我们的人才培养应该采用重视知识融通、学科贯通的跨学科培养模式；
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注重“交叉融合”，为实现学术创新、中国话语建设和中国学派建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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