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阈下的外宣翻译分层阐释

汤玲玲

（1.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238024；
2.西那瓦国际大学 人文学院，泰国 曼谷 10700）

外宣翻译作为联系国与国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之际，外宣翻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传声筒。

外宣翻译“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1]作为翻译衍生而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国内最早的外宣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初迎来了研究的小高峰。据CNKI文献搜索统计，从2011年1月至2022年2月，以“外宣翻译”为篇名发表的期刊1381篇，其中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116篇，北大核心期（辑）刊论文 88篇，CSSCI期（辑）刊论文56篇。研究内容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宏观领域，如政治话语、区域经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历史演变、非遗传播等；
到地方、企业和高校发展等中观层面，如乡村建设、景区旅游、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等；
再到微观文本层面的解读，如政治文本、文献典籍、政府报告、红色旅游文本等；
充分展示了大到国家建设，小到个体发展都离不开外宣翻译，可见其覆盖面之广，研究可行性之强。此外，外宣翻译研究视角之丰富也为其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有从学科理论研究的不同视角，如叙事学[2]、翻译学[3]、传播学[4]等理论；
亦有从研究方法视角的探究，如CiteSpace[5]、语料库[6]等；
更有从前沿政策发展视角展开的研究，如“一带一路”[7]、“京津冀一体化”[8]等。由此可见，除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之外，外宣翻译已迎来了“百花齐放”的研究发展阶段。

然而，当前研究却鲜少深挖外宣翻译的内在意义和文化内涵。诚如学者所言，外宣翻译是“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2]，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外宣翻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3]。如何将扎根中国的本土文化传输出去，更好地服务于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挖掘外宣翻译的内在意义和文化内涵成为一条必经之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外宣翻译文化的活力源于不同符号和编码之间的翻译，引入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对外宣翻译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与理论价值。以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探析外宣翻译的文化意涵既拓展了外宣翻译文化研究的视野，又加强了外宣翻译文化认同的符号功能；
借助文化分层阐释，折射外宣翻译文化意涵，丰富译界研究内涵，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结合在一起，力图摆脱以往人文科学研究中传统的主观印象式方法，而运用系统的结构分析法描述各种符号体系。”[9]文化符号学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蓬勃发展之后，从符号学中衍生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体系。由语言学和诗学研究学派合并而来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是文化符号学的主要代表，洛特曼作为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其经典理论构成了文化符号学的主要内容。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它在历经了不同发展阶段后，有着属于其理论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在洛特曼看来，“文化符号学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多语性的本质，指出没有哪种文化只有一种符号体系，多语性和异源性是文化运转必需的前提条件，并据此提出了文化多声性和不同符号系统的互动性问题。”[10]从关注文学方法论的革新问题，到一般理论文学的建立问题，再到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文化符号学就像一颗磁力极强的吸铁石，在问题研究中不断吸附着优秀文化的精髓，不断推演着文化现象的阐释功能，为“文本”“对话”和“符号圈”等理论成为它的经典理论孕育了沃土。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旨在透过纷繁芜杂、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抓住文化的本质和共相，构建人类文化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普适性”[11]。文化符号学在经历了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后，造就了“文本”“对话”和“符号圈”理论兼具宏观和微观的普适性阐释功能。提及“文本”，洛特曼将其视为文化符号学理论核心中的核心，他认为“文本”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是信息的发生器和存储器。“文本”拥有类似“黑匣子”一样强大的功能，其中涵盖了信息传递、生成和记忆功能，常被用于探析文化内在的意义生成机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又一经典理论当属“对话”理论，它是在充分吸取了巴赫金对话思想的精髓以及雅各布森语言交际结构功能模式中合理的成分下形成的。洛特曼将对话理论细分为两种对话模式，其中“I-S/HE”（我-她/他）对话模式着重于信息的传递功能，而“I-I”（我-我）对话模式则突出了信息的创造功能。这种对话机制不是静态和封闭的，而是动态和开放的，两者都可用于解析文化中的信息交流活动。此外，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符号圈”理论。基于苏联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所提出的“biosphere”（生物圈）概念，洛特曼将文化与符号赖以生存的空间定义为“semiosphere”（符号圈），并在 1984 年发表的《论符号圈》一文中首次提及。在后期的研究中洛特曼还介绍了“符号圈”不匀质性、不对称性、界限性等特征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尤其解释了主导文化和从属文化形成的原因。

正如当年索绪尔对符号学的预测一样，文化符号学也应有其存在的合法权利，因为文化符号学的包容性可以不局限在任一人文学科之内。文化符号学成熟的发展史造就了“文本”“对话”和“符号圈”理论兼具宏观和微观的学理性阐释功能，这自然少不了对文化活动的阐释功效。而外宣翻译作为一种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活动，“出于它的对外输出特性大多反映出源语文化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12]，既涵盖宏观意义上国家发展中的文化关系，也包括微观文本形式上的文化交流。可见，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与外宣翻译的契合逻辑条理清晰，文化符号学的文化阐释功能对外宣翻译研究具有普适性，这不仅体现在“元语”同源和“文本”载体上，也体现在“对话”释义和“化学”延伸的阐释上。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外宣翻译文化的活力源于不同符号和编码之间的翻译。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文本”“对话”和“符号圈”等理论兼具宏观和微观的学理性阐释功能。无论是从“元语”认知、“文本”意涵、“对话”释义，还是“化学”延伸，作为外宣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之一，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已然成为一种可以系统阐释外宣翻译内在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学科工具。

（一）“元语”同源的认知分层

从定义上来看，两者都是以符号为元语的信息传达。正如文化人类学家L·A·怀特所说，“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11]外宣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自然离不开符号。而文化符号学认为文化是用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符号学系统，是最复杂、最完善、最高级的符号系统，符号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因素。那么，符号作为元语表达方面，两者是有共通之处的。

文化符号学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符号是最基础的元语，符号机制既是信息传达的载体，也是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同时构成了文化的基础。符号信息循环和转化机制作为符号机制的第二种类型，“决定文化内在的或文化间的交流、翻译等”[11]，这为使用符号机制解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各类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援引洛特曼的话，文化是“所有非遗信息的总和及组织和贮存这种信息的各种方式的总和”。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文化就是信息”[11]的概念。一方面，任何信息的流动都要经过符号的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新信息；
另一方面，符号系统依赖信息的传递，同时在传递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新文化。可见在文化符号学中，符号、信息和文化三者密不可分，信息和文化的产生都需要依托符号的元语认知。

洛特曼曾说过：“翻译是符号学意义上的信息交换”，外宣翻译也不例外。外宣翻译通过保存、转换、更新符号产生文化间的信息认知，这种认知是建立在符号元语交流的基础上，与信息和文化皆不可分。至此，外宣翻译和文化符号学皆以符号为元语的信息传输，是一种使用符号进行语言传递和信息交换的过程，整个过程中符号、信息、文化可谓“三位一体”。其一，符号是信息自始至终的元语基础，借助符号实现信息的转化与沟通；
其二，信息又是符号的再次传递，通过对符号的过滤，促进文化的交流，又或是通过对符号的二次筛选，避免异质文化的信息碰撞；
其三，文化的再认知可以反哺信息和符号的再甄别。以“龙”为例，中国文化中的“龙”在古代被视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作为四灵之首，真龙天子常用来形容帝王。“龙”又有谐音“隆”，中国人常常将“龙”与富贵吉祥、五谷丰登相关联，显然“龙”是拥有褒义的符号。然而在西方，“龙”（西方译为dragon）是诱惑夏娃偷吃禁果的罪魁祸首，它是邪恶势力的象征，自然成为贬义的符号。“龙”作为东西方的符号元语，如果摒弃语境进行交流，势必造成异质文化的碰撞，然而通过对信息的二次过滤和筛选进行文化再认知，则有助于异质文化的同质表达，这也是在外宣翻译中将“dragon”改为音译“Loong”的缘由，“Loong”的译文是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符号和信息的再甄别。因此，文化的再识别也是对元符号和元信息的一种再认知。

（二）“文本”载体的意涵分层

从研究内容上看，两者都以“文本”为载体。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化，而洛特曼认为“文化本身就是文本”[13]，在这里文化已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文本”，文化符号学通过观察文化这一完整“文本”的发展和变化历程来挖掘其内在的意义生成机制。外宣翻译作为人类研究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式，通过对文本层的翻译和解读，借助对外宣传的媒介完成对文化的认知，显然“文本”是实现文化认知的载体，这一点与文化符号学颇有同理。

“文本”作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核心的核心，是指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是信息的发生器和存储器。“文本”既涵盖了“看得见”的显性“文本”，又包括“看不见”的隐性“文本”，其信息传递、生成和记忆功能丝毫不亚于飞机的“黑匣子”。事实上，外宣翻译的发展也离不开显性和隐性“文本”。一方面，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所能接受的显性“文本”向国际社会传递国家文化，塑造国家良好形象；
另一方面，当产生较大文化差异时，外宣翻译则更需要借助“看不见”的隐性“文本”，从微观“文本”层面对宏观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再协调。通过“文本”架设文化桥梁，进行话语洽谈，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话语竞争，抢占话语权。在“文本”“黑匣子”功能的影响下，外宣翻译通过信息的传递改变固有的认知习惯，借助信息的记忆功能改变先前的历史认知，从而在信息交流中生成新的文化意义。

此外，洛特曼将“文本”分为连续性和离散性文本，分别由线性和非线性的方式构成，“文本”又拥有着类似人类左脑语言逻辑和右脑形象直觉的功能。连续性文本自身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用于解释自然语言之外的文化现象，如绘画、雕塑、电影、舞蹈等。而离散性文本恰恰与之相反，它把符号作为第一位，符号的组成是单独且有序的，如科学、医学、生物学等。由于两种类型文化的不同质性和差别性，导致文化在交流中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和不对等，这也是文化产生新意义的巨大张力。而在外宣翻译中，往往会出现两种类型文化的叠加，它们可能是相互合作、交叉的，也可能是相互干扰、互补的，“这种信息交换不是简单的意义迁移，而是在以不同方式建构起来的文本之间进行翻译。”[14]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交流都为文化信息的传达和发展带来了不可预知的新意义。可见，文化符号学和外宣翻译都将拥有丰富意涵的“文本”作为文化研究的载体。

（三）“对话”释义的功能分层

从功能上看，文化符号学是一种“对话”交流行为，通过“对话”产生新意义，激发新文化。文化符号学的“对话”理论是在承继巴赫金对白和对话的思维机制以及雅各布森文化交际理论六要素六功能的基础上形成的，“洛特曼将对话定义为各种编码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方法。”[11]这种对话理论是开放的、多语的，并且对话中的“文本”具有创造性，语境具有动态性，洛特曼将之分为“我-我”和“我-她/他”两种对话模式。文化符号学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在动态的语境中不断突破“我-我”“我-她/他”原有的对话模式与认知，创造出大量新内容，产生新意义，激发新文化，这个过程就是“对话”的交流行为。而如前所述，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既然是一种对外传播活动，外宣翻译毫无疑问也是一种交流行为，交流中必然存在“对话”，这种“对话”既依赖于“文本”，也离不开语境，它既可以是独白式的对话，也可以是互动式的对话，不仅有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助于文化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从交流这个功能看，文化符号学和外宣翻译不谋而合。

与巴赫金的对话机制不同的是，洛特曼在“对话”理论中更加关注“我-我”对话理论的研究。洛特曼对话机制中“我-她/他”模式着重于信息的传递功能，而“我-我”模式则突出了信息的创造功能。洛特曼认为在“我-我”对话机制中，信息的发出者不仅是发话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在“对话”的交流过程中，信息发出者不断通过多语文本的传递从而重塑自我认知，进而影响他人感知，这点在外宣翻译中较为常见。众所周知，黄岩岛（译为“Huangyan Island”）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在外宣翻译中，菲律宾作为信息发出者将其英译为“Scarborough Reef”（“Scarborough”一词源于1784年在黄岩岛触礁沉没的船号），很容易让西方国家联想到黄岩岛。同样作为信息接受者而言，菲律宾显然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自我认知，试图通过错误的自我认知来改变他人感知，不过这也彻底暴露了菲方赤裸的强盗行径。“一方面剥夺了申诉由我们首先发现及命名黄岩岛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罔顾我国改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及人名等的相关法律法规，严重损害了我们的主权尊严。”[15]

（四）“化学”空间的阐释分层

此外，文化符号学与外宣翻译存在着阐释空间，两者可以促使文化产生不同“化学反应”。基于苏联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生物圈”的概念，洛特曼认为“生物圈”依赖太阳能产生能量，“符号圈”则依赖符号产生信息和文化。“符号圈”是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符号圈’将文化由抽象变具象、由虚体转实体的重要作用，为人们全面感知和探究文化整体提供了有效路径。”[16]在文化符号学中，“一切看似混沌的符号系统在符号圈中都是有组织的、在不同的层次上受限制的符号构成”[11]，因此有了“符号圈”不匀质性、不对称性和界限性的基本特征。不匀质性是“符号圈”最本质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语言性质迥异，异质语言发展速度和循环量值不同等方面，它解释了不可预知性文化产生的原因，并且认为不可预知性的文化就像雪崩后的雪球，各个都充满了不同的能量，成为促使文化产生不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由于“符号圈”的不匀质性存在着性质迥异的符号体系，在文化解码中自然会出现文化增加和缩减机制，在外宣翻译中亦是如此。外宣翻译中的文化具有多语性，无论从文本还是文化内涵层面出发，任何一种语言的翻译与转换都具有不同质性和不对等性，也就是说翻译只是最大程度的近乎接近目标语意义的文化交流形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成语典故常被用于外交语言上，如“韬光养晦”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成语。而“韬光养晦”常被国外错误解读为“心机重重”，将“中国威胁论”推向国际社会，如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顾问白邦瑞就曾将这个成语翻译成“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直译过来就是‘隐藏力量，等待时机’”[17]。为解疑释惑和消除误解，外宣翻译将其译为“keep a low profile”以规避政治误读和误导，这种译法体现了文化的删减机制，意在产生不一样的文化效果，可见外宣翻译同质文化的不同质解读是促使发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

外宣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人类文化交流和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作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内涵、建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桥梁，外宣翻译服务于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话语权提升，业已成为一种使命化的国家行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外宣翻译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如何将扎根中国的本土文化传播出去，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挖掘外宣翻译的内在意义和文化内涵成为一条必经之路。通过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对外宣翻译文化元素的观照和解析，激发外宣不同符号和编码之间的文化活力，加强文化认同的符号功能。一者，由于外宣翻译文化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具有同构性，译界通过对文化的再识别完成元符号和元信息的再认知，促进外宣异质文化的同质表达。当产生较大文化差异时，借助“看不见”的隐性“文本”对宏观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再协调，架设文化桥梁，进行外宣话语竞争，抢占话语权。二者，借助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文本观”和“对话观”便可挖掘外宣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解除文化在文本传播过程中受信息不均匀性、不对称性双重影响而造成的信息不等值困境，重塑自我认知，进而影响他人感知。三者，借以文化符号学“符号圈”理论生成的文化增加和缩减机制探寻外宣“对话”的内在意义生成机制，产生新意义，激发新文化，减少多语文化的碰撞。一言以蔽之，在外宣翻译过程中加强自身文化体系元素的价值诠释与意涵表达，对于我们思索文化的走向、探索文化建设的途径、寻求不同文化间有效交流与对话的方法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世界一体化格局的影响下，对外宣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外宣传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18]对外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成为连接国与国交流的重要纽带。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是“对欧陆符号学思想的继承与革新、与英美符号学理论的殊途同归、对俄罗斯本土符号学的延续与拓展”[19]。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认为“文化的全部新意与活力产生于不同编码之间的翻译中”[14]，同样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外宣翻译文化的活力也源于不同编码（即符号）之间的翻译。文化符号学的文化阐释功能对外宣翻译研究具有普适性，这不仅体现在元语同源和文本载体上，也体现在功能释义的交流和延伸空间的阐释上。在元语同源的认知分层中，符号是最基础的元语，符号机制可以用于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各类文化的传承；
在“文本”载体的意涵分层中，“文本”既是信息的载体，也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是信息的发生器和存储器；
在“对话”释义的功能分层中，“对话”机制是产生新意义、激发新文化、避免新碰撞的有效途径；
在“化学”空间的阐释分层中，同质文化的不同质解读是促使不同“化学反应”的一大催化剂。由此可见，文化符号学理论与外宣翻译的契合逻辑擘肌分理，不仅是外宣翻译研究可借鉴的理论，也是指导外宣翻译的又一方法论。通过洛特曼文化符号学阐释外宣翻译中文化的内在意义势必产生意想不到的“化学效果”，为进一步深挖外宣翻译的内在文化意义和解释不可预知性文化开阔思路。通过对外宣翻译文化元素的观照和解析，激发外宣不同符号和编码之间的文化活力，加强文化认同的符号功能，在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语境下意欲达到文化“走进去”的效果。

当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符号圈”涵盖的“中心”自我描述、第二模拟系统、“中心”和“边缘”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外宣翻译提供了研究的可能。除了为外宣翻译培育更多跨学科研究沃土之外，在微观文本层面和宏观意识形态层面上，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还为外宣翻译话语竞争体系的架构提供新的方法论指导，通过探析异质文化产生的原因和影响，避免因时代、种族、地域、宗教、心理、社会、历史等差异造成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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