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为国家立法：西方民族国家国歌传统的历史类型学分析

罗宇维

内容提要 音乐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情感表达、认同维系、身份建构、意识形态灌输等重要作用，国歌是其功能最典型的体现。讨论和反思以国歌为代表的音乐和文化象征物在西方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时，需要结合具体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摆脱已有研究中简单化、片面化的分类总结。结合历史，可以将西方民族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歌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它们不仅与本国现代化有着复杂关联，同时也是普遍意义上现代国歌的主要模式样板。

音乐对于现代国家建构具有独特价值，国歌乃最典型体现。作为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民族之歌，国歌肇始于欧美诸国，并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交织。历史学家弗思曾言，“国旗、国歌和国徽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三个象征”，反映了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1]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民族主义研究大家安德森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国歌在现代国家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通过唱国歌，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这种想象的声音，将大家联结在共同体之中[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140页。。就此而言，国歌的确立及传唱，有助于现代国家政治文化认同的形塑。换个角度看，国歌亦可被用于观察一国政治现代化的文化层面，为从整体意义上认识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切入点。

从国歌切入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并不多见。既有的国歌研究往往从单一的艺术文化或社会政治视角分析国歌，或注重某一国歌的歌词内容、曲调旋律等细节元素，或偏向多首国歌的简单分类与评价，相对忽视了国歌作为实在的历史和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实际上，国歌传统是一种现代发明，它不仅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种表征，也是一股推力。本文将围绕这一论点，结合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基本模式和路径，尝试为国歌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类型学的分析视角，重点考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检视国歌在西方五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成及其政治社会功能，进而揭示国歌对于现代国家成长的普遍意义。

国歌传统的形成与西方近代历史中音乐的政治化用途密切相关。在近代欧洲浓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音乐作品作为文化艺术产品也表现出政治化趋势。正是在此过程中，国歌作为一种现代国家特有的典型的文化象征物被发明了出来，并且随着政治现代化在欧洲各国的展开，逐渐被确立为现代国家的文化必需品。简单来说，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西方近代历史中音乐在政治层面的使用与影响。

首先，对于西方近代的上层社会而言，古典音乐本身就包含着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与创作激情。实际上，西方历史对音乐的详细记录和描述，直到近代早期才逐渐形成惯例，我们通常理解的西方古典音乐，其实是一种近代音乐艺术，同近代其他领域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特征。西方近代上层社会风靡一时的歌剧文化便是典型例子。1777年便有法国人记载：“波兰国王愿意花100，000埃居（ecus）观赏每出新歌剧。西班牙在音乐上展现出举世无双的奢侈铺张……虽然在本世纪初俄国还没有苗头，但如今它对音乐的喜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歌剧演唱者的收入比军官还高。”[1]M.Feldman,Opera and Sovereignty:Transforming Myths in Eighteenth-Century Ital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1,pp.5-22.音乐作品的流行和风靡被视为民族和国家强大的标志，到18世纪后期，用音乐来表达爱国情感成为通行做法，人们开始要求将音乐作品与作者、表演者的民族或族群联系起来[2]D.Lowenthal,"From Harmony of the Spheres to National Anthem:Reflections on Musical Heritage",GeoJournal,2006(65),p.6.。此外，剧院为生存开启了迎合时代趣味的改革，并为布尔乔亚提供了类似于公共领域的交流场所[3]M.Feldman,Opera and Sovereignty:Transforming Myths in Eighteenth-Century Ital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1,pp.5-22.。另外，同期的许多音乐剧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观念，对欧洲民主政治进程也有所助益[4]A.Arblaster,Viva la libertà!Politics in Opera,London:Verso,1992.。

其次，对于中下层民众和新兴阶级而言，音乐歌曲和流行歌谣发挥了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主张的作用，其政治启蒙和动员的功效不可忽视。以最典型的近代法国为例，文化史家劳拉·马森曾指出，17世纪巴黎街头歌手演唱和贩卖的流行歌曲中有大量批判讽刺王室的内容，这种歌曲文化构成了巴黎人日常交流和礼仪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5]L.Mason,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1787-1799,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7,fn.51.。大革命爆发后，政治歌曲的文化风潮继续发酵：1789年，法国出现了与大革命相关的歌曲约150首；
1791—1792年间，数量翻了一番（约300首）；
到1793年，共有600首；
1794年是革命歌曲创作的高峰，共有700首。革命歌曲第一行歌词中最常出现的主题包括至上（supreme being）、自由、和平，进攻杜伊勒里宫的日子是人们最爱唱起的日期，国民公会是歌曲中最受欢迎的机构[6]E.Kennedy,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236；
数据来自C.Pierre,Les Hymnes et les chansons de la Révolution,Paris,1904,p.49；
J.Leith,"Music as an Ideological Weap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1966,Ottawa,1967,p.139。。

最后，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发掘民谣来歌颂民族、传承民族精神的做法同样印证了音乐的政治性和政治效用。以英国和德国为例，复辟时期，英国人开始进行各种“英国音乐史”的编纂，将音乐看作公职人员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1]E.Lee,Music of the People:A Study of Popular Music in Great Britain,London:Barrie&Jenkins,1970,p.53.。18世纪，民谣诗歌保存着民族精神、可以教化大众已是共识，诗人和音乐家搜集的民谣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民谣《过去之歌》（Guid Auld Lang Syne）歌颂了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和自由传统[2]W.H.Cummings,"Our English Songs",in English Music,1604-1904,London: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Ltd,1906,p.51.，而在《保皇党人歌曲和苏格兰民谣：1688—1746》中，编者将歌曲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类，现代歌曲26首，以政治为主题的占一半以上[3]C.Macaky(ed.),The Jacobite Songs and Ballads of Scotland:from 1688 to 1746,London:Richard Griffin and Company,1861.。在德国，发掘民谣来保存和发扬民族精神，也是作家和思想家的主流观点：“歌曲热爱大众，它由众人的声音集合而成。”[4]J.G.Herder,"Stimmen der Völker",in Liedern,1807,Leipzig:Reclam Verlag,1978,p.167.民族主义思想家赫尔德直接将民族精神与民间音乐和诗歌联系起来，认为民谣才是保存民族精粹和精神的作品，这种观念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者搜寻民间传统、寻找民族起源的理论支撑，并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传播，成为欧洲的潮流。

“音乐来源于政治，并依赖政治成长。”[5]约翰·欣里希·克劳森：《教堂音乐的历史》，王泰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1页。在近代西方浓烈的音乐政治化氛围中，国歌出现了。根据通行的说法，世界上第一首国歌或为荷兰的《威廉颂》，或为英国的《天佑吾王》。尤其是后者，由于英国近代政治社会的繁荣与先进，成为近代君主国国歌的模板[6]罗宇维：《作为事件和神话的国歌：对〈天佑吾王〉的分析》，《学海》2016年第3期。。当然，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和现代国家民族情感的表达，国歌传统的确立，更得益于大革命。毕竟，在传统政治仪式中，音乐主要发挥象征统治权威和维系权力控制的作用，是自上而下统治的组成要件，尚不具有政治现代性的民主化和民族化特征，而在为西方政治现代化奠基的大革命中，音乐和歌曲被赋予了民主的神圣价值。1791年，J.M.卡佩在写给雅各宾派的信中明确提出通过歌曲传达革命理想和爱国情怀的主张：“将革命的主要特征放进歌词中，并赋予有品位又简明的舞曲旋律。”[7]L.Mason,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1787-1799,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59.1796年出版的小册子《诗人歌词创作须知》更是表示：“人民诗人，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迎合人民。”[8]J.Mongrédien,French Music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ism,1789-1830,Portland:Amadeus Press,1996,p.39.在这种观念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广的国歌之一《马赛曲》诞生了。

西方国家建构的现代化模式带有强烈的示范性和传播性，国歌作为现代国家的外部文化象征，其设立也随着英法等国国歌的确立而具有了这种特质，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传统。“随着民族在下个世纪（19世纪，引者注）的不断出现，国歌成为向民众解释他们归属哪个民族、拥有何种特质、应该为什么奋斗甚至说哪种语言的最主要方式之一。”[9]A.Marshall,Republic or Death!Travels in Search of National Anthems,London:Random House Books,2015,prologue.1901年，乔治·蒙托格耶在搜集当时的国歌并编辑成册后，直接将国歌与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就像有自己的旗帜一样，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歌曲”[10]迪迪埃·法兰克福：《音乐像座巴别塔——1870—1914年间欧洲的音乐与文化》，郭昌京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此外，国歌成为文化象征和传统，还同20世纪奥运会的举办有直接关系，1921年，国际奥委会规定，在为冠军举行颁奖仪式时，须播放选手所属国家国歌，自此以后，这一做法逐渐成为惯例。

国歌是认识反思政治现代化时需要注意的重要政治现象，如何对其定义，是国歌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学界关于国歌判定标准的研究，通常偏重于音乐与政治的两端之一，或从音乐创作出发追溯国歌曲词的出现，或从政治寓意着眼分析国歌的诞生情境。前一类主张被称为创作时间说，即判定国歌的诞生时间是歌曲的创作时间；
后一类主张可概括为国歌条件说，以国歌在政治社会中产生的实际影响作为判断标准。二者之间的分野显而易见，那么，这种音乐的或政治的判定标准是否合适呢？

音乐史国歌研究最常用的标准是创作时间说。照此标准，世界上第一首国歌当属尼德兰的《威廉颂》，有四百多年历史。不过，稍做考据便会发现，这首“国歌”的诞生时间有待商榷。《威廉颂》出现于1569—1572年间，歌词和旋律的创作者和创作背景不尽相同，旋律本是一首法国天主教歌谣，调侃1568年第二次宗教战争中的“沙特尔之围”。歌谣传播到尼德兰后，歌词被改为对带领尼德兰人抗击西班牙帝国和天主教势力的民族英雄威廉-拿骚的歌颂。1578年，歌谣被奥兰治-拿骚家族列为专用曲，至大革命时被禁唱；
1813年，尼德兰王国选择《流淌着荷兰血脉的人》（Wien Neêrlandsbloed）为国歌；
1932年，荷兰通过法案，确认《威廉颂》为国歌。换句话说，《威廉颂》虽有悠久历史，但前三百年都并非其作为国歌的历史。再说，若只看创作时间，最早的国歌当属日本国歌《君之代》，其歌词取自封建时代（公元10世纪）的琵琶歌俳句。但直到明治时期，歌曲《君之代》才在明治天皇的生日宴上被表演，1999年歌曲被日本官方正式认定为国歌。因此，通过创作时间来判定国歌历史，在理论和现实上均存在问题。

国歌条件说强调国歌的政治含义，认为只有歌曲符合特定时期的政治需求和主流观念，伴随着社会政治运动成为民族和公共记忆，拥有具体政治社会意涵，才能被视为国歌诞生的基本标志。国歌条件说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出自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在对《马赛曲》的分析中，伏维尔认为大革命初期内部革命和对外战争两项因素叠加，方使《马赛曲》获得了作为法国国歌的合法性[1]P.Nora(ed.),A.Goldhammer(trans.),Realms of Memory,vol.III:Symb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37.。按照这种分析，伏维尔将《马赛曲》成为国歌的时间认定为1793年11月。也有研究者走得更远，认为1792年10月《马赛曲》就已经成为国歌[2]J.Mongrédien,French Music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ism,1789-1830,Portland:Amadeus Press,1996,p.44.。然而，从官方文件看，《马赛曲》成为国歌的时间是1795年6月，当时国民公会正式通过法案，确认《马赛曲》和《自由之心》为共和国国歌[3]France.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décrets d"intérêe général,traités internationaux,arrêtés,circulaires,instructions,etc.Vol.8.Recueil Sirey,1841,p.234.。

创作时间说忽略了国歌的政治意涵和现代性本质，国歌条件说混淆了官方国歌和民族颂歌、爱国歌曲，并未认识到国歌作为官方指定的文化象征所需要的程序和法律条件，就此而言，官方法定说或许更有权威性、准确度和可操作性，各种国歌集、手册和百科全书也都是根据这种标准来进行罗列的。确实，很多国家就是以官方认可的方式来确立国歌的。例如，美国的《星条旗之歌》便是在经历了政治团体的倡议和国会议员的反复提案后，经参众两院批准，1931年由时任总统胡佛签署法令得到确认；
而在没有成文法的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公共宣传中也明确将《天佑吾王》称为国歌。

然而，官方法定说虽以政治权威规定作为国歌合法性的基础，但回顾历史，政权和统治阶层的更迭与民族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不可等同，前者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对文化象征的重新选择和意义重构，现代国家在发展历程中，还可能会出现不同时期有不同国歌的状况，法德俄便都是如此。此外，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既有以民族和地区作为活动单元的政治共同体，也有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团体、组织和政治单位，在参与国际活动时，后者也会使用指定歌曲作为“国歌”，这种“国歌”的官方性和权威性，当然与独立国家国歌不同。概言之，国歌的判定标准既需要综合考虑音乐史、政治史和现实状况等因素，还要兼顾不同国家和民族特定的政治与历史情况。进言之，为更好地理解国歌并给出界定，理解其生成逻辑和功能作用，要考虑它产生的特定背景，结合西方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路和历史进行类型化反思。

现有的国歌类型划分大致有两条路径：“句法研究”和“质量研究”。第一条路径从旋律入手，将特定的旋律编排视为编码和符号，分析其不同的政治功效，研究者称其为国歌的“句法研究”[1]K.A.Cerulo,"Symbols and the World System:National Anthems and Flags",Sociological Forum,1993,8(2),p.245,pp.260-264.。“句法研究”的基本预设是，作为官方爱国象征的国歌，代表着特定现代国家的身份和特质，是当权者和政治精英阶层权力策略的产物。国歌的目标在于维系特定的统治结构，它是当时当地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之一。国歌的政治功能是进行政治控制，控制的层面可以被细分为国际的、国内的和形式的[2]K.A.Cerulo,"Socio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 Symbol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Anthems",Social Forces,1989,68(1),pp.78-82,p.80.。由于不同国家在前述三个层面上的状况和需求排序不同，国歌会呈现出类型学意义上的句法和符码结构模式，换句话说，不同国歌的编曲会有不同类型的特点与样式。旋律分析侧重讨论旋律和音符以及和弦之间的关系，包括两种类型：基本编曲（basic musical codes）或曰基本音乐句法（basic musical syntax），修饰型编曲（embellished music code）或曰修饰型音乐句法（embellished music syntax）[3]K.A.Cerulo,"Symbols and the World System:National Anthems and Flags",Sociological Forum,1993,8(2),pp.246-248;K.A.Cerulo,"Socio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 Symbol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Anthems",Social Forces,1989,68(1),p.79.。通常说来，前者旋律比较稳定，音符之间的衔接较为平和，带给听众的听觉感受相对舒缓；
相反，后者表现出更加动态的形式，音符之间的跳跃性更强，听觉刺激也更加强烈[4]K.A.Cerulo,"Socio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 Symbol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Anthems",Social Forces,1989,68(1),pp.78-82,p.80.。《天佑吾王》的编曲属于前者，而《马赛曲》则属于后者。此外，政治体对国内社会政治控制能力越强，国歌的基本编曲风格就越明显，政治体越是需要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和效忠情感，越是倾向于选择复杂的带有较多修饰的编曲方式[5]K.A.Cerulo,"Symbols and the World System:National Anthems and Flags",Sociological Forum,1993,8(2),p.245,pp.260-264.。许多音乐学研究也持类似主张。《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将国歌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英国《天佑吾王》为典型的颂歌（hymn），一类是以法国《马赛曲》为典型的进行曲（march）[6]G.Grove(ed.),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词条national anthem.。不过，这种分类已经受到了质疑，一方面，句法分析也适用于国歌以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歌曲；
另一方面，国歌政治功能的实现，除了本身的句法特征之外，实际上更有赖于政治仪式和宣传教育[7]A.Gilboa,E.Bonder,"What Are Your Thoughts When the National Anthem is Playing?An Empirical Exploration",Psychology of Music,2009,37(4),p.477.。

第二条研究路径强调国歌歌词文本的特征、内容以及情绪意向，被称为国歌的“质量研究”。“质量研究”结合特定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类型，侧重分析歌词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归类。研究者区分出三种类型，将其代表性国歌称为元国歌（Ur-Anthem）：《天佑吾王》、《马赛曲》和《星条旗之歌》。凯伦认为，《天佑吾王》“表达了对现状和体制的忠诚”，是一首向上帝发出恳求的祈祷歌；
《马赛曲》的创作源自对共和革命的捍卫和对外敌入侵的抵抗，是爱国主义“英勇战斗”的象征典范；
《星条旗之歌》用国家象征（国旗）来强化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公民宗教情怀，是自我颂扬的模板。此外，三首国歌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天佑吾王》是许多君主国的国歌范本，《马赛曲》则是革命与保家卫国战歌的世界典范，《星条旗之歌》以国旗作为咏唱对象的做法被数十个国家借鉴[1]C.(Kit)Kelen,Anthem Quality:National Songs—A Theoretical Survey,Bristol:Intellect,2014.。

综合两种分类不难发现，即使将语境严格限定在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背景下，国歌类型及其代表曲目的划分归纳也有明显的局限。英、法、美被视为西方国家乃至整体意义上现代国家创作选择国歌时的模范，但仅以三国为蓝本，忽视了现代国家建构认同时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更无视了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现代历史中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的基本状况。由此，某一国家的国歌需要被还原到该国的政治社会史中，作为特定的政治现象进行剖析。

按照格林菲尔德的划分，英、法、德、美、俄的发展道路为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化提供了五种基本模式。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观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用民族性界定现代性”是更加确切的陈述[2]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导言第21页。。在韦伯、格尔茨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这位历史学家建构了一种民族主义观念发展模式的解释框架。她对民族主义内在情感结构的分析，对情感结构外化在文化和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及其影响的梳理，击中了现代性议题的解释核心。恰是在民族性界定现代性的基本视角之下，国歌作为现代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才能得到理解，结合五国现代化道路的实际历程，可以总结出更全面完善的国歌分类。

英国是较成功实现君主制现代转型的国家，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分析将其归为臣民-参与型示范，巴林顿·摩尔关于民主与专制起源的类型学研究认为它走了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并确立贵族统治的典型路线，格林菲尔德则指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成熟民族意识的民族国家。英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路径与模式决定了其国歌的创作、变迁与新时代的遭遇，也反映了作为政治象征的国歌所具有的特质。《天佑吾王》的旋律有典型的赞美诗风格，与现代早期英国的教堂颂歌一脉相承。在通行的标准版中，歌曲采用G大调，演唱时前六小节相对轻柔，到“常胜利、沐荣光”时渐强，到“上帝保佑吾王”时，达到最强。这种演奏方式带给听众从平和宁静到慷慨激昂的情绪递进，强化了听众对君主的忠诚与热爱。《天佑吾王》的歌词强调的是最广泛意义上对君主制的效忠，保证了歌曲长时段的适用性。当然，这种效忠，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效忠，国王不仅要“保王室”“把乱萌一扫光”，还需要“捍卫国法”，从而使“民心齐归向”。就此而言，《天佑吾王》是对从光荣革命到复辟时期英国政治的典型写照，表征了现代英国的政治安排。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件，影响了后来各国政治现代化的方式选择，也是现代法兰西民族与国家成长的起点。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以暴力的方式象征了政治现代性意义上与君主制的永别，欧洲国家对共和国的军事干预，则使这场革命带有对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性质。诞生于大革命风暴中的《马赛曲》原名《莱茵军团战歌》，是由军官鲁热·德·利尔创作的一首号召士兵对抗反法同盟的爱国战歌。从旋律上讲，歌曲采用进行曲形式，节奏强劲有力，旋律优美又富有感染力。这首歌进行曲的演唱形式促进了情感的传达，在行军打仗时，它是强有力的号召；
在民众合唱时，歌曲显得激昂澎湃；
而如果采用独唱形式，则传达出悲壮的爱国主义情感。从歌词上看，《马赛曲》的歌词为这首革命战歌填入了现实而具体的抗争情绪与爱国追求[3]罗宇维：《革命歌曲的法国版本与法国大革命初期歌曲的“革新”》，高国荣、张炜主编：《欧美史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1—103页。。如今，《马赛曲》已成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标志和大革命的象征。

相较于有明确民族意识和领土边界的法兰西，德国在近代早期寻找民族认同和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首先是从界定德意志本身开始的。德意志人从民族文化入手，建构起自己对民族的想象，从18世纪开始，音乐和文学被他们视为“民族骄傲”，通过这些文艺作品，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面貌也逐渐明晰。德国现行国歌《德意志之歌》浓缩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追寻。这首歌先有旋律，后有歌词。旋律是音乐家海顿应奥地利王室对抗法国革命和《马赛曲》的要求，仿照《天佑吾王》所作，本是一首明了简单的君主制颂歌。后来，浪漫派诗人法勒斯雷本从民族利益出发，反对德意志分裂，不认可普鲁士主导下的德意志统一，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的新歌词。一战时期德国军方在报道《德意志之歌》时将其与爱国杀敌、英勇奉献联系在一起，从官方角度确认了其爱国主义的象征意涵，使歌曲首次具备了成为国歌的条件[1]G.L.Mosse,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New York:Howard Fertig,1975,p.183.。后来虽有希特勒时代的扭曲和滥用，歌曲依然居于德意志民族记忆的核心。20世纪末重新统一的德国几经选择，最终采《德意志之歌》第三段为国歌[2]M.M.Feinstein,"Deutschlandüberalles?:The National Anthem Debat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Central European History,2000,33(4),pp.505-531.。

美利坚民族的诞生、成长以及合众国的创立与维系的复杂历史使得美国国歌具有独特的类型意义。《星条旗之歌》应和了美利坚民族意识的成长，它创作于第二次英美战争时期，歌颂了美国对抗英国获得独立民族身份的斗争。歌词作者在见证了对抗英国炮火攻击下迎风飘扬的星条旗后，创作了以旗帜为意象，歌颂民族顽强坚毅战斗精神的诗歌，后又配上一段当时流行的古希腊爱好者社团会歌的旋律[3]P.Gardella,American Civil Religion:What Americans Hold Sacr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154-156;R.B.Ray,"American Poet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Popular"Song Books",American Literature,1959,30(4),pp.503-522.。虽然在许多音乐家看来，《星条旗之歌》不仅旋律难以演唱，高音低音之间跨度过大，而且歌词赞颂武力战争，不适合做国歌。历史上超越《星条旗之歌》被推崇为国歌的歌曲也比比皆是，包括以英国国歌旋律为基础的《美利坚，这片土地属于你》，音乐家索撒创作的《星条旗永不落》，歌颂美国河山的《美丽的美利坚》。但《星条旗之歌》由于其较长的历史、创作背景的政治意义、对星条旗这一美国爱国主义象征的集中歌颂等优点，最终成为国歌[4]"5,000,000 Sign for Anthem:Fifty-Mile Petition Supports"The Star-Spangled Banner"Bill",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9,1930.。

经历过数次革命和政制变迁的俄罗斯有过不止一首官方国歌。由于从帝俄时代到苏联再到如今俄罗斯的基本统治逻辑的改变，以及不同时期民族观念的影响，俄罗斯缺乏长时段、强有力和足够持续的民族身份象征。国歌的选择反映了这个问题的棘手。沙皇希望向西方开明君主制靠拢，在文化和音乐上也努力追上西方的步伐。同西方君主国一样，沙俄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于是有了以《天佑吾王》为旋律，配上俄罗斯语的帝俄国歌《天佑沙皇》[5]T.Troutbeck,J.Barnby,"The Russian National Anthem",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1874,16(373),pp.419-421.。1917年二月革命试图效仿法国大革命的模式与精神，选择法国国歌的俄语版《工人马赛曲》为国歌[6]O.Figes,A People"s Tragedy: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London:The Bodley Head,1996,p.171.。不久以后，在列宁领导下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立场，《国际歌》成为新国歌。斯大林时期，在强化民族政策的同时，当局也动用爱国主义资源来增强合法性，歌颂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以及革命领袖的新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应运而生[7]J.M.Daughtry,"Russia"s New Anthem and the Negoti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Ethnomusicology,2003,47(1),pp.42-67.。后来，赫鲁晓夫因为《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斯大林“渊源”取消歌词，而意欲恢复斯大林路线的勃列日涅夫又试图通过修改歌词来唤醒过去记忆、激发爱国情感。苏联解体后，这首歌先是在叶利钦时代被取消，后又在普京时期经国家杜马表决再次使用，修改歌词后的《牢不可破的联盟》更名为《神圣祖国俄罗斯》，重新成为俄罗斯国歌。

回顾以上五首国歌的历史梗概，对照五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可以看出，选取以上五国国歌作为西方现代国家国歌研究的元类型，主要原因在于，无论从历史观察还是理论归纳出发，这五个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几种基本历史模式，囊括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转型所涉及的复杂要素和现实关联。反过来说，作为现代国家在文化上的象征符号，这几首国歌便因此具有了基本的和类型学上的特殊性。

正是因为五个国家在西方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典型位置和示范效应，这五首国歌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其他国家在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效仿和改造的对象，折射和浓缩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诸多困境与解决问题的尝试。《天佑吾王》是欧洲大陆诸多君主国最初设立国歌的样板，而在大革命中则成为法国革命者们攻击君主制的靶子，美国在选择国歌时也有意避开与这首歌及英国的关联，以确保在象征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尊严。《马赛曲》因其所象征的革命情怀和爱国情绪，在世界范围内被用作现代政治革命的主题曲，甚至曾经被用作苏联国歌。《德意志之歌》则反映了现代国家民族认同建构中的一种典型困境和解决办法，亦即以民族边界来确认和争取国家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对家乡河山的热爱，对传统记忆的援引，对思想怀古之情的激发和对自我认同的强化，就成了最基本的想象构建方式。美国作为现代国家中以公民宗教实现和强化国家认同、维系政治统一的典型国家，其国歌《星条旗之歌》也同样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一方面，歌曲的创作、传播与立为国歌的历史经历都与美国对外争取独立对内寻求统一的爱国激情与民族记忆相呼应；
另一方面，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实际上也机械模仿了美国的这种文化现代化模式，以国旗和歌颂国旗之歌作为自己的文化象征。俄罗斯的国歌历史折射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和抉择，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改革与革命，国家内部局限性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普世认同的张力，在这些议题上，苏联和俄罗斯留给历史的，更多是反思与教训。

因此，以五国国歌为元类型，更重要的理由在于，这些国歌既是各国官方法定的国家文化象征，也从音乐符号的维度为现代国家“立法”，既影响了以歌曲表征国家的仪式性国际化通行规则的确立，同时它们自身也是各自国家建构和维系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与想象的重要工具与历史维度。这些国歌不仅是相应国家现代化历程的产物，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表征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进一步而言，在国歌创作、传播和演唱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同样形塑和维系了各自国家特殊的民族记忆、政治传统和文化认同。倘若将这一过程放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普遍历程中，以上五个国家的五首国歌也具有复杂和典型的意义。在讨论现代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时，安德森曾专门强调过国歌作为现代国家必备的文化象征，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仪式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无论《天佑吾王》对神圣君主的宗教式祝福，《马赛曲》对共和革命的奉献式自豪，《德意志之歌》对德国风景、物产与人的深情歌颂，还是《星条旗之歌》对独立斗争的高亢赞美，抑或是《神圣祖国俄罗斯》回归民族之爱的基本共识，其实都紧扣现代国家在非物质和非制度层面的基本规范维度，亦即特有的历史与政治经济社会特征，所构成的特殊文化传统，对这些传统以立法式和规范化方式加以歌颂，以排他的方式加以确认，并且以仪式化的模式进行唱演，也构成了现代国家特有的文化治理景观。

音乐可以为民族国家“立法”，一首选择得当的歌曲可以成为现代国家最生动有效的文化象征，为现代国家的认同建构与统治维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具体而言，音乐是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放到具体的历史政治背景下，在多层面多维度都可能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与国家建构产生影响，作为现代国家特有的普遍的文化象征之一，国歌更是音乐的政治社会功能的集中反映和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文化表现。对国歌历史的探究、分析与分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性在文化层面的特征，把握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现代化路径，以及文化象征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识文化与政治、音乐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如今，对于音乐的政治社会功能，音乐家和研究者早已达成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也提醒我们，音乐在作为艺术作品发挥审美作用时，更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属性。阿兰·洛马克斯强调传统音乐“给听众安全感，象征着听众出生的家乡，他的宗教体验，他为共同体奉献时的欢欣，他的恋情和他的工作”[1]A.Lomax,"Folksong Style",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9,61,pp.11-12.。阿兰·P.梅里亚姆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出发，将音乐的功效归纳为情感表达、审美享受、娱乐、交流、符号象征、身体反应、实现社会规范遵循、维系社会制度与宗教惯例、助益文化延续与稳定、促进社会整合等十方面[2]A.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p.217-226.。以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为基础，阿达利强调音乐“反映社会构成”，是权力控制的工具[3]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风、翁桂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伯曼将视线聚焦于近代欧洲的民族音乐，认为这种音乐具有三个层次的政治社会功能：塑造民族/国家形象、实现政治动员以及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体化[4]P.V.Bohlman,Music,Nationalism,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London:Routledge,2011,p.88.。

据此，可将社会政治生活中音乐的功能和作用归纳如下：第一，音乐和歌曲从感性层面提供了情感表达的通道和认同依归的路径，满足了特定的人类心理需求，是本质和基础层面的人类文明内容；
第二，带有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音乐和歌曲能够从理性层面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自我与他者的框架；
第三，音乐和歌曲能够促进与维系集体和个人身份认同的构建，影响政治实践，实现社会动员，延续特定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国歌不仅是音乐社会政治功能的集中体现，其历史沿革与发展，还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各自历史政治条件下所走出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其类型特征也是近现代历史中国家现代化路径、民族认同建构方式类型化特征的体现。本文在反思已有国歌研究的基础上，强调国歌的历史政治维度和类型划分，实际上恰是为了证明这一点。1703年，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先驱，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安德鲁·弗莱彻在陈述他对好政府的理解时，赋予了音乐作品极高的政治价值：“让我为一个民族写歌，我便不在意谁来立法。”[5]A.Fletcher,An Account of a Conversation Concerning a Right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s for the Common Good of Mankind,Edingburg,1704.确实，歌曲可以赞颂民族，代表国家，培育公民精神，进而达成类似于不成文习惯法式的政治惯例，恰是在同一时期，西方世界的第一首国歌《天佑吾王》开启了自己的历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国歌是国家政治现代化历程在音乐上的典型成果，是伴随着各国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历史、政治社会事件不断相互作用的能动要素，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国歌的类型、特征与作用，是理解近代历史与当前现实的一条重要路径。国歌成为现代国家文化象征必不可少的内容，并非历史的偶然，许多国家早已明确认识到了国歌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重要政治作用。2017年9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也印证了国歌对于现代国家的政治意义和价值，展现了我国对现代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所具有的深刻的、前瞻性的和法理性的认识与理解。在这一背景下，对世界范围内的典型国歌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研究，既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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